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固殡：太行山下，大西洋岸，我的坎坷求学路

·游固殡·
近来“与国际接轨，取消高考”的说法在中国教育界甚嚣尘上。且不论在西方实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招生方法是否最好的方式，也不谈这方式到中国后会增加什么“中国特色”。仅以自己的经历，说说这高考带给我个人的好处，再议一议这“轨”会不会接成“鬼”。
自６岁起在太行山下的小山庄上学，到３７岁从美国的大西洋岸获得Ｐｈ．Ｄ．。与许多当代范进们一样，我的求学路极其漫长，整整３１年。前半段多坎坷，后半程较顺利。这转折正好发生在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２日这一天。这天一大早，经过３０多个小时的旅行后，我从遥远的中国东北一隅的双鸭山来到北京，成为向往已久的一名北大学生。３０年了，我时时在想一个问题：我这智商不高，情商一般，出身低微，山中成长，土里滚大的土包子，居然能一举进入北京大学念书，是否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所“赐予”的“良机”？
当然，纵然借来豹子胆，在下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那已定论的人祸说半句好话。首先声明，第一，无意为文革翻案；第二，痛恨强迫知青上山下乡的不人道政策；第三，谴责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人被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城里人又被分为不同等级（谁敢说北京和上海人与太行山深处一个小县城里的城里人属同一级别呢？）和限制自由迁徙的户籍管理制度；第四，借此为高考张目，为乡下青年抱不平。
其实，我的童年是以吃商品粮开始的，最初的五年是幸福的。先父从军１８年东征西讨，官没当大，钱相对不少。３５岁娶妻，３６岁时生了我。中年得子，娇生惯养，不言而喻。１９５８年，他由四川重庆自军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１９６０年，我刚刚五岁，父亲因救火而致伤，继而病故，母亲带着四岁的妹妹和我从黑龙江回到了原籍老家：一个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中段，狼牙山南侧不远的小山庄。
我的一到四年级小学是在四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的课堂里度过的。记得那四年里换了好几个老师。所有老师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星期六回家种地，常常是周二甚或周三才回来。几乎很少有一周上课满六天的。１９６５年我升入公社里的完小（１－６年级的小学）五年级。那里每个班都有班主任，地理，自然，珠算，体育等课还有科任老师。那个完小，虽不能和多少年后才略知一点的北京的实验，１０１，景山，八一等贵族学校相比，却也是我那时所知道的“天下”最好的学校了。当然，那时我的天足有一个公社那么大。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６６年夏，文化革命开始，虽然学生们每天仍去学校，课却是上不下去了。耗到１９６８年，终于小学毕业了。１９６５－１９６６这一年正是我上大学前仅有的一年“正规”教育。
小学毕业了，中学却并不招生。１３岁的我自然成了人民公社社员，割草，放驴，担水，挖沟，送粪，锄地，收割，样样农活都干。１９７０年，大队里终于办起了民办中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近两年的时间里，时不时地背着书包上学堂，背政治，学语文，唱《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毕业歌》，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偶尔有工业和农业基础知识课以分别取代物理和化学。现在仍记得最清楚的是工业基础课里６Ｂ１３Ａ离心清水泵的工作原理那一节。
１９７２年，初中将毕业，我满怀升入高中继续学业的希望。当时似乎也没有什么阻挡我升学的理由。因为先父的原因，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再论学习成绩，在下可是“天下第一，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那时的“天”足有一个村子大小。况且，很欣赏我的高小时的班主任老师当时已成了高中的革委会主任，他也极力鼓励我上高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是我的红五类身份和那个“天下第一”成了我求学路上的绊脚石。
