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各朝基本情况简表八旗一个美丽的谎言，使中国跌入黑暗的陷...

作者"李钟琴"从“经济学”“社会学”“道德学"的层面深入剖析了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人之本性.文章言简意赅,思想深邃,值得一读.
一个美丽的谎言，使中国跌入黑暗的陷阱
李钟琴
一、一个美丽的谎言
研究中华文化，不能绕开儒学。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各种学说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学说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家。特别是汉孝武帝“罢黜诸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是成了统治者法定的主流思想。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程度不一，但大体来说，儒学主导中国人的思想长达两千多年。特别是宋朝之后，对各级官吏的选拔有个具体要求，即必须熟读儒家经典。说中国自宋朝以来一直是儒生治国，当不为过。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也否认不了。
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学说，都有各自合理的成分，但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漏洞，就是没有对人性进行透彻的研究和论述。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而孟子的“性善说”，最能得到后人的认可。说人性本善，即说每个人都有善良的天性，与佛家所说的“一切人类悉有佛性”不谋而合。但是，很不幸，“性善论”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句美丽的谎言，使中国跌入了一个黑暗无边的深不可测的陷阱，以至于在这个陷阱中上下求索两千年而不能自拔。
说它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是因为这个观点非常动听，极易为人们所接受。谁不愿别人说自己的本性善良美好呢？也正因为它动听，所以才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以至于能够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考察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寻根究底，无不从“性善说”这里找到答案。
不可否认，人性中都有同情之心，都有感恩之心，都有恻隐之心，都有羞恶之心、都有是非之心。于是，有人认为，正因人性本善，才可以推行民主政治，才可能实现“天下为公”，才容易走向“世界大同”。如果说“人性本恶”，难道一群坏蛋搞出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难道一群坏蛋聚集的社会能实现公平正义吗？
我认为，人性非善非恶，人性本私。可能有人会反问：如果说“人性本私”，难道在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中能产生民主？一群由自私的家伙产生的民主难道是真正的民主？这样的民主难道会体现公平正义？
二、“经济人”的人性
2005年3月，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温**总理来到全国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委员下榻的北京铁道大厦，参加联组讨论会。他对委员们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国富论》，指导西方迎来了自由经济时代。其另一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则是他年轻时期的作品，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感恩”问题。亚当·斯密的理论有个前提，即：“人都是自私的。”有的译者将“前提”说成“假设”：假设人都是自私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不是自私的，那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人不是自私的，一切经济学理论也就都成了空中楼阁。
为什么这么说？
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研究人性，当然要面向绝大多数人的人性，而不是几个特例。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永远都不否认世事都有特例。所以，我们不妨承认世间有损人不利己、坏得不能再坏的坏人，也不妨承认世间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修养极高的所谓“圣人”，但他们只是特例，不是标准的“社会人”。如果将特例当作共性，一定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如果人性不是自私的，如果人们都“无私奉献”，那么，社会就没有了需求，社会没有需求，也就不会有市场，市场经济规律也就失去了作用。人也就不用想着获利赚钱，投资、生产、经营就失去了动力，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就会退化，人类只有灭绝一途。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个人私利，其行为是主观为己客观为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他只有生产别人需要的商品才能赚到钱，所以，“经济人”为了自己获利，总是千方百计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通过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基于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活动，主观上为了自己，客观上却满足了公共利益。
所以，最好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不要过多干预，民间因为利益的关系，会很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亚当·斯密有个著名的短语：“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调节着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互促进。
而无视“人性本私”的结果，是失去了产生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主张性本善的地方，是不会产生市场经济理论的。还有一个更恶劣的结果，是不敢正视“人性本私”，不愿相信人自私的本性是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的这一事实，于是便容易产生种种错觉，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误区。譬如说，相信人性本善，便忽视了人对利益的追逐，将原来姓“私”的自由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改为姓“公”的独*裁经济（或者说计划经济），将本来可以放到民间的经济实体收为国有，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搏击市场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结果当然是经济发展失衡，国家凋弊，民生穷困。而在穷则思变的情况下实行市场经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企业一个一个地破产，这便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归宿。并非我们学习前苏联才实行公有体制和计划经济，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著名的“盐铁会议”，盐铁这类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行业，在儒生们的鼓动声中已经由朝廷专营了。
儒家认为“苟不教，性乃迁”，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推论又使人们幻想能够通过教育改造每个人的思想，改造思想的结果，是“人的觉悟极大提高”，于是又有了建设“乌托邦”的幻想。这类反人性的实践，失败是必然的，其失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而深刻地洞察人性，正视“人性本私”这一千古不易之理，就不会生出那些妄图改造人性，妄图使人们都做到“大公无私”的痴心妄想，就会少走许多弯路。
三、“社会人”的人性
在经济体制的确立方面，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全是“经济人”；而在**体制的确立之时，也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人”。
有人可能问：如果说人性本私，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岂不由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组成？这样一个社会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什么不同？
的确，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组成的。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甚至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无不体现着一个“私”字。越是冠冕堂皇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越是体现着大私。如果真的是大公无私，那么，无论是体现在个人利益上，还是体现在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上，都应该是先人后己。试问，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衣服穿，却脱下仅有的裤子送给与你毫无瓜葛的人，这算不算是傻瓜？试问，你在甲单位工作，却处处替与你毫无利益关系的乙单位着想，这算不算是混蛋？试问，你本是汉族，却处处为大和民族谋利益，这算不算是汉奸？试问，你本是中国人，却为某敌国服务，这算不算是国贼？
“利益”与“私”是不可分的，离开了“私”字，谈何利益？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在宣传“私”就是“恶”。于是人们相信自私是邪恶的，是难以启齿的，做得说不得。在此我强调：自私不是恶，人性本私，不等于人性本恶！
就如人都得呼吸，都得吃饭，都得排泄，这是人之本能，是与生俱来的，谁也不要笑话谁，谁也不应因此看不起谁。人性本私，这有什么不敢正视的？
每个正常人都有私欲，但是，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其私欲不可能脱离别人、脱离社会而无限膨胀，因此社会便需要秩序，人们便有了成立一个政府以管理社会的要求。光有政府不行，因为政府的组成人员也是人，是人就有私欲。如果有私欲的人有了权力，无疑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和利益，这是比没有政府更可怕的事情。所以，人们又需要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于是又产生建立一种既保护个人私利又制约强者侵犯他人私利的机制的要求，于是产生了法律。这个法律不仅仅是管束每个普通“社会人”的，更重要的是让政府依法行政，政府不得有立法权，也不得有司法权，只有行政权。而且，执掌大权的政府首脑必须由每个“社会人”选举产生，必须有任期，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以最大限度地制约权力的滥用。这一切，无不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无不基于对每一个执掌权力的人的不信任。
