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希翎

我与林希翎之间
洪禹平
我平生交往过的朋友很多，但只有两个人，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无限的不可言状的悲怆的印象，不时地引起我的沉思。这两个人，一个是郑伯永，一个是程海果(林希翎)。
1975年秋冬间，我在温州忽然听说程海果已被释放回家，其情节还颇具戏剧性：不久前的某一天，毛泽东忽然想起曾经有个女学生叫林希翎，是个曾经引起他关注的“大右派”，于是他问纪登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那人在哪儿？纪登奎当然不知道，他也当然马上查明在浙江某劳改农场“劳改”。据说毛泽东大发雷霆说：“谁叫右派在劳改的呀？马上放人！”(这个“伟大领袖”似乎从来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右派”劳改！)于是纪登奎急电浙江放人。但当劳改农场的头头通知这个特殊的女“犯人”时，受到林希翎的嘲弄、挖苦、拒绝。她说：“什么？放我？莫名其妙把我抓起来关了十几年又莫名其妙放我，有这样便当的事吗？我到底犯的什么罪？拿个判决书来我看看，拿不出，我就不走！”据说，后来还是这个劳改农场的顶头上司金华地委某书记亲自出马，来见林希翎，客客气气地劝说：“请你走吧。你的事，实际上谁也不敢做主。你知道这是谁决定放你的吗？——是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大概也只有这样实话实说，林希翎才同意走出劳改场。以上传闻，我都没有机会向程海果本人了解核实，不知道有几分真实性。估计是毛泽东突然想起她而放她，大概不会错，否则，在那年月，无论地方或中央，谁想放林希翎，除非发疯！
听到这传闻后不久，我又得知海果在她的家乡温岭休养。我特地与从弟式彬商量，托他去看看她。式彬是个豪迈之士，对这类事乐于帮忙，只是手头拮据，来回旅费几十元也不是小事，好在我那时还在柳市后街厂工作，收入还可以，便给了他几十元，大概还写了封信，让他面交海果。
上文我已写过，1956、57年间，我与海果的确有过一番非同寻常的交谊，那是一种既像是兄妹又像恋人之情。1957年反“右”后，我常常想念她，一度甚至梦见她(我平生是极少做梦的)，听说她被流放北大荒，曾做诗云：
敢将玉笛品凄清，书剑襟怀儿女情。
冰雪关山北塞夜，春风桃李故人心。
纵然健笔留诗好，犹负英姿入梦频。
不必桃源长避世，但求尘海共酸辛。
过了几天，式彬从温岭回来，即来见我，说他见到海果了，她将于某日(记不清楚)来温州，叫我到温州安澜亭码头去接她(现在记不清是否有她写的便条或仅是口信)。但当我如约到温州去接她时，整整等了两天都不见她的踪影。归而作诗云：
生离死别几经秋，历尽人间一代愁。
劫后余年应自惜，风前残笛且消忧。
当时戏语待华发，此日相逢怕白头。
如约前来空怅望，苍茫唯有大江流。
意犹未尽，想写封信给她，但又迟迟未能下笔，于是又作诗云：
海北天南十七年，浩茫心事化灰烟；
为君欲哭已无泪，把笔凝神竟惘然。
就这样，我没有见到海果。但她还活在我的记忆里、想象里，还像十七年前一样，她还是那么一个英姿风发的女才子、女杰士；她对我是那样一往情深，像兄妹、像恋人，又像亦师亦友。如果从此真的不再见面，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会为这段情缘既感可悲，又感温馨。但不幸，在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偶然的场合，我与她竟然重逢了，而站在我面前的程海果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那是1976年冬，我正出差到宁夏银川市，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听说海果也来宁夏看望她的一个妹妹，经过银川。我现已记不清是谁告诉她我的住处，只记得她来招待所看我，见面时，竟然像两个刚认识的陌生人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彼此冷冷地询问近况。仅几分钟，她就走了。过后我倒伤心起来。第二天她离开银川时，我还赶往车站去送行，但碰面时还是冷冷的。海果当年未到四十岁，但长期的监狱和劳改生活已将她折磨成一个时露老态的女人，焦黄且有点浮肿的脸，难以自制的神经质的粗鲁的举止，像审判室的囚犯都有的那种警惕的目光和刻板的言辞，……都使我无法将眼前这个陌生人与往昔的海果联系起来，我甚至感觉到我并没有真正见到海果，希望我所见到的不是真正的海果！
虽然，后来(1978年秋)，我还得知海果仍然那样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右派”，她认为 “反右斗争”也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的。还听说她见过胡耀邦，并当面向他说：“我不用你什么‘改正’、平反，如果中国还有一个‘右派分子’，那就是我！”浙江省文化局为我平反时，那办公室里的一位干部告诉我，我来杭州前，林希翎曾来办公室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不为洪禹平平反，他告到胡耀邦那里去了，胡耀邦有亲笔批示，你们怎么还不办？”那办公室里的人都为这位鼎鼎大名的不速之客的不寻常的行为言辞而感到好奇，也暗暗地有几分敬佩。
是的，这还像个林希翎！但她似乎已过早地衰老了；再也没见她写什么文章，她那少女时期的才华压根也早已被折磨尽了。八十年代初，浙江作家协会召开的笔会上，我还见过她几面，她说自己已结婚，生了个女儿，也好几岁了，参加笔会时就带在身边。再后来，听说她出国了，还是胡耀邦批准的。再后来，听说她在香港、台湾、巴黎等地都接见过记者，发表过讲话，还写过一本书(据说书名就叫《林希翎》)。但是，老实说，我对她的这些活动都不太感兴趣，她还能说什么呢？一位旅居巴黎的朋友认识她，曾在乐清一次朋友们聚会时的宴席上，因我说起她，那朋友就用手机接通了她在巴黎住处的电话，并把手机交给我。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一个老太太样的声音回答：“记得记得，你好吗？……我也刚从上海回来……”
我相信她在国外过得不差。但当年的海果再也不在了，只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悲怆的印象。
《我与林希翎之间》整理手记 （ 听蛙楼主）
这篇《我与林希翎之间》的作者洪禹平先生已于去年八月十四日去世，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于他故乡乐清的原野上。清明期间，我们几个人又来到乐清城北的灵山顶上，在撒过他骨灰的那片泥土上栽下了三棵柏树，同时，把一本出版不久的他的散文集《心迹集》焚化在他的灵前。我们原本想赶在他生前把《心迹集》印出来，让重病中的他高兴高兴，可是没来得及，他在抱病为《心迹集》写了自序后仅一个月，就遽尔去世了，那篇自序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他的文字生涯随着他生命的终止划上了句号。这个句号划得非常无奈。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活到了八十，按常理说当不应有恨，偏偏他却有许多遗憾。作为人父，他最小的儿子刚上高中，他没有看到儿子成人的一天。作为作家和学者，他更有一系列的写作计划还没有完成。要命的是，在七十多岁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和寿数还过于自信，认定自己起码能活到九十五岁。因此，当他病入膏肓终于意识到来日无多时，他不免有点焦急了，说：哪怕还有一年半载也好，我就可以把我的思想自传《悲笑人生》写完。可是上天只给了他一个月，结果他的《悲笑人生》成了一只断尾巴蜻蜓。