河北保定地区是文革的重灾区，各级政府都被造反派夺了权。我的家乡当然也不乏照样学样的野心家。我们生产大队的造反派夺权后，急需一个大队会计。我的出身和算术成绩正好符合条件。于是，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许以入党提干当支书，但先要先当几年会计。坦白地说，那个位置是很多人巴不得干的。生产大队对我一家也并不薄，我念高小时每学期２块钱的学费都是大队给我免掉的，以至于班主任老师总不忘提醒我牢记党和国家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期望，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足以报答。但是，和妈妈商量后，我们还是决定不干那个差使。原因是那个大队包括四个自然村，１６００多人，那时的干部与现在的陈良宇们相比，固然是小巫。他们也只能瓜分一年总共只有几百块钱的救济款和近水楼台优先挑选救灾捐献的旧衣服。但已经腐败则是不争的事实。那时和现在一样，当农村干部需要家中有人，能称霸一方，一呼百应，能杀能打。我一个１６岁孩子，孤儿寡母，谁也惹不起。妈妈和我的理想都是让我脱离农村，过上和很多城里人一样的吃皇粮，早八晚五的日子。而继续升学则是“农转非”唯一的出路。当我们把想法告诉支书时，他只有一句话：“不当会计也别想上高中！”果然，当很多同学接到升学通知书后，我的通知书却迟迟未到。我的当高中革委会主任的老师告诉我是当上县党委委员的村支书取消了我的录取资格。还说我的初中毕业政治鉴定有五不：不服从党的领导；不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坚持反修防修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谦虚谨慎；和不密切联系群众。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够可笑的，可当时绝非儿戏。我想林彪四人帮当时对邓小平的诬陷也不见得就比这严重几多。连我的那位当中学革委会主任的老师也不敢为我这“五不分子”说情了。
妈妈自然是先找支书，不行。又托人找人，哭诉哀求，带着先父的兵役证转业证烈士证，八一独立自由解放抗美援朝等军功章，从村里到公社，由区到县，到处都说“他爸爸为国家流血流汗１８年，抗日打老蒋，抗美援朝，开发边疆，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能上学”。我们的确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同情又有什么用，它又不是权力！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做法真是事倍功半。那时，送给那支书１００块钱，铁定把事情摆平。但我们那时哪有当代国人这样高的“智慧”！徒劳一场之后，我还是不得不又变成了全职的公社社员，也准备脸朝黄土背朝天混一辈子了。
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在湖北地质队工作的舅舅回家探亲，问起我在干什么和为何缀学。最后还是他设法把我安排到那个地质队所在地的鄂西北郧县鲍峡区的中学插班入高一念书。在我离开老家时，外祖父告诉我：“南方才子，北方帝王，南方人聪明，你要好好学习才能赶上他们啊”。外祖父的话的确给了我不小的压力。我是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到川鄂陕交界的郧县鲍峡的。一到哪里，我就恶补数理化，以免在聪明的南方人面前丢北方人的脸。其实，很快我就发现，那种担心是多余的。鄂西北既非文化上又非地理上的南方，大部分的湖北人也自认为是北方人。再者，那里是神农架的支脉，山比太行山还要大。无怪乎有个从武汉下乡到那里的知青给家里写信描述说：这里“大山夹死，老虎吓死，看不到电影闷死，拉不出屎来憋死”。
再说我的那个中学，有很多是高中毕业的老师教高中。那个学校也被几个造反派搞得乱七八糟，大部分时间是学农，文化课是糟之又糟，比我们村的农中强不了多少。由于自学了大部分高中课程，入学后很快老师和同学们就发现我并不像没有读过高中的。甚至我的班主任曾ＸＸ还打报告说我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才重念高中的，要树我一个白专典型。有个老师告诉他我在自学，可那时鬼才相信有人居然还自学数理化呢。
无疑，我是带着深深的自卑来到湖北的。更使我自卑的是，我的周围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因为那是一个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地质队，５０年代以来，国家倾国力发展国防工业，核工业更是集中了中国的顶尖人才。那个地质队上大约２／３的人不是大学生就是中专生。我是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他们面前，我的知识显得极为贫乏。此外，在那“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山沟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做，乒乓球盛行但我连一个１０岁的小女孩也打不过。我的一切娱乐也只能是看看书了。高中课本里那点东西是经不起每天自学的。不同版本的高中教材，湖北的，河南的，湖南的，河北的，很快都学完了。周围的人建议我自学大学课程。还有个原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叔叔送来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和附带的有２７２７个习题的习题集，舅舅也在北京的旧书店里买来了苏联人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教程”。我理所当然的尝到了自学的甜头：舅舅在外吹捧我，他的同事们送来了各种大学教材和他们节省下来的粮票（我的户口仍在河北农村，舅舅和我俩人多靠他一人的４３斤粮食定量吃饭）。我除了多做几个定积分偏微分方程习题外，无它途以报。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对那鄂西北的大山怀有感激之情。假如当时我去了诸多诱惑的北京或上海，我还能考上大学吗？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总之，周围环境促使我发奋自学。
