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