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到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到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2010年5月27日晚，北京。

国务院原副总理、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同志和丈夫王振涛同志刚从深圳到达北京。28日上午，他们还将一道回王振涛同志的老家山东去。由于两位老人的日程安排较紧，采访就安排在了27日晚上，但没有看出他们有丝毫的倦怠。

吴桂贤今年72岁，精神矍铄，十分健谈。1951年，她走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做了一名挡车工。195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9年4月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1977年9月经本人申请、中共中央批准，返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此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使她多了几分淡定、几分坦然。面对我的访问，她娓娓道来已经过去多年的那些往事。从中，我看到她对过去事情的基本认识。

我是主席的思想和党培养起来的

我是在主席的思想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13岁参加工作，小时候没读过书。进工厂以后，参加夜校学习，我的文化功底就是从识字班开始启蒙的。记得第一课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的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那时候，我就学了“老三篇”。这三篇文章奠定了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工作是为什么？等等最基本的思想基础。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书，比如《高玉宝》、《不死的王小河》、《小城春秋》、《保卫延安》，还有《把一切献给党》等等。我不光看这些书，我还想，琢磨书里的主人翁，觉得做人就应该像他们这样。比如我看《不死的王小河》，我认为王小河这样的人才是有骨气的，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看了电影《赵一曼》、《刘胡兰》，也非常激动，觉得做人就要有一个信念。所以，就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主席的著作指引着我的成长，是党对我的哺育和培养使我长大成人，还有就是广大群众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我认为，学主席的著作，就要从书里汲取营养和力量。主席讲的那些道理，我觉得讲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我们对党的感情很深，那时的人很朴实、也很老实，对“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是我们的核心”的理解很淳朴。别说把党中央、毛主席看成我们党的领导，就连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大家都看成是党的一个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主席就没有我们妇女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妇女是压在最低层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救了中国，救了穷人，让我们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尝过解放前穷人的苦，朴素的阶级感情在我们那一代人身上都是很深很深的。

毛主席的个人品质也深深地教育和感染着我。1960年，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主席不也是常常都吃不上肉吗？有一次，做饭师傅给他烧了一盘红烧肉，主席就问哪里来的红烧肉？师傅说：主席，我看您太辛苦。天亮了您还都没有睡觉，考虑那么多的大事，不给您增加点营养不行，这肉是我去外边买来给你做的。可毛主席心里装的还有别人，结果就把这肉给警卫战士端了去。主席说：警卫战士都吃到肉了吗？他们吃不上肉，我也不吃。这些事情虽小，但在我们心里的印象很深。

1964年、1966年，我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两次观礼都见到了主席和中央首长。中央领导同志的每次接见，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励。当然，这个荣誉不是我吴桂贤个人的，这是我们整个纺织工人的。所以我总觉得我身上的担子重，就包括我后来到北京工作，就老想着：自己的一切，不是因为个人有能力就选上来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工人、劳动模范，中央首长“点将”怎么就点到我的头上呢？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确实是个幸运儿。

我到中央工作，也有些偶然

1974年，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说政治局女的太少，应该增加。江青提出了上海的王秀珍，总理当时没有明确反对，连夜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主席说：女同志是少了点。总理一听，感到主席也有这个意思，他马上就想到我。总理连夜给陕西省的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让李瑞山把陕西省“赵梦桃小组”吴桂贤的材料连夜送北京来。这些情况我是后来从黄经耀军区司令员那里听到的，他是70年代进入陕西省委的书记之一。后来他在北京住院，我去看他。我就问黄司令员：当时咱们省委怎么想到把我推上去了？黄司令员这才跟我说了这个真实情况。黄司令员说：桂贤同志，不是咱们陕西省推你的，是周总理当时点的你。那天晚上很晚了，总理给李瑞山打电话，要报你的材料。李瑞山让我赶快来，有个重要事情跟我商量。李瑞山就说刚接到周总理电话让赶快报吴桂贤的档案材料。黄司令员说，记得当时他们是派飞机把我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周总理看了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的关于我的档案和推荐材料，就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问我多大了，以及其他有关我的具体情况。

