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成熟的国家-转贴

37岁的胡紫薇意外却镇定地走到台上。这是2007年12月28日的下午3点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中央电视台正宣称要将原有的体育频道更名为奥运频道。4天后，2008年即将到来。这一年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是世界体育史上最事先张扬、最席卷一切的盛会，这个13亿的国家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与此相关。作为中国最有权势、最具官方色彩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认定有义务用“奥运”来取代“体育”，以表示将倾力报道这一观众量最巨的赛事。担任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的张斌，以足球评论著称，他也是中央台庞大的奥运报道计划的主要建构人之一。
发布会正在进行中，张斌正准备介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上台，胡紫薇却突然出现在麦克风前。她是张斌的妻子，同样是一位公众人物，过去十年中，她在北京台以一名家常里短、关心民生的主持人闻名，她喜欢说 “天边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身边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她上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因她在节目中引用了“纸包子”事件的新闻，而被严厉批评。
在2分30秒的时间里，胡紫薇的谈话断断续续。“今天对于奥运频道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张斌先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对于我来讲也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两个小时之前，我知道除了我之外，张斌先生还和另一个女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她语调平静的开场，内容却惊心动魄。
在台下来自不同的国家的记者们的注视下，上去阻拦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将她一把推开，终止这场众目睽睽的私人事件。多年的媒体训练，使得她也有能力将卧室与国家联系起来，借由这场普通的家庭外遇，她质疑了中国崩溃的价值系统，质疑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就像她对前来推开她的人所说出的：“……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儿良知啊？！你放开！离一个大国还差得太远了。”
我记得之后的几天中，在一家饺子馆里，在健身房里，在咖啡桌边，我都听到了对这事件的谈论，它是人们亢奋、疲倦、而又单调生活的调味剂。2008年终于要到来了，矗立在全国各处的奥运会倒计时牌上的数字越来越小，但是，整个社会却像是个赛前过度锻炼的运动员，在发令枪响起之前，它已倍感疲倦。处于精神疲倦中的人们渴望各种刺激，股票、房价、一只老虎，对《色•戒》中性爱的关注和激起的浅薄民族主义愤怒，还有胡紫薇……
“我觉得她很勇敢”，一天夜晚，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陌生朋友说，他是个有点谢顶的年轻男士。比起那些谴责她“给整个国家丢人”的老式看法，他的观点显得诚实。他说的似乎也对，除去这种方式，这个37岁、正在走向衰老的女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那些流行的手机短信上，在餐桌上层出不穷的色情笑话中，还有在你所见的男女关系中，忠诚似乎变成了即将灭绝的物种，身体与情感经常作为交易的手段，而在这场交易中，男人总是占据着先天的优势，女人不得不借助别的力量。旧时，她们要在婆婆面前哭诉，然后她们要求单位领导主持正义，而现在她们则需要借助公众舆论——女演员们对媒体哭诉她们遭遇的性侵犯，女主持人对着全世界说自己的丈夫不忠，而最新的一则消息是，一名31岁普通北京女子为了报复丈夫的出轨，不仅从24楼跳下，还惊心动魄地撰写博客，并在自杀前公布了丈夫与第三者的照片……
这些事件，有着广阔的探讨空间。或许，我们以后可以谈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胡紫薇在2007年末的2分30秒，让我想起了法国女人薇薇安妮，在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三的夜晚，她对着法国电视台的镜头前谈到了自己的丈夫米歇尔，“我丈夫深受早泄之苦”，她还抱怨与他一起“从未体验过快乐”。这一表演标志着一个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个人不再期待从昔日的公共组织中寻求帮助，不再将私人事件仅限于私人领域，转而将她个人的焦虑与困境释放给公众，但公众不是一个有机群体，而只是不同个体的聚合，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鼓掌、吹口哨、赞扬或谩骂、羡慕或嘲弄，但最终当事人却发现所有的困境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她/他将困境展示在公众面前，但当表达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从一个个体缺乏基本自由、一切都处于计划与保护之中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各自为战的社会，这其中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有待更长和更耐心的分析。
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则是“受害者心态”。在面对台下的听众时，胡紫薇认定既然在两个小时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就有理由表达愤怒，并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道德上的置高点——婚外情定是不可饶恕的。为了赋予自己的愤怒合法性，她还下意识的将整个国家扯了进来——人们不是都在抱怨“世风日下”吗？在普遍的共鸣中，公众立刻开始选择立场——支持或者反对。对于这场婚姻破灭的真正的、更复杂的原因则没人关心，更没人表示理解。任何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男女间的事，哪里有道理可以说清，又哪里是可以依靠简单的道德框架来裁定的。一个局外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爱情与婚姻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成年的参与者，都应分享其喜悦，承担其责任，并准备迎接其失败——人生总是变化难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总比另一个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这件事本来就很难公正的。
胡紫薇将将公众制裁引入私人关系时，道德判断立刻淹没了其本来的复杂性。在屡见不鲜的“受害者”案例中，我们总是发现当“受害者”迅速将自己置于一个弱者地位时，就顺理成章地逃脱了其本来的责任——一个37岁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难道不应该同样为失败的婚姻负责吗？
很有可能，胡紫薇的言行只是下意识的结果，一个女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所为。但是，其“下意识”却的确反应了我们国家的某种性格。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正深深地被一种受害者情结所困吗？
2008年到来时，整个世界上谈论的是中国的崛起，一个势不可挡的新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自己也喜欢类比，就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确立了战后日本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则是一个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诞生，或一个古老国家的复兴。但是，与这些金壁辉煌的措词不同，我们的内心却仍被一种深深的“受害者”心态所左右。当我们越来越竭力想证明自己时，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显露出那种深深的不自信。
一群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认定一部电影中有强烈的“汉奸情结”，对此念念不忘、大加讨伐；人们对于西班牙一张报纸上一幅含有毛泽东形象的广告义愤填膺，认定它就是歧视华人……压抑不住的“受害者心态”使我们难以诚实与平衡地面对问题，情绪总是取代逻辑分析。如果你耐心观察今天的社会，你会发现左右摇摆的极端化兴趣，正成为很多人、很多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征。人们可以轻易从怯懦摇摆到狂躁，从自卑滑向自大。
在“受害者”心态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我们的个人价值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别人的态度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沸腾的2008年的北京，我们看到了“自傲”和“取悦他人”这双重情绪，它们彼此叠加，此起彼伏。
在被误解之前，我暂时的停止。我讨厌那种喜欢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义正词严、又空洞无误做出“中国人这样”，或“中国人那样”的无谓指责的人。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注定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而且看起来，我为胡紫薇这一事件做出了过度的阐释。但我相信，后世的历史学家必将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一意外的插曲，它折射出一个剧烈转折的社会中所蕴涵的太多情绪。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管我们成为世界第几大经济体，made in china如何震撼了世界，我们建立了多少匪夷所思的建筑，或是我们举办了多么盛大的体育比赛，但就社会心理而言，我们仍然是一个极端不成熟的国家，表面的辉煌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焦灼与脆弱。所有迅速成长的国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关键是，一个社会要有勇气诚实地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用华章来掩饰缺陷。
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是体育，也不是政治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