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与飞天有关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省部级干部的人事变动，像夏夜流星经天一样寻常。但1985年7月的三位省部级干部的工作调动，却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

    ——胡锦涛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调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温家宝从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看，如果可以说第一项变动是“空降”，从中央到地方；那第二项变动便是“飞天”，从地方到中央；第三项呢，更像是“登山”，从地势较低较边缘的中央机关，登到地势更高更中央的中央机关。

    不过，朱厚泽的那次飞天，不是他的单独飞行，他有一个领航员，胡耀邦。朱厚泽一到北京，领航员就把他领向海滨，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在开往那“一片汪洋”之地的列车上，胡耀邦问朱厚泽：

    “怎么当宣传部长，想清楚了吗？”

    新任宣传部长回答说：“不仅没有想清楚，从哪儿开始想也不知道，”这是朱厚泽一贯的个人风格，说话真诚，清晰、简单而透彻，从不先意奉承，巧言令色，或拐弯抹角。

    总书记笑了：“那好吧，到北戴河听几天会再说吧。”

    听完几天会后，再也没有说。据朱厚泽后来（1987年1月10日，当时北京正在降落入冬以来的第4场雪）对我说，当时的会见只有5分钟，那5分钟是他在中宣部长任上，总书记唯一和他单独会见的5分钟。在朱厚泽和我见面18天之后（1月28日），他被解除中宣部部长职务。朱厚泽本人可能也不知道，在与总书记同行的5分钟飞行，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在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的处境相当困难。反自由化是会议的主题，主导的意见是反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耀邦没有怎么讲话，但他要求朱厚泽发言。朱厚泽讲了大约10分钟，会场鸦雀无声，胡耀邦则笑着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亮相来啦！”

    在两年后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会议上，那次会议和朱厚泽的那个发言被再次提及，朱厚泽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他本人找不到那次发音的录音，但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发言前准备的要点，在10分钟的发言里，他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只要社会主义赶不上资本主义，这个思潮总会有。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绝迹，也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泛滥。他谈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名字从英文直译就是“15分钟”，写的是一个名侦探从人生顶峰的滑落。在英语语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5钟”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意思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自己闪亮的时刻。与总书记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一生没有别的闪光点，他其实把阴影留给了自己，把自己更亮的闪光点贡献给了他执掌的部门和改革事业。如果写他当部长的那个部门的历史，陆定一、胡耀邦和朱厚泽必定在册，且标示里程，而“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工作方针则是它最有时代特征的亮色。

    朱厚泽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外松内紧，或表宽里窄，对“三宽”，他自己身体力行。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后果，是把人都变成“单面人”，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扩大再生产双面人。不肯双面，是朱厚泽人生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钙性难移”。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1986年5月到上海和武汉考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者的畅所欲言，才思敏捷，会议气氛的融洽和谐，让朱厚泽十分欣慰。到了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谈反自由化，谈反精神污染。朱厚泽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上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

    这种爽酷个性，让爱他的人铭心，恨他的人刻骨。同年9月，他考察广东，听过他演讲的一个年轻干部说，朱厚泽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说家，他思想开放而不失分寸，语言幽默而态度持重。朱厚泽知道总书记需要他做一个战士，做战士的后果，他也心知肚明。就在广东考察期间，他对他的秘书说：“我随时准备卷铺盖回贵州老家。”这次他真的回贵州老家了，永远地回，但他这次带走的不是铺盖卷，有青山可枕，蓝天可盖，他已经不需要它们了，他带走的是爱他的人们对他的绵绵思念。

        1987年1月1日，我请我们办公室的方兆祥（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朱厚泽的秘书王诚德及夫人到沙滩我的寓所喝几盅酒。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诚德说，他的心在流泪、在流血。一直开着的电视上在演杂技。老方说，杂技演员非常辛苦。他认识安徽省杂技团的演空中飞人的姑娘，摔成了脑震荡。诚德苦笑了一声，“搞政治的人，有时也像空中飞人，原先说好那边有人接的，不知为什么突然灯光一变，那边没有人接了……”。王诚德大概指的是朱厚泽。其实，我知道，不是答应接的人不想接或不敢接，而是他自己也没有人接了。这就是在空中飞行的风险。

    其实，他和他的领航员胡耀邦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才子，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他们都重审美感，轻胜负心。瞿秋白在其遗著《多余的话》里写道：“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有一个朋友说，胡耀邦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恩赐。像他们这样的人进入政治，对这个国家和老百姓是件幸事，但对他们自己肯定是一种伤害。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民族需要两种人，天上的白云和地上的桥梁。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楷模，地上的桥梁是攻城拔寨的英雄。没有前一种人，一个民族将成为一群耗子，生存能力可能很强，但萎缩在阴沟里；没有后一种人，一个民族到不了风景独好的彼岸，有可能像优美高贵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一样，瘸腿少胳膊地进入博物馆。在我看来，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带着他自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飞天，被卷入时代风暴雷电，虽然如今挥手向我们告别，但他毕竟存在过，飘拂过。让我用一首写于1990年的小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又一个黄昏把窗前景物并入永恒

万古如斯的古铜与宁静

一只喜鹊从远古飞来

缓缓抵达我的眼睛

她飞过窗外那一小片蓝天

好像没有留下一点点翅痕

但我总觉得这片天空有点异样

它毕竟感受过一次飞翔的生命

此后无论多少狂风暴雨

也擦不掉这次黄昏时的飞行

再过一万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一只喜鹊飞过这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