1975年4月中旬，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全体政治局同志。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一个一个握手。我当时在想，好长时间没见到主席了，这次跟他老人家近距离接触，跟主席说啥呢？我想了一下，第一句一定要向主席问好，这个问好不是代表我个人的，我要代表延安儿女。因为当时我们陕西号称4千万延安儿女。为什么我要代表延安儿女呢？在我参加国庆观礼时，九大、十大、十一大连续当选三届中央委员，十届一次全会选我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陕西的同志都委托我说：“你见了主席，一定要向主席问好！”我就在这一次跟主席握手时说了：“毛主席，延安儿女向您老人家问好。”主席就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放，其他人跟他握手时，一握就过去了，他老人家也不抬头。主席跟我握手时，他把头抬起来问：“你是延安人啊？”我就笑了，我想回答我不是延安人。这时总理就在他旁边挨着坐着。总理说：她不是延安人，她是河南人。主席：“哦！”了一声，像是回忆着什么。主席自打离开延安以后，一直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也非常想念延安。这是主席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的一次。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想：自己从最基层来，一是年纪最轻，二是这些委员们都比我爸爸妈妈的年龄还大，都是我的长辈，又是老一辈革命家，经验丰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在中央工作期间，给我分配的任务我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尽职尽责地做好。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不是我个人的，我担负着我们工人阶级对我的重托。

总理，我还是想回国棉一厂

周总理当了26年的国务院总理，上至国内外大事，下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周总理都时时处处关心，为党和国家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周总理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大大减少了“文革”动乱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1974年8月，我与陈永贵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后，亲眼看到敬爱的周总理心里装着党、装着国家、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亲身感受到总理对我这样一个刚到中央工作的年轻人，在工作上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以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1974年底，记得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总理没参加。散会后我问王洪文：“怎么不见总理呢？”

王洪文说：“总理病了。”

那时还没公布总理啥病呢。我问：“总理病了？住在哪个医院？”

“总理病了，不要随便去看，让他养病。”王洪文回答说。

我也不敢再吭声了。

那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就想看看总理去，他在医院已经做第三次手术了。中央领导同志不是都有两部电话机吗？但只有重要事情才打内部红机电话。那天，我就用红机给总理打了电话，刚好是总理接到了。

总理问：“你是谁啊？”

我还没听出来是总理的声音来，就说：“我是吴桂贤。”

“桂贤同志，你找谁？”

“我找周总理。”

“我就是啊。”总理说。

“总理我还没听出您声音。总理您好，我是桂贤，我很想您，很想去看看您。”

你猜总理说啥？“你是政治局成员，你想来看我，你可以来。”

“总理，我什么时候去看您方便呢？”

那时，我刚吃了晚饭，6点多。总理说：“那你什么时候想来？”

“我7点过去方便不方便？”

“可以啊。”

我马上让秘书派车。秘书王杰同志还不知道我直接打电话给总理了，我告诉他，我去医院看总理。王杰马上联系司机小赵，小赵开车送我直接到了305医院。

那次去看总理，刚好邓大姐也在。总理说：“你坐，桂贤。”

我落坐后，问候了总理的病情。总理消瘦很多，我觉得比在四届人大见到他的时候又瘦多了，心里很难受。

我说：“总理，今天一是想您，来看看您。第二呢，就汇报一下我来了这几个月的思想和你叫我分管的工青妇筹备工作。”邓大姐一听，就说：“桂贤同志，你跟总理汇报工作，那我就走了。”我忙说：“大姐你别走啊，我汇报工作，您还是我们工青妇的老领导啊，是我们妇联的老大姐，你不能走。”邓大姐说：“桂贤同志，凡给总理汇报工作，我从来不参与的。”这件事留给我的记忆很深。我就联想，江青要是有邓大姐一半的风度，老同志就不会对她有那么大的气了。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面还那么记忆犹新，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闭上眼睛就像演电影，一幕一幕的。

“文革”期间，全国的工会停了、妇联停了、共青团也停了，四届人大以后开始恢复。组织决定让我来分管工青妇恢复的筹备工作。因此，见到总理我就汇报了这些工作上的事情，随后我又提出了我还想回西北国棉一厂的想法。

我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一是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我还是回国棉一厂工作更好些。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想法很天真，但那就是当时我的真实想法。

那时，每次参加国务院开会讨论问题，其他同志讲话很全面，工作有经验，就总感觉自己距工作要求有很大差距，我就对总理说：“总理你给我3年时间，让我跟着县委书记跟半年，我再跟省委书记跟上半年。给我点时间，我取得了全面工作经验后再回到中央工作。”当时我已经是陕西省书记之一。总理听后笑了，说：“桂贤同志，你刚才说你没经验？经验不足？为什么叫你、陈永贵上来？就是因为我们老一代心有余力不足，你看我现在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你看康老也躺在病床上。”当时康生问题还没暴露，包括毛主席都叫他康老，因为他比主席还大两岁。

总理接着说：“你刚才说经验不足，现在叫你们参与政治局的工作，就是一边学，一边对你们的提高。”然后就问我：“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毛主席讲什么？”我说，毛主席对我们工农委员讲的“三三制”，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三三制'去做。”总理对我说。

