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的警示

政府涉入市场太深将导致经济停滞——“日本病”的警示
作者: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马国川(媒体人)
2010-10-01 15:57:42      来源:南方周末
“日本模式”有三大特点。第一，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操控。第二，在全国搞大型基础建设。第三，政府操纵土地市场。后来，“日本病”的病症逐渐显现。随着赖账、臭账不断暴露，经济泡沫终于破裂，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加剧了经济包袱，日本经济出现了停滞。
中国的GDP何时超越日本？这个一直备受议论的问题，最终由来自日本的消息予以回答。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名义GDP为1.288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GDP为1.339万亿美元。从这一数据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
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因此，中国经济实力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第二大经济体并不等于第二大经济强国。
更需警醒的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雄心勃勃地试图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体时，却陷入泥淖，“日本病”至今让人们扼腕叹息。“中国已经感染上了‘日本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直言不讳地说，“一些国家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一步一步走下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最终衍生出‘病’来。如果警醒得早，在问题萌芽之际进行调整，也许这些‘病’最后不至于发展到难以摆脱和消除的地步。”
在丁学良看来，只有敢于把中国从“日本病”感染来的这些问题揭示出来，才不至于再出现一个“中国病”。
“日本病”是由“日本模式”带出来的
马国川：人们经常讲的“日本病”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丁学良：在讲“日本病”之前首先要讲“日本模式”，“日本病”是由“日本模式”带出来的，而“日本模式”与日本的现代化战略选择有关。
日本的工业化是在被殖民化的威胁下进行的，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性的工业化，由此带来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紧迫感，工业化不能像英国那样有机地缓慢成长，而是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工业化首先不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更不是为了解决“和谐社会”问题，而是“富国强兵”；第二特点，由于民间资本和民间企业家的素质都很薄弱，在社会条件又不具备的情况下，为了得到一个更快速度，政府要承担起很大的责任，要用自己“有形的手”大力组织、动员、推动，尤其是那些战略产业。
马国川：强力政府推动的模式还是很见效的。
丁学良：很见效。在亚洲，日本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下一步怎么走？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中以惨败告终。痛定思痛，日本认识到，必须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手段来利用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
马国川：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与战前完全不同，后者主张军事掠夺，前者主张经济手段。
丁学良：目标没有变，手段变了。日本认为，分别以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两条发展道路各有千秋，完全的自由市场不合适日本国情，完全的政府操控对日本也不适合，日本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实行政府引导和政府驾驭的市场，政府加市场。在我看来，这就是后来“中国模式”的来源。
马国川：看来，日本战后对发展模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源自它对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发展道路的辨别取舍。
丁学良：是的，既有对“二战”后世界局势的观察，也包含着日本对前两个阶段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民间企业不能完全消灭掉，另外一方面政府一定要保持对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和战略性产业的操控。政府和市场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灵活的互相配合关系。有时政府作用大一点，有时市场作用大一点，政府在最关键点上要把好“度”，操作的层面上要由市场来去做，政府不要涉及太深，涉及太深以后就会走到苏联道路上去。这种“政府加市场”的模式被称为“有限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所治理的市场经济”、“被国家指导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称之为“被管制的市场经济”。政府对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具有巨大的操控力，同时也有市场，有私营企业。
马国川：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并从1950年代后期进入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得益于这种模式？
丁学良：“日本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95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末的30年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8.5%—8.8%之间，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很相像，日本的统计数字没有作假。最不一样的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中财富的分配相当公平——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日本病”的病症
马国川：如果总结一下，所谓“日本模式”有哪些特点？
丁学良：有三大特点。第一，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操控。战后日本的金融资产很有限，为了给战略产业、核心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日本政府限定银行长期实行低利率，等于对产业工业和出口企业的长期补贴。
马国川：不是按照市场的供给关系实行浮动利率，而是政府强行要求银行实行低利率，实际上意味着人为压低金融资本的成本，变相让所有的消费者和家庭为高速发展埋单。
