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县、郧关、郧阳称名考略

关于“郧县”、“郧关”、“郧阳”称名之研究，十余年来，一直是十堰学界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大多为一些郧籍学者心怀桑梓之情，纷纷著书立说，推陈出新，顿成繁华似锦，硕果累累。这个《追根溯源话郧阳》，那个《引经据典话郧阳》，又有《物华天宝话郧阳》。你作《郧县……辨考》，我作《……“郧”字的考辨》，……，纷至沓来，几可车载斗量。这既充分说明郧籍学者对故土挚热爱恋的情有所钟，亦充分彰显出十堰学界之自由学风。笔者因一时兴之所至，觉得有作一番系统考察的必要。在评述多家观点之余，间或参以己意，予以评说，以备赏析、便览。
一　“郧县”称名考略
以笔者之孤陋，关于郧县之“郧”字称名，十堰学界之探索归纳起来，有以下七种意见。
（一）本地土著说。此种意见认为：今之郧县人，自古以来即祖居其地，古之“郧子国”，在今郧县地。此说起源甚早，流布亦甚广。《水经注·沔水》云：
“（沔水）又东迳郧乡南”、“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县故黎也，即长利之郧乡矣。《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以为县。”
这个李奇大概是此说的最早代表人物。赞引此说者甚多，如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
“郧县，古郧子国，汉为郧关，属汉中郡长利县地。建安末蜀先主封申躭为员乡侯，即此。晋太康五年立郧乡县，属魏兴郡。”
又如：《大清一统志》、《陕西通志》（清）、《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何光岳《楚灭国考》……等，此不备引。
然力主郧县之“郧”为安陆“郧子国”者似更为有理有据。汉许慎《说文解字》于“郧”下说谓：“汉南之国，从邑，员声。”段玉裁注谓：“今湖北安陆府城即故郧都也。汉水自西北而东南，德安在汉水，北而云汉南者，汉之下游地势处南也。”
晋杜预为《左传》研究之权威，亦早已指出本地说之非：“郧国在江夏，云杜县东南有郧城。”近人杨伯峻为继杜预之后又一《左传》研究之高峰，海内外公推为泰斗级权威。杨先生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断定：“在今安陆县，恐今安陆县一带皆古郧国。”此说一出，似乎一锤定音，遂成学界共识。《中国古代历史教学参考地图集》标识从此说。
（二）云阝（郧）国南迁说。康安宇先生近著《十堰方国考》倡此说。该书作者引何光岳《楚灭国考》云：
“自云阝国分出的一支，因不愿臣属商（周）朝，便以姓为国，向南迁至今湖北郧县。”
康先生赞引何氏之说，认为：云阝（郧）国之名，来源于氏族图腾。在氏族社会时期，于云图腾之旁加女， 成为“妘”字，作为姓氏。又由游牧走向定居，便出现了封国，于是去女旁而加邑旁，成为“云阝”字，云阝字通郧。“云阝，即今河南密县、荥阳、禹县、新郑一带，为云阝（郧）国的发源地。今之郧县、安陆，则为云阝（郧）国的不同迁徙地，而安陆为其最后的生存地。”依据康先生之说，则云阝（郧）为南迁而来且不久又东迁而去。南迁之时间，康先生以为在西周时；东迁的时间，康先生以为至迟在桓公十一年（前701）之前。康先生所云之“西周”，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倘依“西周”之初说，则云阝（郧）在今郧县生存之时间约为三百年。至于说明“东迁”之因，康先生云：“或许因遭到近邻像麇国等国的排斥，遂迁徙到楚、鄢等国旁，以求庇护。”说到东迁安陆后郧子国之灭，康先生引清易本烺《春秋楚地答问》：“郧之被灭为楚县，至迟不后于简王三年（前583）。”“楚封该地予斗辛，是为郧公。”康先生之立说，在十堰学界卓尔不群，别树异帜，故录以备考。
（三）郧国西迁说。十堰学界盛行此说。笔者寡闻，此文之写作又起于仓卒之间，仅据见闻所及，以张培玉等先生为代表。
张先生以其一生心血潜心精研郧史，晚年于病榻之旁著《十堰建置沿革》、《十堰战事》、《郧阳古国》等，于十堰学界影响甚巨。关于“郧”之称名，张先生先溯其“源”，从安陆郧国说起，其说云：
“春秋时期的‘郧’，分为国名、邑名和地名。一是周国的国名，在湖北省安陆县。……《史记正义》、《太平寰宇记》、《括地志》等皆以安陆县城为古郧国。”“春秋时除安陆县古郧国外，在天门县还有一个郧国，又称郧城、郧乡。……《汉书·地理志》载：‘竟陵有郧乡’。”