所以我在北京的3年多时间，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我必须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回到洗纱车间“赵梦桃小组”，去看看我的4台洗纱车。我是省委书记之一，我还参加省委开常委会，看看这些领导他们是怎么开会、怎么去做的。我还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到汉中，看省委书记下去是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深入基层的。

总理对我很亲切，我要回去，他不同意。其实那时候总理让我回去才好呢。最后老人家走了，我还想回国棉一厂。这就是我第一次到医院去口头跟总理汇报工作，要求回陕西国棉一厂，但总理始终不发话。

总理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革”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总理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革”的恶果。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更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病魔的影响和干扰。

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眠之夜

1976年10月6日晚上，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开紧急会议。平时政治局开会，都要提前告知，但那天到西山开什么会、会议什么内容都没说，大家都不知道。

陈永贵和我住在交道口，我们是邻居。他还专门打电话来问我：“桂贤，开什么会？”我说我也不知道。放下电话后，我们两人同时走出院子。

我们赶到玉泉山9号楼，会议室已灯火辉煌。

一进会议室，我发现少了4张沙发。平时政治局开会，谁挨着谁坐，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也就是报上发表照片的顺序。谁的名字在前头，后面的人的名字决不会跑前面去。陈永贵在我前头，我肯定不会跑到陈永贵前头。那天，来开会的同志按顺序一坐，我就没地方坐了。老陈跑到后面拿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我还在站着。我这个人很直爽，少了4张沙发，其他同志都没吭声，我却说了：“少了4个凳子。”

这时候，工作人员向汪东兴报告，应该到会的人员全部到齐了。

时针指向22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从里间走进厅里来。

华国锋说：“刚才，桂贤说少了4个凳子。是的，今天少了4个凳子，那4个人永远都不会来了。”

我不知道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事情，还蒙在鼓里。

那天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我、苏振华、倪志福，共11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不在北京。政治局委员刘伯承一直住在医院。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接着由叶剑英报告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叶剑英同志向大家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粉碎“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与会同志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党集团所采取的行动。

会议在叶剑英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议还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永远保存毛泽东的遗体，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等事项。

会议结束后，汪东兴负责打电话通报并征求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完全拥护政治局的决定。

这天的会议，从10月6日晚22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整整一个通宵。

散会后，大家都安排在山上休息。

华国锋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

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我又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我亲自写了报告，没叫秘书代笔。

我跟华主席说：“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他说：“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我在报告上写的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华主席说：“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省委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按道理，华主席叫我回省委工作我就应该回省委，可我还是没有听他的，我回陕西的当天夜里，就直奔国棉一厂了。

查中央档案、国务院档案和人大档案，关于我怎么回西北国棉一厂的，一概没有记载。从法律上讲，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我一直当到五届人大，其间也没免去我的这个职务。对此，有人说我心胸宽广。对于现在社会上流传的这样那样的说法，我不在乎。我常说，老同志们爬雪山、过草地，受了多大的苦！你看黄克诚老人，那么好的一个将军，在监狱蹲了多少年？刘少奇昨天是主席，一夜之间蒙冤受辱。谁的一生不遇到些坎坷呢！

别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我吴桂贤不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就消失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说，我的历史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不是叫别人说出来，也不是别人写出来的。所以，社会上不论再流传什么流言蜚语我都不在乎。我的观点是什么？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子顶着，轮不到我这个小个子。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在北京逝世。当年4月份我们去看过他，还好好的。他逝世当天，我就给他家打电话，他二女儿接的。我说：你爸爸4月份看着不是很好吗？说话底气很足。我们在你们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都是他在谈，怎么突然就走了？是不是糖尿病综合症？她说不是，这一次是心肌梗塞，没抢救过来，就走了。

4月份去华老家那天，在场的有华国锋同志、曹秘书、华老的老伴韩大姐，还有华国锋同志的女儿。同去的朋友说：“华老啊，现在社会上对桂贤回去还是个谜，好多人说是把她送回去的。”

曹秘书说：“吴桂贤的申请报告是我接的，我接了报告就送给华老了。现在都在档案室里，没有人会把她的申请报告毁掉的。”

“你能不能给他出个证明？”韩大姐说。

“我现在给她出啥证明，去档案室查嘛！”华国锋说。

中央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很高，这让很多人感动

华国锋同志逝世后，中央给他的生平写得真不错，对他的评价很高，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华国锋同志生平里，我们看到对他在粉碎“四人帮”中的重要贡献和以后在拨乱反正、维护大局中的历史作用，而没有看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这样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动，尤其让那些对那段历史铭记在心的人感动。确实，作为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尽管在对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新时期的路线的理解等方面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作出过很大努力。

“生平”除了客观地评价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更多地赞扬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作的历史贡献。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的情况下，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使历史更加真实，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持历史鲜活的生命力，这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实践上都十分成熟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