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人才原则

一个国家管理层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因此，管理层的各级官员如何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最高领导人，二是各级管理层。中国历史上，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曾经有过制度化的尝试，但不算成功。然而，中国古代对于最高领导以下的各级管理人员的形成，很早就开始了制度化。经过一次次的反复，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行之有效的一套官员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秦国对于官员的选拔，或者说秦国的人才观念，对于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周朝是封建制度，周天子是最高领导人，但周天子的权利只能到达诸侯国层面，诸侯国内部事务，大都由诸侯自行管理，没有特殊情况，周天子也不能干预。周天子的朝廷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也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军队。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自己任命，周天子并不能干涉。现在有人说联邦、邦联之类的政体，实质上与周朝对诸侯国的间接管理意思差不多。2000多年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句话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有人说，欧洲的这一传统是限制王权、导致民主出现的基础。先不论这一观点的对错，我们至少可以说，比欧洲早2000多年的周朝，就是这样的制度。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一个个崛起的大国，都是打破这种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结果。应该说，中国人做这件事情，从秦始皇算起，比欧洲早太多了。因此，近代很多欧洲国家在完成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都羡慕中国，并且虚心地向中国学习。差别在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社会，欧洲近代的社会基础是工商社会。两者碰撞后，中国在财富实力上输给了对方。
周朝的官员制度是由政府开办的学校培养人才，然后被政府录用。但是，由于社会财富有限和观念上的局限，教育不能普及。因此，周朝学校教育的对象都是贵族。也就是说，周朝的贵族子弟有权享受教育，并有当官的机会。欧洲的封建制度直到启蒙运动之前，一直是这样的教育和人才选拔方式，平民没有受教育和当官的机会。平民享受教育机会，中国从孔子开始。但是，从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官员，则在孔子以后才比较普遍地出现。这也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超前时代而常常不得志的原因。
从平民中选拔人才当官，实行最为彻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自己缺乏教育基础，但是，秦国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而周朝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制度又不能用，因此，当东方诸国都开始按孔子的民间教育模式培养人才的时候，秦国的人才方针就是招纳天下人才，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出身如何，秦国都表现欢迎，并加以重用。这在当时的秦国叫做“客卿”。我们可以列出秦国客卿长长的名单：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甘茂、魏冉、杜仓、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其他如荀卿、韩非等也可以算入其列。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国家像秦国这样几乎来者不拒地招纳各种人才。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秦国不会强大。
当时各国人才的纷纷涌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朝的官办学校衰落后，民间教育大行其道。孔子是其中翘楚，很多人都模仿孔子的方式，招收学生推广教育。只不过由于个人的学问主张不同，教出的学生质量也不尽相同。比方说，传说中的鬼谷子就教出了几个著名的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成为纵横家和兵家的代表人物。这种民间教育的方式，使得很多平民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周朝封建制度下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传统，孔子说：有教无类，是也。而这些平民学生为了通过教育而获得前程，读书的刻苦程度远超于贵族子弟，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故事，虽然发生的时代并不都在战国时期，但是，它所反映的读书刻苦精神，却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
既然有教育，就会有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问题。古希腊有一群诡辩家，发展出几个著名的悖论，如“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之类，这些诡辩家产生的原因就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需要辩论，辩论术便成为诡辩家教学的内容。他们并不在乎辩论内容的真伪、合理性，或与现实的关系，只在乎在辩论技巧上战胜对方。这种传统迄今为止在西方的教育和社会政治实践中依然大行其道，例如在中小学就有辩论队，辩论队成员前途要比别人好。这个事实说明，为了社会的现实目的，教育的功利性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在战国时期，充满功利色彩的学问和教育也很普遍。相比之下，孔子的儒家教育，功利色彩较淡，而法家、兵家、纵横家之类，功利色彩很重。因此，在社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孔子的学生长期没有被要求现实利益立竿见影的政治人物广泛接受，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功利色彩浓厚的教育内容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对自己学以致用的要求，也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学习的目的为了做官发财，变成学习投资的回报。这个特点在苏秦身上很明显。其实，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并非全是儒家学生）在读书学习的内容上，以至于学成之后的应用上，都充满了一飞冲天的渴望。在这个问题上，秦国毕竟与东方国家不同。前面的文章说过，秦国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封建制度又破除得更加彻底，因此，秦国对于来自平民的人才，没有多少限制。上文提到的秦国客卿，都是平民出身，并且官拜高位。相比之下，这一问题在东方各国却有不同的体现。
战国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他们也一样招纳各种人才，所谓门客、食客，都是他们眼中的人才，养士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小。与秦国相同的是，他们招纳的人才，也注重现实功利，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就是体现。与秦国不同的是，优秀人才在秦国，可以直接做高官，因为秦国的封建贵族世袭等级制度已经被废；而在四公子手下的人才，永远不可能超过四公子本人，因为，四公子都是贵族，这也是东方各国改革不彻底的结果。
“唯才是举”的提法出自汉朝灭亡时期的曹操，但是，“唯才是举”的行为，最早就是秦国的人才原则。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广泛平等的平民化社会里，官员的选拔只有一个标准：才能。出生不限、国家不限。秦国在实施这个人才原则的时候，比东方六国要彻底得多，以至于当时天下的人才，大多都以投奔秦国为目标。很多出自平民的读书人，之所以选择秦国而放弃母国，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封建制度的秦国，他们会更有前途，李斯就是一例。当秦国发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是来自东方国家的间谍时，有人建议把所有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历数客卿对秦国的贡献，最终没有使这个驱逐政策实施。由此也可见秦国国君长期以来的人才政策，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倒退。
但是，“唯才是举”也有危害。在社会竞争激烈的年代，国家所需要的才能，个人在与他人竞争中能够胜出的才能，容易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一些具有长远性的政策被忽略。而且，只重才能，不重道德，使得秦国招纳的人才很多都太注重个人利益。他们发挥自己的卓越才华，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自私自利、个人利益为重的道德原则，反过来也伤害了秦国。当国君英明时，还可以制约他们，当国君昏庸或鞭长莫及时，后果极其严重。秦国的客卿很多结局都很悲惨，不能不说是他们缺乏道德、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而秦朝的迅速灭亡，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着必然关系。
总而言之，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很早就做到了。从官员世袭到平民选拔，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秦国到秦朝，只完成了阶段性的进步，在选拔标准上，因为太简单化而存在严重缺陷，甚至是危害。秦国“唯才是举”政策的恶果，在吕不韦和李斯两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