正是从１９７３年起，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学迷。首先，１９７３年春，邓小平给老人家写了“永不翻案”的信而恢复了工作。教育是邓大人首先要重点整顿的领域之一。有传言说以后大学招生要通过文化考试。而１９７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录取的确是有了推荐后再考试的程序。当时也有许多人猜测很快就会从高中生中直招大学生。当然，此议因“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捣乱而最终无法实施。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我那个造反派班主任曾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讽刺我说：“我们这里也有反潮流小将张铁生所说的那种大学迷，不和工农兵相结合，不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你要上大学，我看你上太学吧！”的确，我的求学路上曾有不曾理解并破坏的人。我可以原谅其他所有人，唯独至今对这个人耿耿于怀。我１９７８年暑假从北大回家，正遇村里抓打砸抢三种人，也有人曾鼓励我去控告那个村支书当年迫害我这未来的国家“栋梁材”。我拒绝了，我想我不应该岢求一个大老粗理解我求学的愿望。而我的班主任老师曾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过，也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难道他真不明白，为人师者应鼓励后人向学而不应泼冷水？我至今为他悲哀，不肯原谅他。
“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捣乱给我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更大。它彻底打掉了我直接升大学的一点希望。而我的户口仍在河北老家。高中毕业后，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我将不得不重回老家务农。为了避免回老家，１９７３年夏，我曾到黑龙江先父生前单位探索重回东北的可能性。那里已经改编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很多正职干部都是清一色的现役军人。父亲先前的战友们同事们，少数也已逝去，很多已调离，而大多数则是无职无权或有职无权。由于很多从农村来的“盲流”通过他们的现役军人亲戚到了建设兵团，兵团的大门也不是对谁都敞开着。等了两个月后，事情毫无进展。我重回黑龙江的努力看来也非一日之功。再加上暑假已经结束，有人建议我先回湖北完成学业，再闯关东。我亦认为一纸高中毕业证书也许对我以后升大学非常重要。因而，我又回到了湖北。
此次东北之行，使我又一个喜出望外的收获。那就是，全国不少顶尖大学都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招生。１９７３年，３师２９团的招生表上就有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北医，北外等院校。相比之下，湖北那个二机部地质队则只有两个成都地质学院三系（放射性地质）的名额。此行无疑坚定了我再闯关东从建设兵团曲线上学的决心。
１９７４年５月，刚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的我，又登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应该说，我此时是怀着上大学的“野心”去建设兵团的。也正因如此，到边疆建设兵团，对我这个到处受到“修理”的土包子来说，是上天堂，而非很多知青所认为的是下地狱。天堂地狱从来都是相对的。几经周折，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我的户口迁到了黑龙江。为了容易被推荐上大学，避免未来与“水准较高”的团部机关知青竞争，我自己要求到了全团最边远的连队当农工。从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３师ＸＸ团１４连３排１班的军垦战士。
因为是个大学迷。我自然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推荐上大学的程序和运作。那时，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是推荐上大学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要上大学，还要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政审，体检等等。由此看来，并不是最应该上大学的人就能上大学。首先，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被排除在外。其次，那时相当一部分招生名额是对口招生，即北京的某些大学招生名额只限于北京知青，上海的则只招上海知青。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城里人下乡后，可以病退，可以困退，没病不困找关系开假证明也可以退回城，上大学也优先。可那些在泥土里滚大的当地人，他们能去哪里？那种城乡差别，地域歧视，即使在文化革命中，即使在那遥远的中国东北角也依然存在。
