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二)

作者：祝华新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连载
（11，广场）
革命美学
翻开世界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广场，常常是见证和凝聚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平台。
在雅典卫城的广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曾经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重镇，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的大卫裸体像，带着告别中世纪的欣喜，体现了人的尊严、美感和力量。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狂欢，则是新大陆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历史象征。
更多的时候，广场上一个个伟大或普通的人们以天下兴亡为担当，以自己的前途、自由甚至生命为赌注，试图改变、推动历史的进程。成功的是极少数，失败的经常成为必然，但还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前仆后继。正因为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人类文明才能百折不挠地曲折前进，人类才从四肢爬行的猴子进化到航天飞机时代。
且不说14世纪初，捷克爱国者胡斯因为鼓吹宗教改革，反对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被视为者“异端分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引发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历史更会铭记这么悲壮的一幕：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1825年12月14日，3000多名贵族出身的陆海军官兵列队走进彼得大帝广场，冲进枢密院，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他们刚刚参加打败拿破仑，从巴黎凯旋回国，但年轻的心灵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震荡和冲刷，发誓“改造祖国”，不惜以身殉国。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们的领袖人物被尼古拉一世残暴处死，剩下的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或情人自愿千里相随，带着一颗颗不悔的高贵灵魂终老于荒蛮寒冷之地。
从赫尔岑、普希金到列宾、柴可夫斯基，整整一代俄罗斯文化，都深深地浸泡在“十二月党人”广场起事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悲怆，那一刻的豪迈，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俄罗斯人的心头。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扩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彷佛就是为了1976年清明节这一天，用百万人的泪水与吼声，送别一个时代，让全世界对中国这只正在觉醒的睡狮刮目相看。
广场上的国策大辩论
1976年的中国，面临从“阶级斗争”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政策转型时，政策辩论场所不是在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的权力来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以及各省市区党报的版面上。谁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即使是“文革”中那种很不完善的文本——那么想，中国人都会奇怪，他是不是火星人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辅佐下，缔造了“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一言堂体制。从“反冒进”、2次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从体制内对毛泽东路线提出挑战、质疑乃至局部微调，都变得绝无可能。
至于“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社会主义代议制，到“文革”时期“拍手”的政协已经消亡，“举手”的人大隔了11年才举行换届大会。1976年人民日报发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的消息，干脆白纸黑字写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好像政府首脑的选举、任命压根没有全国人大什么事儿。
至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也早已不能像当初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从邓拓到王若水，不要说去反映“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连试图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择善而从，或者以党员身份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提点建议，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既然主流民意在体制内无法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新闻传媒，找到发言和影响决策的机会，那么民意的表达和聚集，无论是直接的“悼周”，还是暗藏的“讨江”、“拥邓”，与隐晦的“射毛”，干脆就在这个体制最神圣的场所——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进行吧。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高度肯定“人民”，在理论上视人民为国本，如“大跃进”中视人民狂热为神圣，还经常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反革命”、“反右”，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也鼓励每一个新中国的成员“胸怀天下”。甚至小学生加入类似西方“童子军”的组织“红小兵”，也不是去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而是要准备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助长了人民群众投身广场运动的冲动和底气。
1976年的“群体性事件”，从博主家乡省会南京开始。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广场，到达周恩来解放前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游行。3月30日，南京的大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给开往上海等地的火车车厢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标语。中央紧张了，给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
“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
然而，民意无法“覆盖”，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还是在中央眼皮底下发生了。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记载：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师生到天安门献上第一个花圈。
3月30日，第二炮兵24人冲破重重阻挠，怀着“宁愿把头掉在天安门前”的决心，向纪念碑献出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当天下午，由曹志杰领头，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9人在广场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下贴出第一份悼词。悼词只字不提当时的主旋律“反击右倾翻案风”，却声称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所向，呼之欲出。曹志杰事后表示：
“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机关干部，成千上万个家庭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涌向天安门。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4月4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
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人群，不约而同采用了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的诗歌形式，抒发怀抱、针砭时事、发表政见。孔子说：“诗，可以兴(直抒胸臆)，可以观(认识世界)，可以群(和谐众生)，可以怨”。对这个“怨”字，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怨刺的对象是周天子。广场上的人群诗情澎湃，用传统汉语纯正的优美歌颂周恩来，用1949年以后的文学罕见的犀利抨击“四人帮”。
这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天安门诗词”——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朴实的诗句，醇厚的感情，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这是古风犹存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名叫《向总理请示》，“江桥摇”取之江青、张春秋、姚文元三姓谐音，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天安门诗词和广场民意的精粹，在下面这首散文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锋芒所及，不仅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一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直接刺痛了毛泽东本人。
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整肃“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中，虽然坚信自己没有错，但面对“千钧压顶”，毕竟痛苦万分，自述“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如果有一个人跟自己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肯定会抱头大哭。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王若水偷偷地跑到天安门广场，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后来他对采访者李辉说：
“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在天安门广场上，1948年化装离开北京参加革命的王若水，忽然找到了几十年前从“蒋管区”到“解放区”一河之隔两重天的自由感觉——
“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解放区”，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不敬。但经过反右、“文革”多年的政治禁锢，正是凭借广场上百万穿着土气粗布衣服的“蓝蚂蚁”，极左体制才生硬地撕开一个口子，由此迈向“中国的希望”年代。
下台前的邓小平胸有成竹
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述了一个细节：
4月5日那天，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议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汇报。毛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
“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
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篇悼词的曹志杰若干年后分析道：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从来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毁在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后恐怕也无法避免历史的清算。”
毛泽东身后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月15日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漂亮的政治亮相，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被怀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却没有一丝慌乱。
4月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
“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复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匈牙利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在苏军入侵后被判处死刑。纪希晨写道：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
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纪希晨采访了解，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眺望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但从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而且，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然而，邓小平对广场人群的呼声，对这种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12，清明节)
当记者，还是当特务？
1976年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离中南海近，离天安门广场也不远。在“文革”末年政府背离主流民意、官民矛盾激化、政局走向未卜的历史关口，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眼里只有中南海，禁止大家去天安门广场，扬言去了的要追查，“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威胁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
报社很多身为党内资深干部的老编辑、老记者，压根没把这个“文革”开始后才从上海调来的无名小卒当回事，像王若水一样，广场照去不误，为广场感奋，在广场流泪。
但此刻大家已无力影响这份打着“人民”字头的报纸版面，还有人民日报社编印的一张叫做《情况汇编》的高层内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民日报随着“文革派”几个人，在民意的呼啸潮流中沉沦。
按照西方的新闻理念，记者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代中国维新派也把报纸称作“天下之公器”，视为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江湖和魏阙之间，报馆主要代表江湖的利益、草民的呼声，寄望魏阙、督察权贵。中国最古老的报纸《申报》在创刊第二年，1873年浙江发生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刚刚死去丈夫的“小白菜”和乡邻杨乃武蒙冤，以通奸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申报》从案发开始追踪报道数年，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下，1877年清廷下令移棺京师，当众验明“小白菜”丈夫系正常病亡。浙省自巡抚以下审办官员均受处分。《申报》居功至伟，远在朝廷干预之前，《申报》主编蒋芷湘就大胆斥责地方官“刑讯之枉民”，痛切陈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起邦之兴旺乎？”
1976年的人民日报，鲁瑛自诩“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的党报，早已把刘少奇关于考察党的政策、反映人民呼声的教导抛到脑后，更不会认同《申报》的抱负--“君民共主”，“上下之情相通”，“利害与共而忧乐与同”。对他来说，广场上的一切太无足轻重了，只有“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语），才是动摇邦本的大事情。肚里墨水不多的鲁瑛，思想基础就是首长“四人帮”那一点社会法西斯主义。
比如，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刊载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断言：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好一个“一切领域”、“一切阶段”的“全面专政”，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后，国庆节的前几天，鲁瑛还在全社大会上虚张声势地说：
“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既然以此为己任，鲁瑛铁了心绑架人民日报，来充当中南海“文革派”的特务、吹鼓手甚至打手。
据老记者余焕椿揭发，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南京人民刚刚走上街头的时候，3月30日王洪文打来电话。
王洪文：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
鲁瑛：有记者。
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南京在明末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就非常突出，“秦淮八艳”的芳心侠骨举世传诵。江苏人以自己是周恩来家乡人而自豪，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事件中，南京的壮怀激烈也仅次于北京。中央要求覆盖南京街头大标语的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反而激起南京60万人挺身而出，参加悼念游行。而中共江苏省委对民众的同情和默许，引起中南海的怀疑。
中南海需要人民日报提供炮弹，来整治省委中的“走资派”。在“文革”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享有列席省委常委会会议的殊荣，有条件成为中央在地方的耳目。后据人民日报揭发，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鲁瑛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先后派出4批、约100余人次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等11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报社一百三十多期《情况汇编特刊》上，整过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名省部级干部的黑材料。
天安门事件刚刚平息，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解决江苏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江青在会上言之凿凿地指责江苏：
“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
吃过人民日报苦头的，不止一个江苏省委。
据报社老记者傅真回忆，直到1976年10月16日，“四人帮”垮台后一个星期，他和同事到南昌出差，负责接待的江西省委办公厅同志异常谨慎，与两人长谈半天却不着边际。傅真后来才意识到，对方其实是在进行“政治考察”。同事介绍说老傅曾是报社的批斗对象，“批林批孔”以后被发配工厂劳动改造过半年--“这几句话起了奇妙的作用”，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放下心来，开始知无不言。
聊到投机处，傅真恍然大悟：此前人民日报曾派来一些记者收集江西的情况，回京后报告给“四人帮”，把省委整怕了，所以对人民日报来的人不得不防！防偷防盗防党报，人民日报落到这种境遇，让人哭笑不得。
据1976年的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4月4日清明节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广场局势。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一听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吴德站起来检讨，随后出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提出围观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吴德回到会场反映情况，政治局态度强硬，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者已经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的通风报信，竟然比北京市政法机关更灵通，更及时地捍卫了江青这位“文革旗手”。
远在广场集会出现暴力抗争之前，姚文元已经在给鲁瑛的一系列电话里，为天安门事件定性了。姚文元4月2日说：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４月４日，姚文元又说：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性质”，“反革命逆流”，“有个司令部”--鲁瑛积极地按照中央首长既定的调门搜集材料，或者说千方百计扭曲事实以迎合和证实首长的假设。从4月1日到4月5日，人民日报密级程度较高的内参《情况汇编清样》连发12期天安门动态；最后经姚文元亲笔修改，印成最高密级的《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
这些内参材料尽量把广场体制内敬忠良、除小人的呼声，穿凿附会，诠释为体制外颠覆性的欲求。比如，1976年的广场民众明明只是要求一个不讲空话、关心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拥戴那些体察民意的共产党人，却被夸张歪曲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这些，对中南海作出镇压广场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科学院109厂有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在后面加上一句恶毒的注释：
“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本是站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立场反对“四人帮”，却成了一首“反诗”，刊登在４月３日的《情况汇编清样》上。人民日报内参一发话，害得这家五百人的小厂有３人被抓进监牢，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改组。
《情况汇编清样》登过一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姚文元看了却不高兴，给鲁瑛打电话抱怨：
“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
鲁瑛心领神会，派记者了解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到广场送了两只花圈，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恰巧在该所工作。虽然邓楠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加制作花圈，也没有到广场送花圈，内参还是写出“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四人帮”的亲信得意地宣称：