洞察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之本性，我们才会认识到人与人相处之重要，也会认识到成立政府之重要，才会认识到实行法治之必须。
同样，每个人自私的本性，决定了他只要有条件、有权力，一定会最大程度上来维护、实现自己的私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盛产贪官污吏是正常的，这是人的私欲所决定的。腐败分子不见得都是坏人，基层民众也不见得都是好人，无论让谁掌握了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都难免不沦为贪官污吏。不合理的体制，最终只能导致“无官不贪”，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只有思维还停留在朱元璋时代的人，才会像朱皇帝那样百思不得其解，发出“吾欲尽诛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哀叹。
有人可能说，中国也注重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说明国人对人性也有某种程度的警惕。当然，古代的监察制度、惩贪措施，不能说不严厉，但就是不见效。这说明了什么？
儒家学说，总对人性有某种程度的幻想，认为人通过“修身”即可成“圣”，相信“慎独”，相信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尽管也有“清官”特例，但总的来讲，相信这些说教，就如相信左手能管右手一样可笑。对于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相信这个集团可以内部自我监督，也是不可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不受制约的权力集团能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吗？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史早已给出了答案，毋须多说。
由人民来选举自己的管理者，才真正有可能选出自己利益的代表者。
有人可能又不明白了：让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搞民主，这民主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我说：当然有公平正义。而且，只有基于人自私的本性，才会有人间的公平正义！
四、“道德人”的人性
人是“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道德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同时也是“道德人”。
说到道德，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承认人有道德，这不是说明“人性本善”吗？
非也！人类的道德，人类所讲的公平正义，不是世间万物皆有的道德，也不是万物平等的公平正义。人的道德，人的公平正义，也是源于人自私的本性。
被誉为“第一流的分析家”的英国著名思想家大卫·休谟认为：“正是因为自私，才成就了正义，自私因此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见《人性论》）是不是公平正义，是以人的利益为参照系的。蚊子因为吸人之血而被视为害虫，如果你发现了一只蚊子，即使它没有叮你，你打死它，在你或他人看来，也是正义之举。所以说，正义永远是和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利益方面的考虑，也就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了。
还是要提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人是自私的，人总是关心自己多于关心别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人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是否繁荣安定相关。因此，人们自然对任何有损于社会的事情都怀有憎恨之情，人们会赞成严格执行正义法则，甚至赞成用死刑来惩罚那些违反法则的人。把破坏社会安定的人从世界上驱逐出去之后，其他的人看到他的下场也不敢步其后尘。（见《道德情操论》）
在此不妨也作个假设：假设人都不是自私的，那么，世界就是美好的人间了吗？不见得。如果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就没有人会接受他人之“利”，这“利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有一部分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专门享受他人之利，这样的人际关系是失衡的，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失衡的世界。一个失衡的世界，离乱世也就不远了。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起源，无不是一部分人专门享受他人之利，或者说一部分人残酷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应当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或者说，人们在接受他人帮助的同时，也去帮助别人，这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互惠互利，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而互惠互利的基础，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私欲，这样才有可能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可能去帮助别人。如果人人无私欲，也就谈不上“人人为我”。
一个没有任何私欲的人是可怕的。比如他没有男欢女爱的要求，便可能不理解他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就有可能视之为淫秽放荡，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利”与“害”在他这里失去了标准，也就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既然说人可以做到“我为人人”，是不是说人都有善良美好的道德情操呢？
说人性本私，并不意味着否认人有善良美好的道德情操，因为“人性本私”并非“人性本恶”。
由于人自私的本性，可以断定，人生于世一定是有所追求的。其追求无非有二：一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二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物质需求不难理解，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相比更丰富、更高级、更难得到满足，总结一下，也不外乎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安全需求也不难理解。人生于世，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前提下，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亲属安全、财产安全。这当然仍是本于自私。
正因为人的安全需求，才需要成立政府，才需要实行法治，才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
社交需求，是人与人之间合作共赢的要求，是互惠互利的要求。一个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人，往往能获得较大的利益，也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尊重需求由社交需求发展而来。人在社会交往中，被人尊重总会令人有极大的愉悦感。一般来说，能给别人带来利益的人、能维护别人利益的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极易赢得世人的尊敬，而世人的尊敬，无疑会令人愉悦。
自我实现需求，则是一个人私欲得到满足的极致。如果人没了私欲，也就没有了上进心，没有了道德感，没有了成就感，没有了愉悦感，没有了满足感。
所以说，人作为“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都是以性本私为前提的。一个没有私欲的人是世间最可怕的动物，是不可理喻的。
五、要敢于正视“人性本私”
有人担心：你鼓吹“人性本私”，扯下人类身体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会不会因此而使人们赤裸裸地崇尚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会不会加深人与人的不信任感？会不会导致人们道德的日益堕落和社会风气的日益变坏？
答曰：恰恰相反！
只有正视人性、洞察人性，才能理解人性，顺应人性。否则，就会反人性。反人性的东西，尽管人们嘴上不说，心里也在蔑视之、嘲讽之、摒弃之。不管那块遮羞布还在不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一群连自我也不能清醒认识的人，注定是一群糊涂虫！一群连自我都不敢正确认识的人，绝对是一群伪君子！
由糊涂虫组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注定不会得到发展；伪君子成堆的地方，一定是个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邪恶社会。
只有正视“人性本私”，才会正确看待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人的影响。正视“人性本私”，也并不意味着道德情操教育的多余。相反，正因为人性本私，才彰显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弘扬的道德，首先应该是合乎人性的道德，如利己利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互惠互利，而不是无视人性、高不可攀的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之类的欺人之谈。教人修成“圣人”的漂亮话，不仅不能收拾世道人心，反而会使社会更加虚伪堕落。
只有正视“人性本私”，才会更加重视法治的作用，更加重视对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
只有正视“人性本私”，才会真正地相信群众，相信群众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相信群众会在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前提下郑重投下自己的选票。如此才能做到“由民作主”，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为民作主”。
美国的开国元勋麦迪逊曾说：“政府本身即是人性的集大成者，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