在现在的文坛上，几乎没有人会关心这位老作家在想些什么写些什么。他从十九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并入党，温州解放后主编《浙南大众》（《温州日报》前身），然后到上海、北京，在文化部下属单位工作，一路春风。但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使他突然从“中心”坠入“边缘”，二十年后获“改正”，本来有机会重返“中心”，而他自己又轻易放过了。九十年代末再到京城做“京漂”时，沈园非复旧池台，廉颇老矣，故交零落，偌大的京城没几个人会注意他，他未免寂寞，呆了几年，到底还是回到他的故乡，终至于老死牅下，波澜不惊。但洪先生毕竟是个思想型的血性文人，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总是不断地上下求索，试图找到困惑他多年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他把所思所想都写进了他的思想自传《悲笑人生》里。这部思想自传动笔于五六年前，这之前他在北京得了一场大病，他在自传的引言里说：“这回死里逃生之后，估计还能活几年。为了活得有意义，我想应当扎扎实实地再写本书，而且马上开始写，并题书名曰《百年悲笑——实录：人生、思想、学术》。其总体构思是：以我一生若干重要的人生抉择——人生转折为经，以各个时期的思想追求、学术探索为纬，编织成一部融人生杂记、思想学术随笔、短论于一体的书……”但写了六章，兴趣又转移到别的上头去了（他总是不断地冒出新的想法），一搁好几年，直到前年下半年，因受一位当年共过患难现在定居法国的老友的鼓动，又开始续写自传。从那时起，他一反常态，足不出户，写到欲罢不能罢时，寝食俱忘。半年多时间，改写了原来的六章，新写了三十三章，共二十万字。偶尔打个电话过来聊几句，总是抑制不住兴奋地说：我的写作状态好极了，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写到只剩下十章的时候，他再次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
从已经完成的三十九章来看，作者写了一九八五年前的六次人生抉择：一九四八年投奔革命，解放初弃职从文，调往上海、北京，申请当职业作家，反右受处理回乡，改正后留在家乡教书。其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则是他命运大逆转的关键，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革命一变而为“贱民”，从九天之上坠入九地之下。为了谋生，他种过田，打过鱼，在福建山区推过独轮车，在江西山区割过松脂，七十年代为社队企业跑过供销。“文革”期间两度入狱。与一般“右派分子”不同的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倒是由此开始思索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位作家，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原稿在传阅过程中失落了）和许多见性情、见才情的诗词，比如《自夸》：
只有豪情常奔驰，半生弄笔可无诗？
未输杜老无家别，不欠义山夜雨词。
玉笛飞声连北斗，骅骝踏血洒戎衣。
夜来忽忆廿年事，天地风云入梦思。
又如《自述四首》之一：
一觉沧桑非等闲，从头再走万重山。
五湖风雪弥漫处，书剑飘零天地间。
在当年反右运动中，有两位女大学生特别引人注目，一位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一位是北大的林昭。和洪先生的命运直接有关的是林希翎。关于他和林希翎之间的交往，在他的自传中有详细的叙述。我把他的自传中有关林希翎的文字剪辑在一起，分为四个部分，一、二两个部分是自传的第九、第十章，全文移入，第三部分是剪辑了自传的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三章中和林希翎有关的文字。第四部分剪辑自自传的第三十五章，这一章的原题为《一死一生两个人——七十年代纪事补遗》，“一死”是指郑伯永（也是一个从老革命变为“右派”的作家！），“一生”是指林希翎。
无论是在平时的闲聊中还是在他的自传中，洪先生都不讳言他和林希翎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从开始时的惺惺相惜很快发展到近乎恋人，以至两人都意识到必须立刻分开，否则将不可收拾。当年他离开北京到杭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似这样发乎情而止于礼，却又一念不泯，几十年萦绕于心底，叫人不知如何说才好。在他生前，在我们这些后辈面前他也常常谈起林希翎，“闲坐说玄宗”式的闲聊中总是透露出无限感慨。多年暌隔之后终于重逢，他见到的林希翎却不复是当年那位英姿焕发的才女，而是几分麻木几分俗气，其心情的悲凉是彻骨的。八十年代末他根据这段经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白玉笛》，用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一对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迫于时势而分手，男人带着女人赠他的那支神奇的白玉笛浪迹四方，历经苦难，寻觅多年以后终于重逢女人，那同样历经苦难的女人却已变得面目全非，粗俗不堪，男主人公失望之余，独上江边酒楼，将白玉笛投掷于滔滔江流之中。美丽就这样无可挽回永远消逝了。
洪先生的自传中也写到林昭。林昭的命运比林希翎更加悲惨。作者和林昭素昧平生，因听一位右派朋友（他是林昭的北大同学）说起林昭的险恶处境，他很为这位苏州才女担忧，就专程赴上海寻找林昭，想劝她不要硬顶。那时洪先生自己也处于自顾不暇之际，连去上海的路费都要千方百计动脑筋解决，但他还是毅然去了。他在上海找了好久没找到林昭，最后只好废然而返。后来听到林昭的死讯，他还写了悼诗。我读他这一章，真是感动得紧。
现在洪先生已做古人，他写到的人和事许多也已化为云烟。鲁迅有诗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不过，纸上之声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的，后人读它，对前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增加些了解，知道曾经有那么些悲剧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好。
2006.4.25
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运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报道。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才有了较多的了解。不过，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于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

 对于当年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林希翎，我以前也很少了解。只知道在官方报刊报道中她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人物。1979年开始，几十万“右派”陆续平反（官方的说法是“改正错误结论”），全国性的头面人物只有五个“不予改正”；而林希翎则是平民百姓中“硕果仅存”的不予改正的人物，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足以永远在历史上定格，让子孙后代都视为“反面教员”。不过最近在《反右派斗争始末》中读到她的一些原始材料，特别是她当时在北大的演说词，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她值得在共和国历史上定格的话，那末，原因在于通过她这样的典型事例，可以更加清楚地反证这场运动的荒唐和无理。

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有材料说她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位秘书有较好的个人情谊，因此较早地了解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分歧。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学就“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举行辩论会，林希翎到场并作了长篇发言。她一上台就说，“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接着她直入本题，旗帜鲜明地谈了对胡风问题的看法：