丁学良：这是日本的一条基本政策。在日本，有私有银行，储蓄户也可以选择，但是在所有银行上面有政府定下的“看不见的天花板”，国家没有垄断金融机构，但是操纵了金融。“日本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全国搞大型基础建设。日本战后遭遇几次重大的国际市场动荡，出口市场萎缩。为了GDP增长速度，创造就业机会，日本实行“六年计划”，通过进行大型的基本建设刺激经济，全国到处是巨大的建筑工程项目，不计成本，有的成为“烂尾工程”。
“日本模式”第三个特点是，政府操纵土地市场。政府进行大型基础建设，就需要土地。日本土地是私有制，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征用大批土地，低价买，高价卖，只是没那么极端。
随之，“日本病”的病症逐渐显现。
马国川：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丁学良：“日本模式”的一个恶果就是，长期人为的压低利率，导致了扭曲性的资产结构，日本国民的储蓄长期缩水。严重扭曲的金融市场和投资市场不能持续，必然要寻找补给的道路。所以，日本人疯炒房地产，整个大东京区房地产的总值竟然超过了比日本国土面积还大的加利福尼亚！本国房地产的泡沫到了顶点，怎么办？到海外去炒。
马国川：当时日本媒体甚至有“收购美国”、“收购澳大利”之类的标题。
丁学良：“日本模式”是以高污染为代价的高速度发展模式。1970年代就有专家反省：全国到处建水坝，在日本还有几条自然河流？“水俣病事件”等污染事件频发，警示这种模式不能持续。
政府大搞大型基础建设，不但出现了大量的“烂尾工程”，政府官员与工程公司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十分猖獗，出现了大量腐败。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暴露了日本重大工程中“豆腐渣工程”、官商勾结等问题。这就是日本奇迹的内幕！
198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国内外学者以“日本病”批评日本的发展模式。随着赖账、臭账不断暴露，经济泡沫终于破裂，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加剧了经济包袱，日本经济出现了停滞。
久拖之下，变成“ⅹ国病”
马国川：在学界除了 “日本病”，还有其他一些以国家命名的“病”，如“英国病”、“荷兰病”、“法国病”、“美国病”，也有其他的像“印尼病”、“泰国病”等等。这些带“病”的国家有何共同之处？
丁学良：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曾独领风骚，都曾有过一些富有特色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都有过被人家称道的模式，比如“英国模式”、“法国模式”等。
马国川：但是，为什么会从从“×国模式”发展到“×国病”呢？
丁学良：从历史角度看，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坚持一种独特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并且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以后，一些负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长的GDP所掩盖的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出来。问题的暴露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一旦暴露就与此前的辉煌形成鲜明对比，辉煌难以继续。在不同国家，因为这些负面特征与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社会进步等不同的“特殊国情”有关，难以用非常抽象的概念或数理化模型来描述，所以就以“×国病”来冠名。在这个意义上，“×国病”是个标签，还没有上升到非常高层次上。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已经相当具有宏观政策启示的意义。
马国川：这些“病”为什么会产生呢？
丁学良：一些国家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路径依赖，最终生“病”。如果警醒得早，在问题萌芽之际进行调整，也许这些“病”最后不至于发展到难以摆脱和消除的地步。
但有很多经济体，能拖一天是一天，能骗一天是一天，能瞒一天是一天，能赖一天是一天，终于到了某个关键时刻，国际大市场或国内市场发生了变化，多年一直被拖着不解决的问题综合性爆发，这个病就变成了大家公认的“×国病”。
所有被称为有“病”的国家，都花了巨大力量来修补，有的花了二三十年，有的花了半个世纪。
要把原来的病修补掉，需要很多契机。例如，因为国内和国际上遇到重大的危机，政党更替，或者领导层更新。“英国病”就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开始动手术的。要强调，所有治“病”的药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
马国川：“日本病”现在还在缓慢的治理期，到现在为止，还找不到日本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有足够的勇气来扫除 “日本病”最要害的病灶。
丁学良：这和日本本身的政治架构、政党架构也有关系。从1990年代开始有了“美国病”，奥巴马现在也在想办法治，奥巴马这一届政府能治多少？不知道。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治的“病”。
中国当及早应对
马国川：毋庸讳言，前面提到的日本病的许多病症，在今天中国同样存在。
丁学良：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问题。例如，日本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虽然也有污染，但没有中国这样普遍。再如，政府对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扭曲，政府长期进行低回报的大工程建设，工程中的官商勾结，中国在这些方面比日本更轻微吗？日本很多工程公司的金钱不一定完全进到官僚的口袋，一部分捐给了政党选票，成为“政治献金”。而我们这里，金钱能跑到哪里去呢？
马国川：如果说“政治献金”是灰色的，“贿赂”就是黑色的。
丁学良：“政治献金”是违法的，“贿赂”是犯罪的。当然，中国和日本有些不同，第一，日本的社会福利相当好，因此政府背的社会福利的债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日本基本上是借国内的钱，让国内消费者背巨大的国债。第二，中国还不是像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社会，但要警惕人口老化也会很快到来。
日本模式是整个东亚模式的第一个版本，韩国、台湾等“四小龙”是这个模式的第一期学生，泰国等“东亚四小虎”是第二期学生，中国是第三期学生。
马国川：中国的改革不是在许多方面学习新加坡吗？
丁学良：新加坡是学日本的。19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当时高层领导人几乎都访问过日本。学习新加坡是后来的事。出口导向战略，要有市场但市场不能太自由，政府要操纵但不能取代市场等，都是从日本过来的。
可以这样讲，所有有“病”的模式都有过盛世，有的三十年，有的五十年，有的是一百年。但不正视问题，不及早采取应对之策，早晚会形成“×国病”。
今天海内外的有志之士，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他短视；如果认识了不讲出来，只能说明他胆怯。只有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担当的人，才敢于把从“日本病”感染的这些问题揭示出来，这样才不至于过五年、十年后，全世界研究发展问题时再出现一个“中国病”。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