当时我对“形势”的分析是，大学招生已进行了三四年，到了１９７５－１９７６，文化基础较好的老高中们要么已上学走了，要么已到了或机关，或学校，或医院；要么已“超龄“，结婚生子；要么是“永远”不让翻身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他们大都已对上大学绝望了。而绝大部分年龄稍小的知青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他们对上大学本身并不感兴趣。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将上大学作为返城的最佳途径。每当招生名额下来时，很多知青到处“活动”，或给干部送礼，或请客拉票。时常看到为了拉票，朋友反目成仇，拳脚相向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上大学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虽然听说并也亲眼看到有人走后门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但群众推荐在我所在的连队则是认真实行了的。我所在的连队共有农工一，二，三，机务，基建，后勤６个排。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以排为单位进行，并非每人一票，而是一排一票，类似美国的选举人制度。推荐会常常是以起哄的方式进行。一般情况下，有人说：“我推荐ＸＸＸ上大学，他（她）劳动积极，能吃苦，政治学习认真，坚持扎根边疆，与工农相结合。。。”等等，这时如果有几个大嗓门一起喊：“我同意！”。其他人即使不同意，假如不关自己的事，也就认可了。这样的推荐，往往是每个排送的都是自己排里的候选人，极少有人能获得全连范围的绝对压倒多数票。这时连党支部就有最后的决定权。例外倒也是有的。有的排里并没有候选人报名而必须推荐其他排的候选人。这样的票源则是最关键的。因为，得到了这样的票就很可能是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像美国独立选民的票一样。谁说中国没有民主？３０多年前我们就实行过民主了！
要想获得群众的推荐，既不能完全隐瞒上大学的愿望而让人们认为此人报名上大学纯粹是凑热闹。又不能表现的太着“迷”以至于让人们认为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为了上大学的表演。我本来就是一个另类。我这外地乡下人的出身很容易被当成“盲流”（东北对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人的统称。我从骨子里恨这个词，因为它常被错写成“氓流”进而让人联想到“流氓”）。而“盲流”则满足于待下来娶妻生子，是真正要“扎根”的那类。我必须要比城里人更向往书本，比当地人更能干活。当然，前者在当时是不难做到的，我也很快成为那个小天地里的文化上的“佼佼者”而常常被从农田里叫走为探亲晚归的知青教师代课，替劳动模范写报告，和外出调查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专案”。对于干体力劳动，原来想象也不应很难，因为我是从小在土里滚爬长大的，镐铲锹镰，锄钎杖叉，十八般农艺，倒也使得。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老家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仅一亩地而已，生产队的劳动都是“磨洋工”，是不大可能累得着人的。建设兵团就不一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听来似乎没什么，冬天倒也的确真好过。但到了夏天，那就惨啦！那可是北纬４７度啊，中国的最东边。夏天天气极长，早上３点１４分太阳就冒出来了，而晚上９点了那厮还赖在西边天上不肯离去。我们一天在地里吃四顿饭，工作１６个小时以上。田间休息时，倒地便呼呼入睡。那时做梦也不曾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为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而苦恼。
我所在的连队仅５０多个农工，却耕种１２０００多亩地，只有六块，平均２０００亩一块。每块都是一眼望不到边，拖拉机单程都要走半个小时，以至于司机睡着在行走的拖拉机里而翻进路沟里的事常有发生。夏天锄地挺着锄头连推带踩，倒也可以蒙混过关。收割就不同了，小麦谷子略好对付，最可怕的是割黄豆。不说那豆荚尖扎手，一副５毛钱的线手套不到１０分钟就磨破了，而我们一天才挣一块两毛五分钱哪。只讲那豆秸根部有小手指头粗细，又是木质，不用力气是万万奈何不到它的。低头弯腰挥镰，左手拉，右手砍，一气半个小时，抬头一看，只前进了几十米，不见多大进展，地那头的那片桦树林仍是不见踪影，而与我竞赛的当地青年大乔已超过了我一大截。正是另外一次割小麦，我带着重感冒上工与工友大乔比赛，累成与我终生相伴的腰肌劳损，几年前核磁共振检查诊断为椎间盘破损，此乃后话。
为了尽早上学，我也曾放弃了调离农业连队当老师和入党提干的机会。因为换一个单位就要重新建立从群众到领导的认可，而提了干上学则需要师干部科的批准。就是这样，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建立了“群众基础”，也获得了领导的青睐。１９７６年，我已具有两年的“实践经验”，并且还真结交了好几个肯在各排推荐会上为我助选呐喊的铁哥儿们。万事俱备，只欠招生了。
１９７６年，的确是个多事之秋。对国家对我都是如此。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不讲总理逝世，也不提那“四五”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了历年招生名额都会及时下达的７月份，招生的消息还是杳无音信。接连听到的是唐山地震，老人家归西，四人帮垮台，“英明领袖“登基。我暗自猜想，京城里的大人物们大概在为中国如何“按既定方针办”而操劳，暂时顾不上我们这些千里之外的大学迷吧。国难当中，我就再牺牲一年吧！