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人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大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1、明知错了，不承认；2、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想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
 继而她谈到对肃反运动本身的看法。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秘密报告，以及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著作《斯大林时代》，她认为：
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

由肃反问题扩展开去，她谈到了对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看法，她说：
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
最后，她提出要依靠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改革不民主的社会制度。她说：
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
几天之后，5月27日林希翎第二次来到北大，在学生集会上发言，进一步阐述上次演说中的基本观点。比如个人崇拜问题，她说：“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她毫不避讳地认为“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并且举例说人家吹捧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字又写得如何好，这些话太肉麻。关于胡风问题，她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指出：“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

她的演说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和喝彩，也受到一些人的反驳和指责。有些人给她扣帽子，她毫不示弱地指出：这些发言者心目中到处是反革命，这是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她说：“（在）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上），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的人）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

以上便是笔者（更不用说许多年轻人）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当年的“极右分子”的两次演说的基本内容。现在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她的“反动言行”的更多细节，所以上述材料对了解这个人物以及当年的历史事件是很有用处的。

从两次演说来看，林希翎当年确有点年少气盛、锋芒毕露，但是她那种关心国事、敢想敢说的精神是不能否定的。她的那些话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大胆的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视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这是必然的。但是，时光流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一切真是“极端反动”的“反革命言论”吗？就因为这些言词，她就该永远作为“反面教员”定格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吗？其实，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所谓“右”和“左”、反动和进步，决不应该以是否符合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主张为标准的，它是要以历史的发展作为坐标来衡量的。凡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趋势和方向的，便是“左”的、进步的，凡是不符合历史潮流、趋势，甚至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动的，便是“右”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那末，林希翎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吗？还是说得过于超前、因而无法见容于当时的现实呢？我们不妨作点具体分析。

首先，关于胡风问题，这是她演说时集中谈论的问题。1955年，以批判胡风给党中央的意见书为由头，文艺界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随后，《人民日报》分三次发表了胡风和他的友人之间的信件，毛泽东亲自评点，总称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久汇集成书，毛泽东又亲自作序，对事件作了十分严厉的结论。这件事牵涉面不小，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反响极为强烈。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才对这个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1980年对胡风本人进行了平反，以后又对相关人员一一甄别，对整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彻底否定，强加于人的种种罪名被一一推倒。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林希翎等人当年对此案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的是这种质疑马上被一棍子打死，可惜的是胡风这桩冤案迁延数十年才得以昭雪，几十年间因涉足这个雷区而派生的新冤案也就难以计数。