同理，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没有必要建立民主制度。“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人，还需要民主制度做什么？所以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当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基于某人或某人群是正义的，或者趋于正义的这个前提假设，我们只能建立专制政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哲人在洞察人性之后的理性之言，可惜很少有人能参透个中三昧。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1、人人生而平等；2、人人具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3、人民组织政府，是为了保障上述这种权利；4、政府的正当权力，是得自人民的同意；5、政府背弃了对人民承担的义务，人民有义务改变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规定的内容，无不在体现在一个词上：利益！政府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既要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也要限制每个人的私欲膨胀，尤其是限制当权者的私欲膨胀。
六、中国何时跳出陷阱
看一种文化的优劣，必须看这种文化是否构建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上。世间的一切学问，皆是关于人性的学问。
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有根植于国民人心的文化在支撑。虚伪文化必然育成虚伪社会，专制文化必然产生专制制度。
人性问题，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如今我仍在此喋喋不休，貌似无聊地在翻腾陈芝麻烂谷子，其实有深意焉。
“人性本善”，这是儒家学说的基础。
儒家讲养性、讲修身、讲明德、讲慎独、讲致良知、讲成德成圣、讲内圣外王、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性善为前提。失去了这个基础，儒家学说基本上就只剩下自欺欺人之谈了。靠儒家学说来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不亦惑乎？
用不着儒家这些漂亮的道德说教，人是“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道德人”。人逐利之本性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人维护自身利益之需要会推动社会进步；人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会使人在现实中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互助互利；人的自我实现需求会使人有道德、有理想、有操守。而儒家只注重道德的呼吁，而忽略了制度的建设，这是对人性认识不深的表现。不能洞察人性的学说，肯定是似是而非的学说，说儒家在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中谬以千里，并非虚语。
有人可能会说：儒家两千年来没使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不是儒学之过，儒经是好的，是那些腐儒将经念歪了。既然古时那么多饱读儒学经典的人都没将经念对，难道很少读过“四书五经”的今人就能胜古人？难道你就能将经念对？我倒想反问一句：难道说巫术日渐式微，是因为没有好巫婆？
日本人之所以搞“明治维新”，是因为日本人意识到了东方传统文化不可能带来民富国强，因此全面学习吸纳西方文化，从而走上了大国之路。中国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死抱着儒学这具木乃伊不放，那么，继续在这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中再求索一千年也未可知。
中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陷阱？只有抛弃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大胆学习和吸收使发达国家走上富国之路的先进文化，接受西方的文明理念，披荆斩棘，求真务实，才有望跳出陷阱，走上民主文明的康庄大道。
壹心理导读：摄影师卡拉什约努茨通过扭动自己视角，使普通的照片变成离奇和超凡脱俗的创作。这些令人惊叹的图像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中国历史各朝基本情况简表
时代/国号
起止时间
存世
时间
君主任数
开国元首
都城
姓名
尊称
古名
现名
宇宙混沌时代
400万年前～300万年前
盘古氏
开天辟地神
盘古山
泌阳
太古
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
太古
三皇
300万年前～170万年前
天皇氏
天皇
天都
170万年前～70万年前
地皇氏
地皇
龙门
洛阳
70万年前～20万年前
人皇氏
人皇
九城
母系
血缘
氏族
公社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远古
三氏
20万年前～5万年前
有巢氏
巢皇
石楼山
兴县
约5万年前～前7724年
燧人氏
燧皇
遂明
澧县
前7724年～前5008年
女娲氏
女娲娘娘
华胥
蓝田
父系
氏族
联盟
社会
新石器时代早期
上古
三皇
前7724年～前5008年
2717
伏羲氏
羲皇
陈州
淮阳
前5008年～前2697年
2312
神农氏
炎帝
神农架
前5008年～前2599年
2410
轩辕氏
黄帝
轩辕丘
新郑
新石器时代中期
上
古
五
帝
前2599年～前2525年
75
1
金天氏
少昊
甘渊
天台山
前2525年～前2437年
89
1
高阳氏
颛顼
帝丘
濮阳
前2437年～前2345年
93
1
高辛氏
帝喾
亳
商丘
前2336年～前2259年
78
1
陶唐氏
唐尧
唐
太原
前2259年～前2178年
82
1
有虞氏
虞舜
营都
永济
夏
新石器时代晚期
前2178年～前2070年
109
1
夏后氏
大禹
安邑
夏县
青铜器时代
前2070年～前1600年
471
17
姒启
夏王
安邑
夏县
商
前1600年～前1046年
555
31
成汤
商武王
亳
商丘
周
西周
前1046年～前771年
276
12
姬发
周武王
镐京
西安
东周
春秋时期
前770年～前476年
295
15
姬宜臼
周平王
洛邑
洛阳
战国时期
前476年～前256年
220
11
姬午
周威烈王
洛邑
洛阳
秦
铁器时代
前221年～前206年
15
2+1
嬴政
秦始皇
咸阳
咸阳
汉
楚汉相争
前206.04～前202.12
4
◎
西汉
前202.02～8.12
211
17
刘邦
汉高祖
长安
西安
新/伪朝
8.12～23.10
15
1
王莽
窃国大盗
长安
西安
东汉
25.08～220.12
196
14
刘秀
汉光武帝
洛阳
洛阳
三
国
魏/曹魏
220.12～266.02
46
5
曹丕
魏文帝
洛阳
洛阳
蜀/蜀汉
221.04～263.11
43
2
刘备
蜀先主
成都
成都
吴/东吴
229.04～280.02
51
5
孙权
吴大帝
建业
南京
晋
西晋
266.02～316.12
51
4
司马炎
晋武帝
洛阳
洛阳
东晋
317.04～420.06
104
11
司马睿
晋元帝
建康
南京
五
胡
十
六
国
前凉
320.06～376.08
57
8
张茂
姑臧
武威
后凉
386.09～403.08
17
4
吕光
姑臧
武威
南凉
397.01～414.06
18
3
秃发乌孤
乐都
乐都
北凉
397.05～439.08
43
3
段业
文王
甘州
张掖
西凉
400～421
21
3
李暠
兴圣帝
敦煌+酒泉
敦煌+酒泉
前燕
337.11～370.11
33
3
慕容皝
龙城+蓟
朝阳+蓟县
后燕
384.01～409.11
26
7
慕容垂
邺城
临漳
南燕
398.10～410.02
13
2
慕容德
广固
青州
北燕
409.10～436.05
27
2
冯跋
广固
青州
前秦
351.02～394.01
43
6
苻健
长安
西安
后秦
384.04～417.08
34
3
姚苌
长安
西安
西秦
385.09～431.01
46
4
乞伏国仁
苑川
榆中
前赵
304.08～329.09
25
5
刘渊
平阳+长安
临汾+长安
后赵
319.11～351.01
32
7
石勒
襄国+邺城
邢台+临漳
成汉
304.10～347.03
43
5
李雄
成都
成都
胡夏
407.06～431.01
24
3
赫连勃勃
统万城
靖边
南
北
朝
南
朝
宋
420.07～479.04
59
9
刘裕
宋武帝
建康
南京
齐
479.04～502.04
23
7
萧道成
齐高帝
建康
南京
梁
502.04～557.10
56
4
萧衍
梁武帝
建康
南京
陈
557.10～589.01
32
5
陈霸先
陈武帝
建康
南京
北
朝
北魏
386.04～534.10
149
16
拓跋珪
魏道武帝
平城
大同
东魏
534.10～550.05
16
1
元善见
魏孝静帝
邺
临漳
西魏
535.01～557.01
22
3
元宝炬
魏文帝
长安
西安
北齐
550.05～577.01
27
6
高洋
齐文宣帝
邺
临漳
北周
557.01～581.02
24
5
宇文觉
周孝闵帝
长安
西安
隋
581.03～619.05
38
4
杨坚
隋文帝
大兴
西安
唐
李唐
618.06～907.05
289
21
李渊
唐高祖
长安
西安
武周
690.09～705.02
16
1
武曌
武则天
神都
洛阳
五
代
十
国
北
方
五
代
后梁
907.05～923.11
17
3
朱温
后梁太祖
汴州
开封
后唐
923.11～937.01
14
4
李存勖
后唐庄宗
洛阳
洛阳
后晋
937.01～947.01
10
2
石敬瑭
后晋高祖
汴州
开封
后汉
947.06～951.02
4
2
刘知远
后汉高祖
汴州
开封
后周
951.02～960.01
9
3
郭威
后周太祖
汴州
开封
南
方
十
国
南吴
907.05～937.10
31
4
杨行密
吴王
扬州
扬州
南唐
937.10～975.11
38
3
李昪
南唐烈祖
金陵
南京
前蜀
907.05～925.11
19
2
王建
○
成都
成都
后蜀
934.01～965.02
31
2
孟知祥
后蜀高祖
成都
成都
闽
926.10～945.08
19
6
王审知
闽王
长乐
福州
楚
927.08～951.11
25
6
马殷
楚王
长沙
长沙
南汉
917.05～971.02
54
5
刘龑
南汉帝
兴王府
广州
荆南
924.03～963.05
40
5
高季兴
荆南王
荆州
荆州
吴越
907.05～978.05
71
5
钱镠
吴越王
杭州
杭州
北汉
951.02～979.05
29
4
刘崇
神武皇帝
晋阳
太原
宋
北宋
960.01～1127.03
168
9
赵匡胤
宋太祖
开封
开封
契丹/辽国
907.01～1125.02
218
9
耶律
阿保机
辽太祖
皇都
辽宁
大理
937.02～1254.09
318
23
段思平
太和城
大理
西夏
1038.11～1227.08
189
10
李元昊
兴庆府
银川
大金
1115.01～1234.02
120
10
完颜
阿骨打
金太祖
会宁
/中都
阿城
/北京
南宋
1127.06～1279.03
152
10
赵构
宋高宗
临安
临安
蒙
古
帝
国
蒙古汗国
1206.07～1271.11
66
9
铁木真
成吉思汗
草原
蒙古
大元
1271.11～1368.09
97
11
忽必烈
元世祖
大都
北京
北元
1368.09～1388.10
20
3
妥懽
帖睦尔
上都
锡林郭勒盟
鞑靼
1388.10～1635.04
247
23
也速迭儿
上都
锡林郭勒盟
大明
1368.01～1644.03
277
16
朱元璋
明太祖
南京
南京
清
后金
1616.02～1636.05
20
2
努尔哈赤
清太祖
兴京
新宾县
大清
1636.05～1912.02
276
11
皇太极
清太宗
盛京
/北京
沈阳
/北京
中
华
民
国
临时政府
1912.01～1913.10
2
2
孙中山+袁世凯
临时大总统
南京
北洋政府
1913.10～1928.12
15
14
袁世凯
总统/
洪宪皇帝
北京
护法军政府
1917.09～1925.07
8
3
孙中山
大元帅
广州
国
民
政
府
大陆
军政时期
1925.07～1928.08
3
3
汪精卫
广州
+武汉
大陆
训政时期
1928.08～1948.05
20
2
蒋中正
政府主席
南京
+重庆
大陆
宪政时期
1948.05～1949.09
1
2
蒋中正
总统
南京
台湾
戒严时期
1949.09～1988.01
39
3
蒋中正
总统
台北
台湾
宪政时期
1988.01～现在
25
3
台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0～现在
64
8
毛泽东
毛主席
北京
注：太古三皇、远古三氏、上古三皇皆非具体个人，而是部落首领统称。
从上古五帝开始，各神话人物才是指具体个人。
如果觉得图上的字看不清的兄弟请把图另存到电脑上再放大看啊~~~~









