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秦国梦”

2010年7月4日 星期 日放大缩小默认
商鞅与“秦国梦”
小 山

▲ 商鞅

▲ 城门立信
2010年1月31日《新民晚报》“国学论谭”发表的杨师群《商鞅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一文，对近年来影视剧多把商鞅塑造成“帝国英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商鞅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罪人”，其论述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不过，对于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是否应该全盘抹杀，我们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
商鞅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连今天的小学生都耳熟能详，当今的人们多称他为改革家，提起他时还常常带着对其不畏险阻、除旧布新的赞赏。但大约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就对使用暴力手段让秦国迅速兴起的商鞅并无多少赞美之词，史书中提到的秦国也常是让东方六国既恨又无奈的“虎狼之国”。
司马迁曾在《商君列传》末评价过商鞅，开头就给他下了个“刻薄”的定义：“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接着写他为得官位，不惜心口不一，“挟持浮说”；既得任用，又“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干出一件件刚愎自用、严刑少恩的事。最后司马迁感叹：“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汉书·贾谊传》中记载了一篇贾谊上汉文帝的奏章，其中提到商鞅时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什么缺德事都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新法“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紧接着，贾谊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番秦俗败坏的场景：“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最后得出结论，秦人“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如果说太史公还只是批评商鞅刻薄的话，贾谊则明明白白是在骂他“教化”下的秦人与禽兽无异了。
肯定商鞅功绩的人倒也有，《史记集解》引刘歆《新序论》就赞扬商鞅为推行新法殚精竭虑，公而忘私，实施法令时又赏罚严明：“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行之几年，“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秦国称霸诸侯、一统天下，“亦皆商君之谋也”。但好话到此结束，刘歆笔锋一转：“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接着又列举了他如何实行严刑峻法：“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邱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如此一对比，商鞅明显功不抵过。呜呼，虽有强秦之大功，商君到头来也逃不过严刑少恩的“刻薄”名声！
不过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乱世用重典也无可厚非。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君们为苟全国家于乱世，急需的不是“仁政”之类说教，而是富国强兵的谋略。在这种情势下，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均不被理会，最终亮出“霸道”的底牌，也是顺应时势的无奈之举吧？
说到商鞅变法的内容，其中有一条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军功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简单地说，就是奖励军功，没有军功，就不会受到优待，贵族身份也没用。这一点也只是在秦国，这个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的“戎狄”之邦，才有施展的空间。秦人重实利，轻礼仪，宗法观念淡薄，没有礼乐的传统，也没有传统的拖累。所以当商鞅的一套军功爵制推行出来，原始的等级制度就被动摇了，下层平民因此有了一条通过建立军功向上进阶的通道，虽然这条进阶之路在现在看来足够野蛮也足够残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
商鞅新法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自利说。他清楚地看到：“名利之所奏，则民道之。”（《商君书·算地》）人有欲望，那是天性使然。所以商鞅没有像儒家那样要求克制欲望，而是给出了一条疏导欲望的通道：“民之生，度而取长，称其取重，权而索利，眀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商君书·算地》）于是，在商鞅的改革下，“民勇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国力大增，秦军所向披靡。商鞅自己，虽贵为王孙后裔，但“庶孽”的身份已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家族与姓氏没有给他任何荣耀，后人称他“商君”，只是因为他曾封于商，而那块封地的获得，也与他的身世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他自己打拼的所得——他因变法、作战有功，由一个靠嬖臣引荐的流亡王孙，一步步升为左庶长、大良造，终至封商十五邑，号曰商君。商鞅的政治生涯是靠个人努力达到顶峰的。
站在儒家角度批评商鞅“遗礼义、弃仁恩”自有其道理，现代人看来他重刑、愚民的一面也难以称是，何况商鞅到底在为谁谋利仍值得掂量，但除却这些不说，新法中的奖励军功这一条，在认清和善用欲望这一点上还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前提，大约就是要提供给一般公众以进阶之路。借用西方流行的“美国梦”的说法打个比方，商鞅的军功爵制可以说是一种“秦国梦”。毋庸置疑，商鞅的“秦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是根本性的，“美国梦”声称基于平等，追求平等，而中国古代历来没有“人生来平等”这一观念，“礼莫大于分”，大家各守本分，安于其职，这才是正道。其实绝对的平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问题是，人是有欲望和追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安于本分”的。何况，什么是本分？如果说是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应守的本分，那出身凭什么就可以决定本分？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底层有才华的人一个进阶的渠道，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续，未尝不是得益于阶层之间的流动，尤其是隋唐以后采用的科举制，给了普通人一条进身的出路。因此，商鞅的新法虽然不以追求平等为目标，但客观上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一条向上攀升的阶梯，秦军战斗力迅速提升即是显证。
当然，商鞅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满足的与其说是秦国小民的利益，不如说是秦君谋霸权的野心；他的严刑峻法虽然在短时间内让秦国称霸天下，但他的愚民政策只能让百姓因畏惧而盲目顺从。至于在商鞅的领导下“秦俗日败”，政治不能以道德为唯一评判标准，但脱离了道德评判的政治也绝对不可能是合理的政治。商鞅死后一百十七年，秦并六国；可仅仅二世之后，江山易主。其商君之功欤？抑其过欤？
但是无论商君功过如何，他曾经给了秦国的平民一个“秦国梦”，哪怕这并不是他的初衷。而人活着，有梦总比没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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