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生态之忧（一）

文/川湘子
近些年，少数地方的官场生态呈现出失衡和恶化的问题：党纪国法遭到践踏，腐败窝案、串案频发，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阻力重重，治理官场生态怪圈刻不容缓。
第一部分:官场生态镜像
2008年2月5日呼和浩特市发生了一宗罕见的官场血案。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于下午在办公室被枪杀，行凶者是呼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案发当时，王志平办公室内还有一名女税务干部，该女士也一同被杀。关六如杀死两人后，饮弹自尽。有媒体报道称，关六如曾被人举报涉及一宗黑社会大案。为保官职，关六如拿出大把钱财贿赂呼和浩特市委及市政法委有关领导，结果都打了水漂。关六如于是心生歹意，对相关人员欲加报复。据了解，关六如自杀前曾留下遗书及买官的送礼列表，涉及当地多名高层官员，这一批呼和浩特的官员目前正接受调查。此案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公安部调查组已进驻呼市。
此事件一出，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网友说，官场太可怕了，当官心太黑。也有人说，现在的官场生态不好，当官的高风险太高了。
官场血案其实并不是头一次发生。“官官相杀”在官场其实早已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官场上你死我活的争斗和杀戮早就存在。据统计显示，自1994年至今，涉及各种级别的“官官相杀”事件已不下百宗。官场暴力化现象比较严重。虽然仅仅是一些个案，但是事件背后的官场凶险可见一斑。官场黑幕后的暗箱交易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有研究者指出，“官杀”血案虽然只是一些极端事件，但也有其产生的必然因素。官位的“含金量”极大，权力可带来极其丰厚的回报，因此，追逐者往往不择手段地去剪除异己。
官场，这个被老百姓痛斥了几千年的名词，至今仍被频繁地使用。官场是指官员从事各项公务活动的场所。官场跟市场、战场一样，原本是个中性的词汇。官场被扭曲变形，它渐渐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代名词。所以，官场在老百姓心目中，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是一个并不环保的概念。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将生态概念引入官场，主要是因为官场也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也有其生存的环境。
官场生态指的是官员的生存状态，以及官场内部之间和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关系。官场生态就好比自然生态一样，一旦被破坏，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失衡、恶化。
正常的官场生态应该是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政治文明程度非常高，贤能的官员能够健康、良性发展，官场循环处于平衡和谐状态。
近些年，官场呈现出了一些违背了生态规律的反生态现象，腐败成链，很多地区和部门的“一把手”卷入其中；上行下效，官场变成腐蚀干部的“大染缸”；丑闻连连，成了官场挥之不去的“阴霾”。
下面，我们选取了以阜阳、绥化为代表的买官卖官高发区和以郴州、临汾为代表的官煤勾结与官商勾结比较集中的地方官场作为观测点和切面，简单地描述和透视一下当地官场生态。
一：乱
乱，指的是官场乱相迭生，混乱无序。官场生态恶化的最主要表现是官场正常的流动性断裂。吏治腐败是官场中最大的政治腐败，是一切乱相的根源。买官卖官是一条“食物链”，买官者绵绵不绝，卖官者乐此不疲。钱买权，权卖钱，买官卖官乱相此起彼伏。
马德将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每顶乌纱帽都明码标价。他是一位典型的“卖官暴发户”，在一个贫困地区就创下了住院一周就受贿240多万元的记录。在与马德案相关联的赵洪彦案中，一个正处级卖了3万，一个正县长卖了10万，保住一个县委副书记15万，一个市委常委30万。马德案牵涉绥化市303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中的265名。几年间，几乎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尽数掀翻，黑龙江政坛变故迭起前无古人，中央空降大批厅级及以上干部到黑龙江任职。马德案发后，黑龙江官场流传着一句讽刺：“他在台上时，权力很大，让谁上谁上；他被查办后，权力同样不小，让谁下谁下。”
阜阳腐败群案共有18位县（市、区）委书记纷纷落马，地方党政官员几乎“全军覆没”。流传至今的那句官场格言：“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就是源自阜阳。当时的阜阳市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跑官的、要官的、买官的、卖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前“腐”后继，层出不穷。王怀忠领导阜阳时期，买官卖官蔚然成风，以至于当地官场流行一句顺口溜：“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1999年春节，因向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太多，造成阜阳市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经交警疏导几小时方才散开。在阜阳，一些人开始学习王怀忠，不“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就不算“能办事”的官。当地大部分正直官员说，王怀忠“至少坑了一代人”。
2006年，主宰郴州多年的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查处。包括原副市长雷渊利、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内的一批重量级官员落马。李大伦、樊甲生的相继“落马”，又牵出了158名官商。2007年6月，湖南省纪检部门以10天为限，要求所有与李大伦有金钱往来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郴州有80多名党政干部谈到曾经送给李大伦现金。
