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城市应当如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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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05 17:16
现代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已经属于被滥于开发的境地, 房价飞涨, 交通堵塞, 空气污染, 一个城市在设计和开发时到底应该如何思考? 张钦楠,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 曾经看过他写的《阅读城市》, 今天又在《读书》2007年第12期上看到他的一篇好文, 全文摘抄如下:
城市应当如何开发
奥地利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二○○七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是一本奇书。书名是《期望的概念》， 副题是《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
一家名为“资产一号不动产开发公司”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购置了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兹市（联合国教科文命名为世界历史遗产）中心一百二十九英亩的土地（名为莱宁豪斯），其中有一座古老的酿酒厂。这本来是一件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通常，人们在购置土地以后，就着手聘请建筑师做设计图样， 经济师核算成本、售价与利润，测量师编制施工招标文件等等，其首要目的当然是要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
但是，本项目的第一个产品不是设计图样，不是估算书，不是招标文件，而是这本书。书里没有一张设计图，连构思图也没有。但是这个项目有一个期限：就是要在二○一七年建成。
说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它不是由开发商、也不是只由建筑师写的，而是出自格拉兹市三十二位市民之手，他们中有生物学家、记者、文学家、政治 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社会工作者、企业家和学生等。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对立。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份宣言书，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它探讨的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将是怎样的，又应当是怎样的。
奇就奇在这本书的产出过程。这三十二位作者，编成四个小组，每组八人，分别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组。他们的工作程序是：对话—出国考察—写书。他们针对自己的主题，选择了四个欧洲城市：哥本哈根（“生活”）、剑桥（“工作”）、巴塞罗那（“城市性”）和伦敦（“教育”）。他们每人写一两篇文章，形成了这本书。
奇就奇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出什么现代乌托邦、理想国。但是，每个组都提出了一份结论，题为“城市对××（生活、工作、教育、城市性）应当知道些什么”，加在一起，就构成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应当是怎样的”）。书的末尾有两篇综合性的文章，分别是《一瞥未来的过去》和《希望 与失望》， 也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观点。
先以“工作”组为例。该组由五男三女组成，共发表了十篇文章，考察了一个城市——剑桥， 提出了一份结论书 。
这十篇文章各有其内容及观点。例如，第一篇题为《失败文化》的文章，是对剑桥一位风险企业家赫曼·豪塞的采访。豪塞是奥地利的移民，在剑桥打出了一片天下，成为创造“剑桥现象”的英雄。他指出，传统的大学城剑桥现在已经是欧洲（和世界）最有创意的城市，在二十年内涌现了员工人数达四万人的一千家高科技企业，在许多领域超过了美国的硅谷。他又指出：在这里，人们必须经历“失败文化”的考验，事实证明：在二十家企业中，只有两家成功。
另一篇题为《革命的孩子》的文章的作者汉因斯·韦登布林克是一九六八年西欧城市造反运动的参与者，现在是媒体学教授。他认为垂直体制阻碍创新，应当加强规模较小的单位的活力，给职工更大的自主性。他特别指出，Google公司的职工大多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可以自己设计工作场所，包括建立排球场、游泳池、理发室等，相互间有良好的合作气氛，成为世界上最高产出的企业。
再一篇文章介绍意大利一位头号品酒专家与一位改造吸毒者的专家合作，利用二百六十英亩的葡萄园，让戒毒者在这里用艰苦劳动酿造葡萄酒，同时改造自己。每期可容纳两千五百名戒毒者，先后接纳了两万人，70%成功地戒了毒。他们酿造的葡萄酒还频频得奖，他们的工作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社会创业家”。
这十篇文章讲的内容都极为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未来的工作城市必须能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而不是以建立集中的大企业（包括高楼大厦）为标志。
也正是从这个信念出发，他们选择剑桥作为考察对象。其原因是：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在保留其强烈的归属感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人民权力、 目的性、意志力、设计创意”的中心，在这里，实体经济已经上升为一种不可触及的“脑力经济”。在这里，高科技企业与大学密切结合（理论创新很快转化为生产力，而成功的企业家到大学去传授自己的创业经验），同时，这里又有高品位(high-touch)的服务业。其结果是社会的全就业。
