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晋将先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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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名将之--晋将先轸
先轸(?-公元前627年),春秋晋国人。因食邑于原(河南济源北),以食邑为氏,故又名原轸。曾辅佐晋文公姬重耳在争取霸权的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我国春秋时期在战略战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著名军事将领。
先轸的身世,古文献中没有记载。据宋人程公说《夏秋分纪世谱》说,先辈多是晋贵族先丹木之子。他知兵善谋,颇有军事才干。献公时为公子重耳近臣。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晋国发生骊姬陷害太子申生事件,重耳为避难逃离晋国,先轸与狐偃等一批近臣,跟随重耳流亡列国,先后到过翟、卫、齐、曹、宋、郑、楚等国,最后在秦定居。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九月,惠公夷吾去世,晋政局发生动乱。重耳在秦军护送、支持下,于次年初返晋即位为君,即晋文公。先轸也跟随重耳回国。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晋军由两军整编上、中、下三军,先轸被任命为下车佐将(副主将)。次年二月,因功被越级升任为中军元帅,统率三军。春秋时军、政一体,文武不分,所以先轸又是正卿,成为晋国最高军政长宫。他曾指挥晋军与楚军进行了春秋有名的城濮之战,取得了胜利,为晋文公建立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冬,重耳去世,其子姬瓘继位为君,即晋襄公。次年四月,先给率军与秦进行了崤之战,全歼秦军,俘其三帅。因姬瓘将三帅释放回秦,先轸于气忿之中斥责了姬瓘,并当面唾地。后即自悔对君无礼,在当年八月与翟军作战时,故意免去头盔,冲入敌阵,战死军中。先轸一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指挥了城濮及崤两次战役,并在作战指导上,采用了一些新的战略和战术。
一、城濮之战中卓越的战争指导
城濮之战的结果,晋胜楚败,既为晋的建立霸权奠定了基础,又使楚的北进计划稍受挫折。当时齐已无力争霸,秦又偏处西隅,只有楚晋两国有力量争夺中间地带,于是形成了晋楚长期进行争霸战争的局面。因而,城濮之战是造成春秋中期局势的关键性战役。先轸对这次战役的进程及结局,曾起过重要作用。概括地讲,主要有四点:
(一)促使重耳定下与楚争夺霸权的决心
重耳复国之初,正值楚国在泓水之战中击败宋国,控制了郑、宋、陈、蔡以及曹、卫等小国之际。楚的战略方针是北控中原,东联鲁国,首先打击齐国,尔后再图秦、晋。当时重耳在先轸等辅佐下,借"勤王"之机,不仅获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阳(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地区),在军事上为尔后南进中原取得了前进基地，而且得到了"尊王攘夷"的美名,在政治地位上也有所提高。
宋因泓水战败也被迫屈服于楚,此时见晋国实力渐强、威望日高,即背楚附晋。楚成王当然不能容忍,于是联合郑、许、陈、蔡，出兵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告急。晋是否援宋,就成为当时能否建立霸权的关键问题。如不出兵救援,则不仅失去宋国,也将失去其他小国对晋的信赖；楚、晋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区,必将更牢固地为楚控制,楚的锋芒将直接威胁晋国。如出兵救援，则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楚国实力较晋为强,从地理形势来说,晋距宋远,且有曹、卫两个楚的盟国隔于中间,劳师远征,困难甚多。因而，重耳犹豫，定不下决心。
先轸从当时的战略形势出发,认为必须出兵援宋,因为这关系着晋国的前途。他向重耳分析援宋的重要意义说：报答宋国在你流亡时对你所施的恩惠,解救宋国因背楚附晋而遭到的患难,树立晋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威信,奠定晋国建立中原霸权的基础,全部在此一举。接着狐偃又提出了攻曹、卫以解宋围的建议。重耳遂定下决心,出兵援宋。
(二)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使战略形势有利于晋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重耳率军南渡黄河,进攻卫、曹。用先轸之谋,首先攻占卫五鹿(河南濮阳南)为前进基地,向齐军靠拢,以威胁不久前占领齐地谷邑(山东东阿南)的楚军侧背。这一行动,不仅争取了齐昭公与重耳订立同盟,而且迫使鲁国不敢出兵助楚,保持中立,使晋军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危险,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曹、卫。