“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4月4日晚上，人民日报记者从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姚文元在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为终于能把邓小平说成是广场“总后台”而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地要求鲁瑛：
“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４月５日晨，姚文元把这份手抄件批送给毛远新。“四人帮”据此把邓小平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人民日报成了反邓急先锋。
人民日报内参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将两首不相干的诗拼凑在一起，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2首中的一首，是前面提到的散文诗“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确可算是天安门诗词的最强音。这是指对当时中国困境的认识境界而言，但诗作者到底有没有暴力煽动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有所不满、有所讽喻，有没有发展到鼓吹暴力推翻毛泽东执政的地步？鲁瑛、姚文元、张春桥力图把读者引向后者，一方面删掉了散文诗的悼念周恩来的内容，淡化了反对“四人帮”的内容，以凸显对毛泽东的批评；一方面别出心裁在这首散文诗前面加上另一首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曾有人建议，五言诗与后面的散文诗文体不合，能不能删去？姚文元说：
“有剑出鞘，不能删。”
非但不删，姚文元还篡改了五言诗的2个关键字：“闻”改成“闹”，“泪”改成“血”。这就成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闹鬼”，“洒血”，“剑出鞘”和“秦皇”巧手焊接而成，似乎武装暴乱之意已经呼之欲出。姚文元亲笔加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按语。据叶永烈《姚文元传》说，毛泽东看到这期《情况汇编》--
“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墨写的谎说，血写的事实
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20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广场形势急转直下。一大早，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来回行驶，要求“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场人群被激怒了：“阶级敌人是谁？是谁在破坏捣乱？”于是，广播车被推翻，车顶上的喇叭被砸。
11点多，忽然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
“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
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作为谈判代表，进入小楼，但工人民兵指挥部头目避而不见。这时，有人指出他们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和2辆吉普车就停在小楼外边。于是，小轿车和吉普车都被推翻烧着了。
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也被烧着了。
前面这段文字之所以用这么多“被”字无主句，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作出“革命行动”一部分的烧砸行为，其发起者和主力仍然无人认领。
在纪念碑下献上第一份悼词的曹志杰被捕后，在狱中遇到一个才13岁的学生，“是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烧汽车而被抓者”。他告诉曹志杰，自己看到别人在翻汽车，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结果就被抓了进来。曹志杰纳闷：
“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见到的翻汽车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七、八人之多，可为什么唯独就抓了他一个刚刚搭了把手的孩子？后来听说翻汽车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1988年岁末，一部“主旋律”纪录片的导演从新闻电影制片厂调用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视频资料，惊讶地发现在联合指挥部小楼前，警察逮住一个领头烧汽车的人，对方沉着地说：
“我是××处的。”
原来是自己人，瓦尔特假扮的党卫军，不，是党卫军假扮的瓦尔特，哈哈哈哈。
至于推翻广播车，后来也只找到一位“参与者”，是中国科学院109厂的小张，罪行之轻，仅被关在单位小黑屋接受审查。主犯也是下落不明。
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报道中写道：
“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4月5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4月5日晚上9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3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刺眼的灯光下，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写道：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日报采访报道了“四·五”恐怖夜留在广场的人们。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
“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
当晚，数百干警连夜冲洗天安门广场地面的血迹。
4月5日深夜，当广场笼罩在血腥中的时候，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将4月3日就安排写好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６时半广播”。姚文元说：
“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
“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广场喋血，人民日报施威，白色恐怖迅速席卷全国。从北京到南京等地，收缴诗词，追查“谣言”，一批写过诗文、上过街、到过广场的人锒铛入狱……
４月７日早晨，鲁瑛带着几名《情况汇编清样》炮制者，赶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洋洋得意地说：
“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
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这些人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副主席当面赞扬：
“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喜不自禁地说：
“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张春桥说：
“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
王洪文首先举杯说：
“都干一杯！”
江青也给人民日报记者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姚文元、张春桥对公开报道的基调，乃至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详尽的指示。鲁瑛带记者一一写入稿中。比如，张春桥让把火烧警察和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楼房改为--
“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编写过程中，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
“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我的警卫车。”
就这样，人民日报几个记者在大会堂每编写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在大会堂和王府井报社之间来回穿梭。
４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精心裁剪“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情节，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整整50年前，1926年，同样是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47人，伤200多人。《京报》率先公开报道惨案，刊载70多位伤亡者姓名、单位、籍贯、负伤部位。自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连夜起草评论《世界之空前惨案》。学者刘半农作诗、赵元任谱曲，哀伤的歌曲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
鲁迅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沉痛地写下：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一改平日的散淡作风，在惨案第二天撰写文章，指名道姓谴责段祺瑞，并且参加了北京城内几乎每一场追悼会，送去挽联。1927年，面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再次拍案而起，不仅抨击国人“杀乱党的嗜好”，而且痛心疾首地批评“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只有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通电》诬蔑“三·一八”学生和市民是“暴徒”，惨案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指责“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
半个世纪后，同样在北京，再也没有《京报》揭露血案真相，再也没有《语丝》发表鲁迅等文化人的谴责文字。但谁能想到，此时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却倒过来扮演了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通电》和《临时执政令》的角色，用“墨写的谎说”掩盖“血写的事实”。
人民日报4月8日为镇压民众撑腰张目的报道见报后，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４月８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二版，只见一版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没有声张，默默地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
(13，天安门)
被人民日报出卖的庄辛辛
人心不死。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4月8日，一个广州人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给人民日报投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革命人民的四五斗争必将胜利！
我们支持北京人民的四五革命斗争！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封信落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手里，立即转给了公安部门。西方媒体宁愿被政府处罚、不惜媒体关门，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在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学新闻出身的鲁瑛，毫不犹豫地把本报读者推向“专政”火坑。
３个月后，根据鲁瑛交出的信中笔迹，公安人员在广州找到了写信人--半导体材料厂24岁的小伙子庄辛辛，中等个头、白净斯文，话不多，性情温和。奇怪的是，在工友眼里，庄辛辛平时是个从不谈论政治的人。厂里一群干部子弟闲暇时会聊聊政治，但他从不参加。
9月29日，庄辛辛被定罪为“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和党中央”，“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分裂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庄辛辛案到1978年7月14日获公开平反。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庄辛辛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算是给这个因人民日报坐牢2年多的青年人补罪过于万一。《人民日报》还为庄辛辛专门表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五岁的一个少年人，能在'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逆反动潮流而出，为革命利益而呐喊”，《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然而，庄辛辛却没有沿着当局“希望寄托”的路子走下去。省招生办委员会批准他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后，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是不大关心政治。大学没有读完，庄辛辛选择了出国求学，至今旅居海外。1996年他在婉拒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采访的邮件里称：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而微不足道的一员，因此关于我自己，不值得说些什么。”
庄辛辛既是1976年民主运动中的英雄，又是1976年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政治的兴趣低于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他的一怒冲冠，实在是因为政局在1976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连不关心政治的老实人也看不下去的地步。
庄辛辛身后，还有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后援团。工友王建兴至今还记得，庄辛辛被捕后曾被拉回厂里批斗。有工友担心庄辛辛脖子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铁丝勒伤皮肉，悄悄地帮他把衣领折叠起来，垫在铁丝下面。与这些工友相比，当时人民日报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实在是愧对天下人。
吴德的侥幸
1976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1980年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吴德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发出镇压信号，在当时上百万广场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被市民讥为“无德”。
“文革”后接替吴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说：
“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
在1976年以前，吴德也秉承“文革”旨意迫害干部群众不遗余力，比如给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长期戴手铐直至迫害至死。因此，吴德的结局是咎由自取。很多年以后，吴德在2004年第二期《百年潮》杂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却对广场上的一件事耿耿于怀：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天安门推动世界
天安门的城楼前的那两对石柱“华表”，威严挺拔，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象征。其实，古代尧舜时期，“华表”只是一种“谤木”，立于交通要道处的木牌，让人在上面写上谏言。《淮南子》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而君王闻谤则喜，纳谏为乐。从秦始皇开始，华表从木质改为花岗岩，普通人不能再在上面写字，岩石上雕刻的雄狮蟠龙代表令人匍伏敬畏的专制王权。
能不能这样说，1976年广场发生的一切，让华表、让整座天安门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蕴涵呢？民众的诽谤之柱，就是独裁者的地狱之门。
1976年在广场作为谈判代表进入那座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的陈子明，事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走上了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再过了一个月，“美国之音”播出了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
“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
“不谦，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1976，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改写历史的年代，是“肉食者鄙”的年代。
广场参与者陈子明这样分析广场民主运动的形成机制和威力所在：
“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这样一个道理，不仅适应于中国，也适应于世界。天安门广场的呼声推动了当代世界文明的演进。天安门事件整整10年后，1986年，菲律宾艾沙大道爆发“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国防部长恩里莱、国家警察局长拉莫斯在阿奎纳尔多营，以区区300人的军警宣布造反，菲律宾大主教呼吁马尼拉市民上街声援。马科斯总统派来镇压的坦克，被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修女截住，枪管中插上玫瑰。3天后，独裁统治菲律宾20年的马科斯总统夫妇爬上直升机，落荒而逃。
一年后，1987年，韩国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制改革，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军政府应声垮台。
进入21世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乌兹别克，广场的幽灵，所谓“颜色革命”，像瘟疫一样传播，令世上残余的独裁者闻风丧胆，幸存的也都忧心忡忡。
一文一武的下场
对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全世界最大广场上的流血惨剧，首先是中南海难辞其咎。然而，在“四人帮”当政之下，他们的一文一武哼哈二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就是人民日报；武，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叫刘传新。他自恃有“中央文革”撑腰，诬蔑公安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里通外国”，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内元老的子女70人统统关进少管所。
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受江青诬陷被捕后，长期领导中共情治系统的周恩来悄悄察访，竟然四处查不到孙维世的下落。原来刘传新奉命将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改名为“孙伪士”， 列为“关死对象”，直到孙维世含冤而死。人死后，连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周恩来闻讯，悲愤地批示：
“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没等孙维世妹妹前来认领，孙维世遗体就被火化了。
1976年刘传新指挥北京市公安局，在广场上调查取证了115辆小车号码，涉及八十多个单位，秘密跟踪调查副部长和军长以上干部30人，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王震、胡乔木等。在中央决定“批邓”前2个月，刘传新就在公安局点名道姓指责邓小平“复辟”、掀起“右倾翻案风”。4月5日晚上7点，刘传新下达命令：
“今晚要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这个刘传新，在“四人帮”垮台后，于1977年1月被免职，5月19日批判刘传新群众大会前自杀。刘传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断，也决没有好下场。据当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后，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为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被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
天安门事件13年后，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告北京市公安局：不要忘记曾经有个刘传新，他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我们记入历史，在历史上永远留下骂名。
文的鲁瑛结局算是比较好的。1977年，鲁瑛被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年12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问姚文元时，鲁瑛曾经出庭作证。恢复工作后，他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抄写卡片。
姜昆的相声曾对他的白字极尽嘲讽，因此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白字总编”的名声。鲁瑛曾将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把“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一次外宾招待会上，他见到旁边桌上贴着“夏鼐”的名字，就主动打招呼道：“夏鼎同志”，让考古学家夏鼐啼笑皆非。事后有人赋打油诗一首：
“夏鼎同志你可好？
夏鼐先生吓一跳。
偷我头上一个'乃'，
还来同我打交道。”
文的要来文的处罚，“文革”末年不可一世的总编辑，“文革”后成为全国人民的下酒菜，也算得其所也。
(14，迟浩田)
伟大国家的分水岭
在一个巨大的冤案发生后，当局企图用强力掩盖事实真相，人民有理无处讲的时候，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大脑知识界、公众的喉舌新闻界该怎么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知识界整体表现，是区分一个伟大国家和普通国家的分水岭。同样，执政当局内的健康力量是否意识到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民气可用，能否成功挫败体制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势力，还冤案本来面目，给正义一个公道，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改革，也是向人民证明政权合法性、向历史展示制度生命力的一个关节点。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四人帮”把持的《人民日报》4月18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公然诬蔑参加“四五”广场运动的民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当年决心解万民于水火的政党，竟然走到了它赖以崛起的人民的对立面，党内清醒一点的领袖人物也相继栽在几个跳梁小丑和一个无上权力手下。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些“帽子”、清查、批斗和棍棒、手铐、监狱，重新回到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亿“哑巴”能不能继续容忍几个“骗子”绑架一个伟大民族，长时期漂离世界文明主潮？