其次，她所批评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是当时“鸣放”中的热点之一。根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材料，在1955-1956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各界各业中作为嫌疑对象立案审查的人员有140多万（全国知识分子总数才500万），最后定案为反革命的81000名（不到立案数的6%），其中绝大部分是“历史反革命”，够得上称为“现行反革命”的为3800名（不到立案数的0.03%）。在运动中，对于立案对象不仅化费大量人力内查外调，而且大会小会批斗，逼迫交代，不少人被隔离软禁，甚至逮捕关押，实在查不出罪证时才予以释放。肃反运动在高等学校也搞得十分激烈，群众意见很大，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笔者当时刚参加工作，也目睹运动的种种景象，一位比我年长的室友因不堪逼迫，悬梁自尽，后来什么也没查出来，就此不了了之。林希翎提到的整人逻辑，即“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公式，这也不是新鲜事，因为这不仅存在于肃反运动，实际上是历次运动中的潜规则，就在她发言之后不久开展的“反右”运动，更把这一潜规则推上了新的高峰。许多人就是因为批评了领导、甚至只是批评了基层组织的个别领导，就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时有个十分流行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所以谁要是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谁要是一面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一面又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领导者，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这又是“反动派的惯用伎俩”。这种逻辑甚至进一步延伸扩展，在有些地方，谁要是反对某个党员甚至某个“党外积极分子”，就被视为“反党”，而“反党”就等于“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扣上“右派”、“反动派”的帽子的。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太懂得的“上纲上线”，这种“上纲上线”的逻辑，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
第三，关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和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为党内外许多人所认识，有些还写进了党的决议、见诸于胡耀邦、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中。其中包括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问题、健全法制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当年林希翎等人从实际生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已经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勇敢地加以指出、要求重视和解决。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这方面的观点表述得还不够准确，有些言词显得偏激，但基本精神并没有错。如果这些见解得到认真的考虑，哪怕只是进入主政者考虑的视野、只是允许进入民间讨论的平台，那也会对国家发展大有益处。整个国家也许会在较为宽松的讨论中（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的气氛中），逐步调整航向、完善机制，不至于走那么大的弯路，也不至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
第四，她主张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和党的高层最为敏感的态度。因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试图推翻共产党的政权，尽管林希翎完全否认这点、并且坚决抗议给她扣反革命的帽子。那末，她究竟是不是从事了颠覆现存政权的活动、触犯了刑律呢？这是要进行客观的法律调查才能作出结论的，而不是摘取几句话加以上纲上线就能认定的。此其一。其二，事实上，当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所作的讲话（这一讲话在6月19日发表时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动），就是在动员群众打消顾虑、进行“鸣放”、以便改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的。这篇讲话就曾说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一次大检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还提出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持这件事。在谈到群众闹事时，他还十分大度地表示：“这些闹事者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闹起来就让他闹个够，不要草率收兵。闹够了就不闹了。应该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这些话在后来发表的文本中全都改了）。领导人既然在号召和动员群众发表意见，甚至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响应号召、真正行动起来呢？其三，从现代民主的理念来看，通过合法的途径（包括正常的会议、合法的媒介、甚至公众集会游行等方式，而不是非法的密谋活动和煽动暴力），批评甚至抨击现存政权，要求改革现行的体制、方针、政策，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既然执政党正在号召大家发表意见，人家运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正大光明地发表意见，哪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呢？

这些便是笔者对五十年前林希翎演说词的一点思考。众所周知，林希翎为这些言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一生受尽磨难，一个关心社会进步、敢于独立思考的女子，一个本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相当贡献的青年，至少有二十年时光被损毁了。据说八十年代以后，她来到了近代民主思潮的发源地法国，并在那里定居；又据说她在年逾古稀之后，还曾向最高当局提出“改正右派结论”的要求，可是未能如愿。时耶？命耶？人们只有扼腕长叹而已。

不过，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总该对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事件作些理性思考的。如果说五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八十年代就该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说八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了21世纪总该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说，在人类现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磅礴于全世界的今天，还去固守专制主义年代的价值观，把一切民主自由的意识、把一切依法行使公民权利，都视为犯上作乱，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恐怕已非毛泽东批评别人时爱说的“花岗岩脑袋”所能比拟的了。

写到这里，笔者又有个想法：如果把1957年各路“右派”的种种言论的原件找出来，汇集成册，细细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而且会对正确地认识共和国的历史、真正地以史为鉴大有裨益。朱正先生的《反右派斗争始末》一书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而且要允许发表、允许出版。对历史研究设置禁区，这决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也决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 （2006年5月）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5月23日大会上的发言)