这时晋中军元帅郤觳病死,重耳以为先轸在战争初期的表现,确如赵衰所赞："先轸有谋",于是升任先轸为中军元帅,指挥全军。先轸任统帅后,先用虚张声势的策略大败卫军，再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南),并迫使驻谷邑的楚军撤退回国。
晋军原来的企图是攻曹、卫以解宋围,但楚军并未按晋军设想行事,仍继续围攻商丘,宋再次向晋求援。当时秦、齐虽已与晋订盟,表示支持,但并未实际出兵,仍意图观望。重耳因之仍有顾虑,唯恐孤军势弱,难有胜楚把握,感到进退两难。先轸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应采取外交权术,促使秦、齐改变观望态度。他向重耳建议:让宋国准备送晋的重礼分送秦、齐,请其出面调解,劝楚撤兵；但仍扣留曹共公不放,并将曹、卫部分土地割赐给宋。曹为楚新得盟国,卫与楚有亲戚关系,楚为此必不肯同意撤兵。秦、齐国君,既喜宋之财物,又怒楚之拒绝,自然将与我通力合作,共同击楚。重耳采纳了先轸的建议。果然不出所料,秦、齐两国均在调解被拒之后出兵助晋,使总的战略形势转化为对晋有利。
(三)将计就计,以诡对诈。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夺取战略主动权
秦、齐出兵助晋后,楚帅成得臣未能认清已经变化了的战略形势,不愿接受楚成王让其撤军的命令,坚持与晋一决雌雄,以显示其军事才干。他为了调动晋军南下,以便以逸待劳,在有利于自己的战场上与晋决战,诈称愿意和解,派使者携带晋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前来谈判,要求晋首先"复卫国而封",然后他们再 "释宋之围,'。晋如同意楚的条件,等于将已经吞下的战果--曹、卫两国,重新吐出,而楚则不过只放弃一个根本没有得到的战果--宋。何况这样做的结果,曹、卫将德楚而恨晋,宋国也会因晋军不援和退出土地而不满于晋。即使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今后也未必再有秦、齐共同出兵助晋的有利战机。所以晋国君臣都不同意接受楚的条件。狐偃还提出时不可失、就此进战的建议。先轸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这是楚为陷晋于被动而使用的诈和手段。他说:楚国所提条件,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是一个息事宁人,能使宋、曹、卫三国都得到安定的方案,反对这个方案,就将处于无理的地位,要受到诸侯们的责难。何况我们是为救宋而来,如果公开拒绝楚的方案,就与出军的目的相违背,如何向秦、齐解释?但我们如真正接受楚的方案,楚国就成了曹、卫、宋三国的恩人,而我们则将受三国的怨恨,争霸之战还如何进行呢?因此,不如将计就计,以诡对诈:一面针对曹、卫急于复国的心理,秘密地允许他们复国,但要求他们与楚绝交；一面针对成得臣骄傲自负的心理,故意扣留前来谈判的使臣,激其发怒轻战,一旦楚军撤宋之围,寻找决战时,再根据发展的情况,相机破之。重耳十分赞赏先轸的谋略,于是依计施行。一切都按照先轸的估计发展,成得臣在接到曹、卫告绝与使者被扣的消息后,果然大怒,立即撤商丘之围,率联军北上进攻晋军。
(四)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及两面夹击等战术,取得决战的胜利
楚军北进至曹都陶丘时,为使晋军取得有理、有利的地位,重耳及先轸以信守诺言为名，"退避三舍",转移至城濮附近,向秦、齐两军靠拢,当楚军进至晋军当面时,重耳见楚军势盛,又因夜作恶梦,遂对决战感到忧惧,赖狐偃多方劝导,方坚定了决心。
楚军的部署是:以陈、蔡两国军队为主组成右军,以申、息两国部队为主组成左军,以楚军主力为中军。先轸针对楚右军陈、蔡战斗力弱和主帅成得臣骄傲轻敌等特点,作了以下的部署:
(1)令上、中、下三军的佐将,各率一部兵力,在军主力前适当距离,组成前队方阵,使全军形成由六个方阵组成，有一定纵深的两线式战斗队形。
(2)令上军前队担任诱敌,战斗开始时,稍一接触即向右后佯退,然后按指挥信号停止,中军主力合力反击跟进之敌。
(3)令下军前队担任突击,将战车挽马全部蒙上虎皮,战斗开始时,向当面陈、蔡军发起猛攻,军主力原地待机,同时用部分战车曳枝扬尘,扰乱敌人视线并制造后退的假象。
(4)令中军前队担任掩护,战斗开始时,采守势作战,阻止楚军前进,掩护主力行动。