正准备在失望中度过１９７６年时，大学招生的消息还真下来了。当时真是又兴奋又紧张。可很快又被失望所代替。翘首以待的分到我们连的唯一招生名额竟是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可我的理想是当数学家呀！要知道，我的不知天高地厚要当数学家是由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和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教程”引起来的。当时还真不知道这些微积分数学分析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浩浩数学殿堂的“小儿科”。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政治专业，或是内地一个学校，或是东北一个好一点的大学，我也丝毫不会犹豫的。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年会是怎样，可多一年的兵团生活意味着再流多少汗水我是再清楚不过了。经历了那末多的政治运动后，我的确自认不是个吃政治饭的人，更不能教别人如何玩那玩意儿。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个机会。
１９７７年一直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一是怀疑１９７６年的机会是否应该放弃。更主要的是不知１９７７的大学招生会是如何。自夏天开始，恢复高考的传闻不断，而且越来越具体。终于新闻联播和各报都报道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决定。消息传来，人们欢呼雀跃。各色人等，跃跃欲试。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复习资料，一时灸手可热，洛阳纸贵。“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真要去应试竞争那百里千里挑一的机会，可也真有些紧张。我大概知道与周围的人相比如何，但我是在那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我周围的人能代表全省乃至全国的水平吗？这种存在于准备高考全过程始终的心理，大概与那年代走过来的朋友们也无二致，不必费笔墨了。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是黑龙江省高考的第一天（全国统一考试大概从１９７８或者１９７９开始）。那天大雪纷飞，但应考的人们很早就来到了位于团部中学的考场。第一门考数学。坐在秩序井然的考场上，感慨万分，亢奋而紧张。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花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看清试卷上的考题。尔后渐入佳境，两天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四门（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总分应在３３０－３５０之间，一个定积分加试题也撞倒了我的枪口上。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考题极为简单，语文考题里居然有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应该会的汉语拼音。这样的考试能否区分出考生的差别来吗？我能“脱颖而出”吗？考试完后的第二天，很多考生到团部招生办改志愿，自然大部分人是往低里改。当我把我的考试情况告诉好友上海知青华志达后，他认为我应将原来填报的南京大学数学系和天文系改为北大。由于北大数学系１９７７年未招生，填上了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至于那是干什么的，当时我是不清楚的。
把可以做的事情做完后，估计高考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才会下来。烦躁的心情难以冷静下来，大冬天连队也不太忙。我买了车票，回关内探亲是假，探听情况是真。所到之处，到处是对高考的议论。全国风气为之一变，大学迷再也不是见不得人的秘密。我的谈吐使很多人认为我已经到了为上学而神经质的地步。到了天津，建设兵团同事小马的姐姐告诉我她曾参予天津市高考语文阅卷工作，自然提起高考试卷上的诸多笑话。看来大城市里的人也未必高明到哪里。文化革命对全国教育的影响可见一斑。
１月２６日，在湖北安陆听到介绍全国高考招生情况的新闻联播，讲了此次考生质量是如何之高，又专门提到在广西和黑龙江的招生，说北大在黑龙江的招的新生考分最低的居然也有３１６分之高等等。各种官方的和小道的消息都使我感到多年的愿望就要成真了。我要赶回黑龙江，和我的昔日“战友们”一起度过最后一个春节。