林希翎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官僚气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下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现实生活中的1%!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度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缘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样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那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桢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一些高级干部还退席了。
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是会转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话。从赤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让他当中央委员,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赤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么多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个间谍就是赤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郎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卖给十一级以上的干部看。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了几章,苏联看到以后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知道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我看到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这一定是中央布置的,但是这还叫人民代表去检查什么呢?
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法国则不会。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知道有很多人愿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北大是放了,但我对整风还是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上的台阶。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1%,别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的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他们讲的材料很少,不够我们研究的。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这样做,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这是封建锁新闻;而我们说错了句话,他们就可能钻空子、抓小辫子,我们应该警惕啊!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我这样讲,并不害怕,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小鬼,我们都要给你送牢饭了,虽是笑话,也有可能,你们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是发发个人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生活。
(摘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印发的文件)
一代才女林希翎的血泪史 卢弘
（转载自《往事》27期，题目有改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无人不知“大右派”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温岭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
１９５７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一、罪名
据１９５９年８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５９）中刑反字第４５１号》，“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如下：
“１９５６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对被告进行了批评之后，被告即借此展开活动，书写所谓《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印了２００份在全国各地广为散发，文中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对学校的党组织进行恶毒的污蔑与攻击，因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
“１９５７年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以为时机已到，即积极进行活动，于同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大学公开作反动演讲二次，继而又在人民大学的多次辩论会上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主要的是：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有‘阴暗的一面’，‘三害与现存制度有关’，辱骂我党‘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污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并污蔑说‘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民主是瞪眼说瞎话，民主党派是点缀’，我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义’，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此外，还对我国的各项政策法令及历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攻击与诽谤，还大肆谩骂党和国家的领袖。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大胆向党进攻，公然煽动说：‘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叫嚣‘要行动起来’，进行所谓‘彻底革命’，号召和煽动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据此，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如是说：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３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６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她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百分之九十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形成‘特权阶级’。”
