郭建光：李淑媛——16年追问“买路钱”(中国青年报 2007-8-1)

一名普通的人大代表，却极不普通地连续16年提出同样的议案，质疑一条高速公路收费是否正当。有人说她太过较真儿，有人说她蚍蜉撼树，有人说她想借此出名，还有人向她“说情”，请她“不要说”，但她并不理会，因为“我有权知道真相，人民有权知道真相”——
16年追问"买路钱"
2007-08-01
本报记者 郭建光
也许李淑媛算得上是北京最执着的市人大代表了。在她担任市人大代表的20年里，有16年，她都在跟一段40余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较真儿”。每年，她都会提交议案或建议，质疑这段高速公路收费是否正当。
即使是今年1月份的市人代会上，这位63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也仍未气馁，又一次提出同样的质疑。但她的一系列议案和建议似乎并没有影响这条高速公路照旧收费，也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直到今年6月，国家审计总署的审计报告揭开了中国高速公路收费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位一头短发、有些发福的女人，和她16年里的质疑，才终于一起被纳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有人说她太过较真儿，有人说她根本犯不着，也有人说她是蚍蜉撼大树，其力微不足道，还有人说她想借此出名。而她自己则说：“我有权知道真相，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她微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缝，反问道：“如果人大代表不管这些事情，那要我们这些人大代表做什么？”
这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在1988年首次成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总共提出过各类议案、建议200多件，而其中一部分便是不停地呼吁取消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的收费。
1987年，北京市第一条高速公路——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开始收取通行费。起初一辆小轿车起价只收2元，几年后涨到了5元。李淑媛先是听本单位的司机抱怨说，过路费增加了单位的负担。慢慢地，一些车主也开始向这位热心的“李大姐”反应类似情况。她开始留心，抽出时间，四处走访调研。很快，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单位“连10元钱的审批权都在院长手里”，但每年却不得不因过路费多支出六七十万元。燕山石化粗略估算每年因此支出的费用更是达到两三千万元。而一些私人车主日积月累的过路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房山是个资源大区。加收过路费，资源运出去时必然要增加成本，降低竞争力。”作为市人大代表，李淑媛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1992年市人代会上，由李淑媛牵头，房山团的30多名代表联名向主席团提交了对政府的质询案，要求取消收费。不过，质询最终流产：北京市政府和房山区政府达成妥协，房山区每年可从过路费中分得500万元。
“钱从公民口袋掏出来，结果落入政府的口袋。这是什么道理？”这位人大代表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她没想到，自己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持久战”。
最初几年，她和其他代表们每年坚持提交类似的建议或议案，但有关部门始终“不松口”。她转而要求交通部门公开这条高速公路的相关收费数据，让“大家明明白白消费”。不过，她的建议案依旧成效不大。有的建议尽管收到了答复，但对要害避而不谈，而有的建议则干脆连答复都没有。
直到2002年，交通部门才在给她的答复中首次披露：这条公路贷款12亿元，未还贷款8亿多元，经营者首发公司测算，要到2026年才能还清贷款。
“光一个燕山石化每年就要掏几千万过路费，凭直觉也知道这个数据一定有问题。”李淑媛说，这更坚定了她弄清数据的决心。
李淑媛还获得过另一个版本的数据，有关部门称，这条高速公路贷款11亿元，需还款到2029年。两个版本的数据，让她感觉自己“像是阿斗”，于是，2005年人代会上，这位人大代表向北京市审计局提出建议，要求对京石高速的贷款数额、还贷时间以及收费数额、用途等情况进行审计。
3个月后，审计有了结果：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截至2004年12月已累计收费超过17亿元，偿还贷款等款项后还剩余近6亿元，其中4亿多元被转移给了京津塘高速及机场高速的建设。首发公司的经营期限30年,于2029年12月31日截止。
这位人大代表依旧紧追不舍，她认定款项的转移违背了有关规定。按规定，“收取的通行费只许用于偿还贷款和收费公路、公路构造物的养护及收费机构、设施等正常开支，决不允许挪作他用”。
“政府部门应该讲诚信，应该依法行政，对不对？”李淑媛有些激愤地说，她站起身，双手在空中挥舞。
在与这段高速公路较真的10多年里，这位人大代表有时感到气愤。“我为人随和，从不骂人。但对一些官员，我说话比较刻薄。不刻薄不足以表达我的情绪。”
她曾在给北京市交通委的一份“提议办理报告书”回复意见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想把真相告诉老百姓选出的代表，就请把谎话编圆，并统一口径，不要一次答复一个样。”