(0)
回复
1楼 2013-01-04 17:02
举报 |
贴吧推荐



落山风52 轻骑兵
7









http://koudai.qihoo.com/u/13960315/article_72190137.html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 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 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 臣传》。 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 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
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 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 “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 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 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 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 由“骄” 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 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 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 》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 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 “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 作者：大驿土猴 ]
中国明清两朝战阵用的刀一般有两种，一是单手使的腰刀，一是双手使的长刀。
腰刀一般长度在80到90厘米，刃长在60到70厘米，重量2斤左右。明朝腰刀都是直柄的雁翎刀刀型，到了清朝早期的雁翎刀，刀柄后端开始向下弯卷，清中期后，出现了牛尾刀的刀型，刀柄后端下弯角度加大，达到了35到40度的样子，刀重也增加到将近3斤。这是中国腰刀的极致，现在武术表演的刀型就是按照牛尾刀作的，为了让人玩得动，刀身薄得成了个铁片。真正的牛尾刀接近刀镡的部位厚度在1厘米以上，从这里到刀尖，刀身三厚三薄，这样的变化在不增加刀重的情况下既加强了刀身的强度又加强了刀的弹性，而且牛尾刀较宽的刀面让用研磨的方法解决崩刃问题成为可能，延长了刀的使用寿命，可以说是一款货真价实的好刀。
双手长刀的刀型在明清之间变化很大，明朝时长刀都是倭人野太刀的模样，一度长达五尺，民间叫“斩马刀”。为了快速拔刀出鞘，战阵中常常左右相邻之人你拔我刀我拔你刀，交互使用。到了清朝长刀刀型改为方头弧刃的砍刀形状，长度也缩短到1米多，直刀柄长度多在30厘米以上，柄尾端是椭圆球形，重量多在4斤。后来出现了拉长了砍刀的刀头并开出刀头反刃的长刀，像是放大版的牛尾腰刀，只是刀柄没有单手使的牛尾刀下弯得利害，俗称这种刀为“鬼头刀”，民间武人在此刀刀背上加装一排铁环，挥刀时铁环前倒，进一步加强了劈砍刺击的力量，而收刀时铁环后倾，刀的重心后移使收刀更快，这种刀叫“大环刀”，制作工艺要求高，工本太贵，军中没见用过。29军的大刀也是双手使用，刀长1米，刃长60厘米，刀尾加装了多见于扑刀的圆环，重近4斤。以上所说的刀都有流传的古刀存世，现代也多有仿制的，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找找，各大刀剑网上都能见到。
倭刀中野太刀的长度在1.2到1.5米，重量没有找到，流传到现在比较常见的太刀多为1米多长，刃长在70厘米以上，重量多在1.2千克左右，也就是不超过两斤半。以此推测野太刀的重量应该在1.8千克以下。打刀更轻，多是900多克，还不到两斤重。日本军刀是按太刀刀型用轧制钢板锻压而成，刀长1米，刃长70厘米，重1.1千克。这些都是网上很容易找得到的资料。
啰里啰唆说了半天刀，是想说刀的形制是由刀法决定的，不同的刀法根本区别是用刀的发力方式，而决定发力方式的是用刀的客观环境。
宋朝缺马，为了以步制骑军人的铠甲登峰至极，而宋人的劲弩又逼得对手也不断加强铠甲的装备，重甲的普遍使用让横刀这一类比较轻的兵器毫无用武之地，不得已宋人只能多用扑刀、眉尖刀之类的长柄刀以加强砍劈力。到了元朝，火铳开始大量装备，让重甲失去了作用，而且蒙古骑兵喜用弯刀，这使长柄刀又被弃置不用。所以到了明朝，中国古代的刀法多已失传。
明朝火铳、鸟枪普遍使用，士兵多不着甲，遇到倭寇时面对五尺多长的野太刀“长兵不敌，短兵不接，多为两断”，被打得很惨，也就深深体会到了长刀的好处。戚继光在日本订制了一批野太刀，又按着剿匪时得到的倭寇的刀法编出了《辛酉刀法》在戚家军中推广，成为了近代中国军中刀法的祖师爷。
《辛酉刀法》与倭刀的用法几无区别，连刀型都基本一样，是因为那时明倭双方的士兵都是基本没有甲胄，就是戚家军后来的对手蒙古人也是人穿皮甲，马不着甲。所以刀越长越占便宜，搂头砍下，即便劈砍力小些杀伤力也足够了，你看那斩马刀一个赛一个的狭长薄利，刀背厚度才半厘米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到了明末清初，军人都开始穿戴对火器有一定防御力的棉甲，满人冲锋时马也披甲，这下斩马刀就不再好使了。也是在这时中国的双手长刀刀法开始与倭人剑道分道扬镳，双手刀法中融入腰马，多用撩击、扫击以用根劲加强斩劈力量，就是自上而下的劈砍也是缠头盖脑充分利用旋转力的斜向抡击。刀法的改变使得刀型也改头换面，多用下撩刀使得刀长缩短到1米多，根劲力大使得刀重增加刀面变宽，劈斩阻力大增也让刀背加厚刀头变方，如此一来斩马刀就变成了大砍刀。后来随着中国炼钢技术的进步，到了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大规模生产出韧性更好的钢材时，大砍刀又为了满足刺击的需要，再次变身成为了鬼头刀。
从此，中国刀法的发力中枢由肩脊下移至腰胯，中国特色的刀法就成型了。但是这种明末清初时成熟起来的刀法还是双手刀法，单手用的腰刀那时的定位还是自卫武器，没人重视。战阵中用腰刀的是牌刀手，牌刀的使用特点让单手刀法的成熟比双手刀法要晚得多。
腰刀在古代军队中的地位有如手枪在现代军队中的作用——自卫而已，没它心里不踏实，有了也没打算真靠它打仗，因为要用腰刀除非敌近身前三尺之内而身旁无人可以帮忙，这种情况在战阵中非战败溃散否则很难一见。
你看戚家军的鸳鸯阵中唯一装备腰刀的藤牌手主战武器却是标枪，在阵中的作用是火器手之外的第二远程杀伤力量。只有倭寇突破狼筅的堵截，躲过长枪的刺杀，才有接近盾牌的可能。就是这样，长牌手和藤牌手也只需要用盾牌堵住敌人，自有拿着钢叉、铁棍或者长刀的短兵手上前杀敌。可见阵中牌刀手的任务是远挡箭矢近阻敌兵，纯防御性质，自己用刀的机会其实相当的少。瞧瞧现在牌刀进枪的套路牌刀起势都是弓步而不是其他刀术套路的马步，就是原来老拿盾牌堵人留下的病根。
不常用的腰刀这时的刀型都是用料少、耗工也少的平造雁翎刀：基本就是一截面为拉长的三角形的狭长铁条，整把刀刀面几乎等宽，都是4-5厘米，靠近刀头的位置刀身渐窄微微上翘，形成一个颇为尖锐地刀尖，圆形的刀镡后20厘米长短的直柄，为防脱手刀柄尾部一般呈前小后大的楔形。
到了明末清初，牌刀手终于等到了用刀的机会，因为双手长刀的长度在这时缩短了足有两尺。短兵手杀伤范围的大幅缩小，使得牌刀手不得不在更多的时候自己解决盾牌前的敌人。那如何解决顶撞在盾牌前的敌人呢？无论中外自古以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刺戳。所以这时的雁翎腰刀刀柄开始明显向下弯卷以便于握刀直刺。不过为什么这时雁翎刀刀身的弧度也在加大呢？原因就是这时候用刀的方法不是刺戳而是刺劈。
面对面的格斗，生死只在刹那间，往往就是一两个动作的事，所以出手都奔着要害去。明末清初的军人大多身着棉甲，胸前还有一个20厘米直径的护心镜挡住了要害，这样用刀的目标就只剩下脖子了。单手刺击的器械越长越重器械头部的稳定性越差刺中目标的难度就越大，不然古罗马的战士为什么只用半米长的短剑与盾牌搭配？要在对手的冲撞下用将近1米长的腰刀戳中不断晃动的脖子绝对是个对人眼手协调能力的巨大挑战，军中技艺还是要充分照顾到普通人的使用能力，所以腰刀技法在此时开始引入渐趋淘汰的斩马刀的刺劈技术。
明朝斩马刀的刺劈其实与倭人剑道的中段劈极为相似：两脚不丁不八左前右后站立，重心落于两脚之间。左手置于小腹前，拇指、食指、中指握住刀柄尾部，无名指、小指虚蜷掌心顶在刀柄后部。右手置于刀锷后，中指、无名指、小指握住刀柄，拇指、食指虚握。刀身前指抬起，刀尖与双眼齐平。这是持刀式。
多句嘴，持刀时握刀手手指有虚握实握之分是为了放松小臂，保持手腕的灵活，方便快速出刀。只有在挥刀出击的瞬间所有手指才会用力握实刀柄以抵御对方格挡或者砍入肉体的阻力，中外各门各派持刀皆是如此。老兄说如此握刀违反了刀法的基本原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不光是刀法，所有格斗术都强调只在发力瞬间才使运动局部的肌肉进入紧张状态，其余时间要随时保持放松，这样才可能较长时间维持格斗所需的旺盛的体能和精力。
中段劈的动作是：挺胸抬臂使刀向斜上方刺出，同时左腿前跨步。双臂伸直后随左脚下踏步前手下压，后手上抬使刀身下劈。之后左腿退步同时收腹，双臂后缩恢复持刀式。
这一式可左可右，即可刺又可劈，虽然下劈力量不大但胜在攻击路线短速度快，而且劈刀的杀伤范围大，劈后即顺势收刀，动作简洁灵动，非常实用，是剑道中最常用的一式。
腰刀将这一招双手刀法改为单手使用，就是我说的凤点头。用时刀藏牌后，先弓步前冲撞开敌人，然后挥刀刺劈，再迅捷回手重藏牌后。整个动作隐蔽快速幅度小，好似禽类啄击，一发即收，杀伤力极强。这是单手刀法中重视使用指腕之力的开始，不过此时单手刀的发力中枢还在肩脊，刀法远未成熟。此式载于《手臂录》的“藤牌腰刀”一章，同书也有斩马刀的刺劈法。凤点头之名是我在另一篇对牌刀古招式的探源评析文章中所见，因为形象生动一下就记住了，后来自己也常用此名指代此式渐成习惯，古名倒不记得了。
腰刀刀法的成熟在清中期之后。由于乾隆朝镖局开始大量出现，镖师多用长枪、腰刀、飞蝗石，尤其是腰刀在室内或夜间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实战使用促使单手刀法快速成熟起来。
镖师不用盾牌，动刀即是搏命，而且格斗时室内、巷中、黑夜的复杂环境也让个人需要照顾的范围比战阵之中要大得多，所以镖师们在单手刀法中不但融入了大量双手刀的技法以增加近战威力，还充分利用指腕的精巧控制在这些军中刀法加入了很多细腻的变化，形成了各种复杂的招式以应对格斗中的各种情况。渐渐的，个人对近战策略的不同设想，对近战理念的不同理解逐步形成了各个门派的不同的刀法，单手刀法也一点点变得比双手刀法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博大精深，成为了中国刀法的主流。单手刀法中撩刀、扫刀、抡劈刀的普遍使用让腰刀的刀型逐渐接近鬼头刀，最终导致牛尾刀的出现。牛尾刀成为了单手刀法最终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与双手刀法重步法的灵活相比，单手刀法更讲究指腕的运用，所谓单刀看手、双刀看走就是这个意思，即便现代的刀术套路已经失去了实战的本意，但是发刀收刀之际抖腕动作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不过现在比的是谁的刀抖得响了。
刀法尚猛，指的是用刀的气势，因为刀是近战武器，不勇猛何以与人悍斗？但是实战刀法讲的是轻刀快马而不是力大刀沉，近战更不可能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动作越大架子越散，防御面积大、打击距离长，结果就是防防不住、打打不着。中国武术无论何门何派，盘功架都是先求开阔，后求紧缩。先大开大合为的是容易摸清各个招式中劲路的变化，后要裹紧缩实为的是缩小防御面积、缩短击打距离，追求的都是一招制敌而不是没完没了地缠斗。那种大开大合动不动就往天上跳的都是为了追求漂亮花哨，看着好看，是不能当真的。
现代短器械中只有西洋击剑的实战性保持的比较好，倭人的剑道越来越近于作秀，而中国的对劈刀只能当双人舞看了。唉，真是可惜了。


