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历史：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来源：网易 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 作者：李桂杰

　　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密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而该电影正是根据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而成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做斗争的故事。2000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也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进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之后，手抄本成为出版社喜欢的香饽饽。

　　今年46岁的张英回忆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当时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闭塞或是没有复印机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过程能注进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时候，我们能通过笔端注入对周总理的一片思念之情，这种感情现在是很难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载体。”

　　而他第二次接触《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他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印刷品出来了。“在文学还是荒漠的年代，能读到苏冠兰和丁洁琼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对情窦初开的我们的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一样，魔法无边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这部25万字的曾经的‘手抄本’。”

　　在所有当年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经历最曲折，曾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该书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这个著作原名《归来》，北京的读者在传抄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当时不满19岁的张扬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当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化大革命’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他“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张扬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于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两人一起到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昭雪，张扬是从《湖南日报》看到消息的，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

　　在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直接关注下，张扬被平反。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著名作家丁玲1979年8月11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图书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西藏、海南岛、台湾、香港都有人来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封自称“张扬”，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第二次握手》的最新版本于2005年再次出版，张扬在新版的书中又增加了30万字，还有数十家公司表示欲把此书改编成电视剧。

　　改革开放30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手抄本”这个名词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图书出版的管理和审查制度也更加透明。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二○○六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所显示：2006年我国共出版图书233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264种，重版、重印图书103707种。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出版图书总印数64.08亿册（张），总印张511.96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20.37万吨，定价总金额649.13亿元。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抄本”和当年穿过的服装、朗诵过的语录、呼喊过的口号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怀旧符号。

　　手抄本，将深藏于一代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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