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大可：全民反讽时代来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5:26:30
朱大可：全民反讽时代来临
铭万网 时间：2008年12月12日14:49 信息来源：中国经营报
编 者 按：巴洛克式的华丽文本以及似乎缺少完整逻辑的机锋断语，很容易使得普通读者在朱大可的作品面前产生阅读恐惧。 大众媒体面前的朱大可却也可以从“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中走出来，用电影《魔戒》来解释新媒体文学，用周星驰来定义文化反讽……但是，朱大可毕竟还是朱大可，他的语言仍然充满了密集而华丽的借代和隐喻，这就要求读者必须跟他有着“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般的心灵默契。文学死亡，信仰沦丧，精英缺席……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作为文化批评界有影响力的学者，朱大可每一次出手，都会带给人们以出人意料的概念冲击。本报在上海专访了同济文化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探求集体失忆年代的文化希望。
传统文学已经死亡，新媒体文学正在兴起
《魔戒》再现了荷马史诗和圣经时代的文学特征——集体创作，广泛流传，并在宏大叙事时空里建立起精神象征体系，追问人类的核心价值，但它比荷马史诗更具强烈的体验性力量。
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
记者：你最近批评文坛是垃圾场引得很多争议，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你如何看待如今文学的式微？
朱大可：我放弃传统文学的原因在于文学研究对象的丧失。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的一线作家，大多进入了衰退周期，而新生代作家还没成熟，断裂不可避免。第二是重商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市场占有率成为衡量作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种金钱焦虑严重腐蚀了文学的灵魂，导致文坛垃圾丛生。第三，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等媒体的兴起，压缩了传统文学的空间，迫使它走向死亡。
记者：你如何看待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
朱大可：本次诺贝尔奖再次证明了传统文学的困境，因为它只能选择一个上世纪的恐龙。88岁的英国女作家莱辛，她的主要写作时期在20世纪中叶。诺贝尔文学奖的缅怀和悼念色彩正在变得日益浓重，它似乎只能从那些衰老的人群里去召回文学的尊严。
记者：那么文学是否还有希望？你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
朱大可：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这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后果。传统文学是新媒体要摧毁的第一个对象。传统文学是一种个体作坊式的活动，它是早期文明的产物，并且受到农耕文明的全力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作坊式写作的最后一代。文学的唯一希望是放弃二维模式，进入多媒体空间。以电影《魔戒》为例，它远远超越了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一部伟大的影像史诗，而这就是广义的新媒体文学。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在这种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你会发现，《魔戒》再现了荷马史诗和圣经时代的文学特征——集体创作，广泛流传，并在宏大叙事时空里建立起精神象征体系，追问人类的核心价值，但它比荷马史诗更具强烈的体验性力量。文学奖应当改变其授奖对象，把这些新媒体文学纳入它的权力范围。否则，它的道路将越走越窄。
记者：你的新媒体文学的概念，还包含哪些特点？
朱大可：新媒体文学拥有的视听品质，令其直接诉诸感官，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成了一种可以密切互动的艺术，结果它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甚至借用了商业力量，把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转变成了养育自身的摇篮。总之，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诗歌也是如此。诗歌也许会消亡，但是诗意却将在人间长存。宫崎骏的卡通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证据。
记者：我确实也感到最近几年其实你的研究已经从文学批评转到文化批评，潜在的线索更导向文化史。那么，是什么促使你的转向？希望你能深入谈谈你的研究领域的思路。
朱大可：是的，我以器物入手研究文化史，是因为器物是我们打开历史的钥匙，尽管这种方式并不被传统史学所认可。另一方面，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是文学批评对象的简单转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方法论问题。更大的误解在于对“批评”词义的误读。在大多数人看来，“批评”就是对人和事的否定。“批评”其实就是阐释，就是使用特定的方式（符号学、文化哲学或语言哲学等）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这就是我从事的工作，也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工作。但在中国，文化批评只是一种学术萌芽。 编 者 按：巴洛克式的华丽文本以及似乎缺少完整逻辑的机锋断语，很容易使得普通读者在朱大可的作品面前产生阅读恐惧。 全民反讽时代来临