一、镶黄旗（上三旗）
在 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黄色镶红边而得名，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内无王，由皇帝所亲统，兵 为皇帝亲兵，侍卫皇市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清末时规模扩大到下辖84个整佐令又两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很多清皇室成员都 是镶黄旗，如嘉庆帝的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贵妃，“垂帘听政”的慈禧和慈安都是，朝中不少官员也来自镶黄旗。


二、镶白旗
镶白旗：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白色镶红而得名，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子贝勒所分统，清末时规模是84个整佐领，兵丁2。8万人，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三、镶蓝旗
镶 蓝旗：今内蒙古乌兰查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为蓝色镶红而得名，镶蓝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清末 时规模达到了下辖八十七个整佐领又一个半分领，兵丁2。7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5万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便是镶蓝旗人。


四、正黄旗
正 黄旗（上三旗）：以旗色纯黄而得名，正黄、镶黄、正白旗列为上三旗，上三旗无王，都归皇帝所领亲统，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至清末使八旗中人最多 的一个，下辖92个整佐领又两个半分佐领，约三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为15万人。康熙的爱臣，乾清门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就是正黄旗人，是可以带刀上殿的 侍卫。


五、正白旗
正 白旗（上三旗）：位置在内蒙古锡林郭乐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初定，因旗色纯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 一，顺治前，上三旗中并无正白有正蓝旗，因在顺治初，多尔滚将自己所领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这以后就成了定制。正白旗是皇帝亲领之一，旗内无 王，兵为皇帝亲领，并从中挑选侍卫皇室的成员，清末规模为辖86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六、正蓝旗
正 蓝旗：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闪电河流贯领接河北。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因旗色纯蓝而得名。正蓝旗在顺治前与正黄、镶黄列为上三旗，顺 治初被多尔滚降为下五旗，不再由皇帝所亲领而由诸王、贝勒、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3个整佐领11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 13万。


七、镶红旗
镶红旗：在今内蒙古乌兰查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为红色镶白而得名，镶红旗是下五旗之一，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6个整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清光绪帝的宠妃珍妃就是镶红旗人。


