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娱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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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娱乐时代

【黄浦新陈】

陈迎竹 (2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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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整个社会商业的勃兴,中国娱乐业正在崛起,这不仅从电影和电视节目数量上来看是如此,在内容和品质上也快速摆脱过去僵硬和老土的格局,特别是电视综艺节目。

  虽然距离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包括内容形态、呈现手法等等,可能还不能尽如人意,有新意的节目也不广泛,但仅仅在十年之间,少数媒体已经能够走出去与国际媒体进行形式与创意的合作交流,跨步之大确实让台港制作人都感到心惊胆跳。

  以最近在上海创下历来最高收视率的“中国达人秀”来说,吸引观众眼球的不全在于形式,更在于其内容的无可替代性。从最初到最终,一个个寻常百姓所讲述的是最最本土化的故事,从可悲、可叹到可喜、可感,都带给观众或高或低的情绪吸引力,纯粹因为它真实。

  股市有所谓借壳上市,在电视娱乐节目里,中国百姓则是借了“达人秀”的壳,向全国献出自己的面子和里子;电视台则是借了英国创意人的壳,写出中国百姓的寻常故事。

  其实台港制作人的创意也多来自日本和欧美。电视节目的创新并不容易,而比较受欢迎的节目必然是在形式之中有独到的内容,其中包括主持人、嘉宾等等的语言与临场发挥能力所创造的现场气氛,这一点,“达人秀”里的评审周立波居功不小。

  娱乐节目成为社会话题或者关注焦点,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稀奇,一来知识水平较高的社会普遍上创新能力也较高,容易产生特出的娱乐内容。其次,先进国家普遍已经进入后现代化,威权消失,社会严肃课题或者政治不外处于“三无”状态:无虑、无奈或者无解,于是民众在相对透明的环境里知道国家社会制度依然正常运转,娱乐也就和工作、家庭共同成了生活重心,甚至是主要活动,而娱人娱己的产业也蓬勃发展,因应人类的情感需求。

  这种现象被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达加批判,认为一切公共事务的内容都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以致娱乐竟成了当代美国的文化精神,一切都甘心成为娱乐的附庸,美国人最终都要“娱乐至死”。

  娱乐节目在中国走红或掀起热潮,在一些严肃的学者看来也是隐忧,不过中国的现象与美国相反,娱乐的崛起是社会正在或者即将“被娱乐至死”的可悲象征。

  这些学者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许多社会不公、制度改良也有待更多的社会关注去辨识与纠正,如果大量的人口,尤其是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把在工作之余的注意力放在娱乐上头,则社会公义与政治偏差将缺乏改革的基层力量。

  这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忧国之心。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商业蓬勃,但另一方面高度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也处处可见。电视作为商业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娱乐化、庸俗化几乎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电视也是唯一能够让社会“扁平化”,把所有阶级与群众网罗进同一个框框的工具,特别是一个成功的电视节目。

  与这个网罗行动同时发生的,其实还包括价值观的传递、变化乃至颠覆、破坏。以“达人秀”为例,电视圈中人相信,中国大众媒介从未如此看重或者尊重过平民百姓,包括民工——哪怕只是在荧光幕前。

  对一个仍处在威权体制下的国家来说,传播媒介的内容仍随时会遭到检验,那么达人秀所隐含的“颠覆精英与主流”的意味就不可小视,平民故事伴随电视向全民传达所具备的感染力,一点也不逊色于建国者的传奇,甚至可信度更高。

  这种夹带在看似浑噩琐碎、芝麻绿豆情节中的影响力,会随着节目的持续而在民众心目中发酵、引发反思、模仿乃至沉淀为某种信念,最终导致社会人心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全民娱乐的时代,就跟全民向钱看的时代一样,深层的变化也在全民当中酝酿。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