“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由此，人民大学党委的“结论”认为：“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１９５７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训，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３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
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在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转贴者按：关于她在整风运动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关于加给她的罪名的荒谬性，请参阅笔者的博文“读林希翎当年在北大的演说词”。）
二、株连
林希翎一再公然拒绝认罪。
这种顽固态度既出于一种自信，也由于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赞同和支持她的不仅有同辈，还有革命老前辈和党内领导人——结果他们纷纷受到株连。
首先是人大的老校长吴玉章。他在林希翎反右前受批评时，就出面保护；反右运动开始后，林已被报纸点了名，他还表示不同意公开批判；林被戴上了“帽子”，吴老就让外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林希翎，后来又派人把她叫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与她长谈了几个小时，反复开导和劝慰她，说应该永远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他提到本校“大右派”的名字时，有意漏掉了林希翎，使一批反右骨干们对吴老很不满。碍于吴老的地位和声望，左派们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将在人大学习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原任内务部长，１９５９年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反右以前就了解到林希翎对我国法制问题有一些看法，让秘书吉世霖写信，请她当面交谈，以后又让吉秘书继续与她联系，表示了关心与赞赏。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吉秘书的信就成了与右派来往的“罪证”，结果也当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弄得老婆离婚，老母上了吊！谢老怎么保护也不行，气得很长时期内不再要秘书。谢老身为最高法院院长，但根本“救”不了林希翎，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从小窗口悄悄看她一眼，又嘱咐监狱负责人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全体人犯，都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林希翎１９５６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论文和反驳别人对她的批评前后，曾去中南海“上访”，试图向毛等最高领导人反映情况。接待她的中办干部王文每次都听得很认真，表示一定负责地把问题反映上去。也许王文在汇报时表露了自己的态度，竟也因此当了右派，丢了党籍，下放农村教书度日。妻子被株连，一气之下自杀，子女被迫上山下乡，其中一个想不开，走了母亲之路！
林的同学魏式昭，志愿军转业，支部派她“帮助”林希翎，她在生活上帮助了林，被认为“失去立场”，当了“保姆”，也被划为右派。由她引起，丈夫、弟弟和一些部队战友，接二连三地都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林希翎。
林的浙江同乡洪禹平，在幻灯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同林有过交往。１９５７年，他已经调回家乡浙江，从未参与也完全不知林希翎在鸣放中的事，但因与林有老关系，不仅把他本人，还连带哥哥、姐姐都追加为右派。
此外，从本校同学到外校师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的编辑记者和作家们，还有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
她在服刑期间，女护士张凤云对她十分同情，林希翎便请她代发一封托郭沫若转交毛泽东的信（因郭曾赞扬林为“才女”）。哪知这位郭老把信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市局立刻将张凤云关押审问，并开除其团籍、公职，还关了一年监狱。右派摘帽改正时，她和全家到处上访，请求落实政策，得到的答复是：“林希翎没有改正和平反，张凤云也绝对不能平反。”成了“终生右派”的“陪葬”。
最使林希翎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她与胡耀邦及其秘书曹治雄的交往和由此引起的后果。１９５６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看到了林希翎的有关材料，派秘书曹治雄通过人民大学约她面谈。林希翎后来说，本以为胡耀邦是个只会发号施令，并无真才实学的“大官”。但交谈后，她不敢放肆了，这位团中央书记不仅思想非常敏锐活跃，其丰富的经验学识，更使她自叹不如。当耀邦问她韩非的法学观点时，她狼狈地承认没读过，耀邦就毫不客气地说，韩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家，你这个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不知道他的观点呢！
从这一天起，曹治雄成了胡耀邦与林希翎之间的一条热线，后来曹林二人更进一步成为恋人。热恋中的曹治雄竟违反纪律，让林希翎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后者悄悄抄下，并在“鸣放”时公开引用外传。曹罪责难逃，在婚礼前夕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和下放劳动。胡耀邦不仅爱莫能助，反而要作自我批评。事后，林痛心地说：“是我害了曹治雄，又连累了胡耀邦同志。”
至于林希翎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一个妹妹在当地生根落户，一直留在宁夏；另几个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有的在农村当木工，有的上不了学，很小就当了农村的“贱民”。
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三、入狱
林希翎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通了“天”。