张先生引潘新藻《湖北建置沿革》以证其说：
“郧先在安陆，后迁竟陵。”“古郧子国，是安陆县城，郧城、涢水、涢山，又皆由此得名。其后郧灭于楚，楚迁之于竟陵，犹迁权，迁罗之比。”
由源及流，张先生继之论到“郧”何时迁徙到鄂西北。（蒲骚之战）“郧国既然战败，一部分郧人跟随绞军北徙至绞国，在绞驻留，保留了‘郧’的称谓。”张先生主张郧人有两次西迁说。继安陆郧灭第一次西迁（或谓北徙）之后，郧人再次西迁。吴楚之战后期，麇城决战，吴军败退，“斯时，原迁驻竟陵郧乡之郧人，又一次国破家亡，为避战乱，觅一安全之所，于是又一次顺汉水北迁到地近秦国的绞国，而与原迁绞之郧人会合。这就是以后郧关即郧乡的来历。”
同样主张西迁说的王天富先生，其说又有所不同。王先生于其《追根溯源话郧阳》（以下简称《追》文）文中云：
“据史料记载，楚人强迁郧人溯江而上，北徙到麇、绞故地（为郧县城关周围），居留守关，以防秦国南犯疆土。”
对于王先生此说，邢方贵先生颇不以为然，著文《引经据典话郧阳》（以下简称《引》文见作者著《郧县人自何而来》）以辩之。认为：麇国，始为楚之盟友，终成楚之劲敌，以故，楚不会迁郧人于楚之西北边陲，做为虎添翼的蠢事。且麇非楚之下属，强迁郧人于其领土之内，楚亦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引》文历述“麇子逃归”而引起的两次楚麇大战，以说明麇楚交恶。笔者以为：邢先生既已论定郧灭于蒲骚之战后，则“麇子逃归”事发生在郧灭后84年，麇楚第一次战争发生在郧灭后85年，麇人再起于湖南麇城反叛则发生在郧灭后90年，这种以几乎近百年后发生的事情来逆推前事，其逻辑说服力似嫌不足。
长期从事郧史特别是在《郧台志》的研究上荡开局面的老专家冷遇春先生亦力主西迁说。在其所著《郧阳抚治二百年》（以下简称为《抚治》）中云：
“郧阳之郧，其渊源似不与古郧子国有关。查古郧子国在今湖北安陆境，而今之郧县是古麇子国之地”。
然则何以相距千里之遥的古麇子国与古郧子国又发生了关系呢？冷先生认为：
“原来在春秋之际，郧国先被楚灭，曾徙其民于今之松滋，使之近于郢都，筑郧城控制之。当时可能因松滋容纳不下，又分徙其民于楚之附庸麇国之境。”
笔者近读冷先生《漫话古郧阳·关于郧地和“郧”字的考辨》（以下简称《辨》），其中谓：
“……今之郧县是古麇国之地，与郧国相距千里。当时强大的楚国行兼并之策，郧国经蒲骚一战失败，不久便被楚国所灭。在那个时代，大国灭小国以后，向有一个惯例，就是将他的子民强迁到别的地方。而当时的麇国是楚的附庸，便将郧国的一部分子民迁到麇国。在当时，集体迁徙的人民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思想，就是都不愿意忘记固有的国土。所以不是把固有的国名命其新居之地，便是以固有的国名为姓。”
看来，西迁（或云北徙）说为十堰学界之共识。
（四）郧人回归“故土”说。邢方贵先生既以楚人强迁之说不能成立，而主张郧人自发流徙、且“回归”故土。楚人何以并未强迁郧人？邢先生以为：一是缘于楚制；二是执行了楚郧和亲政策。所谓缘于楚制，即楚在每灭一国之后，将该国公族迁到楚巩固的后方，严加监管（如灭麇后迁麇人于岳阳东建麇城），而于该国故地设县（如灭权后建权县，灭郧后建郧县，但灭麇后却于该地设钖县）。所谓“和亲政策”，邢先生举楚武王之前的楚君熊仪为例，说熊仪有一位夫人即是郧国公族之女。熊仪与郧和亲时，郧国尚存，故举此例证据乏力。
邢先生于《引》文之中既力斥楚之强迁说，而主张郧人不甘受制于楚而自发流徙说。向何处流徙呢？为什么郧人不到别处而溯汉江北上到今之郧县境发展呢？邢先生认为：“原来这是一种故土之恋”。今郧县又何以成了“郧”人的故土呢？难道邢先生也主张“郧子国为本土说”，为李奇一党么？非也，邢先生另有说法：
“涢水流域的古郧国，追溯其源，不是涢人土著所建，而是周初流徙于此的巴国人所建，巴国也是周天子分封的子男之国，位于陕南一带，与今郧县毗邻。故郧子国被灭而逃亡，就很可能回归故土。他们于是溯水而上，发现今郧县城关周边杨溪、大堰、柳陂千亩成片的良田沃土，使他们‘流连忘返’，遂留居于此地。‘地名随着人迁移’，古郧国人也就将‘郧’字带到我们这里。”
依邢先生所论，郧人本是怀着回归故土的初衷，却又因迷恋今郧县之富饶而“乐不思蜀”了！
（五）始皇强迁说。邢先生于《引》文中提出“郧人回归故土说”后，又说：“当然，这只是推论，是否如此，要靠典籍和考古来证实。”所以，邢先生以严谨治史的态度，在几经斟酌之后，而以为始皇西迁说，更为合理。