在零度原创和普遍抄袭的年代，指望把“中国制造”置换为“中国创造”，纯属痴人说梦。
在当下的文化阐释风潮里，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说书的独特性，而于丹则更注重上镜的表演性。为了赢得普遍的掌声，于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
记者：每个时代的文化其实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文化，但是为什么如今我们的文化却不断遭遇缺乏原创的尴尬呢？
朱大可：西方的文化原创活动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彻底终结，原创时代一去不返。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艺术的使命并非原创，而是对原创性经典进行戏仿、反讽、颠覆与解构。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文化命运也是如此。旧文明的传统发生严重断裂，而新文明的原创机制尚未形成，那些应用性很差的小发明，只能增加专利申请的数量，却无法形成总体性的原创格局。在零度原创和普遍抄袭的年代，指望把“中国制造”置换为“中国创造”，纯属痴人说梦。
记者：原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你如何看待原创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朱大可：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古老文明是从原创期、延展期、颠覆期到复苏期的周期性循环。华夏文明只有一个原创期，那就是先秦。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它出现了原创大爆炸，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场大爆炸的后果之中。汉代和明代是两个典型的复苏期，而秦代和毛泽东时代，则是两个著名的颠覆期。我们现在位于颠覆期和复苏期之交，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个亟待修复的文化废墟而已。
记者：在原创匮乏的今天，我们是否都只能做诠释者呢？
朱大可：在复苏期，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你说的文化阐释。通过重新阐释来达成文化复苏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通俗历史图书大行其道的原因。但阐释有高明和平庸之分，王阳明就是高明的儒学阐释者。在当下的文化阐释风潮里，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说书的独特性，而于丹则更注重上镜的表演性。为了赢得普遍的掌声，于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记者：你如何看待于丹这样的文化明星的走红呢？
朱大可：导致“学术超人”走红的唯一原因，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断裂。由于全球化趋势加速，国人产生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这迫使他们去重新认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但由于精英文化与大众之间缺乏桥梁，电视说书人便应运而生，他们是文化传译者。身份焦虑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我记得，80年代有过一轮唐诗宋词辞典热，现在则换成了电视教学，阐释的性质没有改变，但媒体却更新换代了。
记者：有人评价说中国社会“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那么我们如何弥补这样的隔阂断裂呢？
朱大可：这还是源于信仰的失落。价值可以分为终极价值、中间价值和基础价值。终极价值指涉信仰，但今天我不想谈它，因为我们早已丧失。中间价值的对象包括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些语词。这是一种危险的政治修辞。“愤青”渴望确立以国家（民族）为本体的价值。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民族愤青是最缺乏文化安全感的群体。至于基础价值，无非就是对市场、交易和金钱的渴望。
我认为，对终极价值、中间价值和基础价值进行整合之后，可以建立起一种普世的核心价值体系，那就是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教养等信念的共同认知，这是超越了阶层差异的最低纲领，也是大众和精英彼此沟通的价值平台。但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核心价值并未获得全民认同。甚至对它们的解释，都无法达成基本的共识。这种认知分歧，加剧了社会的断裂。
记者：目前精英团体内部也没有主流，也存在很多分化，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如今公共讨论中的缺席呢？
朱大可：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出现过严重的“鸡蛋困境”。新左认为应该先谈“民主”，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应该先谈“自由”。这其实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分歧。我不参与这种争论，我是“自由”而不“主义”。《读书》事件只是三联内部的人事纠纷，却被人蓄意提升到国家大义的高度。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这类小事被大肆张扬，而另一方面，在黑窑奴工案等重大事件上，却出现了知识分子的集体缺席。知识分子的自我弱化，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知识界，包括我本人在内，有必要对此作深刻反省。