战斗开始后,楚右军陈、蔡所部,在晋下军前队猛烈冲击和心理威慑下,人、马均惊惶失措,迅速溃败；楚左军申、息部队,为晋上军前队的佯退所欺骗,被诱发起追击。当接近晋上军后队时,已形成孤军突击,翼侧暴露。先轸及时指挥中军主力的精锐部队侧击突出的楚左军,同时令上军后队投入战斗,与前队合力反击。在晋上、中两军的夹击下,楚左军也迅速被歼。楚中军主帅成得臣,在战斗开始时,为晋军的假象所迷惑,下令全军进击。但很快即发现受骗,下令停止进攻,使中军得以保全。至此,在先轸的谋划及指挥下,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二、创造最早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晋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郑文公姬捷和晋文公姬重耳先后去世。当时秦国势力逐渐强盛,穆公赢任好为向中原地区发展,乘晋、郑两国新丧之机,派孟明视率军潜越晋境,偷袭郑国。但因途遇郑商人弦高,被郑发现,知郑有备,遂灭滑(河南偃师东南)而还。先轸认为秦是晋争霸中原的潜在敌人,这次劳师远征,正是"天奉（与）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于是力主出兵歼灭秦军。有的大臣认为秦曾对晋有恩,攻秦愧对于刚去世的文公。先轸说:先君去世,秦不但不哀,反而乘机偷越我境,灭我同姓邻国,还有何恩可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歼灭秦军是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何愧对文公?此时先轸身任正卿及中军元帅,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既然他决心已定,即使是刚上台的襄公,也难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的决心。于是先轸下令出兵,并联合姜戎(晋边境小国),在秦军返国必经的崤山(河南陕县东南)设伏以待。秦军疏于戒备,中伏被歼,统军三帅也被俘虏。古籍记载说:"匹马只轮无反者",或"无一人得脱者"。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干净、漂亮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城濮之战后,晋已奠定了霸权基础,国力亦日渐强盛。本来有可能再给楚军以更沉重的打击,使楚军不能向北发展,以夺取对中原各国的控制权；但先轸发起的这次战役,却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文公时,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地位。崤之战将盟友推向敌方,促成了秦楚联合,将自己置于两面作战的最不利境地。自此之后,晋在南向与楚作战,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作战,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随之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便乘虚进行侵扰,于是就形成了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因而,站在晋国的立场上,从战役上说,崤之战是先轸指挥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从战略上说,则是先轸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考察二大国争霸是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当时那样一个大国争霸的历史时期内,秦也不可能不争取中原霸权,秦晋之间的矛盾,迟早要公开,战争不可能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先轸在秦的实力尚未发展到与楚一样强大时,就抓住战机,狠狠打击这个潜在的敌人,以挫败它西选中原的战略企图,减少尔后的隐患,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当时总的形势来看,在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晋、秦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不得不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晋国实际军事统帅的先轸,还是不应该过早地发动这场将盟友推向敌方的崤之战。
崤山之战后，晋军活捉秦“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归国后，晋襄公听从夫人秦文嬴的建议将三帅放归秦国。先轸大怒，责襄公听从妇人的迷惑并向晋襄公的脸上吐口水。襄公承认错误，派大将阳处父去追孟明视三人。三人逃到船上，对阳处父说：这次多谢你家主公没有杀我们，三年之后当亲自到晋国感谢你们。于是逃回秦国去了。
这时邻近的翟国因为没有得到晋国的恩赐而兴兵伐晋，晋襄公派先轸御敌，先轸不愿去，襄公强之。先轸临行时说：本来想死在秦国，没想到却死在翟国了。战斗中先轸看到晋军已获全胜，并杀死翟主将后，单骑驰入翟军，脱去衣甲，被翟军乱箭射死。先轸在遗书中写道：我向襄公吐口水是大不敬之罪，大胜翟军又是大功。襄公如果赏我的功劳，那怎么处置我的罪？如果不奖赏我的功劳，又是有功不赏，显得赏罚不明了。所以我借翟人之手自裁，代替君讨。
三年之后，秦三帅应当年之言，攻入晋国，晋国大败。于是秦穆公称霸。
三、善于运用谋略化的作战指导