本来学术界就有人据《史记·货殖列传》：“秦未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以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强迁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秦巴山地和南阳一带的史实，推论出郧国公是作为楚国公族亦被迁到今郧县一带。
笔者以为：此说亦缺具体史料佐证。且今郧县西距秦巴腹地，东距南阳，均不可以道计里。
（六）得名于伍子胥说。此说缘于郧县水利局于1990年的一篇专志：“东西伍子胥堰，根据调查、核对有关资料和民间传说，于公元前770年伍子胥困住郧城三年，军民共建两条灌溉工程，灌溉城郊农田。”此说一出，“伍子胥堰”顿成焦点话题。兰善清先生著《物华天宝话郧阳》（以下简称《物》文），且从伍子胥堰引伸出郧县的得名。《物》文历述吴楚之战史实，伍子胥为报父仇，投吴借兵败楚。此时，楚平王已死，昭王跑到“郧”县即位（《物》文认为此“郧”即今郧县，下同），伍遂领兵来“郧”，并在“郧”扎营屯兵，兴修水利，造福庶民，深得民心。伍走后，人们为怀念他，便以伍子胥字“员”来命名此地。针对“伍子胥堰”之说，邢方贵先生著《“伍子胥堰”辩考》（以下简称《考》，见作者《郧县人自何而来》）。撮其要者，谓：“考之历史，伍子胥未到过郧县。”作者从伍之卒年（前484）距前770年几三百岁，显属悖谬；昭王所逃之“郧县”，为楚灭安陆郧子国后所设之“郧县”，鄂西北之“郧”县时称钖县，至元时方才由郧乡县改名，两个“郧县”名同而实异，时间相距一千八百年，地域相差千里之遥。《考》文又指出：
“吴师败走于‘麇’，此时之麇为巴陵麇子国，今郧县之古麇国，已在110年前为楚所灭，且已被强迁至今岳阳东三十里，建麇城监视居住。两‘麇’又似是而实非。”
邢先生遍考方志，无言及“伍子胥堰”者。但1985年郧县水利局却有“武阳堰创自春秋先贤伍公，名曰‘西屯’”的古碑的发现。经邢先生考证，断定此碑为民间所立，为颂功祭祀碑，时间区间为1717—1911年，当为受武阳堰惠泽的乡民称颂先贤的民间传说。郧县民间之所以有“春秋伍先贤”、“伍子胥”的讹误流传，乃是古麇国覆灭之后，古麇国子民对率吴师破楚都，鞭平王尸、逐昭王这位千古反楚英雄的敬慕。伍子胥平抑了古麇国子民郁集百年的反楚情结与怨愤，他自然便成了古麇国子民心中崇拜的“先贤”。这种历史的“错位”虽显与历史不符，却也是情有可原的。学者对此种民间传说，倘不细察稽考，附会曲说，谬误殊甚。邢先生长文洋洋洒洒考辩甚详，妙语连珠，不胜征引。故“郧”字得名于伍子胥说，可以休矣。
（七）天外飞来陨石说。此说亦起自民间传说。郧地得名于城外远郊斧山古降陨石，又由陨改为“郧”，以作县名。当代郧籍作家梅洁在其长篇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中，附会其说，冷遇春先生在其《辩》文中云：
“而今在郧县的文化广场设置了一块陨石，似乎是用来证明‘梅说’的。其实，梅洁写的是文学作品，文学是允许借助想象虚拟的，所以，从文学的角度讲，梅文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硬要把它作为信史看待，就不可理喻了。试问，‘郧阳’何时称过‘陨阳’的？是地下发掘，还是史书记载？我以为：用陨石证明梅说，也只能是好事者的随心所欲，强不知以为知。它只能让有史识的人付之一笑罢了！”
冷老先生所言极是。本来，郧人中本不乏好事者，有人一日忽突发奇想，来一个由“陨”及“郧”的浮想联翩，这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治史者万不可亦坠入此五里云雾之中。试想，普天之下古降陨石之地，所在多有，又有哪一个地方以陨来命名呢（安陆之郧系由涢水得名）？更何况，郧县古方志之中亦无此类记载。故所谓郧县得名于古降陨石之说，亦属荒谬无稽。
二　“郧关”称名考略
十堰学界似有此共识：郧、郧乡、郧县、郧阳……之名概皆缘于“郧关”一语，故稽考“郧”字得名，必溯流而上，至其源头——“郧关”。于是学者相率著文，探考“郧关”称名之始。
（一）十堰学界多数学者论“郧关”之称名
以笔者之所见，稽考“郧关”称名，首推张培玉先生。张先生在其《十堰战事》中历述郧楚蒲骚之战后云：
“一部分郧人跟随绞军北徙至绞国，在绞驻留。……郧人的驻留地就是秦汉时的郧关，今日的郧县城关。”
“原迁于竟陵郧乡的郧人……于是也顺汉水北迁至绞地，与原迁绞的郧人会合，这就是郧关即郧乡的来历。”
张先生引《郧阳府志》（康熙版）：“秦始皇东巡，以郧关归。”郑重指出：
“这说明郧关在秦汉以前已有，而且秦汉时已成为军事重镇和税收的要地。”
依张先生所说，则“郧关”称名甚古，起始于蒲骚之战后，时在前701年，距其始见于典籍《史记》中，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