血腥镇压后重归于寂的天安门，无声地拷问着党内外有识之士的良知和血性。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秦川顶住北京市委吴德要求清查师生参与广场活动的压力，大包大揽地说：
“北工大一个有问题的学生也没有，要处分就处分我！”
秦川的表态传到中宣部，昔日同事暗暗称叹。秦川此前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就是因为在庐山会议后竟敢把彭德怀的万言书推荐给全国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被康生赶出中宣部的。一年后，1977年秦川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人民日报老记者余焕椿离开京郊小汤山“五七干校”，回报社参加对“四人帮”势力的清查工作。因种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干校校友们众口一词，叮嘱余焕椿将天安门事件列为报社清查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牵连到许多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命运，牵连到人民日报的声誉。
更多的普通百姓，把天安门诗词悄悄藏匿起来，以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文字顺序重新排列，在抄录诗词的纸上缠上丝线，胆大的就在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秘密传阅。在1976年的多事之秋，广场留存的火种在民间无声地传递。
天安门事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局演变的一次大盘点、大结局。对它的重新评价，不仅涉及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名誉，而且对执政党和现行体制也将是一次深刻的清理、清算。党有没有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革新的反省能力，有没有痛定思痛、重手疗沉疴的承受力？中国在闭关锁国“窝里斗”几十年后，还有没有除旧布新的希望？
党内外呼声交集
“四人帮”被抓捕当天，10月6日午夜，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飞回北京，接管人民日报。余焕椿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的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印象中--
“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
刚进人民日报时，通讯员按照部队习惯，为迟浩田到食堂打饭送到办公室。报社老同志不干了：“多大的官啊，摆这种官架子！”议论传到迟浩田耳朵里，他立即自己走进食堂，与报社同事共进工作餐。渐渐地，大家混熟了，亲热地叫起“老迟”、“迟政委”。
余焕椿把干校同事们的想法向迟浩田作了汇报。迟浩田微笑点头，说这同他们的工作部署完全一致。
于是，余焕椿等人马不停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人民日报鲁瑛等人奉“四人帮”之命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欺骗报道情况，写成清查报告《“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在毛泽东死后继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虽然在伟大的10月与叶剑英元帅结盟逮捕了“四人帮”，但华本人作为“文革”受益者，无意根本改变毛泽东的政治路线。10月26日，华国锋给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指示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就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还继续枪杀了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等一批对“文革”提出异议的青年。这时候，临时客串人民日报领导职务的军人迟浩田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拍板决定上报人民日报的这份清查报告。
出生于胶东贫困山村的迟浩田，自称“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还以他本人的名义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
“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
体制外也在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而呼号于街头。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刷出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制造陷阱，暗中促成李冬民与另一个为王洪文鸣不平的人见面，企图把他说成是“四人帮”余党。李冬民随即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近2年。
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贴出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以温和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广场的回忆。北京人、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心头的悬念，正如“五四”一代老作家冰心后来给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写的那篇散文标题--《等待》。冰心这样描绘自己和老伴吴文藻1976年焦急地等待女儿和孙子辈从广场集会回来：
“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
中央高层有人说话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为抓捕“四人帮”立下大功的叶剑英副主席，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重要意见：
“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
“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以“大刀周仓”自居的老干部王震在会上不仅为邓小平复出慷慨陈辞，也力主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会议简报拒绝刊登陈云、王震的发言。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虽然松了点口，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清理”，但坚持不肯改变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华国锋说：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呈送中央的材料如泥牛入海，直到迟浩田1977年10月调离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华国锋同意悄悄释放了许多广场被捕民众，但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不再后退。
迟浩田回到部队出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89年首都戒严期间担任戒严部队总指挥。而他曾经领导的《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发表国际新闻《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国内问题》，新闻里说匈牙利人认为：
“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
颇有点报纸与当年的老领导隔空对话的味道。
风波过去，“迟政委”同人民日报同志的情谊仍在。2002年12月25日，迟浩田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人民日报历史访谈节目，第二天提笔给已在总编辑任上退休的李庄，表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对新闻界老朋友“敏捷的思维、响亮口述，十分敬服”。
很多年之后，余焕椿和同为人民日报老记者的妻子蒋涵箴在博客中深情地写道：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位政委，代表党和人民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宣传阵地。迟浩田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人民日报“浓厚的民主气氛”十分激赏：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
“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
余焕椿感慨万分地说：
“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评价，只有对人民日报有深切了解而又无偏见的人才做得到。”
(15，余焕椿)
余焕椿政协会发难
转眼到了1978年，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桃换旧符的伟大年代。人民日报的同志坐不住了。
其实，尽管受到冷遇和阻挠，人民日报寻找天安门事件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社内清查的同时，据老记者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等就悄悄布置记者走出报社，到社会上秘密调查--
“大量工作是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前后接待200多人。开始还秘密进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也不避讳了。经过1年多的调查，天安门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文，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4月4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天安门东南角现埸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
参加社内清查和社外调查的，有余焕椿、王永安、张玉兰、张和平、胡志仁、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等记者、编辑。
1978年4月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两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编选了一块天安门诗选的专版，被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5月，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安排，从天安门事件四十多位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
“从去年12份以来，有四十多名因天安门事件受过迫害的同志，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6月8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余焕椿提着文件包，沉着地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余焕椿所在的政协文化组七十多名政协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灾多难的文化界摔打几十年，个个创巨痛深。组长周扬本人在秦城监禁8年，出狱后连续3天不会讲话，见人就哭。文化组定期举行的“漫谈会”，对“文革”左的一套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这一天，周扬介绍了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老友、难友见面的情形，谈到自己向更早挨整的丁玲道歉、两人相拥而泣，委员们都沉浸在劫后重逢、噩梦醒来的伤感之中。会场沉默片刻之后，余焕椿第一个举手发言。
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逾40年的汪东林，至今还记得余焕椿当时“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开口：
“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
余焕椿把“四人帮”插手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内参和公开报道的卑劣做法，连同他们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一一道来。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把很多别的界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会场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没有位子就站着听。
最后，余焕椿清清嗓子，有些激动，但更显得郑重，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发言：
“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主持会议的组长、副组长没来得及表态，会场上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四·五”广场镇压之后2年又2个月，尽管民间腹诽不断、党内私语连连，只有余焕椿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在体制内的公开场合第一次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此时，政治高压犹在。1964年进入报社工作的余焕椿，“四人帮”垮台后仕途得意，1978年人民日报恢复编委会建制后即当上编委。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代价，来政协发言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事先没有请示人民日报社领导，也没有同政协任何负责人打招呼。
余焕椿用一个手指，轻轻捅破了华国锋精心构筑的最后一道防线，让党内外看到了中南海与全国民意的巨大反差，看到了毛泽东的荒唐错误，“文革”路线的穷途末路。广场的疮疤一揭开，对“文革”换人不换路线已绝无可能。
有时，道出真相和真理，就像哥伦布敲碎蛋壳让鸡蛋在桌上立起来那么简单，需要的只是谱写历史的勇气和想像力。余焕椿开了头，委员们都抢着发言，委员们忽然发现平时彼此藏在心底的想法竟然惊人的一致！据汪东林回忆，科学家孙家昶激动地说：
“近年来出差，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
李初梨、杜任之等委员话虽不多，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红学家吴世昌委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听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把余焕椿的发言汇报上去，以毛泽东忠诚卫士自命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4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厉声训斥道：
“帝修反在挑，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８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党员，党员能这样说吗？况且是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你的党性哪儿去了？”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从中央开会回来，立即神情严肃地要来余焕椿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后，胡绩伟没有透露一句内情，胸有成竹地告诉余焕椿：
“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向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
余焕春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立即给政协机关打电话声明：
“话是我讲的，什么时候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1978年已经不是王若水上书的“文革”时期。余焕椿虽然挨批，却不需要像王若水那样“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更不需要别人告诉自己“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因为余焕椿发现在人民日报、在全国政协、在党内、在民间，到处都是自己的同志。汪东兴的训斥，人民日报压根没有传达。在全国政协，周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为余焕椿撑腰：
“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
11年后，胡耀邦逝世，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的余焕椿，批准海外版率先刊登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见报后，北京、上海方面反应强烈，质问人民日报是否要把悼念活动引向社会。余焕椿在《检查与反思》中说：
“批评很尖锐。我无法申辩，心想：新闻工作者按新闻规律办事，有什么不对？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有默默地承受着它给我和报社带来的压力。”
事后，因“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舆论导向错误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余焕椿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往四川降级使用，可真是“夕贬蜀国路八千”了。
读者来信逼走吴德
7月30日，人民日报向在天安门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北京市委扔下白手套，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所谓“捂盖子”是当年特定的政治语汇。动员党内外清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叫做“揭盖子”；而那些靠“文革”起家、笃信极左路线的人采取各种方式掩盖问题，抵制揭批运动，叫做“捂盖子”。
来信的读者叫杨西岩，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农村劳动，林彪垮台后回到北京，虽在党校工作，内心却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反感。这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提起“文革”中名噪一时的北京小学生黄帅对老师“反潮流”的事件，北京市委追随“四人帮”利用一个未成年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丑态暴露于天下。杨西岩作为一个北京市干部，对市委在“四人帮”下台后反映迟钝不满，大胆地以真实单位、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矛头直指市委：
“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事情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捂盖子的究竟是谁？”
杨西岩在信中还揭露了另一件事，即“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奉承旨意组织“理论座谈会”，会上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等极左观念，标榜要在北京市培养“理论解放军”。“四人帮”垮台后，市里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态说是“警惕性不高”，西城区甚至压根不准提起这件事。杨西岩质问：
“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说，编辑部接到这封杨西岩来信会心一笑，认定作者相当“明白底细”，是想借助人民日报“加一把火”，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揭批运动，也暗含了对北京头号大案天安门事件“揭盖子”的要求--
“但有人肯定不喜欢，而且是有权指定我们进行检讨甚至能给我们某种处分的人物。这使我们不能不有所考虑。”
考虑的结果，是“党报不能推卸的职责”占了上风。于是，李庄“事先准备了进行检讨的腹案”，然后亲自编稿，在第三版以全文加花边刊出杨西岩的来信。罗瑞卿大将领导的《解放军报》和香港《大公报》随即转载，国内外议论纷纷。
北京市委老羞成怒，把杨西岩下放到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粉子胡同居委会，以示惩戒。但此时，不仅吴德的北京市，连华国锋名义主持的党中央，也奈何不得人民日报。
自1977年胡绩伟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加上秦川等党的文宣系统老干部加盟，人民日报与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内高层非主流派相呼应，试图把华国锋同意的揭批“四人帮”扩展为系统纠正“文革”极左路线，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击溃“四人帮”垮台后其他“文革”受益派的抵抗。“文革”受益派在政治局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也包括华国锋本人。他们同时是广场镇压的共同决策人，至少是“四人帮”和毛泽东决策的支持者。在这些人中，吴德在1976年4月5日晚广播讲话首次公开给天安门事件定性：“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激起众怒，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
中南海传来批评说，人民日报发表杨西岩来信是“犯了错误”，但没有明说犯了什么错误。人民日报也就虚以尾蛇。李庄以“读者来信”历来不送审为由做了几句说明，勉强承认“考虑不周”，但拒绝作进一步的检讨。
中共北京市委和吴德向中央和华国锋请示，如何应对《人民日报》的批评？8月5日下午，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在京政治局委员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说：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
“《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
党主席对中央党报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生杀予夺，只能流露出一点妇人般的幽怨。华国锋虽然主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为何如此缺乏执行力，不能令行禁止？面对人民日报从内部呈文、政协发言到公开报道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表现得如此软弱？这固然与他此时的政治弱势地位有关，但华的性格宽厚容人，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华国锋的价值取向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窠臼，但他处理政务的手法是否也包含了党内罕见的某些民主元素呢？
要知道，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永垂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在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任上召开的。虽然华在政策理念上都是这些会议的批评和批判对象，但公然挑战中央主席权威的会议得以召开，又是以华在党内的宽松、宽容和宽厚为前提的。且不说与华之前的毛和江青相比，再看看华离开政治舞台之后，连倡导此“三宽”都成为一种政治忌讳，不禁令人唏嘘。
尽管有华国锋的同情，中央政治局还是对北京市工作的“落后、被动局面”提出了批评。9月，北京市委召开市级、区局级和县处级三级干部大会，对吴德意见纷纷。吴德被迫作自我批评，承认“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接着，吴德黯然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人民日报却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很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对人民日报表示支持，有的人出言幽默：