从实体来说，这里最早开发的科学园中的建筑都不超过两层，平均每平方米建筑享有五平方米绿地和水面。与科学园紧邻的圣约翰发明中心，专门为新建企业服务，人们可以用很低的租金得到办公场所与通讯设施。与这些企业的发展相应，有一万两千栋住宅正在施工。为了对付严重的交通拥挤，在市中心只允许自行车通行，不难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到高级饭店前，在停车场系上领带去就餐。
在这里，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印度成为世界软件服务中心之后，欧洲大陆的城市将面临何种前景？在一篇文章中，一位时装设计师提出的答案是，在大批量生产的廉价中国商品面前，她致力于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使自己的产品更加适应个性的需要。
针对发达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这个小组在题为《城市对“工作”应当知道些什么》的结论中写道：
创业性——不是指雇主与雇员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指一种自主文化——日益主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因为一切都已经现成而被宠坏？ 我们生来就具有的求智冲动是否受到不可冲破的规范网的扼杀？我们的工作场所对我们的要求是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是否应当允许创业者从事一些无用和人为的事情？为了成功，我们是否需要有一种失败文化？我们的道德基础是否能保证那些“从事（undertake）者不会成为“攫取”（takers）者？我们训练创业者的起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何时开始消除对创业的学习？这段话或许较难理解，与其说提出结论，不如说提出问题，但却值得仔细品味，因为这样的问题离我们也不远了。
“生活”组着眼于如何在城市中取得个性与集体性的结合。书中有一段话：
当我们谈到“生活”，我们指的是一种高质量生活，而且不只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整体。我们寻求的是能最大程度取得共享满意的条件，正如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说的“最大量民众的最大快乐”。在我们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深信个人与集体的快乐，作为我们的期望，应当像一组双螺旋曲线那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私人（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对此总是负有同样的责任。（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国有些开发商公然宣布自己只给富人盖房子，这是两种何等不同的思想境界啊！）
在这个组所发表的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克里斯蒂娜·米昆达（一位电视电影工作者）所写的那篇，她提出了城市“第三空间”的观念。她的解释是，第一空间是居住场所，第二空间是工作场所，第三空间是“充满情感，这种情感人们可以在此取得而带走”的“家外之家”，举例说：博物馆、饭店、沙龙等。她相信：一个城市应当有“仅仅是美丽的空间，一种人们可以时时到此从容地呼吸，对灵魂深度有重要意义”的场所。他同时指出，这三种空间正在发生交融。
这个组选择考察的城市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里的经济增长居于欧洲之首，人们在这里能感觉到一种悠闲而不懒散的气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取得良好的平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据市民自己说，这是社会结构（社会安全保障）的成绩：你一旦失去了工作，仍然可以“软着陆”。（这里的企业习惯于在自己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职工和社会的福利基金）。在这个城市里，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人们对自行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在这里，艺术是生活的食粮，歌剧院、博物馆等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小组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
为了保证在贫富之间、定居者与新来者之间、城里人与城外人之间、老年与青年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我们需要彼此对话，倾听别人的看法。……我们需要有社会能共同工作的新形式，需要有志愿活动者与邻里网络，因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包揽所有这些工作。一个城市在促进生活观念多样化方面，以及在鼓励这些观念的交流方面做得越是有效，它就越能为人们和谐共居的期望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组的一个共同理解是“教育”与“培训”不同，后者着眼于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前者则着眼于未来。对他们来说，现行欧洲的教育制度是好的，但不是优越的。
他们选择伦敦作为考察城市，一方面因为当前被认为教育制度最佳的芬兰，已经因为来访者太多而停止接待；另一方面因为伦敦在处理当今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移民、多样化、贫困时首当其冲，而且教育改革在布莱尔政府最后一届时被列为首要任务。他们考察的方法是在七十二小时的逗留期内访问多个教育机构，从而接触到种种新鲜事物。