王天富先生之“郧关”考别开生面，前引《追》文中，王先生云：
“（楚人）北徙郧人至伏龙关，客籍郧人与伏龙关的土著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郧’人与伏龙‘关’并称兼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郧关’。”
前引邢先生《引》文归纳王文之公式，戏称为：“‘郧’人+伏龙‘关’＝‘郧关’。”邢先生认为：
“郧关，就是今郧县城关。早期为依傍江水的集中聚居地，后来为汉水中游的重要码头和商埠。最早经营此地的是由古郧国（安陆）迁来的人，故名‘郧关’，汉代对此名已有记载。”
邢先生于其《引》文中，辩驳王先生的郧关“公式”，以为：考之方志，《郧县志》（康熙版）无伏龙关，《郧县志》（同治版）伏龙关方始见，可见伏龙关之称名为时尚短。且远在郧灭之时，今郧县尚属位于今五峰之麇国，既无城，何有依城而建的伏龙关？伏龙关出现在郧灭2500年之后，所以王之郧关公式不能成立。
郧籍学者冷遇春先生在于其《抚治》书中在叙述楚灭郧国后，迁其民于今之松滋后，又云：
“徙其民于楚之附庸麇国之境。又因其地为要隘，可以御秦，遂命名为郧关。”
“郧关在当时是豫经楚入陕的交通要道，故《史记•货殖列传》谓‘南阳西通武关、郧关’，这也可见郧关在当时就很有名。”
又其《辩》之中亦云：
“故郧子国（安陆）子民集体迁到麇国之后，便命其新居之地为‘郧关’。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把古麇国之地改称‘长利’。两汉继承秦制，故《汉书·地理志》在‘长利’下自注：‘有郧关’。”
所以，冷老先生亦极力主张“郧关”一语始称甚早，距离现今所见典籍《史记》已有近六百年历史了。
（二）王先生论“郧关”之称名
然亦有人对十堰学界上述“郧关”称名之说持有异议。王一军先生特著《“郧阳”语源与司马迁》（以下简称《郧》文）万字长文申述自己的意见。笔者以为：此乃奇文也！本着“奇文相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精神，愿与作者商榷。笔者之辩纯系学术争鸣，旨在求真。依笔者之见，
王先生论“郧关”产生的缘由与称名之始，均有谬误，兹分别叙述之。
1、王先生论“郧关”称名缘由之误。
“郧关”是怎样产生的？缘何得名？十堰学界大多数学者均从“郧子国”（安陆）西迁（或北徙）说起。王天富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郧关＝郧（人）＋（伏龙）关”的公式，虽或有可商之处，但都从史实出发，探索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王先生别树异帜：“根据传统朴学因声求义的语言学原理”“‘郧阳’语源于司马迁《史记》中用字假借现象！”。其实，说穿了，王先生以为是太史公一时麻痹大意，看走了眼，本该写“洵”（关），却竟写成“郧”（关），音近形似而写了个错别字！太史公“不自觉”地误书“郧关”一语。太史公之错是：“错在当代，功在千秋！”竟使千载之下，“郧乡”、“郧县”、“郧阳”……汨汨而出，一错引来百千错，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奇特的是：随着其衍生的错误越多，而其功绩却越大，岂不怪哉！
王先生之所谓的司马迁的这个错误，已引起班固的“心存疑虑”。班固在提笔写《汉书》时，对《史记》中“郧关”“只是怀疑而不能确认，为慎重计，只得删‘郧关’不提。”班固果真“删砍”《史记》“郧关”么？《汉书·地理志》“长利”下，班固自注：
“有郧关”！
此三字赫然在目，可证班固是没有删砍“郧关”的。
上述郧籍学者，大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既征引太史公“郧关”，亦并举班固之“有郧关”，王先生何以如此熟视无睹呢？“郧关”一语，太史公《史记》载在《货殖列传》，班固在《汉书》中，将相关内容分记于《地理志》卷之上下。王先生只读到《地理志》之卷下：“宛，西通武关。”却不读卷上：“长利，有郧关。”岂非咄咄怪事！司马迁首创于前，班固因循于后。因《汉书》过半篇章与《史记》内容重复（西汉二百年历史，《史》、《汉》两书重叠部分达一百余年，《汉书》一百篇，有五十五篇与《史记》内容重叠）。班固时或原文照抄，时或根据情况将材料重新排列组合。王先生一时不察，只看到班固改易之文，将郧关从“宛，西通武关”移出，便惊呼班固“删砍”，未免太性急了点!