“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打捞广场英雄
人民日报记者在努力还原天安门真相、揭露镇压元凶帮凶的同时，也怀着钦佩的心情，积极寻找一个个刚刚恢复自由还带着精神枷锁的广场英雄。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长篇通讯介绍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在天安门镇压后写信批判“四人帮”的英勇事迹。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一个会上不满地说：
“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
1978年9月初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广场青年韩志雄的事迹，被汪东兴勒令停发。一时间党内、社会上舆论大哗。人民日报当机立断，王永安连夜赶写出韩志雄的长篇通讯，声援《中国青年》，并在报道中首次披露了广场的某些真实情况，以及姚文元关于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指示。评论部领导范荣康取走稿子，发排后告诉王永安：
“你的稿子全文照排，关键不是改，而是报社领导敢不敢发表。”
10月17日晚，韩志雄的通讯装上了人民日报第3版。大样在社领导手中传递--     总编辑胡绩伟没改；
王若水没改；
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把稿件中“四人帮”露出“真实面孔”改为“峥狞面孔”，2字之改以示负责。
第二天见报后，《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军方支持的立场。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批“四五”英雄，包括广场写血书的王海力、贺延光、《扬眉剑出鞘》诗作者王立山，《工人日报》则发表长篇通讯，高声赞美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
此时，以华国锋为主席、汪东兴为意识形态主管的中央，对自己的党报党刊已经全面“失控”。党心和民意，成为新闻界自主决定报道取舍和评论取向的唯一准则。
文艺界鸣锣开道
1978年9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由上海工人文化宫搬上了舞台。《于无声处》写的是一个“文革”受益官员与一个受迫害的老干部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不同寻常的是，前一个家庭的女儿在公安局奉命侦缉的散发天安门广场诗抄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就是后一个家庭的儿子、自己的恋人。
从宗福先、上海工人文化宫，到众多为《于无声处》叫好的观众，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先在文艺舞台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康生如果在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这个31岁的小青年--
“利用话剧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宗福先有这种胆气，也是受到沸腾民意、党心的感染和激励。1976年清明节的第二天，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宗福先把这出话剧起名为《于无声处》，戏里最后一句台词是：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上海首演结束，观众不愿离去，掌声经久不息。消息传到北京，10月底，中国社科院院长、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助手胡乔木悄悄飞到上海看戏。3天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专程来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透露，进京调演是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拍板的。
在党内、民间，不约而同把《于无声处》看作压抑已久的心声和利益表达的宝物、利器。宗福先成了备受呵护的宠儿。他偶然对上海作协的同志提起，到北京后想去看看曹禺老师。没想到几天后，一封推荐信就主动送上门来，宗福先拆开一看惊呆了，居然是文坛耆宿巴金亲自用毛笔写的信：
“家宝（曹禺原名），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你一定要见见他，他写的《于无声处》非常好。”
11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对《于无声处》的报道，标题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已直接涉及广场运动的定性。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各个组都提出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要求，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份量最重。陈云以平和而坚定的口吻提出中央必须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就是：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诗词，并说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再道将军更是快人快语：
“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在“文革”前老干部的强大压力下，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程，中共掉转船头，诀别“文革”，开启全面改革的历史新航程。
陈云同志发言的第二天，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从上海启程，14日在北京火车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文化部副部长率领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很多年后，宗福先还记得那一幕：
“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11月16日北京首演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记者在休息厅里看到，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写下革命诗文、在英雄纪念碑前奉献花圈的人们，相会一处热情地互致问候，重温1976年那段难忘时刻。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11月19日，《于无声处》给中央工作会议专场演出。
受《于无声处》公演的鼓舞，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此前，人民日报曾经向中央领导转交过民间人士“童怀周”和航天部自动化所编辑的两种天安门《革命诗抄》，招致汪东兴的批评。汪副主席质问：
“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
“《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这个最坏。
“（天安门事件）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现在力量对比向主张平反的一方急剧倾斜，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斗胆将了华国锋一军，直接给华本人写信要求他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紧密配合，11月17日发表《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1月18日又以整版发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集会照片。同日，华国锋被迫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立即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出新华社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历史见证了伟大的1978，党心和民心如此水乳交融，当时叶剑英、陈云、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为杠杆，以人民呼声为后盾，矢志推动中共党内民主和中国社会民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伤怀的一幕，像流星般美丽地滑过东方的夜空。
党报推动党中央
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受益者构筑的天安门防线正在崩溃。
在北京市，自吴德辞职后，林乎加调任市委第一书记，贾庭三主持市委具体工作。新市委从10月开到11月的常委扩大会上，人声鼎沸。与会者强烈要求在会议公报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特别是“四五运动”后被捕和受迫害人数较多的北京工业口、教育口，反应强烈。在总结会上，贾庭三忽然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来：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连用3个“完全”，鲜明地表示了新市委的态度。新市委用特急件向中央常委会汇报，并获得同意。
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4000字报道中，全文写进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评价。见报当天，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感到时机成熟，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马上写出文章，向全社会揭露天安门事件真相。
在报社，由评论部负责人范荣康主持，王永安、余焕椿、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参加的写作组当天到位。
15日当晚，中央新闻界三巨头在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面，商议如何转发《北京日报》这条新闻。新华社社长曾涛提出，从北京市委决议中抽出天安门事件那段话单独发表，得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赞同。曾涛很快写出新华社电讯稿，全文不到250字。
市委宣布的那句话太长，能不能给这条新闻做出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胡绩伟想了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肯定会激动人心。他把标题写在新闻上面，三人又斟酌了一番。
他们明白，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应该得到中央认可，比过去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有很大进步，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再提起，但还是有点羞羞答答，并不彻底。市委对“革命的行动”界定限制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这样的前提条件，能不能适用于广场的所有行动、适用于广场所有参与者？如果在标题上说成是对整个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否题文不符？颇有点“矫旨”的意味！
三人又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做参谋，得到于光远的赞同。大家横下一条心：发！不把电讯稿向中央送审，因为在这个敏感时刻，一送审多半就发不出来了。
就在新闻界三巨头商议于密室的这个晚上，人民日报天安门事件写作组全体来到公安部，调看了1976年的广场监控摄像，为天安门真相报道感受一下悲壮惨烈的现场气氛。
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见报后，华国锋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打电话，了解新华社电讯稿的情况，以及发表后的反应。林乎加问曾涛，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
“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
林乎加说：
“没有。”
曾涛说：
“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对胡绩伟说：
“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胡耀邦似嗔实喜。《人民日报》传到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代表大都兴高采烈。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坐在沙发上，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
在场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反驳：
“这么做有什么不好？”
“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
纪登奎不再出声。
从11月16日到11月24日，中央高层保持了难堪的沉默。而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集中在评论部大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赶写天安门真相长篇通讯。据王永安回忆：
“我捧出一堆堆他人用血和泪换来的材料，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抄，一张张激动人心的照片，一盘盘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大家翻阅着，聆听着，个个心潮难以平抚。”
一个星期后，几万字的初稿出来了。11月20日，胡绩伟打来电话，决定文章翌日见报。下午报社编前会对此事进行了热烈讨论，编委、理论部主任何匡突然激动起来，担心：
“明日文章见报，胡绩伟马上下台，人民日报要受到处理。”
何匡在1978年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中冲锋陷阵，是人民日报的一员干将，但他作为编辑部的高参、胡绩伟的老乡兼挚友，不能不为人民日报的命运思虑良多。编前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晚上，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名演员梁天的父亲），以他那几十年不改的苦笑对写作组说：
“文章明日能否见报，还很难说。”
这时候，王若水来到写作组，明确表示同意明日见报。大家松了口气，赶紧拉住这个“文革”中的“资产阶级理论权威”：
“王权威，你今晚别走，盯在这儿。”
写作组开始修改见报稿，由余焕椿执笔，范荣康定夺。大样出来后，送给值班副总编辑李庄和秦川审阅。李庄的退样，将广场镇压中的敏感情节做了部分删节：因为吴德还在位，删去广播讲话内容；淡化了广场受害人被打、被关的情景描述。而秦川的改样，据王永安回忆--
“有的改得好，有个地方改后影响了事实准确。老范说那再改回去，回头报告一下老秦，于是我在车间直接处理了。”
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发表署名“人民日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上篇：
天安门事件真相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到过来
11月22日连载《天安门事件真相》下篇。
令博主吃惊的是，从人民日报的真相报道，到新华社的平反电讯稿，都没有出过报社和新华社大门送审！报社内部的审阅程序，竟然也可以由当事记者以采访事实为依据，将社领导的改动驳回。
这些不寻常的做法，在1978年前，在1978年后，都是绝无仅有，可偏偏当时的新闻界内部见怪不怪，党中央也不以为忤。大家所看重、所凭依的，只有神圣的真相和真理。王永安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慨地说--
“留下的是办报民主，思考冷静，干群融洽，忠于事业的人民日报好传统。报社犯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重要时刻，不同意见太微弱了，舆论一律、一言堂封杀了冷静思考的空间。”
据胡绩伟说，《天安门事件真相》见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领导同他热烈拥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新疆区委书记汪锋则对新华社社长曾涛说：
“如果你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1月25日，华国锋终于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从广场恐怖之夜，一场波澜壮阔的平反昭雪斗争，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由党外推动党内，由媒体推动中央，与中央务实改革力量声气相求、配合默契，终于推翻了压在百万北京市民、亿万中国人民头顶的中央政治局决议、党主席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件。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16，民主墙)
平反：一种国家能力
翻开一部世界文明史，大凡政府诉诸暴力镇压民意、制造冤案，无论这个政府能弹压多久，历史终究会还民意以公正。镇压者在历史上只能留下骂名和笑柄。只是冤案拖得越久，付出代价的不仅是行政当局，还有它的国民。
强权高压下长时期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但求苟活或放浪于乱世，漠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天命如此，非人力所可为，容易造就国民的犬儒和痞子心态。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呵旁观者》一文中，就尖锐地抨击过这么一种“老大中国”心态：
“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
“'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
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人们被长期教育的结果，是普遍相信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独特性让普世文明”水土不服“。过于务实走向无所作为的唯物史观，过于发达近乎狡猾懒惰的辩证法，在精神上瓦解了革命的冲动，对于人民的历史创新精神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经历过斯大林式集权体制的捷克作家哈维尔感慨：
“对一个制度最长久的非难，莫过于说它缺乏一种伟大文化。”
其实，岂止是缺乏一种伟大的文化，制度的蛮横和无耻还会摧残一种比这个制度更悠久的伟大文化。
而对冤案的及时平反，对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
法国历史上的德雷福斯案件，就是法兰西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最好证明。1895年，法国军队有人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上尉因为是犹太裔受到怀疑，最后以“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流放荒岛。即使在真正的罪犯落网后，军事法庭出于种族偏见，仍然不肯为德雷福斯翻案，反而宣判真凶无罪。大作家左拉挺身而出，1898年1月在《震旦报》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全文八大段落，每一段开头的第一句都是--
“我控诉……”
结果，左拉本人也被军方以“诽谤罪”起诉。在法庭上，左拉掷地有声地宣称：
“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围绕德雷福斯案件，法兰西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左拉身后，站着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著名作家法郎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连不问世事的印象派画家莫奈，也参加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的签名。直到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庭终于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在中国，在1978年，人民日报冲破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的阻挠，摇旗呐喊“我呼吁……”，并高声宣布：
“中国将因为广场众多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他们。”
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前苏联空降的坦克碾得粉碎，整整一代捷克共产党人和捷克国民的改革理想被埋葬。此后，是胡萨克总统多年的沉闷统治，“布拉格之春”似乎湮没为历史深处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1975年，哈维尔致信捷克总统胡萨克，剖析了捷克社会普遍的沮丧情绪和道德危机。为捷克未来的一线生机着想，1977年1月，241名捷克各阶层人士，从作家、大学教授、摇滚乐歌手到党的前高级官员，还有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共同签署了一份语气平和而坚定的《七七宪章》。哈维尔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表示：
“《七七宪章》运动的一个根本宗旨，是唤醒1968年苏军入侵后被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
《七七宪章》运动并没有提出什么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诉求，却反复表达和传播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现存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
《七七宪章》另一位发言人、哲学家巴多卡，以七十高龄接受警察局长时间审问，身体不支、救治不及而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欣慰地写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
正是因为这样的捷克人，“布拉格之春”的火种没有熄灭，并在东欧巨变后迅速复苏。1989年，反对派组织成立“公民论坛”，在短短十几天内，布拉格举行的示威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迫使当局达成改组政府并修改宪法的协议。“布拉格之春”案得到平反，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也恢复了名誉。1990年，哈维尔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因为捷克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性素质，避免了罗马尼亚式的流血，促成和平的“天鹅绒革命”。
1978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信奉的最高准则，就是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社论的题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实事求是”是“文革”后重复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是邓小平东山再起的一面思想旗帜。这篇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
“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那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
“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
