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不是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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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人不是好办法

南京财经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0年10月

  2010-10-02: 方舟子先生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搬出权威意见否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的说法。我想,人们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肖氏反射弧”也是有学术权威支持的,而且支持的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可是在方先生不懈的打假努力之下,事情的发展竟是那样戏剧性地出人意料,由此也向大众普及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在科学问题上,权威意见并不等于定论。然而,人们还没来得及感谢方先生的科普之功,他就开始打自己的假了。

  2010-10-03: 苏联垮了,东欧变了,中国改了,现在连古巴也坐不住了。计划经济体制遭遇世界性的完败,是否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惟一出路?目前舆论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年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却得出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玩完的结论。马克思真的过气了吗?风物长宜放眼量。

  2010-10-04: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搞了个调研,大意是说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首先应对“低端劳动力”开刀。李昌平先生将这个结论斥之为“赶走人民,留下代表”,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精英和权力机关迁出首都,因为“低端劳动力”总是跟着精英和权力走的。这个主意很对很经典,但估计精英们不会同意,因而不可行。当今社会的意见池里,值得一论的东西大致有两类:可行的馊主意和不可行的好主意。于是我们只能不断前行,不断变馊。

  2010-10-05: 日本经济已经“失去20年”,今天又出新政,将指标利率由0.1%调低至0-0.1%区间,让我们再次见识什么叫黔驴技穷。技穷的当然不止日本人。以美国的资源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实现人人有房的美国梦本应易如反掌,但他们不仅好梦未圆,反而折腾出个次贷危机,殃及“池鱼”无数,至今仍找不着北。真怀疑我们这个世界的精英层是不是得了流行性智力障碍。要在国内找疑似病人同样不难,那些高唱“市场经济就是好”的,都是。

  2010-10-06: 电动汽车隆重上市,销售业绩闪亮登场:零。这环保秀玩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流产了。其实搞环保要想玩真的,办法比这些花拳绣腿简单得多,比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数量等等。但如此一来环保问题就会转变为失业问题。失业问题解决不好,整个社会马上就玩完。环保搞不好,后果当然也很严重,不过那可能是我们死后才会来的滔天洪水。所以在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之前,环保只能秀一秀,千万别当真。

  2010-10-07: 已故著名作家浩然曾回忆,他刚入写作之门时,遇到一位财产被侵吞而求告无门的农妇,他就写了一篇批评稿件投到报社,接着被转到有关部门,问题很快得到公正处理。今天我们虽然身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时代,但大家都很知趣:靠一支秃笔就能匡扶正义,那是早已消逝的神话。也曾有人向我诉说冤屈,问这世道是否还有天理?我只能安慰道:也许有吧,应该有的,虽然未必……。话一出口便猛省,原来竟拾了鲁迅的牙慧!

  2010-10-08: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只有陈少敏一人拒不举手。当年大红大紫的康生亲自过问,一伙人斥责陈少敏:“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到了2010年,举国上下,医院吃回扣的潜规则已蔚然成风,但山东滕州市中医院的杨国梁医生仍在孤军奋战,坚持反回扣。当地卫生局的官方文件说,杨国梁“疑有人格障碍倾向”。斗转星移,人不同,花相似。

  2010-10-09: 今天写了几句话支持我国外交部的严正立场,发上网后半小时即被删。算了,不让咱拥护政府,咱以后不拥护就是了。

  2010-10-10: 欧洲工潮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焦头烂额。这是一个无解的两难:财政紧缩,利益受损的民众不答应;财政不缩,又必然再爆债务危机。欧洲进化到“福利国家”阶段,曾被视为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自我完善从而摆脱灭亡命运的象征,谁知竟是南柯一梦。然而更不知所措的却是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当初下河时,我们曾想像彼岸遍布昌明隆盛之邦,或花柳繁华,或温柔富贵,俨然人间天堂。现在抵近一看,原来人家也在摸石头!