王先生之司马迁“以郧代洵”说，是沿袭了唐张守节之误。张守节乃鼎鼎大名的《史记》三家注之一《史记正义》一书的作者，张氏《正义》长于考证，尤详地理，于《史记》，其功卓伟！然既令大家，亦有其不可免之荒疏之处，其厚诬太史公“以郧代洵”，即是一例。南宋大考据家王应麟早已指出其误，其说见其所著《困学纪闻》卷十四。王氏曾著《玉海》二百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与《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等，学问渊博，其说为学界所推重。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中国古文献学史》赞引其说。此处不拟展开。张氏《正义》失考，反而妄改不误之字，这就错上加错了！
张守节之“郧当为洵”之误，流毒至为深远!一次我在与冷先生晤谈中，先生对《史记》所载有“郧关”一事，竟也不以为然。我甚为诧异，因冷先生与其《抚治》诸作之中，均于“郧关”言之凿凿，何以今出此言？先生随手拿出家中所藏两种版本的《史记》，在其相关处，均无“郧关”一语，使我不甚惶惑与震惊！在我购置的三种版本《史记》中，其“郧关”一语的遭遇是：两种没有被删砍，另一种是被作为错误且加以“更正”，原文为“南阳西通武关、（郧）【洵】关”。据其出版说明：“以宋刊黄善夫本（彩印）为底本，参用别本及诸家考证校勘，择善而从。凡底本讹误据别本改正者，用【】表示，底本讹误则用（）表示。”什么择善而从？简直是择劣而从！黄善夫本为最近古最佳善本，倘司马迁原文既为“洵关”，张守节的宏论将何因而生？其非空穴来风？如今之出版家与那些蹩脚考证校勘家粗制滥造，简直是在制造垃圾!这是荒谬到近乎残酷的事实！我所购的经过“考证校勘”版的《史记》，尚留存一点跡痕，还能从中略窥原始本真，如冷先生所藏则据其陋见，消灭的一干二净，倘据此作文立论，哪有不失误之理？思之，怎不叫人为之不寒而栗！
冷先生近来虽然于《史记》有载“郧关”说，心存疑惑，但对王先生之“假借说”，亦颇不以为然。
冷遇春先生于其《抚治》一书中云：
“还有学者发表文章，根据音韵转化考查郧阳的‘郧’，认定郧阳的‘郧’字系由洵阳的‘洵’字读音转化而来。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时郧阳及周边属汉朝的汉中郡，辖12个县，其中有‘洵阳’县和今郧县辖境的‘鍚’县、‘长利’县。在‘长利’县下注：‘有郧关’。可见，至少汉代时，‘洵阳’与‘郧’是两个地名。自那时起，两千余年来，‘洵阳’与‘郧’即并存至今。可见，‘郧’由‘洵’字读音转化而来之说不可信”。
为此，冷老先生特致函与王先生商榷。王先生仍以张守节之说为据，固守己见。
我们知道太史公倾其一生心血，毕生投入，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此尚还不计其父草创之功的时间），精雕细刻，又岂止是“十年磨一剑”？哪里像时下之人只知心怀功利，搏取稿酬或职称什么的，坐在电脑前，只是轻轻一点击，遂铸成“洵”、“郧”之类之错么？司马迁乃太史公，任职朝廷，《史记》为官修私撰，或曰官助私修，岂可马虎大意？官修之书要上奏朝廷，史公所谓“藏之名山”，实为藏于官府书库的雅称，即《史记索隐》云：“正本藏之官府，副本留京师也！”《索隐》并引《穆天子传》郭璞注为证，郭云：“古帝王藏书之府”。“藏之官府”，犹今之库存档案，俾便相当资历的人可以查阅；“副在京师”，即副本抄留家中，所以才有其外孙杨恽后向外“宣布”之事。
王先生以为：从《史记》公开问世到元始二年这几十年间，“《史记》开始广为流传，声誉日隆，司马迁也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和尊重。”这是远背于真实历史事实的想当然之辞。由于司马迁之反传统和对现实强烈地批判精神的异端思想，所以《史记》的传抪与研究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限制。西汉末，刘向、杨雄尚推重《史记》，续作者前后相继（续补《史记》者十有七人），但东汉禁网渐密，以故《史记》在汉代流传不广，研究者不多。至东汉末仅有延笃《音义》（一卷）和无名氏《音隐》（五卷）两家，十分冷落。班固是一位比较保守的正统史家，所以《汉书》被尊为“五经之亚”，取得了国史独尊的地位，行二百年，注家达二十二家之多。推尊《汉书》，冷落《史记》，“扬班抑马”或“甲班乙马”，一时成为风尚，《史记》被诬为“谤书”。东汉末，王允甚至嚷着汉武帝应杀司马迁！“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另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汉武帝在加司马迁以腐刑后，迁“有怨言，下狱死”。（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四）》《关于司马迁之死》）但对于汉武“杀其人，存其书”，颇不符封建统治阶级的逻辑，故时贤多驳难之，文繁，此不赘述。
由上可知，王先生对太史公《史记》与班固《汉书》著作背景体例与《史》、《汉》流布所知甚少，仅仅从想当然出发，以为史公一时“不自觉”以“郧”代“洵”而误生“郧关”一语，实在是谬误殊甚！
2、王先生论“郧关”称名时间之误。
关于“郧关”称名之时间，王先生给予我们愈来愈精确的论断。一会儿说：
“准确地说，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原郧阳府城一带一定不会称为‘郧关’的，称‘郧关’是司马迁死后，到汉宣帝时，《史记》由司马迁的外孙扬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后的事。”
一会又说：
“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一点说：郧阳府城一带称名‘郧关’，是汉平帝年间的事。”