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1978年的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残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自下而上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具备哈维尔所呼唤的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
1978年的中国，是堪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争奇斗艳的文明“轴心时代”！
《人民万岁》的民主蓝图
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后，人民日报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总结天安门的历史经验，避免这样粗暴践踏民意的罪恶重演，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草根民主运动，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
“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
这篇文章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参与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阮铭。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
在“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后，邓小平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发展动力，对随时可能聚啸广场的民众，显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对这个广场运动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体制内外的联手和分野
胡绩伟总编辑认为，《人民万岁》表明胡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
在体制内酝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时候，广场上体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壮大。从1978年清明节起，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诗词渐少，政治性的宣示越来越多，用毛笔字写在白纸上，户外老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称“大字报”。4月6日，广场出现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呼吁把天安门变成舆论广场、民主广场--
“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广场张贴“大字报”毕竟多有不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贴向北京闹市区西单路口一排约200米长的灰色矮墙，观者如堵，逐渐形成所谓“民主墙”。“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公开议论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民间办报、保护人权，主张“第5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也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未经官方出版许可的民间刊物，未经组织核准的民间讨论会，也活跃起来。
哲学家周国平1978年时33岁，还是个容易激动的壮年，他回忆道：
“在官方允许下，西单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出一句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胡绩伟分析：在“民主墙”日渐兴盛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体制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胡耀邦认为西单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这次的大字报同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采访在北京十分活跃的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并在办公室专门听取了奉命前往贵州调查的人民日报记者周修强的汇报。
胡耀邦曾于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匿名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告诫说对于社会落后现象不可能“乱打一气”，只能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封信表现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导权的老干部对体制内改良的自信，对年轻人“连起码的东西都还不知道”的自负，但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对于年轻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反对“四人帮”“施行镇压的办法”，而是主张“引导”，并且认为“引导”比“教育”更妥当。
胡耀邦还要求各地做好群众上访工作，并在中央层面上不断扩大政治平反的政策范围，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缓解民间的不满。对于合法性待定的民间组织，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闻界、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开会研究，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二·九运动”谈起，强调共产党应该善于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并批评共青团、工会“越来越脱离群众”。
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央刚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
“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然而，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的时候，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收拾体制外力量。
邓小平在内心深处不喜欢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他所倡导的中国改革。他斥责道：
“'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下去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80年代后期曾经有人向他介绍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希望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邓小平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独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忍体制内干部和党员与他们声气相求。1979年一次会上，邓小平严厉指出：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
所谓抱“同情态度”的高级干部，批评的是王若水。王若水曾经在报社接待过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编辑，没想到其中一人来自警方。与此同时，邓保护了因为做“工作”才与民间组织人士发生联系的胡耀邦。
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著名的总结发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天安门运动：
“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领导而反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清了邓小平的思想底线，胡乔木即在制作“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时，删去了叶帅关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那句著名论断。
1979年3月29日，29岁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被捕，随后以“公开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杨光出庭作证说，魏京生曾向他表示，要扩大人员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人民日报奉命为魏京生判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惩办反革命犯》。
4月又到清明节，人民日报遵照邓小平讲话口径，发表社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重新诠释四五运动。这次完全抛弃了3个多月前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的基本观点，改称对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社论批评“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
紧接着，北京市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宪法中允许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量反思“文革”、呼吁民主的民间刊物以“非法刊物”的名义被取缔。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2月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
“民主公园”无疾而终
胡耀邦以惊人的胆识，仍在各种场合顽强地坚持《人民万岁》中所表达的基本立场。据胡绩伟回忆，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发言，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人民日报也在小声地讲述自己的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时，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对“西单墙”不要简单的“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建议代之以“民主公园”。他引述人民日报同事范荣康、余焕椿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联合发言《西单民主墙剖析》的基本观点：选择一家公园设立大字报区，还可以举行室内民主讨论会，群众自由参加、自由发言；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
胡绩伟总编辑自以为理由很充分：
“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
胡绩伟建议把这个“民主公园”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胡耀邦让他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表示，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可行，同意另选月坛公园设大字报区。
此时，体制外人士已经溃散，月坛公园又远离交通要道，张贴和观看“大字报”的人都很少，“民主公园”的试点很快无疾而终。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气氛趋紧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仍然发表郭罗基的对话体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其实，文章发表前，胡绩伟曾经呈送耀邦审阅修改，但他不愿拉耀邦下水，对这个情节隐去不提。
人民日报和郭罗基等“自由化”学者的精神联系，对民间宪政改革诉求的宽容和同情，以及背后倚靠的胡耀邦因素，忽明忽暗，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这就难怪王震1987年初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愤慨：
“可以这样说，反对'四人帮'时，大家是一致的，但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党内的理论界的少数同志就与党分道扬镳了。”
满眼昆德拉，不见哈维尔
“文革”后第一波民间民主思潮，少数激进青年的狂热和悲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更加震撼的历史风波，哈维尔式的“公民意识”被强力压下，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
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表现了“布拉格之春”夭折后捷克青年的命运荒诞感、人生游戏感。在历史的宿命面前，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真诚期盼和泣血呼唤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冷眼看世界，热心感官享受，似乎成了最好的解脱之道。一时间，“生活在别处”成为中国年轻人超脱、散淡的时髦标签。
在捷克，哈维尔和昆德拉曾经就人生使命感，发生过一场争论。昆德拉指责哈维尔的做法是“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而哈维尔抨击昆德拉看似美妙的“生活在别处”，针锋相对地提出--
“生活在真实之中！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哈维尔批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字，理由是那样做救不了任何人，只会激怒政府。哈维尔所坚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某种明确而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同和坚守。
中国从1978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后，从哈维尔到昆德拉，我们身边识时务的聪明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是不是宁肯犯“经济错误”、“生活错误”，也不再冒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
邓小平政改讲话被束之高阁
1980年7月，波兰爆发战后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对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邓小平、胡耀邦十分自信地认为：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1个月后，邓小平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演讲，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光辉的命题。
据共青团系统传达，胡耀邦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胡耀邦警告说：
“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也是可能发生的。”
然而，党内有人不这么看。这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提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胡乔木希望中央像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毛泽东领导反右那样有所应对，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胡耀邦接到信后，未置可否。
接着，中央副主席陈云说话了：
“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
余焕椿注意到，陈云说这段话时，没有提到他早些时候警告过的“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
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在为《胡耀邦传》所作的序言中透露：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但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于是，这个讲话被置之高阁。10月，中宣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时，中宣部长王任重说：
“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引述的恩格斯观点，不同意“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相信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由此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报社编委会10月1日给中央写了一份《从波兰罢工事件中汲取教训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建议》，得出了与胡乔木截然不同的结论：
“波兰罢工风潮爆发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长期积累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包括由于波兰当局实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人民生活疾苦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官员搞特权和贪污腐化、缺乏民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等。
卡尼亚等领导人也承认，波兰党和政府'最严重的错误是党逐渐脱离人民的需要，不让公布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对党和报刊缺乏信任'，宣传机构'报喜和吹捧的宣传'是不对的，强调'必须推倒我们自己在社会与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座不信任之墙'。”
人民日报给中央的建议有3条：
“一、党要加强对报刊的领导，使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呼声；
二、考虑让政协或民主党派出版报纸，或者恢复《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它的言路可以比《人民日报》更宽一些；
三、尽快制定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闻法和出版法。”
余焕椿写道：“胡乔木是不会重视这个建议的，尤其是建议的指导思想，他甚至会认为这'与中央不一致'而给《人民日报》记上一笔帐。”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打破坚冰，排除万难，带领中国驶入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航道。新一代领导集体都是解放前、解放后连年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对于国家的现代化方向有高度共识，同时对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操作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天安门事件的后续评论，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处置手法，反映了新的领导集体对群众运动、对政治体制改革，存在认知差异。
人民日报从历史的大起大落、人民的悲欢离合、党和党报的光荣与耻辱中舔血舐痕，矢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在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人民日报既为王前驱，又为民呐喊，建功立业，舍我其谁，备受责难，在所不惜。就像余焕椿在全国政协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时的发言：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
(17，二胡)
阵 营
翻开《人民日报》，发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前的华国锋总剪一副平头，完全是毛泽东所谓“厚重少文”的模样;直到华国锋组阁的“十一大”上，才自信地梳出毛泽东式的背头。“十一大”闭幕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满怀期待：“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华主席，一定能够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党我们国家胜利地跨进21世纪，“由大乱走向大治”。
然而，对于这种官样文字，人民日报编辑部私下也没有底气。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回忆说，报纸把华国锋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刊登，让人“生出一种滑稽之感”：
“比照毛泽东的标准对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他本人竟然接受，有些人竟然这样吹喇叭，实在不可思议。”
华国锋视察大庆油田时，人民日报发了4块版的新闻照片。有人还说太少，有人却认为已经过多。人民日报编辑部发生激烈争论，后者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没有继续增版。
在人才济济的中共，毛泽东选中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让党内外、国内外都大跌眼镜。华国锋一口绵绵的山西口音，在毛泽东对中共41年、对中国27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统治后，华国锋身上先天缺少毛泽东那种“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
虽然少了点霸气，但华国锋对“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忠诚度却不容置疑。他是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的“父母官”。庐山会议前，华国锋向毛泽东如实反映“大跃进”后的经济挫折：
“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与彭德怀一道主张为“大跃进”纠偏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倒台，华国锋立即写出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成为湖南批判彭德怀路线的带头羊。1964年，就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心有不甘、公开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的时候，华国锋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经陶铸同意，他在韶山突击修建了一座毛泽东陈列馆，搜集到不少毛泽东亲属的珍贵照片，跑了趟京城直接送给毛泽东。
“文革”一来，政坛大洗牌，毛泽东亲自点将：
“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华国锋在“文革”中扶摇直上，成为湖南省第一把手。林彪垮台后上调中央，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当选政治局委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曾与李先念等人一道，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批评“文革”中严重干扰生产和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这件事为王若水向毛泽东上书建议反“左”提供了政策依据。毛泽东在1971年曾经批评华国锋：
“你满脑子都是生产。”