先轸多年随同重耳流亡在外,对各国情况相当熟悉,加以善于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予以发展、创新，所以在战争实践中,能够运用多样化谋略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战术,对军事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将外交因素正式纳入战略范畴,并开了"兵者诡道"理论的先河
城濮之战前,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等因素,已被军事家们纳入于战略运用之中。但由于当时的战争,多是只有两个较强的对手相互斗争,形势比较简单,所以外交因素在战略运用中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然而有些军事谋略家如吕尚、管仲等,在他们的战争指导中,已经开始有了运用外交活动的因素,但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比较单纯、肤浅,谈不上外交谋略或外交权术。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第一次从大国争霸、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针对各国决策人物的心理,机智巧妙地运用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削弱了敌人,从而改变了整体战略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先轸所采用的外交手段,具有极浓的诡诈性、欺骗性,和过去在"仁本","礼治"等传统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战争外交迥然不同,是以崭新面貌出现,对传统军事思想具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外交谋略,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外交活动,与他的前辈军事谋略家管仲所采用的外交活动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都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实齐桓、晋文的谋略多出于管仲、先轸)。如果用这两句话来表示两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则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根据历史实际,有理由认为:先轸所指导的城濮之战,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二)以"诡道",思想指导战斗,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战术
春秋前期,已经出现了迂回、伏击以及击弱等战术。但从整时个社会的战争状况来看,在先轸指导的城濮之战前,传统的"结日定地,各居一方,鸣鼓而战,不相诈也"的战法,对军事人物的影响,仍极严重。如宋襄公子兹父就是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泓水之战时,他仍抱住"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落后的战术原则不放,终于遭到惨败。先轸正是在泓水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随重耳到达宋国的,对情况十分了解。先轸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前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将以"诡道"为中心的谋略思想,引入到战术领域。
先轸在城濮之战中运用的战术,是对郑庄公先弱后强、示利诱敌等战术的继承和发展,但更为深化。晋楚两军在力量对比上,基本不相上下,而楚中军的战斗力,还可能更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全凭力量角斗争取胜利,鹿死谁手,很难断定。先轸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诡诈和突然两个因素,力争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于是就增大了胜利的概率值。首先,他未把楚军看成是不可分割的铁板一块,而是根据它的战斗编组把它看作三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楚右军战斗力最弱,就采用猛烈冲击和心理威慑的战术以击之；楚左军战斗力稍强,就采用佯退诱敌和两面夹击的战术以击之；楚中军战斗力最强,就先用避其锋芒,暂时不打,待击败其两翼后再合力对付。结果是左、右两军失败后,最强的中军也就转化为孤军、弱军,不得不退。这样的指挥艺术,在先轸之前和同时,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先轸在崤之战中创造的全歼秦军的战例,虽然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性产物,但对后世歼灭战思想理论的建立,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先轸(?-公元前627年),春秋晋国人。因食邑于原(河南济源北),以食邑为氏,故又名原轸。曾辅佐晋文公姬重耳在争取霸权的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我国春秋时期在战略战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著名军事将领。