查汉平帝在位不过区区五年时间，能够在遥远古代考证出一个词语的产生达到如此精确的时间，自然是很了不起的，王先生了举出以下三个“证据”：
一是：
“查历史地图，最早标示郧阳府城一带为‘郧关’的是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区划分情况编绘的西汉郡国图，这说明原郧阳府城一带称名‘郧关’是《史记》公开问世到元始二年这几十年的事。”
王先生仅凭一幅“西汉郡国图”上开始标示“郧关”遂即断定此即为“郧关”在历史上始称时间，显属荒谬绝伦！看来王先生昧于史家之史与历史真实之史的区别。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郧关”一语始见于《史记》，并不等于“郧关”一语出现在西汉！谁人不知，大量的先秦典籍，不知多少毁于战火。何况，又有多少鲜活的历史，能被史家所一一备载？可以说：真实之史被史家记载，不过万分之一；历史典籍幸存于今者，又不过万分之一！譬如：据《庄子•天下》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今幸存者几希？这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之事啊！
二是：
“《史记》开始广为流传，声誉日隆，司马迁也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与尊重。”
前文已辩明，此处不赘。
三是：
“王莽摄政，托古改制，变更了许多官名和地名。”
揣王先生之意，难道是说王莽在捣鬼吗？这里需要辩明的是：1、王莽大规模变更官名、地名，是在其称帝之后，而非在摄政时期。不知王先生何以提前时间？难道是意欲将王莽改名与前述元始二年之西汉郡国图相比照映衬？2、王莽称帝后的历史，也可以称之为改名“运动”的历史。王莽对改名似乎有特殊的癖好。但《郧》文作者又有何根据断定“臭名昭著”的王莽就有伪造“郧关”的嫌疑呢？要知道，王莽热衷于改名，绝非向壁虚造，无事生非，而有其深远的目的：“为政治服务！”王莽每改一官名、地名，无非表明以“新”代“汉”，乃万象更始，表明新莽政权将繁荣昌盛，“传之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所以凡所改名，皆有依据。大多依据古之典章制度，或吉词祥语。于其每改一名之时，必大张厥词申明“伟大”意义，并务求文辞之美，含义之祥。
那么，“郧关”又是如何称名于汉平帝年间的？王先生又为我们详记了“郧关”一语“诞生记”：
“但作为当时一般人来说，一是他们未必认识到此事与王莽有什么关系，二是他们也不会想到‘郧关’即指‘洵关’，三是他们也确实觉得要有一个地方真的称名‘郧关’才能使司马迁‘南阳西通武关、郧关’的话不至于悬空，于是将南阳正西、武关以南而且距洵阳关并不遥远的郧阳府城一带称名‘郧关’，想来这也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王先生颇具朴素的“唯物”史观？你看，他连“郧关”一语的发明权也归功于“人们”。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精神文明，又何况区区“郧关”一语呢？但这里的“人们”，又似乎是无知无识的，既不知“郧关”一事与王莽有什么关系，又昧于“郧关”即指“洵关”，但又于朦朦胧胧之中，有一使命在焉，使他们觉得要有一个真的“郧关”出现，于是乎，“郧关”一语从人们口中呼之而出了！王先生将郧关的发明权和“人们”生拉死扯在一起，殊为滑稽可笑！皇家官府所藏正本，仅在高层统治阶级中流传，如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引用司马子长言为己证。直到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竟遭拒绝。究其原因，不过是惧怕《史记》中有一些“毒素”流布，对统治阶级不利。试想，贵为王者尚在严格掌控之列，王先生所云的“人们”又怎么会家喻户晓似的，齐心协力以“落实”郧关一语呢？其实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史记》的。笔者不知，司马迁的“郧关”本指“洵关”，广大人们又何以落实司马迁的“郧关”使其不至于悬空，变为今郧阳府城一带呢？太史公不是伟大领袖啊，他的话也不是最高指示，怎么连他老先生写了一个错别字也要句句落实呢？根据前文，笔者以为：“人们”是很难一睹《史记》芳颜的，哪个不怕死的小民胆敢到国家档案馆去查询什么“郧关”一词？哪里会有什么落实“郧关”的莫名其妙的“光荣任务”？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关于“郧关”一语，以王先生的意见，史公既错写于前，班固又删砍于后，最后是“人们”把司马迁的本指“洵关”之“郧关”更正之，或曰落实之，使“郧关”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郧关”！颇令笔者不解的是，王先生是否忘却了自己文章的立意之本，司马迁是“不自觉”的“以郧代洵”，反倒变幻成了“自觉”的行为似的。王先生在凡论到“郧关”时，竟无不与司马迁挂勾，说什么史公不会杜撰郧关云云，真令人费解。王先生在批驳郧阳语源于伍子胥说时，云：
“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决不会想到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伍员的人，才杜撰出‘郧关’一语的。”
这是什么话？在反驳郧阳语于古代郧国移民说时，又云：
“我们不可能想象，古郧国移民而命名的‘郧关’，在五六百年后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第一次出现，在此之前，不见于任何典籍。再说，司马迁写《史记》时，也绝不会考虑到几百年前的一个小小方国的移民而杜撰出‘郧关’的地名来。”