但是，重视生产并不代表华国锋就淡忘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这根弦还是紧绷的。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对邓小平的“整顿”提出疑问：
“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
“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天安门事件中，虽有“四人帮”和毛远新煽风点火，毛泽东钦定镇压，但华国锋也是决策人之一。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走上前台，一方面明智地接过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宣布结束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又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放弃“文革”极左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给中央宣传口打招呼：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华国锋意识到“文革”以来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试图有限度地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比如悄悄释放了天安门事件的被捕民众，解禁一些“文革”前的文艺作品。这些赢取民心的举措，由于他不愿意公开地、哪怕是部分地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结果非但没有为自己加分，反而背负起本可以轻松甩掉的历史包袱，解放后累积几十年无从舒解的怨气都向他聚拢。他曾想以同意邓小平复出为要挟，让邓小平“承认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被邓小平拒绝。
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搞起“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北京，华国锋不假思索地说，不能把——
“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了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气都搬出来。”
实际上，华国锋同时举起了两面自相矛盾的旗帜——“文革”后期已经露出窘态的毛泽东这面旗帜，天安门事件中用来抗衡“四人帮”和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却没有能力自圆其说。他希望在这两面旗帜下奠定自己符合正统和民意的双重身份，推行一条剔除了“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某些极度乖张的具体做法的左倾路线，在“文革”后党内外的七嘴八舌中取得执政合法性。
华国锋此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职，在体制内占尽优势，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开始称他为“英明领袖”。在他的周围，在中央机关和各省，“文革”受益者的数量都超过邓小平等受冲击的“文革”前老干部。
1977年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华国锋把党的极端重要的文宣工作，交给以“毛泽东忠诚卫士”自居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负责。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汪东兴曾经不明就里，在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政治对决中，错站到林彪一方，却没有被毛泽东追究。后来，毛泽东离京南巡、向林彪叫板时，江青曾劝说不要带上汪东兴，毛泽东却对这位照顾自己起居和出行几十年的老警卫很有信心：
“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当政治局其他同事还在叫华国锋为“华总理”时，汪东兴就第一个敬他为“华主席”，古代周勃护佑少主的心态表露无遗。他当面告诉华国锋：
“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
此时，汪东兴还兼着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两个关键职位，不仅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通过垄断毛泽东文件，可以在政治上置党内任何人于死地。这个汪东兴，既然能在抓捕“四人帮”一事上立下大功，也会成为毛泽东身后任何政治上改弦更张势力忌惮和必欲清除的障碍。
坐在火山口的汪东兴，对此却不自知，反而仗着自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自信比刚来中央不久的华国锋更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除了他安排抓捕的江青，似乎党内没有第二人比他更能成为死去的毛泽东“代言人”。比如，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扬言：
“凡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决定过的东西不能动，批邓是主席生前定的不能改。”
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能不能让邓小平东山再起，汪东兴不客气地档了回去：
“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
汪东兴后来还在中央党校公开说：
“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高层酝酿让“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复出的时候，汪东兴又以知情人的身份发言了：
“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
华国锋在徐向前元帅的劝说下，为收拢人心，1977年3月曾经作出批示，试图为彭真、薄一波等人平反。汪东兴立即抬出毛泽东加以封杀：
“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华国锋只好作罢，错过了主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好时机。邓小平毫不掩饰对汪东兴的反感，告诫华国锋说：
“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
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
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汪东兴手下，有个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这个李鑫，就是1976年10月4日那天一早从《光明日报》“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出企图推翻华国锋的“动员令”意味，骑着自行车把报纸送给汪东兴、转呈华国锋，敦促对“四人帮”先下手为强。此刻，他正领导着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
“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的矛头是对着谁呀?要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于是，李鑫主持起草、汪东兴审查把关，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名义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很快被视为华国锋时代的标签，不仅是李鑫，汪东兴和华国锋都要为它付出个人政治生命的代价。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狂飙突进中，力不从心的“两个凡是”，成了毛泽东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曲挽歌。
汪东兴还有位下属，中办副主任张耀祠，也是一副“近卫军”派头，在高层的一次会上斥责企图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什么话”。华国锋又从湖南调来老上级兼老部下张平化做中宣部长，老张后来在宣传系统执行华国锋、汪东兴的意志，抵制真理标准讨论。
与汪东兴相呼应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吴德。华国锋曾经想在“十一大”上把他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遭到党内元老的反对。当年毛泽东下令政治局“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吴德多次就北京市的工作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总理是“党内的周公”，想学“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在天安门镇压时发表过广播讲话，本是吴德的致命伤，在1976年11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
“天安安事件不能平反，在天安门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
直到1976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德依然主张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党的组织系统，依赖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也是一名“文革”中得势的地方干部。纪登奎进中央后，一度与“四人帮”走得很近，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也捎上了他：
“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纪登奎表现积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
毛泽东死后，纪登奎在毛远新的去留、江青的工作安排等问题上，支持了华国锋，让江青恨恨地说：
“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最让人诟病的，是“文革”后期负责中央专案组工作，让老干部闻之胆寒又齿冷。胡耀邦曾公开批评他“金口不常开”、“架子大得很”。
组织工作的具体执行人，是“十一大”前后差点被老干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淹死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进入中组部，全国高级干部的“外调”都要经他签字才能看档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郭玉峰在康生指使下参与制造的冤假错案多得惊人：
60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 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
159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74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
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诬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2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组部。
这哪里还是中组部，分明是封建王朝的“东厂”!虽然郭玉峰后来也曾为闲置在“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工作分配做过一些努力，但在感情上要彻底转过来，拯救在毛泽东生前挨整的老干部和各界人士于水火，确实是强人所难。
在经济政策上，华国锋虽想摒弃“四人帮”的空头政治，但不能接受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来搞活经济。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还是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具体做法就是延续毛泽东1964年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77年的中共中央49号文件，竟然提出了毛泽东身前也不敢妄行的生产大队核算制，要求选择10%的生产大队从小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先行过渡”。
分管农业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风吹草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对毛泽东“革命路线”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毛泽东死后两年半召开的山西昔阳县委会议上，陈永贵还提议全体起立为毛泽东起立默哀。许久，话筒中传来唏嘘之声，代表们抬头一看，永贵大叔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
在军队，全无根基的华国锋亲近徐向前元帅，重用海军政委苏振华，拉拢许世友将军，还有吹捧过毛远新、主持判处张志新、天安门事件后接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陈锡联。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由与中央各派系牵连不多的地方官员、“文革”受益者牵头(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辅佐);由“两办”实际把持中央枢纽。
一是以汪东兴为首的“中办”。自从“文革”前的老中办主任杨尚昆被打倒后，汪东兴的新“中办”紧跟毛泽东，从批判“刘邓路线”、“批林批孔”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乃至处置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被赶下台的政要，深受毛泽东信任(汪东兴、张耀祠，以及中办周围北京市的吴德、北京军区的陈锡联、北京卫戍区的吴忠等人)。
二是“康办”残余，原康生办公室周围的人。深藏不露的康生，就是赫鲁晓夫发现很像苏共“肃反”刽子手叶若夫的那个人，做过“中央文革”顾问，长期掌握中共情治系统，延安整风以来几乎所有政治整肃运动的幕后人物。李鑫以前是康生秘书，在康生身边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郭玉峰则是康生作为“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带到中组部上任的。康生死后，“康办”残余基本转入“中办”麾下。
在1977年，林彪、江青完蛋了，但“中办”和“康办”作为毛泽东左倾路线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卫道士还大权在握，簇拥在一个资历不深的地方干部华国锋周围，发誓要捍卫“毛主席遗志”，捍卫“文革”路线。“两办”当家，只能是继续一条没有“文革”恶名的毛泽东路线。
从表面上看，“中办”、“康办”的人不像江青、林彪集团那么穷凶极恶、民愤极大，却是解放后几番政治惊涛浊浪的海底无声洋流。表面的惊涛浊浪虽然来势汹汹，但有高峰也有低谷，经常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而海底的洋流却涉及整个地球构造和地壳运动，更不容易平息。揭批声名狼藉的“四人帮”容易，清理“中办”“康办”所代表、所维护的那条左倾路线，却需要一番追根溯源、刮骨去毒的功夫。
变 局
华国锋最大的靠山，也是最大的变数，是叶剑英元帅。
在党的历史上，叶剑英是谜一样的人物。红军长征路上，叶帅扣留了一份后世争议极大的张国焘电报，导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部队公开决裂。此时，叶帅把华国锋当做“后主”一样诚恳扶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十分尊重。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遇到华国锋与叶剑英共同出面的场合，华国锋总是吩咐人民日报在标题上写成“华主席与叶副主席”双主语。
然而，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叶剑英的态度又与邓小平相当接近，以致于毛泽东生前断言：
“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苏振华、吴德、纪登奎、郭玉峰群起反对王震让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发言。华国锋最后定了调子：
“王震要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
在中央工作会议几乎开成“批王整风”会的关口，叶剑英出来讲了2点意见：
“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早平早主动;二是对邓小平的评价，以前的要改过来，是“四人帮”搞的，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叶帅一开口，华国锋也不好办。虽然王震还是在会上做了个轻描淡写的检讨，虽然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仍然拒绝刊登王震等人的发言，但这年5月，华国锋被迫同意向全党下发邓小平的2封信，7月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就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面对邓小平这样的超一流政治家重新崛起，毛泽东生前安排的一些二三流角色甚至误入政坛的人物(如警卫员汪东兴、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售货员李素文、侄子毛远新)所主导的政治格局，解体和变更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2年，是“徘徊中前进”的2年。对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文革”十年创巨痛深，“安定团结”成为全党全国人们的共同心愿，已经承受不起剧烈的、非常规的高层变动。用全国植树模范潘从正“文革”后的一句话说，就是：
“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啥呀?”
这句质朴的名言，出自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采写的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引起广泛共鸣。
华国锋阵营和它的挑战者，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是能不能摒弃共产党执政以来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非程序变动，走出一条党内民主辩论、和平角逐权力的新路来。在这一点上，华国锋表现得难能可贵，他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切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任党主席，在治国方面的能力薄弱，但在容忍党内不同意见方面，却具备他的前任所缺乏的民主素质和政治道德。“知无不言”等24字，不是说说而已，更不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两次庐山会议上，一位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仅仅因为给中央主席写信反映农村实情(农民饿肚子)，一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仅仅因为发言主张恢复“文革”前的国家体制(设立国家主席)，就以“大批判”的形式被打到，下山后便失去人身自由。
1965年初，毛刘在农村“四清”工作上矛盾激化。据薄一波和安子文后来对刘少奇儿子刘源讲述，一方孩子气式地对另一方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尽管另一方此刻刚刚以最高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泽东突然撤换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公安部长罗瑞卿，连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事先都被蒙在鼓里。有种说法是，林彪本人也未必真的清楚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罪名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过是假借林彪的名义，以突然袭击的手法，对以刘少奇为最终目标的中央领导层开始手术切除式的改组。
党内对“四人帮”，早就酝酿过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加以罢免，无奈有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世，连九届二中全会上200多名中央委员对“上海帮”义愤填膺的谴责都可以被一人推翻：
“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动用了一个现代政党少见的非常手段：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为旗帜，以叶剑英的军方力量为背景，由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出面，对一名中央副主席、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先行“隔离审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对“四人帮”的废黜。这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党性极强的陈云，本希望通过中央全会摊牌表决的方式罢免“四人帮”，但仔细研究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构成，觉得中央委员中“文革”“造反派”不少，“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又掌握全部宣传工具，付诸表决没有完全的把握。经过反复思考，陈云才让王震转告叶剑英：
“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提起法律诉讼后，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的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最后，大多数同志接受了陈云的意见，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
这位当初支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抓捕的老共产党人用心良苦。陈云衷心希望的，是建立起一套“四人帮”所蔑视和践踏的党内斗争、权力交替的规则、程序和政治伦理，并立即开始实行，就从“国人皆曰可杀”的“四人帮”身上实行。
历史应当记住从1977年开始的那段不平反的岁月，记住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记住以党内理论务虚会为代表的新闻宣传界，记住以民办杂志和墙面为媒介的民间启蒙者，也要记住华国锋在“十一大”上所作的“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宣示。从1977年到1981年，党内、社会上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政策主张的人，将展开一场公开的思想和政策辩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规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透明度。
“二 胡”
“文革”后期，在北京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两位赋闲的高级干部在候诊的长椅上闲谈起来。一位是人民日报“文革”前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一位是第八届中央委员、团中央前第一书记胡耀邦。
“文革”前，他们就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谈。直到“文革”爆发，两人同时成为“黑帮”被批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沉浮感慨良多，在协和医院偶然相逢，彼此产生共鸣，有了几次“亲切的谈话”。凑巧的是，胡耀邦夫人李昭、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在“文革”前还是同事，同在北京市纺织局做副局长。于是，胡绩伟夫妻经常到胡耀邦家做客，直接走进卧室聊天。
1977年初，胡绩伟和胡耀邦相继被华国锋看中。
粉碎“四人帮”后奉命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在稳定报社局面后，即向中央提出，由老报人胡绩伟出任总编辑，自己甘愿做副总编辑。1977年1月，华国锋亲自找胡绩伟谈话，当胡绩伟表示工作压力大时，华国锋激将说：
“难道你连那位草包总编辑还不如吗?”