八、正红旗
正 红旗：在今乌兰查布盟的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为纯红而得名，正红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子和贝勒分统。至清末是 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为下辖七十四个整佐领，兵丁2.3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1。5万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隶正红旗；清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 也是正红旗人。


旗 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 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队），设甲喇 额真（参领）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一人，副职一人，称为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
八 旗编制----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 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八旗的组成是 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
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称为上三旗，余下五旗称为下五旗。侍卫皇室的成员从上三旗中选拔。
皇太极即位后为扩大兵源在满八旗的基础上又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相同。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满清入关后八旗军又分成了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
前十名国家    后十名国家
1日本          168印度
2美国          167中国
3法国          166阿富汗
4荷兰          165刚果
5瑞士          164泰国
6加拿大        163乌克兰
7澳大利亚      162朝鲜
8德国          161墨西哥
9俄罗斯        160斯里兰卡
10新西兰       159东帝汶
精神面貌、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礼仪素养、全民教育、经济条件，身体素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等等共计118项指标都体现了国民素质。国民素质是综合概念，包括思想、修养、礼仪、文化、政治、体能、道德、教育等等。
中国国民素质让人非常堪忧，中国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160位以后或者倒数第二，而日本国民素质连续3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
联合国的权威排名真实反应中国现状以及过去忽视的地方，以及未来中国需要改进地方可以说是全方面，中国与日本国民素质差距相差50-80多年，其中中国小学教育与日本差距是50年，中等教育差距70年，高等教育差距90年，其中有一个原因，中国教育公平性，经费，师资水平等相差90多年。可怕的巨大差距，中国未来之路漫长，任重道远……
只要去过日本，或稍微了解日本的就知道，日本干净，礼貌文明，严谨认真。这背后原因是日本国民素质修养高，才产生日本产品世界一流，日本消费品如电子产品照相机，摄像机，打印机，复印机垄断全球，iphone系列，三星系列手机里的芯片，日本科技无处不在，产品无处不在世界五百强日本占了三分之一，日本汽车更成为世界民众汽车主流。
我们常常认为中国人多，才发展不好。但我们忘记日本人也多，地少，资源几乎没有，但建立成为了世界超级强国，人民生活富足，国民素养高，社会生活环境美好。我们却还在为一日三餐担忧，养老社保担忧，还有几1.5亿人每天生活在贫困线上。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却是豪宅好车，未富先奢，奢而无品。我们凭心而论，如果日本环境与中国调换一下，我们又会认为日本有今天，是因为日本人多自然资源丰富，人才多，地方大，然则中国没有资源，没有众多人口，还有很多天灾地震海啸，我们有资格说吗？
真实原因就是人没尽其能，比别人差，就应该虚心接受自己不足和错误，而不是把有利说成不利的表面现象扭曲。我们总是在说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所以不好管理，真实情况我们不敢承认我们不会管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先把一个省，再不行，先把一个市，一个区，实在不行，我们先把一条街做到绝对干净文明，我们又做到了什么？
然则形象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倒是不少，背后的腐败贪婪让人心痛。原因就是中国人大而化之，什么都只作表面功夫，对人对己没有要求，什么都无所谓，眼里和心里没有要求，什么都是差不多就可以，这样人生态度才是导致中国到现在都是一个对外不受人尊重的国家，对内不爱人爱己的民族。纵观世界优秀民族，都是严谨，认真，执着，勤奋，积极乐观，主动永不服输的这些品质。
东方日本大和，西方德国的日耳曼都是世界无不称赞的民族，我们即时发展到今天也只是所谓的大国，其中GDP七成以外资为主，人民升值，通货膨胀，房产泡沫让中国GDP大增，实际发展又是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天天雾霾的牺牲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代价换来的GDP。这种GDP根本与人民生活无关，人民生活质量才是关键，我们可以对比日本生活质量，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5800多美元，而我们是4000美元（其中还有许多水分，GDP是经济主要指示，是官员升迁主要政绩，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提供GDP，弄虚作假屡见不鲜）
前不久报道广州成为国家首个超过人均1万美元城市，进入准发达国家行列。但这个人均GDP组成万分是怎么形成？原来广州是一个主要流动人口城市，在计算总GDP把所有创造价值都计算在内，但计算人均的时候，只算了广州常住人口。这样自然就产生“准发达人均GDP”。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2日报道，“国外就业状况”（EmploymentConditionsAbroad）人力资源公司根据日常生活用品成本和服务成本，对全世界400多座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对于异国工作者来说，日本东京依然蝉联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东京连续18年保持世界第一位置）拥有最高的生活成本。在世界十大最昂贵城市中，日本占据了四席。
日本入选的四座城市分别是东京（第一）、名古屋（第三）、横滨（第五）以及神户（第九），其中去年排名第二的大阪落榜。在其他入选城市中，挪威首都奥斯陆全球排名第二，它也是欧洲最昂贵城市。同为挪威的斯塔万格，排名比去年上升两位，位列第四位。瑞士首都苏黎世排名第六，2010年其排名第十。同为瑞士的日内瓦和伯尔尼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都比去年上升

延迟退休谁最亏？
对于填补社保基金缺口来说，延迟退休这一算盘打得不错。退休事关在职的每一个人，延迟退休怎么延？谁先延？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叫苦连天，不同的反应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和家庭…


许多官员喜欢说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不过，可怕的是，许多话已经成了他们的大话空话，而他们却不自知，张口就来。有网民对官员最常讲的谎言做了一次归纳。你是不是觉得太熟悉了，以至于也和许多官员一样，忘了语言背后的实在意义？
当然，政治正确地说，不是所有官员都把这些当谎言。
原文：
一　我是人民公仆

最初的时候，这一句不是谎言。本来是一种意愿和提倡，可官僚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意愿扔了，把提倡也留在嘴上了。公仆的最准确解释即为大众的奴才，词义上不会出现任何争议。按现时形势，十个百姓，有十二个不敢认自己是主子；一百个官僚，有一千个不认为自己是奴才。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其之谎在于，每当官僚讲这句词时，不仅官僚自己不自在，更重要的是听者不是想哭就是想吐，想笑的也都是很不自然的笑。
二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比这句名言更著名的就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许多著名的大官僚都用过，其他官僚由于位卑，不敢僭越，也就改了一下包装。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自己的儿子自己心理有数，再胆大的人顶多敢于认贼作父，但从不敢收官僚作子的。更何况，天下99.99％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还有了这么个儿子的。其谎在于，怕别人不信，偏偏加了衣食二字，便于圆托。其潜意距父母官和大老爷半纸之隔。
三　下边，我简单地再说两句

想笑吧，但根本没有笑的必要。这个时候的官僚，十个有十个是以40或50当1看的；十二个有十二个认为废话就是简单的别称。但这些个苦头大多都让官场上中小级别的官僚吃了，不着边的百姓一般还吃不着。只有小学生会对这句谎话较真，最多的一次数到了796句，快一当四百了。但官僚真的认为自己是只说了两句，更多的时候认为两句还不到。
四　我代表

多数是看什么人的时候，但更多数是看一群什么人或不想去而用一纸文书说明自己去了的时候。据调查，在讲这句话前，基本上不会出现机构或人对他进行委托的事件，而是他自己觉得有资格或有能力可以这样讲，而且讲了之后也不会有涉及到的机构与人进行反驳的。结果是他什么都不代表，甚至连自己也不代表，纯粹是把人当成符号，把符号当成礼物，把礼物又完完整整的带回去了。
五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我们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冤枉的好人确实难以统计，但放过的坏人却是一批又一批的，具体的数字，官僚比一般的百姓更知道。其实，放就放吗，权柄是在你手上，怕就怕官僚们生生的将好坏颠倒，形成了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好人的局面。百姓们够好够善良的了吧，但被冤枉的90％以上都出现他们的身上。此谎在于擅自纂改了字典上好与坏的词义。
六　我以党性与人格向你保证

