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老百姓忍受高物价可耻

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某专家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社科院近日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
这位专家的观点就是要将“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其它皆可以做出牺牲。这种理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们就已经频频听到过了。不仅许多专家到处宣讲，官员们也坚持这种立场，甚至明确将“保八”的目标放在首位。但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在天量货币投放下，GDP增长数字是保住了，然而包括房价、粮食、水电油煤气、药材等等在内物价飞涨，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的局面。
即便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通胀率也早已超过3％这个警戒线，并且还在一路飙升，没有回头的迹象。要是按照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则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的，目前已经处于负利率状态。存在银行的钱，事实上在不断缩水，并且已经持续达7个月之久，老百姓被迫承受着货币贬值带来的生活压力。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不想法子帮助百姓纾缓物价压力，居然公开宣称国民要忍受高物价，既不符合专业常识，也背离了经济学改善社会民生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观点。
负利率的长期存在，不但是物价上涨的推手，也是投机泛滥的根本原因。今年最典型的经济情况，就是许多商品被投机资金控制操盘，形成价格急剧暴涨的局面，比如绿豆、大蒜、花椒、翡翠、大红袍等等。即便工商物价部门出面干预，对个别商家采取罚款措施，也没能阻止价格的上扬。部分商品价格的暴涨已脱离实际需求，成为炒家囤积居奇的金融工具。很多关系民生的基本商品价格的涨幅，也超出了民众所能承受底线，目前新一轮的涨价，已经蔓延至粮食、矿产、黄金等。而所有商品都是互有关联的，这些资源性价格的涨幅必将传导至终端商品上来，从而进一步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在控制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关系重大。如果一味为维持经济增长，而放纵通胀不管，势必会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甚至社会的动荡，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我国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合理，需要进行调整，而此时继续提倡“保增长”，无疑是在拖延调整步伐，使经济发展更加畸形化。如果民众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却要一再忍受高物价，忍受通货膨胀对财富的剥夺，这样的经济增长，又有什么可“保”价值呢？
该不该加息？物价指数应该控制在多少？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它不仅关系国家经济发展，更关系到亿万民众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听由个别专家的忽悠，而要倾听广大民众的心声。毕竟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民众福祉至上，而不是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尽管数据显示我们离通胀很遥远，但民众很清楚“通胀”正在影响着生活品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通胀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扫清体制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
日前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因为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相应作用，现阶段中国不能急于控制通胀率，不过，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份可行性高的中期计划。”（《西安晚报》10月13日）
目前，解决通胀问题成为各国央行行长的“心病”，各国政府无不忙着防通胀重燃。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加息。中国社科院12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指出，我国“9月份CPI涨幅将远在3％以上”。CPI再创新高，这个数据对工薪族而言不是好消息；对学者官员而言如果还把认识停留在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上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对央行行长周小川“不能急于控制通胀率”的言论，笔者颇感“意外”。所谓“意外”，是因有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国债余额约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2009年GDP的26％；截至2009年5月末，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5．2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60％，占全国GDP的15．7％。有专家预测，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达到12万亿元。而且，除地方政府外，各部委的负债也不容小觑。民生银行（600016）《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指出，去年铁道部门支付的利息已经达到400亿元以上，预计未来有可能超过1000亿元；预计2012年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有可能超过70％。窃以为，“全球皆债”，我国能“一枝独秀”？全球都没能逃过通胀的宿命，我国能独善其身？
尽管数据显示我们离通胀很遥远，但民众很清楚“通胀”正在影响着生活品质。调查表明，预计物价上涨加速的人数比例已达65％，远超过正常情况下的50％。“全球皆债”等因素所引发通胀之势，非一国之力可以抗衡，如果想阻止那只能是螳臂挡车。就目前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会否通胀，而是如何防止通胀；不是应否该控制通胀，而是刻不容缓。正如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所言，“通胀问题不容忽视。宏观经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控制通胀。”
笔者以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通胀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扫清体制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譬如，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缩小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改善教育、住房、医疗等重要民生物资的供给机制，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提高国内经济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