例如，某幼儿园的一百二十名学童，有九十七种母语。在这里，教师鼓励家长参与教学，开设父子室，并且在楼上开办家长训练班。有五十家社会组织参与他们的教学活动。又如：有一家名为“智能实验中心”的学校，从事艺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授予博士学位。它有一个四人核心组，专门设计研究项目，然后招聘教师，接纳学生。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为残疾人设计一个网络交流系统。再如：一位名为奥利维尔的烹饪家，致力于改革英国落后的烹饪术。他的活动包括：改革全英国中小学的午餐（“否则孩子们都将死在其父母之前”）以及举办烹饪班，培训青年厨师掌握欧洲各国最高超的烹饪技术。再如：伦敦的科学馆，可以针对不同水平的参观者展示各种科学知识，全国的科学家都争相在此展出自己设计的展品。凡此种种，都是伦敦多种教育机制中的实例。考察组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从幼儿园到成年教育，其任务均是：引发与促进创造性。”
“城市性”组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城市的动态性和原有“仪式”（ritual）保护以及个性、多样性与城市认同性等之间的结合。这个组一共发表了十二篇文章。下面引述其中若干观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个性正在上升。由于我们有着多种可能途径，就使失去方向的问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们古老的仪式已经丧失。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学习建立新的仪式。（E.吉塞布莱希特，建筑师）
我们人造的世界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自然的疏远，其最终结果使我们渴求自然。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L.克鲁斯，艺术家）
我认为，在未来，城市景观的动态性将显得日益重要。（M.米奇科维奇，记者）
对我来说，城市性是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它在内部允许变化，从外部取得新意。（K.萨拉曼，哲学教授）
这个组选择的考察城市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因为它被认为是欧洲城市规划取得最大成功的城市。考察组在这里看到了光明与黑暗的两面。前者有以人为主的漫游大道（La Rambla）、新改造的码头区、高迪设计建造的大教堂等；后者是郊区的拉米纳（La Mina），这是一个贫民聚居、犯罪丛生的地区。正计划在这里建造一所新的大学，附加各种新的社会设施以及一条新的漫游大道，向这里原有居民提供部分就业机会，但仍有部分人将搬迁（预计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为了更新城市， 在城东传统工业区将建造一个名为22@Barcelona的高新产业区（包括居住区及服务设施）。
考察组在“结论”中写道：
在我们探求对城市这一概念的期望时，很快就明了的是：人们不可能通过一般化和传统的文本来达到这一现象的核心。与城市性这一案例一样，它的概念化只能通过个人不同的途径取得。城市性的概念化提供了个人能参与的多个平台。每个个人所参与的平台代表了这位演员独自的智慧之家。同样，城市性的本质只是我们每个人所勾画和建造的各自的城市性的总和。
这段话可能较难理解。我的认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不可能也不应当做出十分硬性和统一的规定。在动态化和个性化日益昭彰的时代中，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构架（包括多个层次的“平台”），让个人在各自选择的平台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和整体的多样性。
本书的最后有两篇文章。
第一篇（《一瞥未来的过去》）的作者H.康拉德是历史学家、格拉兹大学前校长。他指出：“为了要学到一些有关未来的知识，我们建议回顾过去。过去可以使人们知道未来的事物，而不仅是自己想知道的事物。”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预测。以一九七二年的罗马俱乐部为例，它预测了世界能源的枯竭，尽管这些预测被证明过于悲观，但是确实起了警示的作用。因此，作者肯定，在本项目中，对二○一七年城市的预测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篇（《希望与失望》）的作者P.海因特尔是一位哲学教授，他显然对本项目有较深的了解，能总结出参与者所体验的希望与失望。在“失望” 中，他指出人们普遍预计未来一代的生活将更为艰难，贫富差距将会扩大，金钱和对物品的占有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快乐，价值观念在多样化中失去方向，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性”等等。同时，他也指出“希望”，这就是：“人类的专业区隔已经到了极点。将科学分割为专门学科，把人分裂为阶级，把个人的时间分裂为工作与自由等，都在消解。人们不允许把‘完整性’取走……一个活生生的城区必须考虑及这点。”
最后，回到本书的前言，它的作者是美国（最实用主义的国家）《建筑实录》杂志的副总编辑C.皮尔逊， 他写道: 我不知道莱宁豪斯（指本项目）在人们开始搬进去时将会是怎样的。我不肯定它会成为其他开发商或社区愿意追随的一个样板。但是它开展此项工作的方式给我以印象。他们问的是正确的问题，他们交谈的是些很迷人的人群。他们在开始定义和设计之前先思考和提问。这样，他们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如同许多关怀城市的人一样，我将跟踪这项野心勃勃的项目的进展与成熟。我有一个感觉：它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所。
尽管只是草草的翻阅，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信息和见解。尽管它涉及的是发达的欧洲国家和城市，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归纳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四方面）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
二○○七年于北京