先轸的身世,古文献中没有记载。据宋人程公说《夏秋分纪世谱》说,先辈多是晋贵族先丹木之子。他知兵善谋,颇有军事才干。献公时为公子重耳近臣。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晋国发生骊姬陷害太子申生事件,重耳为避难逃离晋国,先轸与狐偃等一批近臣,跟随重耳流亡列国,先后到过翟、卫、齐、曹、宋、郑、楚等国,最后在秦定居。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九月,惠公夷吾去世,晋政局发生动乱。重耳在秦军护送、支持下,于次年初返晋即位为君,即晋文公。先轸也跟随重耳回国。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晋军由两军整编上、中、下三军,先轸被任命为下车佐将(副主将)。次年二月,因功被越级升任为中军元帅,统率三军。春秋时军、政一体,文武不分,所以先轸又是正卿,成为晋国最高军政长宫。他曾指挥晋军与楚军进行了春秋有名的城濮之战,取得了胜利,为晋文公建立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冬,重耳去世,其子姬瓘继位为君,即晋襄公。次年四月,先给率军与秦进行了崤之战,全歼秦军,俘其三帅。因姬瓘将三帅释放回秦,先轸于气忿之中斥责了姬瓘,并当面唾地。后即自悔对君无礼,在当年八月与翟军作战时,故意免去头盔,冲入敌阵,战死军中。先轸一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指挥了城濮及崤两次战役,并在作战指导上,采用了一些新的战略和战术。
一、城濮之战中卓越的战争指导
城濮之战的结果,晋胜楚败,既为晋的建立霸权奠定了基础,又使楚的北进计划稍受挫折。当时齐已无力争霸,秦又偏处西隅,只有楚晋两国有力量争夺中间地带,于是形成了晋楚长期进行争霸战争的局面。因而,城濮之战是造成春秋中期局势的关键性战役。先轸对这次战役的进程及结局,曾起过重要作用。概括地讲,主要有四点:
(一)促使重耳定下与楚争夺霸权的决心
重耳复国之初,正值楚国在泓水之战中击败宋国,控制了郑、宋、陈、蔡以及曹、卫等小国之际。楚的战略方针是北控中原,东联鲁国,首先打击齐国,尔后再图秦、晋。当时重耳在先轸等辅佐下,借"勤王"之机,不仅获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阳(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地区),在军事上为尔后南进中原取得了前进基地，而且得到了"尊王攘夷"的美名,在政治地位上也有所提高。
宋因泓水战败也被迫屈服于楚,此时见晋国实力渐强、威望日高,即背楚附晋。楚成王当然不能容忍,于是联合郑、许、陈、蔡，出兵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告急。晋是否援宋,就成为当时能否建立霸权的关键问题。如不出兵救援,则不仅失去宋国,也将失去其他小国对晋的信赖；楚、晋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区,必将更牢固地为楚控制,楚的锋芒将直接威胁晋国。如出兵救援，则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楚国实力较晋为强,从地理形势来说,晋距宋远,且有曹、卫两个楚的盟国隔于中间,劳师远征,困难甚多。因而，重耳犹豫，定不下决心。
先轸从当时的战略形势出发,认为必须出兵援宋,因为这关系着晋国的前途。他向重耳分析援宋的重要意义说：报答宋国在你流亡时对你所施的恩惠,解救宋国因背楚附晋而遭到的患难,树立晋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威信,奠定晋国建立中原霸权的基础,全部在此一举。接着狐偃又提出了攻曹、卫以解宋围的建议。重耳遂定下决心,出兵援宋。
(二)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使战略形势有利于晋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重耳率军南渡黄河,进攻卫、曹。用先轸之谋,首先攻占卫五鹿(河南濮阳南)为前进基地,向齐军靠拢,以威胁不久前占领齐地谷邑(山东东阿南)的楚军侧背。这一行动,不仅争取了齐昭公与重耳订立同盟,而且迫使鲁国不敢出兵助楚,保持中立,使晋军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危险,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曹、卫。