大年三十，我到团部一下车，就被人们的热情所包围。我和本团的另一个佳木斯知青同时被北大录取的消息已由师部电话通知到团里，并已传遍全团。那个春节，虽然辽阔的原野上仍是冰天雪地，我也因尚未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而忐忑不安，然而，我感到的到处是春天般的温暖。熟悉的不熟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邀我家中共度春节，豪饮庆贺。有的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盲流”居然用上了“祖上积德”这样朴素的语言。也有先父的老战友老同事对我说：“你爸爸要健在，你就不会这样了”。大年初三，本应休假的团部邮递员在寒风中驾摩托５０多里路，专程送来了那印着“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红字的棕色牛皮纸信函。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２日，正好是我的２３岁生日。这天一大早，洒泪告别了那６块吸纳了我四年汗水和希望的１２０００亩肥沃的黑土地，我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向往多年的人生又一程。此后，四年寒窗，考硕攻博，西藏科考，大西洋钻探，虽然小挫折时常伴随，１９７７年高考后的一切与以前相比，尽属坦途，此乃后话。
进入北大后，发现７７级的大部分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也有当过生产队长，农村支书的像我这样的土包子，而在校生则是凤毛麟角。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在中小学教书或担任文职，机遇机遇，是有准备的头脑当与机会的遭遇。我们当中，文化水准的差异是存在的，但不以年龄或地域，城里或乡下背景而分野。因为复杂的经历，我们当中鲜有以生长背景而遭歧视的情况。我们都是幸运的，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不幸的同辈。
３０年来，我时时在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断全国数千万城市青年的学业，我这土包子有资格和城里人竞争那仅有的９００个名额，考上北大吗？３０年前的那次高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在低水平上公平竞争的机会。可吾类的幸运是建立在多少吾辈的不幸之上！我等是否算吃了“人肉馒头”？几千万知青在本应坐在课堂里的年龄，远离父母亲人，在遥远的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不仅“磨了一手老茧，滚了一身泥巴，洒了一腔热血，炼了一颗红心”，而且还积了一身伤病，误了一生前程。更可怜的是那些女孩子们，除了因不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她们中的一部分还曾受到另一种骚扰。“该读念书时送乡下，要生娃时给结扎，身强力壮逼下岗……”。我时常在想：知青朋友们，党和领袖欠你们的。你们虽然有时也说“青春无悔”，但你们的人生轨迹应该更完美的呀。
一个无时不在困扰我的是中国巨大的且日益加剧的城乡差别，又以教育上的城乡差别为甚。１９７７年的高考，除了少数人因出身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外，总体是公平的。此后，教育资源的分配加速急剧向大城市倾斜。高考的恢复首先导致城市里教育质量的迅速极大提高，广大的农村教育则因为资源的限制和分配的不合理而提高缓慢。１９７９年后，农村考生就极难与城市考生竞争了。他们难以受到城市考生的教育水准而考得高分。即使他们中的极少一部分考得一样的高分，由于大学招生名额分配的极不合理而无法进入他们该去的学校。例如，前几年北京上海的考生５８０分可进北大清华，而外省市考生６３０分仍被拒之门外，无怪乎外地人把京郊的房价炒得那么高，原来他们是要分那本来属于他们的一杯羹啊！
近几年实行的推荐优秀高中毕业生免试上大学的做法更令人担忧：北大清华肯定有北京四中，１０１，八一，师大附中等名校的保送生，不知它们可肯接纳从沂蒙老区，大渡河边，安塞窑洞，井冈山坳推荐来的农民子弟？在深山老林里，甚至在那“流窜”到城里，在千万元豪宅建筑工地上一天辛苦劳作１５小时甚或更长而又倍受歧视的当代民工群里，多少人聪明过我类，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和资源瓜分那本应属于每个中国人的大饼。
与哈佛剑桥牛津耶鲁等西方私校不同，教育部是全中国人民的教育部，北大清华等最好的学府是全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堆起来的。教育资源极度向城市倾斜的政策既不公平，又有害国家，它伤天害理，埋没人才，也是“打造世界名校”的障碍。
“与国际接轨，取消高考”？以目前中国的国情，假如高考被完全取消，不难想象西方大学的综合评估在“中国特色”的土壤里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怪苗。中国名校的管理人员能顶得住首长的条子，求助者的贿赂，还有那司空见惯的“潜规则”？２００６年冬，我在中国某高校亲眼所见保（送）研（究生）当中的父母亲朋全出动，差学生挤掉好学生的事例，又听到这情况是司空见惯。不由我不想，假如高考取消，代之以推荐，北大清华等校园里还能见到贫寒子弟的影子吗？高考诚然不完全合理，但它最接近公平，对国家民族甚至高校本身也最有益，特别是针对目前中国的国情。对于弱势青年来说，毕竟高考是仅有的少数几条自己可以选择和控制的道路之一。假如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我名落孙山，我当然可以归暨于四人帮的干扰，文革的破坏，但我更会分秒必争，拼命挤上下班车。高考正是个人与国家利益的交叉点。高考不可万岁，也应百岁吧。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