（Conceptions of the Desirable, What Cities Ought to Know about the Future, ed，ASSET One Immobilienentwicklungs AG ，Springer Wien， New York， 2007）
现代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已经属于被滥于开发的境地, 房价飞涨, 交通堵塞, 空气污染, 一个城市在设计和开发时到底应该如何思考? 张钦楠,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 曾经看过他写的《阅读城市》, 今天又在《读书》2007年第12期上看到他的一篇好文, 全文摘抄如下:
城市应当如何开发
奥地利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二○○七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是一本奇书。书名是《期望的概念》， 副题是《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
一家名为“资产一号不动产开发公司”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购置了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兹市（联合国教科文命名为世界历史遗产）中心一百二十九英亩的土地（名为莱宁豪斯），其中有一座古老的酿酒厂。这本来是一件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通常，人们在购置土地以后，就着手聘请建筑师做设计图样， 经济师核算成本、售价与利润，测量师编制施工招标文件等等，其首要目的当然是要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
但是，本项目的第一个产品不是设计图样，不是估算书，不是招标文件，而是这本书。书里没有一张设计图，连构思图也没有。但是这个项目有一个期限：就是要在二○一七年建成。
说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它不是由开发商、也不是只由建筑师写的，而是出自格拉兹市三十二位市民之手，他们中有生物学家、记者、文学家、政治 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社会工作者、企业家和学生等。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对立。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份宣言书，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它探讨的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将是怎样的，又应当是怎样的。
奇就奇在这本书的产出过程。这三十二位作者，编成四个小组，每组八人，分别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组。他们的工作程序是：对话—出国考察—写书。他们针对自己的主题，选择了四个欧洲城市：哥本哈根（“生活”）、剑桥（“工作”）、巴塞罗那（“城市性”）和伦敦（“教育”）。他们每人写一两篇文章，形成了这本书。
奇就奇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出什么现代乌托邦、理想国。但是，每个组都提出了一份结论，题为“城市对××（生活、工作、教育、城市性）应当知道些什么”，加在一起，就构成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二○一七年的城市应当是怎样的”）。书的末尾有两篇综合性的文章，分别是《一瞥未来的过去》和《希望 与失望》， 也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观点。
先以“工作”组为例。该组由五男三女组成，共发表了十篇文章，考察了一个城市——剑桥， 提出了一份结论书 。
这十篇文章各有其内容及观点。例如，第一篇题为《失败文化》的文章，是对剑桥一位风险企业家赫曼·豪塞的采访。豪塞是奥地利的移民，在剑桥打出了一片天下，成为创造“剑桥现象”的英雄。他指出，传统的大学城剑桥现在已经是欧洲（和世界）最有创意的城市，在二十年内涌现了员工人数达四万人的一千家高科技企业，在许多领域超过了美国的硅谷。他又指出：在这里，人们必须经历“失败文化”的考验，事实证明：在二十家企业中，只有两家成功。
另一篇题为《革命的孩子》的文章的作者汉因斯·韦登布林克是一九六八年西欧城市造反运动的参与者，现在是媒体学教授。他认为垂直体制阻碍创新，应当加强规模较小的单位的活力，给职工更大的自主性。他特别指出，Google公司的职工大多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可以自己设计工作场所，包括建立排球场、游泳池、理发室等，相互间有良好的合作气氛，成为世界上最高产出的企业。
再一篇文章介绍意大利一位头号品酒专家与一位改造吸毒者的专家合作，利用二百六十英亩的葡萄园，让戒毒者在这里用艰苦劳动酿造葡萄酒，同时改造自己。每期可容纳两千五百名戒毒者，先后接纳了两万人，70%成功地戒了毒。他们酿造的葡萄酒还频频得奖，他们的工作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社会创业家”。
这十篇文章讲的内容都极为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未来的工作城市必须能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而不是以建立集中的大企业（包括高楼大厦）为标志。
也正是从这个信念出发，他们选择剑桥作为考察对象。其原因是：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在保留其强烈的归属感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人民权力、 目的性、意志力、设计创意”的中心，在这里，实体经济已经上升为一种不可触及的“脑力经济”。在这里，高科技企业与大学密切结合（理论创新很快转化为生产力，而成功的企业家到大学去传授自己的创业经验），同时，这里又有高品位(high-touch)的服务业。其结果是社会的全就业。