而她的这种“刻薄”，房山区的一些官员也曾领教过。
一次，房山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淑媛应邀参会。一位官员讲完话后征求意见。作为旁观者的李淑媛“腾”地站起来，指责这位官员讲话太官面文章，水分太多，纯属隔靴搔痒，弄得他“面红耳赤，非常尴尬”。
历年来，房山区人事局任命干部时，总会罗列被任命人的种种优点，而缺点几乎绝口不提。时任房山区人大常委会成员的李淑媛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一次任命会议上，人事部门领导话音刚落，李淑媛就表示抗议说，要是这个人真像人事部门介绍得那么完美，那此人“就可以当总理了”。一句话弄得在场的人事局领导下不了台。
不过，打那以后，“房山区官场的风气有所改变。”李淑媛说着笑了，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
李淑媛的“爱管闲事”和她的“刻薄”一样出名。她的家里经常会聚上一大堆人，向她反映各种问题。有些人甚至会等她到深夜。她把人们反映的问题一一记下，空闲时间去调研，回来后伏案写建议。2002年退休之前，她只能占用自己平时的休息时间。退休之后，她把将近一半的时间用于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这位出身底层，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对“车铣刨磨钻样样精通”的高级工程师，常常被“那些无助的眼神”打动。“我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有责任有义务帮着他们说话。我不能让他们绝望。”她正色道，“只要我们互相帮助，只要我们认真，这个社会就会变好。”
也正是这种“认真”，让她在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上一直穷追猛打。
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的审计结果出来后，怕其他人一时难以理解报告里的各种数据，李淑媛便查阅大量资料，写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审计解读》，并在2006年市人代会上宣读。宣读过程中，有人给她传过来一张纸条，上写：“不要说。”
她没有理会，继续宣读，因为“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建议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没有人能限制我。”
然而事后，她得知这张纸条是区里一位领导传来的，她不禁觉得“很委屈”，哭了。她直接到区里找到这位领导，当面质问他为什么。
“领导说，不能因小失大，要照顾全局。区里的路，还指望着交通委拨款修呢。”李淑媛回忆，她摊开手，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回应他说这是长官意志，是政绩观在作祟。”
事实上，此前也有人找李淑媛“说情”，让她不要再提高速公路的事，但她“一一回绝”了。“我不吃他们的饭，不拿他们的钱。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她的语气平和而坚定，“我不会因为别人手中的权力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因此，直到今年的北京市人代会，这位人大代表依旧没有放过这条高速公路，她再次提议停止京石高速北京段的收费。再一次地，她又收到有关部门一份“答非所问”的答复。
然而事情最近发生了转机。今年6月底，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对收费公路的审计调查发现，中国收费公路在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其中部分公路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高价公路”，增加了社会负担。
北京当地媒体随即纷纷开始了对高速路收费的拷问。李淑媛有了不少同道。另一位市人大代表在媒体上公开质疑北京机场高速超过收费年限，并且还完贷款后已有巨额盈余。一位北京市民今年7月更是高调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诉请京石高速北京段退还高速费5元。
7月，北京市率先出台了《北京市公路条例》，规定今年10月1日起，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应当停止收费。《条例》的出台尽管被称为是对遏制高速公路“收费不止”的一大进步，但舆论依旧对其保持质疑。
李淑媛在《条例》中看不到由人大等机构对收费情况进行监督、预算、审查的规定，倒有“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向市公路管理机构提供收费、还贷、路况、交通流量、养护和管理等有关信息资料。信息资料涉及商业秘密的……应当予以保密”的表述。
李淑媛甚至觉得“商业秘密”的提法有些可笑：“拿我们的钱，还不让我们知道，毫无道理可言。”
看起来，她还得跟京石高速北京段“较真儿”下去。“问题一年不解决，我就一年一年提下去。”这位北京市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表示，即使她不再担任人大代表，她也会委托其他代表继续拷问下去。不过现在，她还没有想好接下来该如何推动事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