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大学高学费的无耻面罩

                   剥开大学高学费的无耻面罩 

       教育问题，每年都会成为两会的焦点话题。2006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对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纷纷发表见解，有关部门自然要做出一些反应。在回应“上学贵”问题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出来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见解：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新华网》2006年3月6日）

      王旭明的这番言论一经媒体报道，就引来了网上人们的口诛笔伐之声，最激烈的，说王旭明的话已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必须向中国人民谢罪。网友们的义愤可以理解，可中国历来没有这个传统，真要让王旭明向中国人民谢罪，其过程之曲折之艰难可想而知。再说，即使谢罪了，又能怎么样？“口惠而实不至”，残酷的教育现状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与众网友不同的是，我倒很佩服这个新闻发言人，并非对他说的话，而是对他敢于说这番真话的坦城与勇气，他并没有象以往的发言人那样用一些大话空话套话来敷衍塞责，而是很可贵地直言不讳，自报家门，道出了中国教育的可怕现状——教育就是消费，消费就是花钱。

       尽管王旭明的发言充满了霸道与荒谬，但我们只要把沸腾的热血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中国的教育现在是不是按消费形式搞的？现实正是如此，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了，钱多的上好学校，钱少的上差学校，没钱的啥也别上；到了上大学更是如此，大款老板权贵们提前就把子女的户口移民到北京这类分数低的地方，没来得及用移民这招的，也千方百计用钱弹让子女攻进名牌大学的校门；而对于穷人们，即便算你考上了好大学，高额的学费也会让你望而却步，甚至演出一些家破人亡的悲剧。纵然你凭分数实力上了好大学，天上人间的大学生活也会让你英雄气短扼腕长叹。王旭明说得一点也没错，现在的上学确实已经像穿衣服一样了，没钱的千万要量力而行啊！王旭明不但率直，而且口才极好，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贴切的比喻，把教育是消费这番道理讲述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我们应该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真不愧是堂堂中华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啊！

       实际上，王旭明的这番话也没什么新鲜的，它不就是前几年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的阴魂再现吗？这两年，各级政府官员都学乖了，见人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把教育当作公共服务产品对待的，于是在正式场合都慎提“教育产业化”这几个字了。而在骨子里，发展教育用的还是产业化的思路与做法。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几年一路迅猛飙升的教育收费，一直居高不下，愈演愈烈。尽管教育部为平民愤，派了5.6万个检查组到各地去查，据说战果颇丰，清退违规乱收费13.2亿多元，还撤职或免职了794名校长，按教育部的行话说是“教育乱收费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我不知道，这“有效” 二字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级学校面前，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这不过是教育“乱”收费的一点，而教育政策允许的高收费却在一路高歌地猛进着。教育高收费的后果已经可怕地显现了出来，大量并不富裕的老百姓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由此造成的灾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它需要几代华夏儿女用惨重的代价去偿还。尽管国家法律明确保障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在高额的学费面前，教育的不平等却触目惊心地存在着。即使这样，教育部门还是一付气定神闲的派头。前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针对当时十分敏感的高等教育收费问题表态说：“高校收费政策尽管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下同）时过一年多，国民经济依然持续增长，人民的收入依然持续增加，这高额的收费想来更是照旧“合理”了。有比较才有鉴别，还是让我们纵横比较一下，看看中国大学的收费到底合理不合理。

       依照纽约州立大学高等教育财政与接近性课题组收集的9个国家1997—1998年度学生和家庭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额显示：在公立学校里，从绝对值看，美国4000美元、马来西亚3515美元、加拿大2668美元、英国1000美元、纳米比亚884美元、墨西哥16美元、德国190美元、肯尼亚316美元。如果按购买力1美元=1元人民币计算，中国高校的学费已是世界第一。高校收费占国民人均GDP的比重，在学费较高的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数据都不超过10%，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关口，5000元人民币的学费已占到60%以上。横比已让人心惊不已，不妨再与上世纪30年代竖比一下。那时的大学，有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类，学费最便宜的是国立大学，如清华、北大等。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第14条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元20元，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体育费每学期银元1元，合计每年交费22银元，宿费全免。清华大学、北平医学院等与北大基本相同。个别的高一些，如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每年40银元。30年代1块银元可以买6斤好猪肉，今天以人民币10元1 斤计，北大当年的学费才1320元。资料显示，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无论跟外国比，还是跟上世纪民国时代比，现在中国大学的收费已经高不可攀，让大部分老百姓不堪重负，让莘莘学子生活得异常艰辛。按理说，面对如此高额的学费，国家总应该帮助老百姓减轻负担，而不应大话什么“教育产业化”，空谈什么“教育是消费”。尽管已经实行了助学贷款，但由于发放的比例小金额少，对困难学生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这方面，美国做的最好。毫无疑问，美国的大学学费是世界上最贵的，现在美国的媒体几乎天天都在叫嚷：学费上涨太猛，超出中产阶级的承受能力。好象高学费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美国的学费是高，但奖学金、助学金也高，学生贷款、打工助学的机会也多。以2003-2004年度为例，美国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学校、私人慈善机构给学生提供的各种资助达到1220多亿美元，而在校学生有1646万多。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有7400多美元，远远超出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而真正得到资助的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平均拿到的钱要大大多于7400美元，因为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并不需要资助。这就是说，在美国上大学，大部分人用不着自己交学费，在这方面，越穷越合适。大部分美国人的高等教育负担，比学费代表的数字要低。（《资料卡片杂志》2006年第2期）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学只知道让老百姓交纳学费，却不能提供让学生安下心来学习的最基本保障，这样刻薄的大学，让我怎么对你心生敬意呢？

       教育收费年年高，年年有人提批评，可就是不见任何形式的好转，这多少让人有些丧气。其实，也难怪大学收费高，如今的大学，那像个学术重地，整个儿一行政衙门，闲人大批，机构臃肿，再加上铺张浪费，如此高的教育成本，倘若不多收点学费，大学就难以正常运转了。有人测算，如果将大学中的非教学人员精简1/3到1/2，则学费至少可以减少1/3以上。降低教学成本，减少大学收费，采取切实有效的助学措施，解决穷苦百姓的后顾之忧，，这些并不是太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们明知可为却不为。上不起大学的老百姓们，你们就认命吧！还是听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劝告，消费要量力而行，钱多就上点好的大学，钱少就随便上个什么都行，没钱就不要享受大学教育这等奢侈的消费了。

      真应该感谢王旭明，正是他的一番大实话，才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产业化的幽灵仍然在中华大地上徘徊；正是他的率性而言，才使我们明白了，在现代中国，大学这样的教育还有好多人消费不起，中国教育的振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