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纪录《中国》的政治风波

 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                                                                                                        安东尼奥尼

   “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随之，全国掀起批判浪潮——尽管大部分基层的工人、农民、士兵并没有机会看到这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更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何方“牛鬼蛇神”。仅当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辑录成一本200页的书出版，大标题掷地有声：中国人民不可侮。

猪与样板戏

    究竟这位国际一流的电影大师犯了什么错误，让“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

   上述社论中，不厌其烦地给出了详细解答：比如上海黄浦江边有万吨油轮，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雄伟壮观，摄影师却从桥下往上拍，“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得到庄严肃穆的表现，摄影机位不断变换远中近景，拍摄大量广场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尤其恶劣”的是，广播中响起样板戏《龙江颂》的唱段“抬起头，挺胸膛，高瞻远瞩向前方”时，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养猪场里的情景：一头猪被劈头响起的高音广播吓得猛然站起，另一头则对着摄影机摇头摆脑。社论说，这是“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

   “我们并不知道歌曲唱的什么，没有人翻译歌词，也没有任何提醒。”《中国》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某次华盛顿公映，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在座，看到这一段时立即起身带着所有随从走了。”

    远道而来的摄制组并不知道革命样板戏与毛泽东夫人江青有什么关联，就像他们也无法理解诸多在中国拍摄中遭遇的“不可思议”。

   比如，他们前一晚约好要拍农村的石头房子，次日发现整个村庄已被白石灰粉刷一新，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他们无意中拍到自发的农贸市场上有人抱着只小猪，却被解读为“有意给中国抹黑”，他们哪里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不允许私下交易的。

   在安东尼奥尼生前撰写的文章中还提到，他曾想去黄浦江对岸拍摄，陪同却非常迟疑，因为去河对岸要穿过一个工厂，必须向工厂革委会请求许可。不到30岁的“眼睛又细又冷”的革委会副主任拒绝了他，即便陪同一再解释这是从北京来的意大利导演。

    “我以为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够了，但这对他们来说不成理由。”安东尼奥尼写道。

   种种诸如此类的隔阂，使安东尼奥尼一行感到“中国”一词像个迷宫，他们无法抓住深层的真实，只能如片中旁白所说：“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

    然而这一目的也被社论大大否定了：“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

拍摄大量“非规定动作”

    “《中国》之所以受批判，一方面因为它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四人帮’想要借机整周恩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说。

   张同道介绍说，安东尼奥尼能获准来华拍摄，周恩来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常孤立，他希望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形象。”

   1970年11月，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次年5月，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紧接着，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形象神秘，谁都想来拍摄。意大利选择安东尼奥尼是有考虑的，他是一流的大师，又是共产党员。当时意共与中共关系密切，容易获得中方的信任。”张同道说。

   果然，中方同意了这一人选，由外交部和广电局发出批文，将官方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摄制组抵达中国。

   拍摄的时间、地点、路线、内容，都已经做了严格规划。陪同摄制组的中方代表，平日有8个，最多时达到14个，负责及时告知导演哪些内容不宜拍摄。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谁知摄制组还是以偷拍、改变路线、拒绝拍摄指定内容等方式，拍到了大量“非规定动作”。

   安东尼奥尼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词：“人”。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每一个中方事先规定好的采访地点，他都把镜头对准当地人的面孔、衣着、言谈举止。那些原本计划被表现的地标，诸如天安门、长城、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等，仅作为活动着的人身后的布景，而这，后来成为“藐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罪状之一。

   他曾询问中方的接待人员：“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了这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解放以后最明显的变化？”对方回答道：“人民。”他以为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却没想到双方对这个词的定义截然相反，一个想表现鲜活的个体命运，另一个希望被表现的则是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

   在如此分歧下，影片进入中国便引起轩然大波。1973年底，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则于12月30日晚上调看了《中国》。

    1974年1月30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其中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同一天，《人民日报》社论发表，铺天盖地的批判开始了。

   远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却不明白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知道的是影片在意大利第一次放映时，在场的几位中方代表对他说：“您带着非常深情的视角看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谢您。”此后，他们却改口了。

   除去对纪录片内容的批判，大量人身攻击的语言也频频出现，安东尼奥尼对此尤为愤愤：“我被指责成一个法西斯分子！我曾与法西斯士兵搏斗过。我想让中国人知道：战争期间，我作为抵抗运动的成员曾被判处死刑。我是另一方的！”