都曾经有过的东西，但一直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已有的官僚已经不多了。就说人格吧，生生的就被官僚们卖给过大官僚几百回了，主权早不属自己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你拿什么作保证，莫非你是想拿大官僚开涮？以为大官僚的人格可作自己的人格？可你想没想过大官僚的人格又在哪里呢。没有的东西是不能保证的，这是原则。
七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还能说什么呢？这个时候说话和放屁又有什么两样呢？你不是有眼睛吗，你不是有脑子吗，你不是就在我身旁吗，还用我提吗。有社会学家把这句名言翻译过三国的文字，循环一圈再翻译回本国的时候就是下边这句话：闭住你的嘴吧。人人都可以试试。
八　组织上是了解你的

这是半句式结构兼翻转型的谎话，主要是对官僚而言。所谓半句，就是后边还有没说出来的东西；所谓翻转，就是让你能把意思完全领会错。一般的傻官僚听到这话大多都是肚内暖洋洋的，也就少了一些怨气。实际情况是，我就知道你是个没出息，没背景，没实力，又不懂得孝敬的蠢才。其谎在于，马脚式的多了组织一词。
九　我们一定要

后边的词可以随便加，只要是懂几个中国汉字的加什么都不会错，当然，句子你不能念不通了，否则会让官僚们笑话你。我们经常听到，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我们一定要实现什么什么目标，我们一定要严加处理什么什么物事及人，我们一定要让什么什么人怎么怎么。等等。其谎在于两点，一是故意用错主语，二是少用副词。即我们应是你们，要应该是不要。
十　领导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就是官僚还骗人吗？或官僚会说谎吗？会的，会的，太会了。有专蓍说明，官僚是天下最会说谎的人群了，谎话大师都出于官僚队伍。就有官僚们进行过尝试，看能不能骗得太阳也成了地球的卫星，别以为这是在神侃，有官僚就在这样做着呢。五千年的历史大多都是官僚杜撰出来的，有什么理由不信官僚能给你再杜撰出另五千年的历史呢？大的你都信了，小的就应该更信呀
晋武帝司马炎的三大政治失误
公元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位相国、晋王，这年他29岁。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位，自己登基建立了晋王朝，改元泰始元年。对司马氏的这一段经历，西晋末年的奴隶皇帝（后赵）羯人石勒曾经说过一番很有名的话:“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终不能如曹孟德、 司马仲达父子, 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从此，人们对司马懿及其子孙的印象，大抵是“欺他孤儿寡妇”的野心家一类。我以为，对司马懿家族的这种评价是很不公允的。
应该说，司马家族是三国时期最具才情的家族之一。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个个韬略过人，政治才干出众。经过三代让人的努力，三国纷争的局面最终在司马炎手中归于一统。再造统一之功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就司马炎而言，《晋书》称赞他“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作为开国之君他虽算不上明君，但是其身上确有很多可称道之处。首先，他宽仁大度，听得进不同意见。曹魏的元老旧臣大都为其所用，政权更替并没有造成时局动荡（需要说明的是，嵇康、阮籍都是曹魏的忠臣，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且杀嵇康的是司马昭，司马炎即位时嵇康、阮籍都已过世）。其次，他不嗜血好杀，统一（吴国）过程中并没有过度杀伐。魏王曹奂、蜀后主刘禅、吴主孙皓以及汉朝的宗室后人都在他治下得以善终，这在司马炎身后的三百年间是很少见的。再次，他安抚地方政策得当。平吴以后，他任用原吴国官吏治理地方，消除苛政，简化政令。对迁居北方的吴人分别免除徭役赋税10年（将吏）和20年（百姓百工），于是“吴人大悦”，由此赢得了民心。因此，在晋初司马炎统治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采取无为而治的方略治理国家，天下比较太平，百姓相对幸福。史书称这一段时期“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不是没有道理的。
晋朝（265—420）155年的历史中，除了司马炎这一朝之外，皇权一直是旁落的。皇权旁落造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们你争我斗，杀伐掳掠无所不为，国家陷入空前的大动荡、大内战之中，最终断送了大好江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司马炎犯了三个非常低级的政治错误。
第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是分封诸侯王。司马炎本不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江山应该说是从父辈继承过来的，阅历见识毕竟有限，常恐江山不稳。他认为自己祖孙三代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曹魏宗室力量薄弱，缺少强援。于是他仿照周朝分封制度，大封宗室为诸侯王，开了历史的倒车。即位之初，一下子封宗室27人为王。根据封地的大小，允许诸侯王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 邑二万户为大国，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允许他们自行任命地方官。灭吴以后，又下诏罢州郡兵（解散地方军），地方政府不再拥有管理军队的职权。虽然之后司马炎也曾经做过努力，意图防范诸侯王尾大不掉，对抗中央政府。然而东周、西汉的历史已经证明，封建制一旦确立，必然会造成诸侯王经济、军事实力的扩张，中央政府很难驾驭他们。果然，司马炎死后不久，诸侯王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长达16年的内讧，国家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便司马炎身后即位的不是司马衷，诸侯王作乱也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与此同时，他还犯了另两个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是选错了太子。司马炎后宫姬妾之多是很有名的，在位时正值身强力壮，所以儿子也很多，光留下名姓的就有18人，长大成人的有9人。晋泰始三年（267年）正月，司马炎立年仅8岁的第二子司马衷为皇太子。按说这年司马炎才三十出头，身体非常强健，政权也很稳固，仓促立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司马炎似乎知道自己的太子不够聪明，于是任命李憙（《资治通鉴》做李獈）为太子太傅，李密为太子洗馬，希望此二人能够好好教导太子。李密是蜀汉旧臣，并不愿意为司马氏效力，于是写下《陈情表》拒不赴任。李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知识广博，品德出众，但是他同样看不惯司马家族的作为，内心并不愿意为司马氏效力。《晋书》记载，当初司马懿多次征召李憙入朝为官，他总是以身体不好、母亲有病等理由推辞。后来司马师辅政任大将军，征召他为大将军府幕僚，他不得不到任。司马师问他：“当年我父亲征召你，你不肯赴任。为什么现在我一招，你就来了呢？” 李憙回答：“当年先君以礼待我，我以礼决定进退。如今您以法来约束我，我畏惧法不得不来。”说白了，李憙是为了避祸才入朝为官。以这种心态入仕，治理地方、造福百姓或许会尽心竭力，辅导太子能否尽心可就很难说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子莫若父”，这句话对司马炎却不管用。司马衷是个弱智，处理不了国家大事，这一点满朝文武都知道，就是没有人说破而已。一次，大臣卫瓘借着酒醉手抚御座对司马炎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心里明白，却装傻说：“你真是喝多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太聪明，但是儿子究竟蠢到何种程度却不甚了了（不是合格的父亲）。于是他决定出题考一考太子：一次，司马炎让人拿几份奏折去让太子处理，司马衷哪有这本领？于是贾妃让身边的亲信代为批示，批文中引用了许多古文义理。给事（低级顾问）张泓看了说：“太子不读书，陛下是知道的。现在只需要就事论事、平白直叙即可，不能引经据典。”于是由张泓写出草稿，让司马衷抄写以后递交上去。司马炎看了太子的奏对以后大喜，从此断了易储的念头。这是咸宁四年的事情，这年司马衷已经19岁了。就是这一次考试作弊，彻底断送了晋朝的江山。
司马炎犯的第三个错误，是给儿子选错了媳妇。泰始七年正月，司马炎提前为太子行加冠礼，这年司马衷才12岁。行了加冠礼，就意味着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考虑娶妇了。当时，司马炎中意的儿媳妇是卫瓘的女儿。权臣贾充的妻子郭槐买通杨皇后身边的人，于是杨皇后请求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司马炎说：“卫公的女儿有五可，贾公的女儿有五不可。卫家贤惠、子孙多、相貌好、身材修长、皮肤白皙。贾家剽悍、儿子少、相貌丑陋、身材短小、皮肤黑。”可见司马炎一点都不糊涂，该考虑的问题（家庭环境、生殖能力、相貌）全都考虑到了！
卫瓘是当时最有才干的大臣之一，曾经平定钟会作乱，斩杀大将邓艾。他出身名门士族，家门教导有方，子孙成群。据史书记载，卫瓘与他的儿孙个个博学多才，而且都是著名的书法家。儿子卫宣娶了司马炎的女儿为妻，孙子卫玠是当世的美男子。相比之下，贾充家族则逊色得多。贾充是前朝太尉贾逵的儿子，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但是不学无术。他最大的功绩是帮助司马昭弑杀了魏帝曹髦，向来为世人所不齿，连亡国之君孙皓都敢当面侮辱他。贾充原生有两个儿子，由于其妻郭槐妒忌成性，怀疑贾充与乳娘私通而先后将她们害死，导致贾充的两个儿子过早夭折，贾充早早就绝了后。郭槐要嫁给司马衷的，就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与她性格非常相似的贾南风。
尽管司马炎的判断非常准确，着了魔的杨皇后还是坚持要娶贾家的女儿。贾充的亲信荀顗、荀勗、冯紞都一致称赞贾充女儿貌美如花而且德才兼备，泰始八年二月，司马炎为太子纳15岁的贾南风为妃。史书记载，贾南风骄横、嫉妒，爱玩弄权术，初经人事的司马衷对她是既爱又怕，完全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司马炎看得很准，却不能坚持原则，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为晋王朝找了一个关键的掘墓人。
司马炎执政的后期，随着父辈留下的贤臣宿将纷纷离世，他开始管不住自己了。他沉湎酒色、骄奢淫逸、任用奸佞小人，政事日渐荒废。太熙元年（290年）四月己酉日，司马炎病死，皇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改元永熙，是为晋惠帝。司马衷31岁即位，到光熙元年（307年）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总计在位17年。一个痴呆皇帝，一个无耻悍妇，一群奸佞小人，一批手握重兵的野心家，这就是司马炎留下的政治遗产。
司马炎死后的130年间里（两晋），中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先后建立的政权不下二十个，狼烟四起、血雨腥风！晋王朝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司马家族历经14个傀儡皇帝，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门阀政治，政权始终掌握在外人手中，最终被新兴的军阀势力刘裕所取代。
1、老大囚牛（qiúniú），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2、老二睚眦(yá 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