从实体来说，这里最早开发的科学园中的建筑都不超过两层，平均每平方米建筑享有五平方米绿地和水面。与科学园紧邻的圣约翰发明中心，专门为新建企业服务，人们可以用很低的租金得到办公场所与通讯设施。与这些企业的发展相应，有一万两千栋住宅正在施工。为了对付严重的交通拥挤，在市中心只允许自行车通行，不难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到高级饭店前，在停车场系上领带去就餐。
在这里，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印度成为世界软件服务中心之后，欧洲大陆的城市将面临何种前景？在一篇文章中，一位时装设计师提出的答案是，在大批量生产的廉价中国商品面前，她致力于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使自己的产品更加适应个性的需要。
针对发达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这个小组在题为《城市对“工作”应当知道些什么》的结论中写道：
创业性——不是指雇主与雇员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指一种自主文化——日益主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因为一切都已经现成而被宠坏？ 我们生来就具有的求智冲动是否受到不可冲破的规范网的扼杀？我们的工作场所对我们的要求是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是否应当允许创业者从事一些无用和人为的事情？为了成功，我们是否需要有一种失败文化？我们的道德基础是否能保证那些“从事（undertake）者不会成为“攫取”（takers）者？我们训练创业者的起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何时开始消除对创业的学习？这段话或许较难理解，与其说提出结论，不如说提出问题，但却值得仔细品味，因为这样的问题离我们也不远了。
“生活”组着眼于如何在城市中取得个性与集体性的结合。书中有一段话：
当我们谈到“生活”，我们指的是一种高质量生活，而且不只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整体。我们寻求的是能最大程度取得共享满意的条件，正如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说的“最大量民众的最大快乐”。在我们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深信个人与集体的快乐，作为我们的期望，应当像一组双螺旋曲线那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私人（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对此总是负有同样的责任。（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国有些开发商公然宣布自己只给富人盖房子，这是两种何等不同的思想境界啊！）
在这个组所发表的文章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克里斯蒂娜·米昆达（一位电视电影工作者）所写的那篇，她提出了城市“第三空间”的观念。她的解释是，第一空间是居住场所，第二空间是工作场所，第三空间是“充满情感，这种情感人们可以在此取得而带走”的“家外之家”，举例说：博物馆、饭店、沙龙等。她相信：一个城市应当有“仅仅是美丽的空间，一种人们可以时时到此从容地呼吸，对灵魂深度有重要意义”的场所。他同时指出，这三种空间正在发生交融。
这个组选择考察的城市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里的经济增长居于欧洲之首，人们在这里能感觉到一种悠闲而不懒散的气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取得良好的平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据市民自己说，这是社会结构（社会安全保障）的成绩：你一旦失去了工作，仍然可以“软着陆”。（这里的企业习惯于在自己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职工和社会的福利基金）。在这个城市里，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人们对自行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在这里，艺术是生活的食粮，歌剧院、博物馆等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小组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
为了保证在贫富之间、定居者与新来者之间、城里人与城外人之间、老年与青年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我们需要彼此对话，倾听别人的看法。……我们需要有社会能共同工作的新形式，需要有志愿活动者与邻里网络，因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包揽所有这些工作。一个城市在促进生活观念多样化方面，以及在鼓励这些观念的交流方面做得越是有效，它就越能为人们和谐共居的期望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组的一个共同理解是“教育”与“培训”不同，后者着眼于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前者则着眼于未来。对他们来说，现行欧洲的教育制度是好的，但不是优越的。
他们选择伦敦作为考察城市，一方面因为当前被认为教育制度最佳的芬兰，已经因为来访者太多而停止接待；另一方面因为伦敦在处理当今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移民、多样化、贫困时首当其冲，而且教育改革在布莱尔政府最后一届时被列为首要任务。他们考察的方法是在七十二小时的逗留期内访问多个教育机构，从而接触到种种新鲜事物。