开始“鸣放”不久，林希翎的几次演讲和辩论记录，就被“摘编”成“内参”，直送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看后，马上封林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随之批道：“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
林希翎迅即被“无庸置疑”地定为右派。当年１１月，为进一步执行“中央指示”，北京公安部门准备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但是因为运动开始时中央招呼过，右派问题不予法办，顾及社会影响，暂时按兵不动，林才没有马上享受“专政”待遇。当有关报告呈送到伟大领袖那儿时，毛又宽宏大量地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传达和宣布了毛的批示和处理决定。周恩来还让人通知林希翎，参加北京各院校５７届毕业生的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到林时，只说她在鸣放中“犯了错误”。林本人又感到了“党的温暖”。人们以为，对林的处理也就到此为止了。
哪知，１９５８年有关方面又接到人民大学的报告，说林“从不低头认罪，坚持反动立场”，甚至“公开抗拒劳动”、“殴打对她进行监督的学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当年，刘少奇在中山公园的“七一”晚会上跳舞时，见到人民大学的学生，说起林希翎的上述表现，刘顺便关照道：“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这一新指示马上被贯彻执行了。早在“注意”着林希翎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来到人民大学，在人大党委会上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强制改造。”于是，林希翎就从留校劳动，改为由专政机关“加强监督”。
为了做得合理合法，使社会上“没话说”，公安机关先利用林希翎“殴打学生”事件，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１日深夜，将她秘密逮捕，开始是“拘留５天”，后又因她“态度不好”，再关１５天。在这２０天中，公安机关在人大党委的配合下，迅速搜集编好林希翎的罪行材料，以“反革命罪”将她正式逮捕，接着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她进行审判，她就由“拘留５天”变为１５年徒刑，并由学生右派“突击提升”为反革命分子。
林希翎开始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一号命令”发布后，被解送到她的原籍浙江省的蒋堂劳改农场。
四、出狱
当１５年刑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时，她的命运竟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１９７３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忽然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吴德，说那个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她好不好？
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传达后，有人理解为林希翎被判刑是别人“背着毛主席”干的，又有人理解为即使毛主席知道此事，他问到林在哪里“工作”和“好不好”，说明林可以出来“工作”和“好”一点了。紧接着，浙江省委得到公安部的通知，着即释放反革命犯林希翎。
在一个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之日，正在“号子”里的林希翎，忽见几个公安人员对她笑眯眯地走过来，用她早已陌生的和蔼口吻和更为陌生的称呼说：
“程海果同志，奉上级命令，对你提前释放，恢复一切政治权利。你马上准备东西，到金华去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说着还将早已没收的“军人转业证”和珍藏的新军服等等，一一发还给她，表明她一下又成为“同志”了！
直到出了牢门，她还以为自己是在梦境，竟没有问清自己是否已被正式平反了，甚至没有要一纸法定的“释放证明”，就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
林希翎被分配到位于偏僻山区的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当了一个每月工资３５元的工人。来前她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身份，全县只有县委书记王登林一人知道。这位王书记悄悄告诉她，她所以能提前出狱并安排工作，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让她永远感谢老人家给予她的关怀与温暖。她知道伟大领袖竟没有忘记她，不由为之感动不已。
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不久便知，新工人程海果即大右派林希翎，连关于她的“最高指示”也透露出来了（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登林以“向大右派泄露党的机密”的罪名，受到批斗）。这使她一下在当地出了名，她的生活也进入了又一个凶吉莫测的非常时期。
五、折腾
1975年，从不安生的林希翎听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且开始全面整顿，感到自己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为改善处境，她告别家人（1973年底她与本厂技术员楼某结婚，并育有一子），赴京上访去找“邓大人”。哪知却自投罗网。
没有过得硬的身份和证件，别说根本见不着她想见的人，连许多机关的大门都进不去。所有的上访接待站，屋里屋外直到门外街道马路上，到处都站着、蹲着、坐着和躺着等待接见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似海冤情要向中央倾诉，林希翎哪儿都挤不进、排不上更无人听。她去找当年的老熟人以至好朋友，有人一见她吓得几乎问她是人还是鬼，有人装着不认识，最友好的也是劝她不要停留，别再惹事。她在北京像个幽灵似的游荡到冬季。
1976年1月9日深夜，一群警察闯进她临时借住的地方，把她“请”进了海淀区看守所，关了两昼夜，再押解出京，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认真审查。
她立刻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人物，她的“反动真面目”和“反革命祸心”“彻底暴露”了。做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她经受了一场场批斗、审讯和毒打，被迫交代怎样参与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又怎样和北京的“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合谋，南北呼应“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她刚想和全民一样为之欢庆，却突然被揪了出来。1977年初的一个深夜，怀孕的她正生病，丈夫上夜班不在家，不久前揪斗她的造反战士们，在一位党支部副书记的指挥下，砸开门冲了进来，先对她来了一顿狠揍，又在幼子的号哭和老母的哀求声中，将她嘴里塞上毛巾，五花大绑，脖子挂上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黑牌子，拉出去站在一条板凳上，接受批斗。几个月前斗她时，说邓小平是她的“黑后台”，脸一转她的后台又成了“四人帮”！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无法安生，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坚决不准她再“关心国家大事”。