3、老三狴犴（bì’àn），形似虎，有威力，生平好讼，常见于古代牢门之上，  震慑囚犯，民间有虎头牢的说法，是辨明是非，伸张正义的神兽；

4、老四狻猊(suān ní)，形如狮，喜烟好坐，倚立于香炉足上，随之吞烟吐雾；

5、老五饕餮（tāotiè）嘴馋身懒，好吃好喝，常见于古代烹饪鼎器上，夏商青铜器便可见饕餮纹，为有首无身的狰狞猛兽，是品尝美味，鉴赏佳肴的“美食家”。

6、老六椒图（jiāotú），形似螺蚌，性情温顺，常见于大门上，衔环守夜、阻拦小人、是求学、求子、升职的保护神；

7、老七赑屃（bìxì）(霸下)，龟形有齿，气大好负重，常背负石碑于宫殿中，是长寿、吉祥、走鸿运的保护神；

8、老八螭吻（chī wěn)，又名鸱尾或鸱(chi)吻，好张望，常站立于建筑物屋脊，作张口吞脊状，是宅院守护，驱邪纳福，安居乐业的神兽；

9、老九貔貅（pi xiu），又叫辟邪，生性凶猛，专吞金银肚大无肛，只进不出，即能招财，又能守护财富，掌握财运，是招财进宝的保护神。
谁转了谁就和貔貅有缘会发财的哟！

人类有几个超级祖先：成吉思汗播种最成功？(图)
http://cul.sina.com.cn 2005/11/02 13:19   环球时报

150万人拥有同一个祖先示意图
我是谁？我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一段历史，科学家们在把DNA技术用于为人类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人类竟有几个超级祖先，即在众多人身上留下他们基因印记的人。他们就像一个个分支点，无数的枝杈最终将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一个贵族拥有众多后代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来自英国休斯敦桑格尔中心的研究人员针对人类Y染色体进行遗传学分析，推断在中国北部和蒙古约有150万人是同一个男子的后代。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休斯敦桑格尔中心主任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博士。他带领英国以及中国的同事，仔细分析了东亚地区1000个男性的Y染色体，并且比较了这些Y染色体中许多位点的DNA序列。结果发现，被检查的1000个男性中，有3.3%的人DNA序列相同。这种遗传上的相似性表明，这些男子均拥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那么，这位男性祖先到底是谁呢？
泰勒史密斯和他的同事查阅了历史书籍后分析，这个男子可能是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觉昌安。觉昌安的孙子努尔哈赤创立了清朝。觉昌安的后代统治中国直到1912年，这个满族皇室每个男人都拥有许多的妾室，在东征北战中与其他种族的人有交叉血统。研究者认为，这种属于贵族的婚姻方式对遗传基因的广泛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时这个贵族的后代大约有8万人。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
成吉思汗可能是最成功的“播种者”
泰勒史密斯是著名的人类遗传学专家。2003年，他曾经做过一项引起争议的“成吉思汗基因测试”研究。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是进行父系祖先研究的一部分，它主要对男性Y染色体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如果一个男性的Y染色体的几个标志性位置与据信来自成吉思汗的染色体一致，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这位男性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泰勒史密斯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成吉思汗时代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Y染色体片段。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科学家通过检测Y染色体的微小变化得出结论：他们共同的祖先都生活在12到13世纪之间。将这些基因变化的证据和成吉思汗12世纪建立的王国版图联系起来，研究者们推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片段，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七个女人是欧洲人祖先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通过10多年的DNA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欧洲人都是繁衍自1万年前到4.5万年前的7个不同女性，这7名原始女人被称做是欧洲的“宗族母亲”。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
“线粒体DNA”是只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西基斯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说：“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斯教授称：“在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个女儿，开始了‘线粒体DNA’的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5到10年建立大数据库
要想判断一个人的祖先是谁，先要从其口腔中取下一些细胞，然后从中抽取基因样本并进行分析。接下来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只有女性才能传递的线粒体DNA的细小变化追踪你的母系宗谱。另一种是通过对只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追踪你的父系宗谱。
在进化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性子代。譬如在某一家族的曾祖父Y染色体有一特定序列，则其儿子、孙子、曾孙的Y染色体都会带有这种特定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视作进化标记，也可以在 亲子鉴定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泰勒史密斯就开始用DNA技术进行考古研究，这种技术被统称为“分子考古学”。后来，科学家们又运用DNA技术为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许多证据。
泰勒史密斯打算在将来，用大型计算机建立起一个数据库，记录所有测试者的宗谱图形和他们的基因密码。他预计，5到10年以后，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足够大的基因坐标对照数据库就可以建立起来。到那时，人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基因与坐标对照，通过基因寻根技术精准地绘制出自己家族的生命地图。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人类及动物遗传学实验室金锋博士认为，对于基因寻根，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希望知道自己的族谱，有些人则会抵制。无论如何这种技术到最后并不会强调人与人的不同，而是会把人类变成一个大的整体。人种、宗族这种说法也许会消失，人和人之间变得更加平等。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缪雅娟介绍，把DNA技术应用于考古领域是比较新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其应用领域比较有限。不过，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在得出结论之前需要一个相对较大的数据库和更多的专业数据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