例如，某幼儿园的一百二十名学童，有九十七种母语。在这里，教师鼓励家长参与教学，开设父子室，并且在楼上开办家长训练班。有五十家社会组织参与他们的教学活动。又如：有一家名为“智能实验中心”的学校，从事艺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授予博士学位。它有一个四人核心组，专门设计研究项目，然后招聘教师，接纳学生。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为残疾人设计一个网络交流系统。再如：一位名为奥利维尔的烹饪家，致力于改革英国落后的烹饪术。他的活动包括：改革全英国中小学的午餐（“否则孩子们都将死在其父母之前”）以及举办烹饪班，培训青年厨师掌握欧洲各国最高超的烹饪技术。再如：伦敦的科学馆，可以针对不同水平的参观者展示各种科学知识，全国的科学家都争相在此展出自己设计的展品。凡此种种，都是伦敦多种教育机制中的实例。考察组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从幼儿园到成年教育，其任务均是：引发与促进创造性。”
“城市性”组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城市的动态性和原有“仪式”（ritual）保护以及个性、多样性与城市认同性等之间的结合。这个组一共发表了十二篇文章。下面引述其中若干观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个性正在上升。由于我们有着多种可能途径，就使失去方向的问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们古老的仪式已经丧失。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学习建立新的仪式。（E.吉塞布莱希特，建筑师）
我们人造的世界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自然的疏远，其最终结果使我们渴求自然。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L.克鲁斯，艺术家）
我认为，在未来，城市景观的动态性将显得日益重要。（M.米奇科维奇，记者）
对我来说，城市性是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它在内部允许变化，从外部取得新意。（K.萨拉曼，哲学教授）
这个组选择的考察城市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因为它被认为是欧洲城市规划取得最大成功的城市。考察组在这里看到了光明与黑暗的两面。前者有以人为主的漫游大道（La Rambla）、新改造的码头区、高迪设计建造的大教堂等；后者是郊区的拉米纳（La Mina），这是一个贫民聚居、犯罪丛生的地区。正计划在这里建造一所新的大学，附加各种新的社会设施以及一条新的漫游大道，向这里原有居民提供部分就业机会，但仍有部分人将搬迁（预计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为了更新城市， 在城东传统工业区将建造一个名为22@Barcelona的高新产业区（包括居住区及服务设施）。
考察组在“结论”中写道：
在我们探求对城市这一概念的期望时，很快就明了的是：人们不可能通过一般化和传统的文本来达到这一现象的核心。与城市性这一案例一样，它的概念化只能通过个人不同的途径取得。城市性的概念化提供了个人能参与的多个平台。每个个人所参与的平台代表了这位演员独自的智慧之家。同样，城市性的本质只是我们每个人所勾画和建造的各自的城市性的总和。
这段话可能较难理解。我的认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不可能也不应当做出十分硬性和统一的规定。在动态化和个性化日益昭彰的时代中，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构架（包括多个层次的“平台”），让个人在各自选择的平台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和整体的多样性。
本书的最后有两篇文章。
第一篇（《一瞥未来的过去》）的作者H.康拉德是历史学家、格拉兹大学前校长。他指出：“为了要学到一些有关未来的知识，我们建议回顾过去。过去可以使人们知道未来的事物，而不仅是自己想知道的事物。”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预测。以一九七二年的罗马俱乐部为例，它预测了世界能源的枯竭，尽管这些预测被证明过于悲观，但是确实起了警示的作用。因此，作者肯定，在本项目中，对二○一七年城市的预测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篇（《希望与失望》）的作者P.海因特尔是一位哲学教授，他显然对本项目有较深的了解，能总结出参与者所体验的希望与失望。在“失望” 中，他指出人们普遍预计未来一代的生活将更为艰难，贫富差距将会扩大，金钱和对物品的占有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快乐，价值观念在多样化中失去方向，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性”等等。同时，他也指出“希望”，这就是：“人类的专业区隔已经到了极点。将科学分割为专门学科，把人分裂为阶级，把个人的时间分裂为工作与自由等，都在消解。人们不允许把‘完整性’取走……一个活生生的城区必须考虑及这点。”
最后，回到本书的前言，它的作者是美国（最实用主义的国家）《建筑实录》杂志的副总编辑C.皮尔逊， 他写道: 我不知道莱宁豪斯（指本项目）在人们开始搬进去时将会是怎样的。我不肯定它会成为其他开发商或社区愿意追随的一个样板。但是它开展此项工作的方式给我以印象。他们问的是正确的问题，他们交谈的是些很迷人的人群。他们在开始定义和设计之前先思考和提问。这样，他们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如同许多关怀城市的人一样，我将跟踪这项野心勃勃的项目的进展与成熟。我有一个感觉：它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所。
尽管只是草草的翻阅，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信息和见解。尽管它涉及的是发达的欧洲国家和城市，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归纳为生活、工作、教育和城市性四方面）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
二○○七年于北京
（Conceptions of the Desirable, What Cities Ought to Know about the Future, ed，ASSET One Immobilienentwicklungs AG ，Springer Wien， New York，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