这时晋中军元帅郤觳病死,重耳以为先轸在战争初期的表现,确如赵衰所赞："先轸有谋",于是升任先轸为中军元帅,指挥全军。先轸任统帅后,先用虚张声势的策略大败卫军，再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南),并迫使驻谷邑的楚军撤退回国。
晋军原来的企图是攻曹、卫以解宋围,但楚军并未按晋军设想行事,仍继续围攻商丘,宋再次向晋求援。当时秦、齐虽已与晋订盟,表示支持,但并未实际出兵,仍意图观望。重耳因之仍有顾虑,唯恐孤军势弱,难有胜楚把握,感到进退两难。先轸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应采取外交权术,促使秦、齐改变观望态度。他向重耳建议:让宋国准备送晋的重礼分送秦、齐,请其出面调解,劝楚撤兵；但仍扣留曹共公不放,并将曹、卫部分土地割赐给宋。曹为楚新得盟国,卫与楚有亲戚关系,楚为此必不肯同意撤兵。秦、齐国君,既喜宋之财物,又怒楚之拒绝,自然将与我通力合作,共同击楚。重耳采纳了先轸的建议。果然不出所料,秦、齐两国均在调解被拒之后出兵助晋,使总的战略形势转化为对晋有利。
(三)将计就计,以诡对诈。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夺取战略主动权
秦、齐出兵助晋后,楚帅成得臣未能认清已经变化了的战略形势,不愿接受楚成王让其撤军的命令,坚持与晋一决雌雄,以显示其军事才干。他为了调动晋军南下,以便以逸待劳,在有利于自己的战场上与晋决战,诈称愿意和解,派使者携带晋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前来谈判,要求晋首先"复卫国而封",然后他们再 "释宋之围,'。晋如同意楚的条件,等于将已经吞下的战果--曹、卫两国,重新吐出,而楚则不过只放弃一个根本没有得到的战果--宋。何况这样做的结果,曹、卫将德楚而恨晋,宋国也会因晋军不援和退出土地而不满于晋。即使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今后也未必再有秦、齐共同出兵助晋的有利战机。所以晋国君臣都不同意接受楚的条件。狐偃还提出时不可失、就此进战的建议。先轸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这是楚为陷晋于被动而使用的诈和手段。他说:楚国所提条件,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是一个息事宁人,能使宋、曹、卫三国都得到安定的方案,反对这个方案,就将处于无理的地位,要受到诸侯们的责难。何况我们是为救宋而来,如果公开拒绝楚的方案,就与出军的目的相违背,如何向秦、齐解释?但我们如真正接受楚的方案,楚国就成了曹、卫、宋三国的恩人,而我们则将受三国的怨恨,争霸之战还如何进行呢?因此,不如将计就计,以诡对诈:一面针对曹、卫急于复国的心理,秘密地允许他们复国,但要求他们与楚绝交；一面针对成得臣骄傲自负的心理,故意扣留前来谈判的使臣,激其发怒轻战,一旦楚军撤宋之围,寻找决战时,再根据发展的情况,相机破之。重耳十分赞赏先轸的谋略,于是依计施行。一切都按照先轸的估计发展,成得臣在接到曹、卫告绝与使者被扣的消息后,果然大怒,立即撤商丘之围,率联军北上进攻晋军。
(四)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及两面夹击等战术,取得决战的胜利
楚军北进至曹都陶丘时,为使晋军取得有理、有利的地位,重耳及先轸以信守诺言为名，"退避三舍",转移至城濮附近,向秦、齐两军靠拢,当楚军进至晋军当面时,重耳见楚军势盛,又因夜作恶梦,遂对决战感到忧惧,赖狐偃多方劝导,方坚定了决心。
楚军的部署是:以陈、蔡两国军队为主组成右军,以申、息两国部队为主组成左军,以楚军主力为中军。先轸针对楚右军陈、蔡战斗力弱和主帅成得臣骄傲轻敌等特点,作了以下的部署:
(1)令上、中、下三军的佐将,各率一部兵力,在军主力前适当距离,组成前队方阵,使全军形成由六个方阵组成，有一定纵深的两线式战斗队形。
(2)令上军前队担任诱敌,战斗开始时,稍一接触即向右后佯退,然后按指挥信号停止,中军主力合力反击跟进之敌。
(3)令下军前队担任突击,将战车挽马全部蒙上虎皮,战斗开始时,向当面陈、蔡军发起猛攻,军主力原地待机,同时用部分战车曳枝扬尘,扰乱敌人视线并制造后退的假象。
(4)令中军前队担任掩护,战斗开始时,采守势作战,阻止楚军前进,掩护主力行动。
战斗开始后,楚右军陈、蔡所部,在晋下军前队猛烈冲击和心理威慑下,人、马均惊惶失措,迅速溃败；楚左军申、息部队,为晋上军前队的佯退所欺骗,被诱发起追击。当接近晋上军后队时,已形成孤军突击,翼侧暴露。先轸及时指挥中军主力的精锐部队侧击突出的楚左军,同时令上军后队投入战斗,与前队合力反击。在晋上、中两军的夹击下,楚左军也迅速被歼。楚中军主帅成得臣,在战斗开始时,为晋军的假象所迷惑,下令全军进击。但很快即发现受骗,下令停止进攻,使中军得以保全。至此,在先轸的谋划及指挥下,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二、创造最早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晋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郑文公姬捷和晋文公姬重耳先后去世。