“气死安东尼奥尼”

   “客观地说，《中国》只是安东尼奥尼非常一般的作品，它像是一篇游记，记录了那个年代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张同道说，“但它的价值在于，拍到了中国在组织生活以外的私密空间，让西方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鉴于此前新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空白，此片一上映就引起巨大轰动。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重金购进在美公映权，上映后不但收视率告捷，还被评为1973年的“十佳纪录片”，连尼克松都抽空看了两次。

   “西方的评论分为两派：毛思想的崇拜者认为安东尼奥尼在丑化中国，诋毁社会主义；另一部分西方人则认为他在美化中国，粉饰社会主义。”中国纪录片导演刘海平这样说。他自2004年起着手拍摄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并亲赴意大利三次采访了他。“实际上他只是在记录一个日常状态的中国，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刘海平介绍，两个阵营的交锋在197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达到高峰。这一年，《中国》作为展览的一部分，被安排在威尼斯一家影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意大利外交部长、意中友协的工作人员、警察以及意大利抗议放映这部影片的中国迷们都提出抗议。双年展的官员们以维护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进行抵抗，终于转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当安东尼奥尼走出影院时，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他们高呼：‘你背叛了中国！《中国》是个丑闻！’”

    事实上，中国政府为了消除《中国》长片的“恶意诽谤”，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做了大量努力。

   在国内，几乎每一个他拍摄过的地点都被重新组织采访、见报、拍纪录片。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梁生廷记得，他曾在1974年特意到了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小学，让学生们换上干净衣服，拿着乒乓球拍，人人笑着拍了一组照片。照片后来被刊登在1974年7月的《人民画报》上。这一期同时刊载了被安东尼奥尼拍摄的5个城市的光辉成就与批判安氏的文章。

   “气死安东尼奥尼”甚至一时成为目标。在当时流行的儿歌里，有这样一首：“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而在当时的台湾，据网友小瓜呆撰文回忆，尽管对“左倾”的安东尼奥尼并不熟知，但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台湾用三台联播的方式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学生都要写报告。

    播放时间是在1974年2月2日，这一天小瓜呆的日记上写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爸爸说，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对于海峡对岸的中国人，甚至起到了“启蒙”作用。

“我们一起走，赶快！”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有关部门又谈到了这部电影：《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这一指示，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持续几年的政治风波到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

    然而这一事件的影响无法就此消除。

   安东尼奥尼曾在与中国导演宁瀛见面时提到了尴尬往事：1980年前后，中国一个导演团赴意大利访问，特别拎着礼物去看望他，这让他非常高兴，以为自己被理解了。随后，在他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他远远看见中国代表团的官员，热情上前打招呼，结果官员一听他提起《中国》，立刻率团退场，扔下一脸尴尬的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是爱中国的，没料到片子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件事让他非常苦恼。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再来中国。”刘海平说。2004年，刘海平夫妇到意大利拜访安东尼奥尼，问他是否还想来中国，已经中风基本失去语言能力的老人吐出两个意大利单词，意为：“我们一起走，赶快！”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中国》在32年之后首次在公开场合放映。

   安东尼奥尼因身体状况未能到场，他请好友代致贺辞：“当我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使我感到彻底的安心。”

   2007年，刘海平将对《中国》的追寻剪辑为5集纪录片，其中不仅有对包括安东尼奥尼摄制组、被拍摄的林县村民等采访，还穿插了当代中国现实与30多年前状况的对应。

    同一年，安东尼奥尼病逝。

    无论大师还是大师镜头下的社会现实，都如同刘海平的纪录片名所描述的：中国已远。

延伸阅读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很多空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972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拍摄前后的风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冲突。正如安东尼奥尼所说的，“其实《中国》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安东尼奥尼回顾《中国》时曾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电影笔记
　　
　　中国，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
　　
　　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的过分期待，是非常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
　　
　　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如果不是有着特许，这样的拍摄毫无疑问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他是这样描写自己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的：“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真是闻所未闻的想象力。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也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了未曾预料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系列评论的第一篇。
　
　　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世界确实是不完美的；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通过影片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于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极大差异，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时段，使得这种个人体验似的影像表达成为了被批判和被指责的对象，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压力影片最终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影片之前还加映了安东尼奥尼新片《职业：记者》的片段，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住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在北京举行。安东尼奥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两人为《中国》与中国32年后的“重逢”写来致辞：“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