笔者于前文已辩明，古籍遭禁毁、战火、散失、佚亡，则现存的典籍可以说只不过是原有典籍中沧海之一粟，幸存于今者，几希矣！二者万不可混同。现实中生动活泼之事物被史家所“反映”，又不过冰山之一角。“郧关”一语今“浮现”于《史记》之中，为历史必然中之偶然。前述海内大家与十堰学界皆大致论定今日之“郧县、郧阳”之“郧”为古郧国移民而来。这个小小的方国，才是郧人苦苦寻觅的老祖宗。笔者认为：“郧关”一语之称名，缘于安陆郧子国为楚灭郧人西迁之后，其见于《史记》，已有六百年之久。“郧关”一语，太史公秉笔直书，为当时之典籍所载或为当时人们所知。“郧关”一语借太史公之宏著幸存于今，既有必然性，亦有偶然性。我们尚不知道有多少类于“郧关”的人或事被淹没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之中，隐秘于厚重的历史之幕后，使史家难觅其芳踪，岂不痛哉！我等小子天资愚鲁，学识浅薄，惟愿尽烧其余生残烛，希冀有一孔之得，亦足为幸也！
三　“郧阳”称名考略
（一）十堰学界论“郧阳”称名
关于“郧阳”的称名，张培玉先生于其《十堰战事》中云：
“郧关、郧乡县、郧县的治所在汉水之北，北门坡之南，北门坡亦称郧山，符合‘水北山南’为阳的传统叫法。因此，明朝在此建府时称谓郧阳府；解放初期，郧县城关为陕南区和两郧地区驻地，称谓郧阳市。”
可以说，张先生已将“郧阳”称名基本解决了。
继之，王天富先生于其前引《追》文中说：
“郧阳之‘阳’，第一次出现是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即明朝右副都御史原杰到郧阳抚治流民时，请求于郧县设置府、卫，以安置流民，才提出新设之府‘拟名郧阳’。”
王先生之文，笔者至今未见，以上，转引之邢方贵先生《引》文中。张、王二位先生早在七、八年前已将“郧阳”称名说得如此清楚了，笔者甚为疑惑不解，素以研究郧史为志之前引《郧》文作者，在其2004年出版的《明清郧阳历史文献笔注稿》中，仍将其2000年所作《郧》文，原文收录不加任何说明、改动与廓清。难道这些都为《郧》文作者所熟视无睹？或不以为然？《郧》文作者自视如此之高，真令人惊讶！
笔者以为，为“郧阳”称名作出近于科学解释的，还有邢方贵先生和冷遇春先生。
邢先生于其《引》文中在转述了王先生的意见之后，继之提出了自己的“郧阳正名”：
“原杰当时为何将新设之府拟名‘郧阳’？他不是根据‘阳华治水’，而是府治设在郧县城。郧县城地处汉江之北，伏牛山之南，依据‘山之南水之北曰阳’的惯例，名之曰‘郧阳’，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后来的郧阳府所辖六县，自元至明，一直隶属襄阳府（路）的。郧阳由襄阳划出，治所在郧县，新府拟名‘郧阳’，十分恰当自然。”
邢先生后又作《明成化郧阳设府本末》，进一步论证之：
“又据《宪宗实录》，原杰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郧阳’的名称：……襄阳所辖郧县……，合拓县城置府，拟名‘郧阳’。于是经明中央政府批准，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丑时，正式开设郧阳府，府治设于郧县。”
长期精研《郧台志》的郧史老专家冷遇春先生出语惊人：
“‘郧阳’一语出于原公！”
真可谓一语破的！冷老先生作《辩》之文，虽发表有年，笔者也是近日于偶然中得之，读之服膺之至！《辩》侃侃而谈郧阳之名源远流长，在历述秦、汉之后，说：
“三国时期，魏、蜀先后占有汉中，原来的长利属汉中郡，都因有‘郧关’设有‘郧乡侯’。到晋太康五年，便据此设郧乡县。直到元朝，才改郧乡县为郧县。”冷先生又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朝皇帝批准了原杰的奏章，在郧县开设郧阳府，设郧阳抚治，这才有了‘郧阳’的称呼。”“这一系列史实，都是由于古麇国纳入了郧国子民，有了郧关，不断变革流移的。而郧县和‘郧阳’的‘郧’字便有此一段历史渊源。”
张、邢、冷诸位先生治史，向据史实说话，其推论亦十分谨慎，不作妄语。笔者以为足可信赖。
（二）笔者关于“郧阳”称名之疏证
笔者近几年因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的相关郧史资料，特别于大量的郧抚奏疏与皇帝敕谕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可谓与诸位先生不谋而合。笔者以为，今日探究“郧阳”中“郧”之语源，必溯源于史公“郧关”，已如上述；而“郧阳”一语，则功归原尚书，今且为疏证之。
吴节《兵部尚书原公祠堂记》：
“……以郧邑外宽内敞，山水环抱，且地通江汉，舟辑往来，商贾时至，宜设筑城池，升为新府，号曰‘郧阳’，统治六邑。……”
“聿开新府号郧阳，行司卫所罗封疆。”
吴节《原公政绩》：
“……相视古郧，水碧山苍，可筑新城，更号郧阳。”
“号曰郧阳”、“号郧阳”、“更号郧阳”、……说的何等清楚明白！吴节（1396—1481），明代安福人，宣统年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景泰初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其后专修英、宣《实录》。成化十七年卒。上述所引系其成化十三年（1427）作品，也即为离原公“更号郧阳”几个月后之事。吴节年高（时年81岁）德劭，且位尊，既是一个学富五车级的学者，又是一个学界泰斗（祭酒相当今教育部长），他的诗、文足可信赖。“郧阳”一语，为原公所发明，所创造，应是不易之论！原公“郧阳”一语既出，于是乎“郧阳府”、“郧阳卫”、“郧阳抚治”……这些宁馨几呱呱坠地诞生了！原公上禀千载悠悠历史，巧妙结合中华取名传统，既合理，又合情，既响亮，且有诗韵。从此，“郧阳”一语，响彻中华大地。