二：黑
黑，指的是指官场黑暗，官员心肠黑，手段黑。有人说官场是最能表现人性丑恶的地方。官场上激烈的权力斗争暴露出了个别官员贪婪、丑恶、阴暗的本性。
马德案反映出贪官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就是地痞式官员各霸一方，各自发财，融政府官员和黑恶势力于一体。在绥化市，马德的对头王慎义的势力与之不相上下，后来，“为了班子的稳定”，两人达成“君子协定”，在绥化市中心用瓷砖铺了一条彩色路，路的东边是马德的地盘，路的西边是王慎义的地盘，他们各自用行政命令摊派工程，各自捞取好处。绥化市下属县级市的一位30多岁的领导干部，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有关人士称之为“保官”，意思就是虽然当上了官，但要“屁股坐稳”，还得花钱。否则，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绥化市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因向马德“买官”、并向下属“卖官”而受到查处。该县有15000多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500多户贫困户急待解困，有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县城里的马路是10多年前修的，坎坷不平，城镇面貌比较落后。
由于腐败、浮夸、形式主义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地投资商不愿投资阜阳，“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经济基础在“不正之风”的侵蚀下变得愈发羸弱，从1998年开始，阜阳经济发展陷入了连续4年下滑的困境。而主政阜阳的王怀忠完全是一个恶迹斑斑的大贪官，他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的霸道貌岸然专横、阴险狡诈使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谈王色变”，评价“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会用”。他“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声东击西，出尔反尔，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在当时的利辛县，一位因举报贪官被打入冤狱的媒体人士说：谁上访谁有罪、谁告状抓谁、谁上访逮谁。一时间，利辛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以王怀忠为首的一大批腐败分子将阜阳近千万老百姓带入了苦海。安徽著名作家陈桂棣、春桃伉俪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向世人展示了安徽农村尤其是以阜阳市为代表的皖北地区无处不在的贪赃枉法事实，该书大胆地揭露了那些已经蜕化变质的乡村基层干部欺下瞒上、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乃至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却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贪官心肠黑，草民心中苦。阜阳人一度普遍缺乏信心，甚至发出“阜阳没有共产党”的感慨。
不良官员入股煤矿或是充当“保护伞”，频发的矿难使我们看到他们比煤还要黑的嘴脸。郴州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官、商、黑串通一气，矿业乱相屡屡发生。插手矿山成了当地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郴州，一些干部群众在背后都叫他“曾矿长”。其8000余万元的赃款中最主要部分即来自于他对矿山的分肥。不法矿主、黑恶势力、受贿官员之间凝聚成利益共同体，演变成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商黑养官，官护商黑的复杂局面。曾锦春是一位姓黄的煤矿老板的保护伞，黄每月给曾送去20万元，曾的儿子在日本留学费用也由黄的煤矿支付。由于背后有曾锦春的支持，黄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哥”，黄拥有一支统一着装并配有猎枪、钢刀等武器的“护矿队”。在曾锦春垮台之后，CCTV等媒体直接指称，黄为曾锦春庇护下的黑恶势力头目。曾锦春不仅贪污腐败，还敲诈勒索、绑架拘禁、公报私仇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他还借助黑社会之手保障利益，直接用黑恶手段打压举报者。民营企业家王文汉因某公司违约，决定与对方打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曾锦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告与被告谁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要法院偏向哪一方。因曾的索要太高，最终王文汉走上了举报曾锦春之路。正当王文汉逃命流亡在外时，他和人合伙投资的工厂厂房被曾锦春指使的人烧毁。
山西临汾洪桐“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以后，媒体纷纷指责当地政府官员渎职，怒斥惨无人道的黑砖窑主。经媒体调查，这些黑煤矿、黑砖窑都受到了当地一些官员的保护。在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有的劳监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倒卖童工；有人为黑窑主通风报信，使其销毁现场并逃匿……黑砖窑的阴影还没有散去，“12·5”特大矿难事故，造成105名矿工遇难，13天后，市长李天太被免职。接二连三的矿难事故又引发了当地官场的贪污丑闻。
三：险