  2010-10-11: 伊索寓言说: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现代的蚱蜢学会了印钞票,用钞票向蚂蚁换食物,结果蚱蜢越吃越胖,蚂蚁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富了。蚱蜢撑得实在受不了,又求到蚂蚁门上:要想富,把自己的钞票升值一下就全有了,没必要填鸭似的填我们。蚂蚁再次拒绝。到了后现代,动物们已经拉开架式,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2010-09-22:近日,在一些高层研讨会上,众多顶尖学者力挺中原经济区战略。这个事情学问很深,仅用常识去理解就会犯晕:难道只要穿上“中原经济区”的马甲,河南省就能创造奇迹?当年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论证过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到现在还时不时被一些好事之徒拎出来敲打。其实钱老与现时的顶尖学者们做的是同一类事情,他们所论证的既不是必然事件,也不是不可能事件,而是一种……小概率事件。

  2010-09-23:温总理昨天宣布,中国将继续减免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此举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对西方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一种“有借无还”的援助,但人家对这种“援助”早已怨声载道。既如此,何不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要想通这个事情,只需掌握类比的思维方法。此法本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方法,可惜现在连“申遗”都排不上。

  2010-09-24:温总理指出,人民币继续升值20%将会造成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升不升值,而在于失业。可是失业问题谁能解决?能指望那些自以为从西方取到真经的经济学家吗?人家西方国家也正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啊!想当年秦始皇身边也聚集着一批方士,都说身怀长生不老绝技,其实只会骗吃骗喝骗钱财。后来皇帝一生气,就把他们都坑了。当然坑人不是好办法,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2010-09-25:据报道,北京某保安公司居然在皇城根下建起了截访黑监狱,靠着向地方政府收佣金发了大财。乾坤朗朗,法律何在?其实无论在哪里,法律都不是万能的,例如碰上下面两种黑洞,法律就无能为力:一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二是不怕死且想死的百姓。对付前者要靠完善的民主制度,对付后者则需要合理的经济制度——能保证每一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有活路的制度。所以黑洞并非不治之症,治不了,说明你这块地方很有特色。

  2010-09-26:白沙洲大桥是武汉长江第三桥,建成10年来大修24次,而1958年建成的长江第一桥,50年才大修过一次。人们习惯把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看来很有道理。我们看到,前30年建的桥就比较落后,只具有桥梁的传统功能。后30年建的桥则很了不起,平添了一种神奇的经济功能,能够不断为GDP作贡献,不断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现在谁还会建像赵州桥那样千年不坏的桥啊,那样会让经济学家们抓狂的。

  2010-09-27: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童兆洪突然自杀,他的前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撰文悼念,并反思现有反腐模式。陈律师认为,法制化反腐败越来越衰竭,以纪委主导的、封闭的、不受《刑事诉讼法》制约的反腐败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只会越反越腐败。这个观点很对很经典。但是,假如“不反腐亡国,真反腐亡党”这样的约束条件真实存在,那么纪委的“法外反腐”就是现实中唯一可行的选择,就算路越走越窄也不可能回头。

  2010-09-28:由于未能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压下来,美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萨莫斯宣布辞职,打算回哈佛任教。此举让美国经济学界有点尴尬,好像这个圈子成了非成功人士的回收站——如果没本事解决实际问题,那就去当教授吧。但两种社会两重天,中国学界从来都比太阳还要有光环,政界和商界的成功人士,总喜欢拥到学界回回炉,混顶博士帽戴戴。想来也难怪,要是连顶博士帽都没有,别人弹冠相庆时,你弹什么?

  2010-09-29:沸沸扬扬的“渭南书案”终于告一段落。期间,知识界和舆论界众口一词声援谢朝平先生,让人感到这社会还有点希望。可堪回味的,是知识界勇和智的落差。勇,即敢于揭露问题;智,即能够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不能要求个体的知识人智勇双全,如果说能解决问题的人才有资格揭露问题,那就基本上杜绝了揭露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对知识界整体而言,智勇双全却不能算是过高的要求。如今勇者已现,问题已揭,智者何在?

  2010-09-30:看过一些关于《山楂树之恋》的评论,深感在这个浑浊的世界谈纯情,无异于夏虫语冰。实际上,纯情的精髓在于时时处处为对方着想,而不在于处女不处女。在纯情的基础上继续修炼,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才算修成一个“纯粹的人”。所以,“纯”是一种很深的功夫,而不是常被人误认的那种自然而然、未经人工雕琢的状态,正如山泉水不是纯净水一样。很多人根本没练过功,却自以为懂了。

  2010-10-01:世界顶级富豪到中国摆开慈善“鸿门宴”,自然是热点新闻。美中不足的是,记者们忽略了一群本可出彩的采访对象——我们的顶级经济学家。设想一下,记者这样提问:解决贫困问题是不是经济学家分内的职责?对于富豪们明显“捞过界”的行为,你们有何看法?现在许多富豪已经觉悟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你们作为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如果把贫困问题留给后人,会不会也有一点点耻辱的感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