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公正：看看美国是怎样做的

　　发生在一所大学门口的交通肇事案竟让中国一片哗然。这倒不是因为肇事者在撞死一人、重伤一人的情况下还能十分“淡定”地将粘满血迹的轿车开到女生楼去接他心爱的女友，而是被保安拦下后口竟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这样，原本一次技术上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由于肇事者的张狂引发了互联网对“官二代”的口诛笔伐。更因为肇事者的一句我爸是李刚！，被评论为“史上最牛的官二代”。

　　Google搜索“官二代”一词，记录达到二千四百多万条。“奥林匹克”一词才有六百万条，可见这词有多么火爆！“官二代”充分利用“官一代”所享有的权力、人脉和资源，他们享受特殊待遇，大搞承揽工程、倒卖指标，甚至到了违法乱纪、大发横财的地步。

　　多数“官二代”虽然在与民争食，但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大的新闻效应。但从此次事件的肇事者的狂言中让公众直接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泯灭、对权力失控的担忧和那种唇亡齿寒的恐惧。因为，公众普遍感受到“官二代”的存在直接威慑到公众的生存权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官二代”公子哥的飙车中、在无意中得罪了 “官二代”的尴尬中、在涉及自己前途和生意的竞争中...自己到底会落个什么结局？

　　肇事者作为传媒学校的大学生,本该成为提倡社会公正、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典范。遗憾的是，肇事者长期在家长的娇惯和权力的庇护下失去基本的人性和道德观，居然得出其父母的大名“李刚”比法律还要强悍的畸形价值观，真是咄咄怪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也是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同样也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期，但社会为何没有产生“八旗子弟”或“纨绔子弟”的土壤？为何能保证社会的基本公正？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传承久远而不衰，兴旺发达而不败，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兼蓄世界各民族优秀品质的健康向上、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包容历史、直面现实、拥抱未来的时代精神。只有正视历史和文化差异，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实，才能敢于挑战未知。

　　改革开放后，人们以追求金钱和肉欲为根本，道德和理想很少提及。其优点是：人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极大地刺激了人类遗留下来的动物的本能，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副作用是：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造成了许多社会不公现象。笔者不否认现在中国社会也有在灾难面前大爱无疆、危急时刻舍身救人的感人故事，但那些毕竟是凤毛麟角...与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的那些为富不仁、见利忘义的现象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与中国相反，美国是个宗教国家。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信仰上帝，至少百分之四十的人每周都去教堂。美国的宗教组织强大而又严密，全美共有神学院1500多所，无数的教会中学，教会小学，教会幼儿园。近百家教会专业电视台，数千家教会电台，无时无刻不灌输基督教意识形态。美国人口中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最笃信的清教徒，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中坚。这些清教徒克勤克俭，乐善好施，努力工作，目的是要为自己赎罪。让这些人去贪污腐化或携款外逃简直就是难以想象！

　　除了通过立法和舆论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美国保证社会基本公正的另一法宝就是美国人普遍拥有枪支。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国家，形成美国独有的“枪文化”。尽管枪支的泛滥和管理上的漏洞造就了校园枪击案频繁发生，引发社会批评。但从最根本上讲，正是因为宪法和公众普遍接受“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滥用如防洪水”的传统文化和忧患意识，使得大多数人相信：“如果99% 中的多数人手中有枪，1%中的多数人要持枪胡作非为就必须先考虑99%中的多数人手中的枪。”

　　在中国，正是因为弱势群体手中没有枪，所以才会在征地拆迁问题上处于尴尬地位；而特权阶层手中有权、有枪，而且缺乏相应的监督，难免会出现“官二代”开车撞死人或触犯国家其它法律后只喊需一句类似“我爸爸是李刚！”的话，就可以享受到法律上的特殊待遇。

　　中国的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思想的解放，其重心就是“还权于民”。弱势群体手中没有枪支永远都是处于弱势，“还权于民”如无根之木，无从谈起。近年来的反腐措施不可谓不严厉，政府之决心不可谓不坚决，国家政策、法律条文堵“漏洞”不可谓不彻底，广大民众的呼声不可谓不高。但反腐执行起来如同隔靴搔痒，效果颇有争议。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远远比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造成社会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泾渭分明、严重对立。

　　“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绝非万能；“三权分立”中看不中用；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那都是美式广告吆喝，目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能真正保证中国社会基本公正的前提条件：一是教育，必须使国家的中坚力量和执法人员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这在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枪支，只有让民众手中拥有最基本的生存和自卫权力，让能让腐败官员和“官二代”的行为有所收敛，社会不公才能得到最根本的抑制。

　　（美国田纳西 潘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