险，指的是官场凶险，是非多。当官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虽然有高回报、高利益，但是同时又有高风险。身在官场如临深渊、履薄冰。官场非常复杂，各种权力、利益和人情组成关系盘根错节。有的贪官为了保位子、争票子，采取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的措施也很常见。金钱催生的腐败让地方官场变得非常险恶。
随着查处马德案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在绥化当官“风险太大”、“太可怕”。 马德当了市委书记后，开始“无所顾忌”。一次，马德下乡，吃饭时，县委书记不喝酒，马德就罚他靠墙站着；绥化市（现北林区）公安局长“得罪”了马德，第二天马德就下令将其调到较为偏远的明水县公安局担任局长。马德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在其所管辖的绥化市建造起一条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生态链”，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之中，否则可能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在李大伦、曾锦春联手遮天的时日，郴州百余官员被牵涉其中，或为保位，或为升官，或者同流合污。据2006年10月10日的《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郴州市一位干部很苦闷地说，在郴州想做个清正廉洁的干部，在生活中会感到非常孤立。还有干部说，“任用干部，哪怕是社会上的混混，只要是直系亲属，都能招干并很快升至县处级领导岗位。至于外人，送了钱，就安排好位子提拔；反之，就罗织罪名，打入冷宫甚至给予排挤。”当时的郴州官场出现了凶杀、爆炸案件。2003年12月，在郴州一个县政协委员被人炸死在车上后没几天，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当地一家宾馆的套房惨遭杀害。曾在天湖爆炸案中坚定反对曾锦春等人操纵的郴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孙湘隆。他和李大伦、曾锦春的长期抗争，在李、曾联手遮天的郴州官场里被看成是奇迹。后来孙湘隆被迫离开郴州，他在临走之际卷入了与曾锦春集团的一场斗争，还险些丢了性命。一位知情者解释，孙湘隆之所以要匆匆离开郴州，是因为他担心一些与他斗争过的腐败集团会对他下黑手。
有媒体用官员的“滑铁泸”来形容临汾官场。过去的一年里，临汾市频频爆出的负面新闻，在官方发言和坊间热议中，均毫无争议地被概括为“大面积官煤勾结、行业全面腐败的集中爆发”。2007年10月中旬，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据了解，和苗元礼同时被“双规”的，还有煤炭工业局局长杨吉春和一位副局长，他们均与“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局还有多名办事人员牵扯其中。据称，当时煤炭工业局人心晃晃，局里让开会，竟然没有人敢去参加，成了“人人自危”。
2007年12月25日，临汾市委组织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煤炭工业局局长。在过去的14年中，临汾已更换9位煤炭局长。临汾煤炭工业局一位退休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我们每天都在整顿，也都在查处，但有些矿是动不得的，有些人是惹不起的。在临汾有句话，给你20万，要吗？不要就给你200万，如果还不要，就用这200万来买你的脑袋。在这里，钱与权以煤为核心构成的关系网，既可以通天也可以杀人。”“煤炭工业局局长是一个烫屁股的龙椅。”这位局长说，“坐过的人，以为位高权重；坐着的人每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事，手机24小时不关机，最怕听到矿难消息。”他说自己在任期间都快变神经质了。
以上四个地区官场的倾轧、争斗、混乱、险恶可见一斑。虽然这几个地区官场表现出很多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因为地方政治经济环境存在诸多差异，使得官场生态也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征。
其中，阜阳和绥化主要是买官卖官，牵涉高级干部更多，涉及面更广、更深，以乱字当头；临汾和郴州主要是以官煤勾结为主，跟煤老板打得火热的官员，成为腐败分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两地的官场突出个险字。
郴州和临汾都是资源性城市，跟资源管理和监督有关的权力部门成为主要腐败地带，官煤勾结此起彼伏。因为存在形形色色的“保护伞”，所以“食物链”和“利益链”比较明显。另外，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好，所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问题非常多。郴州窝案又带有很强的家族腐败影子，以李大伦和曾锦春为代表的贪腐集团培养家族势力，不仅卖官捞钱，而且干起了官商勾结的勾当。
阜阳和绥化属于农业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工程项目少，缺少资金，当地腐败官员走的是“要致富，动干部”的路子，大肆买官卖官。同时两地官场“一手遮天”的问题显著。“一把手”腐败衍生的“官场地震”威力无比，不仅让当地官场烂掉，而且还牵出了很多“大鱼”。马德案就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等高官。郴州、临汾官场影响范围相对更小一些。郴州被几大腐败利益集团操控，而阜阳、绥化则基本上是形成以王怀忠和马德为首的腐败链。
临汾和郴州官场，主要问题在于官煤和官商勾结，涉及面相对较窄，涉及的系统相对比较单一。阜阳、郴州、绥化腐败案则是包括干部人事任免和工程项目在内的很多领域都成了腐败高发区。
从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影响程度而言，四地官场也不一致。阜阳、绥化和郴州的贪腐势力已经形成集团化，并不断向四面扩展。他们所形成的腐败利益链网络非常密集，对地方控制和影响也更加深远。而临汾官场主要问题主要发生在跟煤炭有关的部门和领导干部身上，影响面相对较窄。同时，官场生态恶化对地方政治经济的破坏力也大同小异。在经济落后的阜阳和绥化，官场地震之后，“后遗症”非常明显。不仅使当地经济倒退很多年，而且使当地官场不得不遭遇一轮“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