华国锋很快就会知道又一位四川“小个子”胡绩伟的能量。
1977年3月，华国锋想起了老部下、同样做过湘潭地委书记的胡耀邦。加上叶剑英的推荐，胡耀邦来到刚刚恢复的中央党校，做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一回，华国锋可是彻底看走了眼。胡耀邦走马上任后，立即以政治家的非凡胆识，毅然发起一场席卷全党的理论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而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紧跟其后，配合默契，与胡耀邦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胡耀邦只是一名中央委员，管不了宣传口。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与胡绩伟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就是因为“志同道合”。
这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罕见的现象，党员、党的分支机构通过共同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声气相求，在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宣传和辩论，努力影响党的决策。“二胡”携手，衷心地服膺“文革”后硕果仅存、众望所归的邓小平，自觉地为王前驱。
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西北角，人民日报先在市中心王府井、后搬迁到东南隅金台西路，与中央党校遥相呼应。很多富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西北角的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轰响振聋发聩的春雷。
在盘根错节的上层没有班底的华国锋想不到，在粉碎“四人帮”后自主选择或者接受推荐安排的两个重要干部，竟然成为挑战他权威的急先锋。胡耀邦与胡绩伟联手，以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为大本营，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领导和支持下，向“两个凡是”发起总攻，借助舆论的力量，最后诉诸党内和人大会议的程序化运作，把华国锋从党政军三个一把手的位置上拉下马。
自从中共成为执政党，这将是第一次通过党内思想和政策的自由大辩论，改变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权力架构，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将是中共党史上、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上的一场“完美风暴”。
(18，党报)
蚌病成珠
1977年1月，胡绩伟就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时候，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杨尚昆、彭真、薄一波、习仲勋等人的冤案没有平反，“文革”前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艺批评家胡风等人还关在狱中。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局曙光初现，但晨雾满天，前途还是一片混沌。
2月7日“两报一刊”署名的“两个凡是”社论见报前，“两报”当事人在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碰面，《解放军报》副社长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
“‘两报一刊’，你们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他摇摇头，痛苦地说：
“如此说来，上边交发的，这次我们又贪天之功了。”
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也私下对人表示：
“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固执地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凡是派”，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这样的中央直属机构都说服不了，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极左路线的苦头。
拿人民日报来说，老总编邓拓在中共中央“5·16通知”的第二天就自杀了;比邓拓更早的社长、上世纪30年代潇洒闯荡中国西北角的范长江多活了几年，1970年10月在河南投井自尽;范长江在《大公报》的同事、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自杀得更早。1957年“反右”，昨日的同事一夜醒来就成了敌人，让没见过这阵势的杨刚神经高度紧张，加上一场车祸后的脑震荡，不能正常上班，终于一了百了。当时的国际部编辑蒋元椿说：
“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
“她是心碎而死的。她丧失了忘我劳动的工作能力，现在又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希望，她堕入了绝望的深渊。”
比杨刚更早遭遇不幸的，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诗人徐放，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入狱，后被遣返辽阳农村务农。好在这条东北汉子生命力顽强，熬到了1979年重见天日、回到人民日报的那一天。徐放是博主一位同学的研究生导师，记得他给同学写过“志存高远”的条幅。短短4个字，看得出诗人落难24年间苏武牧羊般苦持的操守和坚忍。
更不要说“反右”运动中“批量处理”的32名右派。其中，有位湖北籍女记者刘衡(著名网友“不锈钢老鼠”的祖母)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干校”的“造反派”扬言再不认罪就将她活埋，拿起铁锹，把她绑到村边的荒地上，以死恐吓，刘衡还是决不松口。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没想到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
刘衡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但在“反右”30年的今天，对于1957年难友们的命运依然耿耿于怀。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在个人网站“直立行走的水”上写道，“文革”后——
“《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分子(帽子)全部一风吹，但很凄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死者长已矣。人民日报在这样的磨难中重新站了起来，顾不上抚伤舔痕，就投入到党和国家的复苏与重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在“中国鄂州”网上，当地记者这样描述刘衡平反后第一次到家乡采访的情形：
“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
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像刘衡这样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果敢、他们的彻悟，是苦难的岁月赐给人民日报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人民日报的财富，也是跌跌撞撞走过这么多坎坷的党洗心革面、重整旗鼓的希望所在。
大家风范
胡绩伟升任总编辑的1977年，刚过60岁，正是一个报人钻石般的年华。他1937年入党，1939年到达延安，主编的《边区群众报》受到毛泽东表扬。解放后胡绩伟留在西北，是西安《群众日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他来到人民日报，很快当上常务副总编。
胡绩伟回忆说，“文革”前自己纯粹是一名“技术官僚”——
我几乎是埋在稿子堆里度过了14年的光阴。值夜班，看大样，每天神经紧张地等待着党中央和中央各部门的电话，不知当天的报纸会出什么纰漏，会挨什么训斥。如果哪一天早晨电话没有来，说明这天的报纸“平安无事”，我才能放心睡一会。
“文革”一来，胡绩伟靠边站，劳动锻炼五六年。在报社，他擦拭过印刷车间的机器，打扫过编辑部大楼的便池;在“五七干校”，住过窝棚，每天和泥担土，砌砖铺瓦，倒也能吃能睡，并不觉得日子比做副总编值夜班难过。林彪倒台后，胡绩伟有过短暂的“解放”，做了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但还没喘口气，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反“左”惹祸，胡绩伟成为人民日报“一股邪气”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再次挨批。
粉碎“四人帮”后，胡绩伟开始深入地思考多年来“党的路线偏差”，痛心疾首地意识到：
“《人民日报》完全作为党的驯服工具，结果错上加错。”
经过“一小段摸索、徘徊”以后，胡绩伟下决心领导人民日报，“根据党的指导思想，过去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优良传统”，自主辨别上层“不同意见的是非”。在当时主导中央决策的“凡是”派之外，大胆反映暂时处于非主流派的“党的元老和老革命家的正确观点和正确主张”，像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耿飙、罗瑞卿的意见，更直接听从胡耀邦的指点和谋划。
胡绩伟做总编辑后，积极游说老战友秦川加盟人民日报。比胡绩伟小3岁的秦川，入党时间比老胡绩伟还要早一年，抗日战争前夕进入延安，17岁就参加党刊编委会。从那时起，秦川作为西北局宣传部派来联系《边区群众报》的代表，与胡绩伟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相知与合作。延安整风期间，他向边区党委反映情况，制止了整肃胡绩伟和《边区群众报》的企图。1949年，秦川与胡绩伟同时随解放大军进入西安，仍在西北局宣传处工作，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局长，再次与胡绩伟建立起业务联系。
秦川比胡绩伟晚几个月调入北京，在中宣部做处长。在胡绩伟的印象里：
“秦川对中央，特别是中央宣传部的内部情况比我了解得快，也更详细。他常到各地作比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对下情也了解得更广更深，因而对于我党的左倾顽症，他比我认识得清楚，觉悟得更早。”
胡绩伟记得，秦川私下谈过毛刘周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冒进”等问题上的分歧。当毛泽东早早抛弃新民主主义路线、转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时，秦川就已感到这是“偏激”。“大跃进”时，秦川到四川等省实地调查，回来后向胡绩伟谈起天府之国民穷财尽饿死人的惨状，以及李井泉到四川主政后残酷整人的情况。秦川据此向中央递交调查报告，揭露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批评中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警告这种“主观主义也会亡党亡国”。秦川被康生盯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胡绩伟“文革”被批斗早了7年。
粉碎“四人帮”后，秦川找到胡耀邦家中诉冤。后经华国锋和4位中央副主席圈阅批准，在迟浩田离开人民日报后，秦川于1977年11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编辑，正式成为胡绩伟的助手。1982年4月，胡绩伟改任社长，秦川接任总编辑。1983年11月，胡绩伟辞职，秦川接任社长，直到1985年12月免职。
这对从延安时期结识的老战友第三次走到了一起。胡绩伟看似文弱书生，好静不好动，认真细腻，生性固执;而秦川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粗中有细，喜欢运动，交游广阔。胡绩伟主内，兢兢业业扑在版面上，谋篇布局煞费苦心;秦川主外，出入中央各部委，周旋于老同志们中间，一旦报社宣传上捅了漏子、出了问题就出面“擦屁股”。两人在近9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的历史关头，主导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成为党的新闻史上一对呼风唤雨、光彩熠熠的“双子星座”。
曾蒙毛泽东赏识又遭贬斥的王若水，也在1977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长期分管评论部、理论部和文艺部，直到1983年被撤职。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前，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文宣、理论和文学艺术3个领域的风吹草动，经常是国家大政方针、政坛力量对比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风向标。而王若水和他分管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理论部、文艺部，是三领域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搏击大风大浪的海燕，是改革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舱石。
胡绩伟、秦川和王若水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人民日报的灵魂人物，3位社领导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改革创新精神。他们从毛刘周朱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麾下起步办报，曾经服膺老一辈领袖的人格魔力，也逐步洞察了老一辈领袖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从党的蹉跎、民族的血泪中抬起头来，对于毛泽东身后过渡式的政治人物和政策主张，冷峻地落下审视的眼光，不再诚惶诚恐，也不会亦步亦趋。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在这场历史性的大辩论中，人民日报的“器官”全面觉醒，不再甘心单纯做执政当局的“喉舌”，决心同时成为党的“耳目”、民族的“大脑”，僵滞多年的热血开始奔涌。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和人民日报的同仁，不计个人仕途的毁誉得失，唯真理是从，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依然是共产党员的那种大无畏。从胡绩伟这代报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办报”的磊落人格、大家风范。
一时之选
在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携手之前，稍早些时候，胡耀邦已在中央党校组建“理论动态组”，成员包括吴江、孙长江、阮铭等，1977年7月15日推出一本小小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当个排头兵”，认真梳理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编辑和最后定稿，直到胡耀邦不再兼任中央党校职务，《理论动态》一共编印了345期。这份《理论动态》成了这个时期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宣传创意的重要源头。
与此同时，胡绩伟和秦川也着手调整、充实人民日报的团队。
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李庄，1940年入党，参与了人民日报的创建。“文革”一开始，在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李庄对文字有所删节，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批斗。粉碎“四人帮”前，李庄谨言慎行、胆小怕事;“文革”后，人民日报同仁惊喜地发现，李庄胆子变大了，变得敢于负责了。李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农村改革报道中，任劳任怨，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细致繁琐的工作。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保育钧感慨地说：
“当今中国新闻界，经历、见识如李庄那么丰富多彩的老记者、老报人不多;在人民日报历史上，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最后从总编辑位置上安全着陆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仅李庄一人。”
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原名梁达，全家都比他更有名。妻子谌容是位作家，代表作《人到中年》赢得过很多人的眼泪;小儿梁天是逗人喜爱的小眼睛演员;大儿梁左、女儿梁欢是《我爱我家》编剧，开中国“情景喜剧”之先河;梁左还与姜昆合作编写过《虎口遐想》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但一般人不了解的是，范荣康这位1946年的党员，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亲历和介入程度要比文艺界的家人深厚得多。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交通评论，“文革”中的“两报一刊社论”，到“文革”后的刘少奇平反社论，范荣康是党报时评的常青树。他出手极快，新闻嗅觉敏锐，政策分寸感强，从评论部编辑、主任，一直做到分管评论部的副总编。“文革”前毛泽东曾亲自命题、老范执笔;“文革”中参与写作“两报一刊”社论无数，审阅定稿的先是陈伯达、康生，后来换成姚文元、张春桥;“文革”后范荣康的署名评论寥寥无几，但策划和改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宣传评论汗牛充栋。
80年代进入人民日报的记者袁晞怀着崇敬的口吻说：
“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
作为评论员的老范从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中，对中国政坛洞若观火，应对如火纯青。每当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被哪位老同志批评，往往由老范出面写出检讨。据说，这些不为常人所知的检讨，与那些家喻户晓的评论一样精彩。
理论部主任何匡，解放初期做过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人称“老何匡”。何匡编审稿件有个“绝活”，通常只删不增，对别人的文章从不妄加一字，但经他一改，字数比原稿少了一些，文章却大为增色。性格倔强甚至有些傲气的胡绩伟，对“老何匡”却非常尊重，只要是何匡经手的文章就不必再改。七八十年代之交郭罗基等人的文章见报后洛阳纸贵，发表前都有何匡的一番心血。
王若水、何匡时期的理论部，不管是什么高级干部的来稿，都敢退、敢改，文章的真理含量、理论创新含量是取舍的唯一标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登一篇小文章，比在新闻版发一篇长通讯困难得多。这一“退”一“改”，奠定了人民日报理论版在中国理论界的崇高地位。
文艺部主任袁鹰，就是前几年因为《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引起关注的老作家。博主在中学时就从语文书上读过他的散文《井冈翠竹》。袁鹰原名田钟洛，1945年的党员，1952年进人民日报。“文革”前，袁鹰曾把自己积蓄的8000多元稿费，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报社党组织。
袁鹰的文艺部同事缪俊杰感慨地说：
“8000多元，现在只是那些‘贪官’的一顿饭钱，但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啊。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我那时12年全部工资的总和。以当时的物价足可以买一套房子。有位青年作家，以6000元稿费就买了一所四合院。”
袁鹰在文艺部做了11年副主任、10年主任，与冰心、夏衍等文艺大家平等对话，对文艺界拨乱反正贡献不菲。
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今天的年轻人都知道她的女儿李银河(性学专家)和女婿王小波(作家)。这位“三八式”的老干部，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毕业后奔赴延安，后来在太行山长期做农村工作。人民日报的老人都记得她进城后，依然穿一件带襟的棉衣，还是从前乡下的发式，在机关大院休息时安详地织着毛衣，一个地道的“工农化”知识分子的形象。“文革”中江青炮制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小靳庄经验，鼓吹农民唱歌、跳舞、写诗。李克林从小靳庄参观回来一言不发，同事悄悄问她小靳庄到底怎么样，她冷冷地说：
“唱歌跳舞能多打粮食?”