当时秦国势力逐渐强盛,穆公赢任好为向中原地区发展,乘晋、郑两国新丧之机,派孟明视率军潜越晋境,偷袭郑国。但因途遇郑商人弦高,被郑发现,知郑有备,遂灭滑(河南偃师东南)而还。先轸认为秦是晋争霸中原的潜在敌人,这次劳师远征,正是"天奉（与）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于是力主出兵歼灭秦军。有的大臣认为秦曾对晋有恩,攻秦愧对于刚去世的文公。先轸说:先君去世,秦不但不哀,反而乘机偷越我境,灭我同姓邻国,还有何恩可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歼灭秦军是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何愧对文公?此时先轸身任正卿及中军元帅,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既然他决心已定,即使是刚上台的襄公,也难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的决心。于是先轸下令出兵,并联合姜戎(晋边境小国),在秦军返国必经的崤山(河南陕县东南)设伏以待。秦军疏于戒备,中伏被歼,统军三帅也被俘虏。古籍记载说:"匹马只轮无反者",或"无一人得脱者"。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干净、漂亮的伏击歼灭战战例。
城濮之战后,晋已奠定了霸权基础,国力亦日渐强盛。本来有可能再给楚军以更沉重的打击,使楚军不能向北发展,以夺取对中原各国的控制权；但先轸发起的这次战役,却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文公时,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地位。崤之战将盟友推向敌方,促成了秦楚联合,将自己置于两面作战的最不利境地。自此之后,晋在南向与楚作战,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作战,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随之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便乘虚进行侵扰,于是就形成了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因而,站在晋国的立场上,从战役上说,崤之战是先轸指挥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从战略上说,则是先轸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考察二大国争霸是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当时那样一个大国争霸的历史时期内,秦也不可能不争取中原霸权,秦晋之间的矛盾,迟早要公开,战争不可能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先轸在秦的实力尚未发展到与楚一样强大时,就抓住战机,狠狠打击这个潜在的敌人,以挫败它西选中原的战略企图,减少尔后的隐患,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当时总的形势来看,在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晋、秦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不得不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晋国实际军事统帅的先轸,还是不应该过早地发动这场将盟友推向敌方的崤之战。
崤山之战后，晋军活捉秦“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归国后，晋襄公听从夫人秦文嬴的建议将三帅放归秦国。先轸大怒，责襄公听从妇人的迷惑并向晋襄公的脸上吐口水。襄公承认错误，派大将阳处父去追孟明视三人。三人逃到船上，对阳处父说：这次多谢你家主公没有杀我们，三年之后当亲自到晋国感谢你们。于是逃回秦国去了。
这时邻近的翟国因为没有得到晋国的恩赐而兴兵伐晋，晋襄公派先轸御敌，先轸不愿去，襄公强之。先轸临行时说：本来想死在秦国，没想到却死在翟国了。战斗中先轸看到晋军已获全胜，并杀死翟主将后，单骑驰入翟军，脱去衣甲，被翟军乱箭射死。先轸在遗书中写道：我向襄公吐口水是大不敬之罪，大胜翟军又是大功。襄公如果赏我的功劳，那怎么处置我的罪？如果不奖赏我的功劳，又是有功不赏，显得赏罚不明了。所以我借翟人之手自裁，代替君讨。
三年之后，秦三帅应当年之言，攻入晋国，晋国大败。于是秦穆公称霸。
三、善于运用谋略化的作战指导
先轸多年随同重耳流亡在外,对各国情况相当熟悉,加以善于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予以发展、创新，所以在战争实践中,能够运用多样化谋略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战术,对军事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将外交因素正式纳入战略范畴,并开了"兵者诡道"理论的先河
