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邓拓之死

邓拓之死
傅国涌
http://news.szonline.net/Channel/content/2007/200707/20070701/31350_3.html
 
三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 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在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了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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