编 者 按：巴洛克式的华丽文本以及似乎缺少完整逻辑的机锋断语，很容易使得普通读者在朱大可的作品面前产生阅读恐惧。 记者：中国现在面临多重的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等等，你如何看待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呢？
朱大可：这是一个话语变革时代，大众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所以反讽也变得无处不在，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民反讽的时代。反讽意味着对国家主义话语的解构，并因此造成话语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这是转型时期的重要象征。以前东欧国家也有过反讽，米兰·昆德拉就是一个代表，但是昆德拉的反讽是弱式的，只能在知识阶层中流行，而今天中国的反讽浪潮，则早已席卷了民众，从戏仿开始，实施价值颠覆与解构。中国反讽潮流始于80年代，经过王朔时期、王小波时期和胡戈时期的不断演化。当然，在王小波与胡戈之间，存在一个重大里程碑，那就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它推动了反讽的全民化进程，从此中国进入了“大话时代”。当然，这也有一个学习过程。一句“我爱你一万年”台词，许多人看到第N遍，才知道原来是反讽。如今，互联网已经让大部分人掌握了反讽语法，从“祥林嫂炒股”到“大话红楼”，各种段子在互联网和手机里不断繁衍传播。中国没有原创根基，但却有着广泛的反讽土壤。
记者：流氓话语一直是你关注的重点，那么反讽与流氓话语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呢？反讽流行的深层次机制是什么？
朱大可：反讽属于“流氓话语”一种，也常常被“流氓”用来作为反叛或消解压力的工具。
记者：我感觉你对反讽还是持中立态度，但是尼采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文化到了反讽盛行的地步，也许离消亡也不远了，你如何看待反讽的无处不在与影响呢？
朱大可：反讽是话语疗法的一种，用以安慰那些政治焦虑的心灵，但反讽是反叛方式修辞化的结果，所以反讽的解构对象，也往往限于话语层面，只能间接改变社会现实。反讽只有跟核心价值的正面建树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社会改造的艰难使命。
文化的问题必须在文化之外解决
无论如何，在汉语文学衰微的语境中，维系汉语的质量，守住它的底线，是所有文化从业者的使命。
中国新建筑浪潮完全基于一种“权力美学”，也就是利用混凝土原理来炫耀权力。
记者：你一直在梳理关于话语的题材，也许你是国内最重视话语的一个人，为什么呢？
朱大可：长期以来，话语始终被当成思想的工具。它的本质性力量遭到了忽略。在反讽时代，它的强大的解构力量，正在重塑时代的文化面貌。但我对话语价值的高估，还是源于我的个人爱好。无论如何，在汉语文学衰微的语境中，维系汉语的质量，守住它的底线，是所有文化从业者的使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守望者，孤坐在汉语的麦地里，目击它的生长和死亡。
记者：近些年中国的城市化进展非常迅猛，我注意到你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你的角度是从文化来解读城市与建筑，能否谈谈呢？
朱大可：中国新建筑浪潮完全基于一种“权力美学”，也就是利用混凝土原理来炫耀权力。中国城市化是历史老路的重演，注重权力，炫耀气派，却完全无视人性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小政府热衷于大建筑。天安门模式被一再复制。但在“权力美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权力经济学”的黑手。众所周知，许多豪华楼宇是跟贪腐密切相关的。解决这类问题，显然不能就事论事。中国文化的弊端，往往必须在文化以外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只能在体制的层面解决。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最近谈得很热，你也在是那个年代扬名，你如何看待“80年代热”的深层原因呢？
朱大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拥有良好的话语权力，文学更是时代精神表达的主要方式。我觉得现在知识分子怀念80年代，大约是基于当下话语权遭到削弱的现状。任何一种历史缅怀，都是对文化现实的抱怨。
记者：最近关于文化复兴的话题很热，但是我觉得你很有趣，一再强调“不谈文化复兴，只说文化复苏”，为什么呢？
朱大可：我和复兴论者一样，在情感上渴望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文艺复兴，但我们其实并不具备推动文艺复兴的五项基本条件：1。强烈而普遍的终极关怀；2。一大批全能和天才的文化精英；3。民众对文化精英的狂热追捧与效仿；4。在城邦或诸侯国之间生长起来的自由空间；5。被完整地保存和经过精细阐释的古典文化。我们的全部努力，最多只能完成有限复苏的目标。在我看来，基于文化低迷的现状，复苏就是最大的胜利。
朱大可简介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和《流氓的盛宴》，并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五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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