六、申诉
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包括林希翎了。她苦熬活受20多年的漫长严冬，终于有头了！兴奋之余，她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收到一封辗转送达的北京来信。写信人“王文”，自我介绍是原中办工作人员，五十年代曾与林有过接触。他要她及早到北京，重新提出申诉。于是，她不顾亲人的反对，把老母亲积蓄多年留着料理后事的一点钱“借”出来，买了一张硬座票，抱病赴京。
遵照有关规定，她的问题仍得找过去经办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这里已成立了一个专管右派改正的“审改办”，其负责人林当年就认识，一位是原共青团干部，一位是原总务科人员，都因“一贯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而成为骨干。他们说，要想改正平反，必须对自己的问题作出新的检查，只有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并且真正改正了错误，又提交了书面检查和申请的，组织才能考虑是否接受。
他们的冷漠和官腔，使林希翎一下子来了火，她朝对方吼道：“什么？我被诬陷迫害了几十年，挨批斗，坐大牢时都没有低过头，认过错，现在复查右派冤案了，反而要我向你们作检讨，求你们开恩改正，简直是奇谈怪论！如果说我当年有错，整我的人就是有罪！还要我再向你们检查认罪，这不是地球倒转了吗？”她就这样同“审改办”的人闹崩了。
王文了解这一情况后，将她的问题写成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中央有关部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为林希翎冤案呼吁》的“内参资料”，于1979年6月1日作为《情况汇报》印发上报。
王文的“呼吁”引起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注意，马上批道：“改正有利。”此前，林希翎曾给他写过一封短信，胡耀邦请中宣部的同志代他见了林，转达了他的批语：“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
中组部也有人写信给邓颖超，希望她主持公道。她未表态，将信转给胡耀邦。耀邦又一次批道：“拟以改正有利。”
受耀邦委托与林希翎谈话的同志，劝她不要同人大“审改办”顶牛，还是作一点自我批评，也给人大党委一个台阶下。并且表示这也是胡耀邦的意思。林希翎体会到他的好意，憋着性子坐下来写检讨。哪知她一回顾往事就无法自持，她认为自己当年的言论没有错，是别人歪曲和诬陷了她，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控诉”和“抗议”，矛头始终直指人大那些“反右英雄”们，而他们许多人现在大都在职在位甚至有权有势。要向他们认错，以换取改正平反，她怎么也不甘心，一气之下，把写出来的检讨全撕掉了！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虽在努力“拨乱”，却难全都“反正”。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断然拒绝为她改正，并重新认定她的各项“罪行”。当初判她为“反革命”的北京市人民法院，见人民大学党委对林“不属错判，不予改正”的结论，马上“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至此，她的这次赴京申诉完全失败。
无路可退的林希翎，决定直接上书邓小平。她在列举事实并控告某些“制造冤案”又“一手遮天”的“官僚”后写道：
“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给您写信，请求您委派思想解放、正直无私的清官来全面复查我的冤案，听取我的申诉和意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对我做出实事求是和公正的结论，我和我的家属亲人以及所有被株连者都将不胜感激，对于我……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希望您在生前能予以亲自过问和彻底平反。”
她在这封万言书中还说，“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却不知道春天也还有狼，我在漫长的冬天里被虎咬得遍体鳞伤未愈，又在春天中被狼咬了几口……”
信发出后，一直无下文。
七、“招呼”
1979年秋，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特邀林希翎参加。丁玲、艾青和刘宾雁等公开赞扬她和为她鸣不平，不少人作诗、题词以示慰问和支持，有人安排借调她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做“特约编辑”。她正为此兴奋，“组织上”打来“招呼”，说林是“不予改正”的“右派”和“维持原判”的“反革命”，不能留京工作。
林希翎在北京露面以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面向海外的中国新闻社决定制作一部以《林希翎在北京》为题的新闻记录影片，通过介绍她的近况，“宣传、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他们组织拍摄了她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等诗人、艺术家的友谊交往，她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老校长吴玉章，等等。哪知不等他们后期制作，也接到某“组织上”打来的“招呼”，令其立即停止这一影片的制作，封存全部有关资料，不得向任何方面散布和透露。
文代会期间，上海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见到了重新露面的林希翎。当时上演了一部很受欢迎的话剧《权与法》，杂志编辑认为林对此定有深刻体会，就约请她写观后感，打算给她个“公开亮相”的机会。她应约写了《神圣的法律一定战胜邪恶的强权》，交稿后很快编发，已经排出了清样，显然又是某“组织上”打来了“招呼”，该杂志立即撤稿。
在某“组织上”的连续“招呼”下，林希翎还是被“请”出了北京。前几次都是公安人员押解，这次总算重新享受了一点“公民”的待遇。不仅如此，“组织上”还给了她“关怀”，人民大学党委补发给她一份该校57届毕业证书，恢复了她的“大学毕业生待遇”，并由“组织上”通知她所在的浙江省“组织上”，按此待遇为她重新分配工作。
林希翎就在这一连串特殊“关怀”下，被分配到她服刑后期的所在地金华，因她曾是“青年作家”，“照顾”安排到市文联当了一名小职员。
“落实政策”（甚至是“宽大处理”）至此“圆满完成”。
八、出境
林希翎一直有着一个重要的“海外关系”，这就是她的父亲。早在１９４８年，林父就离开大陆，解放后一度不知下落。三年困难时期，他忽然从香港给林母原籍来了信，从此不时寄“侨汇”以补家用。他很想回来看看，但得知女儿是“大右派”和“反革命”，一直不敢造次。
她出狱后，父亲一再表示希望他们出去团聚。思夫心切的母亲，鉴于几十年来的“贱民”生活，很想投奔“海外”的父亲，使全家早日脱离“苦海”，就和林希翎不断申请去港探亲。但是当地掌管出入境大权的公安机关总是置之不理，根本不考虑这个“大右派”及其“反革命家属”的出境问题。林希翎见在当地求告无门，就趁在北京时直接找了公安部，申明理由请求出境，居然获得批准，但具体手续还得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办。谁知当地有关部门仍然置之不理。
直到１９８３年５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一个月后，她终于告别了留在金华的丈夫和小儿子，启程经广州奔赴香港。在到达深圳当天，林希翎就随着出境人群，跨过了罗湖桥中心线。那轻轻一步，不仅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也跨越了一个“时代”。
一切正如那副名联所言：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