城濮之战前,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等因素,已被军事家们纳入于战略运用之中。但由于当时的战争,多是只有两个较强的对手相互斗争,形势比较简单,所以外交因素在战略运用中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然而有些军事谋略家如吕尚、管仲等,在他们的战争指导中,已经开始有了运用外交活动的因素,但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比较单纯、肤浅,谈不上外交谋略或外交权术。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第一次从大国争霸、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针对各国决策人物的心理,机智巧妙地运用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削弱了敌人,从而改变了整体战略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先轸所采用的外交手段,具有极浓的诡诈性、欺骗性,和过去在"仁本","礼治"等传统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战争外交迥然不同,是以崭新面貌出现,对传统军事思想具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外交谋略,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外交活动,与他的前辈军事谋略家管仲所采用的外交活动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都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实齐桓、晋文的谋略多出于管仲、先轸)。如果用这两句话来表示两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则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根据历史实际,有理由认为:先轸所指导的城濮之战,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二)以"诡道",思想指导战斗,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战术
春秋前期,已经出现了迂回、伏击以及击弱等战术。但从整时个社会的战争状况来看,在先轸指导的城濮之战前,传统的"结日定地,各居一方,鸣鼓而战,不相诈也"的战法,对军事人物的影响,仍极严重。如宋襄公子兹父就是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泓水之战时,他仍抱住"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落后的战术原则不放,终于遭到惨败。先轸正是在泓水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随重耳到达宋国的,对情况十分了解。先轸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前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将以"诡道"为中心的谋略思想,引入到战术领域。
先轸在城濮之战中运用的战术,是对郑庄公先弱后强、示利诱敌等战术的继承和发展,但更为深化。晋楚两军在力量对比上,基本不相上下,而楚中军的战斗力,还可能更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全凭力量角斗争取胜利,鹿死谁手,很难断定。先轸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诡诈和突然两个因素,力争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于是就增大了胜利的概率值。首先,他未把楚军看成是不可分割的铁板一块,而是根据它的战斗编组把它看作三部分,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楚右军战斗力最弱,就采用猛烈冲击和心理威慑的战术以击之；楚左军战斗力稍强,就采用佯退诱敌和两面夹击的战术以击之；楚中军战斗力最强,就先用避其锋芒,暂时不打,待击败其两翼后再合力对付。结果是左、右两军失败后,最强的中军也就转化为孤军、弱军,不得不退。这样的指挥艺术,在先轸之前和同时,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先轸在崤之战中创造的全歼秦军的战例,虽然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性产物,但对后世歼灭战思想理论的建立,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