我们再从更号“郧阳”一语前后称谓的变化，才能更进一步敲定。也就是说，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丑日为线，在此之前，今之郧阳地区（或十堰市）称为荆襄，之后，方称号郧阳。我们检索《实录》与大臣之奏章，皇上之敕谕，无不暗合，而绝不例外。
先看成化十二年底前《实录》所载：
“成化元年癸丑（1465.4.1）以河南左布政使王恕为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文中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兵部给事中袁恺奏）：“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至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
成化二年乙酉（1466.1.22）湖广总兵官都督佥事李震奏：“奉敕征荆、襄流民贼。”
成化二年三月庚戌（1466.3.24）兵部言，提督荆、襄军务工部尚书白圭等奏：“贼首刘千斤等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
成化三年三月庚子（1467.9.5）调浙江按察司副使严淦抚治荆、襄流贼。
成化四年三月戍辰（1468.3.21）改户部右侍郞杨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荆、襄等处流民。
成化十二年五月丁卯（1476.6.16）遂命原杰出抚荆、襄等地流民。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己酉（1476.11.25）升抚治荆襄等处左副都御史原杰为右都御史驰墨书赐之，以九年秩满也。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丑（1477.1.4）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奏：
“……此外须立府县军卫，斯为久计。臣又与各官相视襄阳府所辖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县去府（按：指襄阳府）五百余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盗贼猝发，缓急无制。合拓县城置府，拟名郧阳（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附城立郧阳卫。……分襄阳府所属之竹山、房县、上津、郧西四县来属。又于竹山之尹店置竹溪县，……于郧之南门堡置郧西县，……又于陕西汉中之洵阳白河置白河县，……以上七县俱隶新府。……”
疏上，诏悉如议行文。
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巳（1477.4.2）命监察御史吴道宏往郧阳府抚安人民……。
成化十三年七月戍辰（1477.8.11）敕巡抚湖广左副都御史刘敷兼治郧阳地方。
成化十三年十月癸卯（1477.11.14）敕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兼理郧阳地方。监察御史王浚等言：
“近命巡抚湖广都御史刘敷兼治郧阳，地广民多，恐难遍历，请简命大臣一员专理郧阳。”
成化十五年五月甲子（1479.5.29）升监察御史吴道宏为大理寺右少卿，抚治郧阳等处流民。
……
敬请读者注意，以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丑为界，此前既是原杰，官职头衔仍然只是“抚治荆襄”，查《实录》未载原公“更名郧阳”的奏疏具体时间，直到十二月乙丑日，上命方达，自此时，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方才将其抚治衙门由襄阳迁到郧阳，史称郧阳抚治。
以上系笔者从《明实录》中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丑前后“荆襄”、“郧阳”称谓的变化，坐实“郧阳”一语，源于原公。另，《郧台志》中所收皇上敕谕共十六则，皆大同小异，均谓：
“敕都御史××，新设湖广行都司，郧阳府并荆州、襄阳，河南南阳，陕西汉中、西安七府所属州县与郧阳接境者四十余处，……”
此处不再一一胪列，以避繁冗。
议者或谓之曰：为何《明史纪事本末》又有《平郧阳盗》呢？考《明史纪事本末》为清谷正泰所著，谷著此书时“郧阳”一语已家喻户晓，谷沿时习而用之，而非其时称刘通等为“郧阳盗”也！时人呼之曰：“荆襄流贼”、“荆襄党贼”、“荆襄流匪”……。按之《实录》，无一例外。邢方贵先生早已见及此，“按后置之‘郧阳府’之名来称‘荆襄’，这正如后人在叙及刘邦、李世民生前事时，称其死后庙号‘汉高祖’、‘唐太宗’一样，不足为怪。”邢君之言，言之有故，是很不错的。
笔者关于“郧”、“郧关”、“郧阳”，漫加品评，简言之：一、今郧县之郧字乃缘于安陆古郧子国；二、“郧关”一称虽始见于太史公《史记》，然溯其源可追及古郧国子民流徙迁移之时；三、“郧阳”一语乃功归原尚书所发明、独创！
引文篇目
1、《山苍苍、水茫茫》梅洁著
2、《东西伍子胥堰》（1990）郧县水利局
3、《十堰建置沿革》（1998.8）张培玉著
4、《物华天宝说郧阳》（2000）《十堰教育学院学报》（增刊号）
5、《十堰战事》（2000.6）张培玉著
6、《郧阳古国》（2000.8）张培玉著
7、《追根溯源话郧阳》（2001.4）王天富著
8、《郧县人自何而来》（2003）刑方贵著
9、《“郧阳”语源与司马迁》（2004）《明清郧阳历史文献笺注稿》
10、《郧阳抚治二百年》（2004.12）冷遇春著
11、《十堰方国考》（2006.12）康安宇著
12、《关于郧地和“郧”字的考辩》（2006）冷遇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