博主在80年代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包产到户的功劳，一半归中央，一半要归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内部，一半归胡绩伟，一半要归李克林。”
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李克林所领导的农村部为“文革”后推广农村生产责任制所做的大量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为突破“左”的“围追堵截”所付出的巨大勇气，可见一斑。
机动记者刘宾雁，人高马大的东北汉子，1944年的党员，1956年发表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揭露官僚主义，引起强烈反响。一年后，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岗位上，被毛泽东亲口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进入人民日报，直到1987年被再次清除出党，他干预现实、锋芒犀利的批评报道，成为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其流行价值相当于今天的小品)代表人物。
博主记得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刘老师的两次讲话：在复旦大学告诫说，要“关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其经验教训与中国当代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人民日报研究生课堂上，老刘更讲过一段豪气干云的话：
“人生在世，不能白来这一趟，要在地球上留下点痕迹……”
文化界世外高人钱钟书破例手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条幅赠宾雁，还罕见地说了一句动感情的话：
“我们平常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只有他当得起!”
像刘宾雁这样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从外单位和外地物色了一批，包括舒展、陈敏、萧荻、王艾生、吴元富等。
原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在“文革”中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当地迟迟不肯为他们平反，秦川作了不少工作，终于征得当地同意，先调进人民日报，再由人民日报出面为他们伸张正义，两人都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
这一时期调入人民日报的其他知名编辑、记者，还有商恺、王飞、姚力文、陈勇进、田流、张南舍、林里等。
同时，胡绩伟和秦川加紧为报社内部因为政治运动蒙冤的同志平反，把过去因种种原因离开报社的老记者刘时平、蒋如芝、林钢、吕建中、高粮、蓝翎、沈同衡、孙乃、李右、赵克惠、赵恒良等都请了回来。
人民日报还有更多普通的记者、编辑，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价值观，包括新闻要反映现实又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党的政策宣传和考察并重，等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人民日报的政治领导层多变，新闻业务层却长期保持基本稳定。对此，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分析出两条原因：
“坏人、好人都想利用《人民日报》，不愿意把它搞垮。”
“人民日报的‘革命’和业务基本是两套班子，多数时间以后者为主，因为它的业务‘通天’。”
这种“通天”的业务，要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传媒专业技巧，需要经验积累，也需要有点才气。因此，即使喜欢“大破大立”如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期间也不得不表态说：
“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文革”爆发后，外来的“革命”力量，像“中央工作组记者团”、“首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社外红卫兵、首都红卫兵驻报社工作小组、“学习组”纷至沓来。1968年“中央文革”派来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峰时超过400人，每个队员“宣传”报社两个多人，但他们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管“革命”，不管宣传，基本上不干预报社的宣传业务。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很多老干部也宁愿留在业务层。他们相信：
“做记者，是写稿的，不是做官的。”
有的记者行政级别到11级，还喜欢长年在外面采访奔波。他们以采写新闻为天职，不愿意丢下自己写作的“蓝笔”，捡起新闻官编稿的“红笔”。
李庄认为，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使得人民日报尽管处在党内斗争的风暴旋涡，却能把一支参加工作多年、熟悉党的新闻传统的中年干部保存下来;使人民日报在那种舆论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对“文革”后人民日报迅速复苏起了决定性作用。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日报，群星灿烂。经过“反右”、“文革”等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批饱经风霜的老党员、老报人劫后余生，他们的价值取向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他们是新中国几十年政治动荡的幸存者和观察家，乱世藏智者，愤怒出诗人。他们用多年苦难积淀的智慧，命运沉浮没有消磨的勇气，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党和国家的大变革、中国人民的大觉醒中打下了人民日报的鲜明烙印。从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到推广农村生产责任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真诚地质疑教条，大胆地挑战权威。
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团队此时所做的工作就时8个字——
“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1978年夏，由胡乔木提议，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合作，在人民日报社9号楼创办新闻系，招收新闻研究生，全盛期在读生多达200人。人民日报社领导带头讲课，胡绩伟讲拨乱反正，范荣康讲新闻评论学，刘宾雁讲报告文学，钟立群讲版面设计，报社近百名资深报人参与执教。研究生也大多具有新闻工作实际经验，又经过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训练，淬火磨砺，终成大器。9号楼3年熏陶，走出了后来的人民日报社长、副总编、国内政治部主任、教科文部主任、两任经济部主任、两任国际部主任、传媒上市公司董事长等。
胡乔木这位党内老资格的文化人，对于新闻研究生的培养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给8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和整个中国北部新闻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后续力量。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
“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秦川把这句话记住了二十年。我想，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19，胡耀邦)
“赶快放人”
胡绩伟和胡耀邦从“文革”末年协和医院候诊长椅上的沟通对话，耀邦卧室加深的相知相契，到1977年下半年开始发力，党报正式传出“二胡”悠扬激越的旋律。
“二胡”合奏的第一乐章，就是推动平反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与人民日报这块党内必争之地不同，中央党校本是一个比较超脱的地方。胡耀邦到党校主持工作后，在西郊一隅眺望全国，眼看几十年政治运动伤亡惨重，党内人才凋零，全社会万马齐喑，冤狱遍布国中。此时已有48年党龄的胡耀邦，对这个经济上濒临崩溃、政治上濒临破产的党忧心如焚。
党内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任何全国人大罢免和法律批捕手续，就失去人身自由。在刘少奇最后的岁月里，他光着身子裹在棉被里被从北京押解到开封，不到一个月孤零零死在那里。尸体装在一辆戛斯69吉普车里送往火葬场，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嘴巴和鼻子变形，下颌一片淤血，白发足有一尺长。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只因给党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遭撤职查办，“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打伤肺部、当场昏迷。1967年在北师大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同时被批斗，直到7年后死去夫妻再也没能见上一面。1974年，监禁中的彭德怀直肠癌到了晚期。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载了这个不忍卒读的场面：
“他在牢房里踱来踱去，常常自言自语，嘴唇不住地颤抖。有时他坐在床上，静静地出神，有时他挥舞着双手唱歌发笑，有时突然火山爆发，高喊吼叫，把牢房都震得嗡嗡响……”
彭德怀对获准探监的唯一亲人、侄女悲愤地表示：
“我留着这条命，就是尽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
明知此生无望，彭总还是割舍不下对党的一份留恋，他对伏身痛哭的侄女说：
“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们这个党呀……”
“文革”前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文革”一来第一个被整肃，愤然跳下3楼以死抗议，摔断双腿、肋骨骨折，还被装在箩筐里到处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3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箩筐里的罗瑞卿看见妻子郝治平被人撕扯着头发押上主席台，对着造反派的照相机低下了头，大将怒目圆睁，对妻子大吼一声：
“抬起头来，让他们照!”
“文革”前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文革”中成为“61人叛徒集团”的代表人物。经周恩来安排，薄一波到广州疗养避祸。李富春副总理眼看北京“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抄家揪斗不可一世，急忙拍电报警告他“千万不要回北京”。没想到，北京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南下，还是在广州疗养院找到了薄一波，冲过去把这位65岁的副总理推倒在地。情急之下，薄一波连呼：
“董老，董老!”
住在隔壁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拄着拐杖赶过来，从薄一波手里接过他保存的中央内部文件，一句话也不好说，掉头就走，为他亲手参与创建的这个党沦落到这番境地而老泪纵横。
薄一波匆忙中看了妻子胡明一眼，就被推上汽车，解来北京。一年后，胡明在押解回京的火车上自杀身亡，3个孩子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在狱中从18岁长到23岁。
还有更多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人，更早地陷入更悲惨的境地。1957年，《新湖南报》编辑黄德瑜被打成“右派”，在一次批斗会后万念俱灰，安排妻儿出门走亲戚。真是神差鬼使，小儿选儿忽然为了什么事儿返回家里，只见爸爸坐在桌前，没有开电灯，记不清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黄德瑜招呼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年幼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母亲。第二天母子回到报社宿舍，黄德瑜不见了，皮鞋留在床前。抽屉里留下一张纸条，选儿长大后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句话：
“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
据熟人回忆，黄德瑜离开报社大院时只穿着短裤和拖鞋，那年他33岁。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不堪其辱，也不堪重负，终于选择了离家出走，人间蒸发。直到“文革”后为“右派”改正，他依然杳无音信，是死是活，苍天无语。
没了父亲，选儿一度被寄养在农民家里，高中毕业后学校的政审意见是——
“此生高考应不予录取。”
这是比政要权贵的大起大落更悲凉而无声的命运。
人民日报记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同卫戍区战士一道采访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杀人事件。林晰回忆说：
“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在“阶级仇恨”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
“奶奶，迷眼。”
无望的老人安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一个自古信奉“和为贵”的民族，首都近郊，怎么会忽然变成了野蛮部落?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林晰同卫戍区带队的处长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同行的一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林晰和处长也不敢同他进行辩论，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
“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恢复职务。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大量冤案还没有平反，被迫害至死的、苟活人世的、牵连亲友的不计其数。就在胡耀邦主政的中央党校，后来予以销毁的“诬陷不实”材料竟重达360斤!当时的中国，用胡耀邦后来的话说——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
1977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叶剑英副主席一年后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了一个大概数字：
“‘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披露：
十年“文革”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被立案审查的，占副部级、副省级以上干部总数的75%。
“反右”运动中，公职人员被打成“右派”至少55.28万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8%。这还不包括未进入公职人员序列的大学生、中学生、私营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每个人牵连10人计，不下600万人从1957年到1979年受尽歧视。
解放以来，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中国人3000万，连带他们的亲属朋友约2亿人，成了“难以信任的人”。
在如此众多的公民和执政党成员辗转沟壑的时候，少数人还在强词夺理地强化专政机器和独裁理念。1968年3月，“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对8个专案组发表讲话，以上海滩女演员煞有介事的豪气宣示：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个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文革”中毛泽东路过河南，问起他的“老朋友”、地委书记纪登奎挨斗了没有。纪登奎说挨过“喷气式”批斗，毛泽东一听乐了，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满堂陪笑。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讲述“文革”众多冤案的时候，耐人寻味地引用了两首毛泽东词语，探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冷眼向洋看世界……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对于西方媒体与纳粹和波尔布特所作所为并称为20世纪三大“人祸”的“文化大革命”，这位美国老牌记者不动声色地写道：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
“文革”结束后，信奉法家暴政的“四人帮”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一个深藏不露的“迫害狂”康生还继续享有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哀荣，但他的阴魂开始不得安生。不断有一些惨遭迫害的干部家属乘工作人员不备，悄悄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盒上愤然打上一个一个×，有的还往上面吐口水。
然而，在中南海，“康办”余部、当年“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身边人，还在把持中组部和中央专案组，继续一条“扫除一切害人虫”、四面为敌的匹夫政策。据中央党校教员沈宝祥回忆，胡耀邦曾经着急地说：
“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
在“中办”、“康办”势力如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胡耀邦挺身而出，决心解万民于倒悬。他从中央党校发声，以人民日报为杠杆，发动了一场对历次政治运动冤狱苦主的大解救。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猛攻继承康生遗风的组织部门，因为在当时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组织部门可以任意定夺广大干部、党员、公职人员的毁誉与生死。胡耀邦试图从组织部门和干部政策、人才政策入手，努力唤醒党的良知，恢复社会公正，重整中南海的权力基础和社会资源。
石破天惊
这年7月，胡耀邦把教研室的杨逢春、叶杨、陈中3位中青年教员请到办公室。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耀邦用两个半天的时间，谈了自己的思路：
“父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主义猖獗，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谈起，直谈到党要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工作。”
胡耀邦布置杨逢春等人写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与胡绩伟商定，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出这篇文章。胡耀邦动情地说：
“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初稿出来后，胡耀邦与作者字斟句酌，后期人民日报编辑也参与进来，前后修改多达17次，既把道理说透彻，又“洗磨可能刺人的棱角，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李庄语)。为安全起见，文章引用党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
“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客观地说，“十一大”为老干部说了不少公道话，否定了“四人帮”关于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荒唐判断。但华国锋不肯鲜明地提出“冤假错案”的问题，不敢正视“诬蔑不实之词”不限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相反，华国锋还要求受过审查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非人折磨，人们已经不能容忍这种貌似折中的强盗逻辑、犬儒哲学。
胡耀邦布置的这篇文章，义正词严地谴责多年政治运动“视干部的政治生命为草芥”，反映出党内健康力量对党的历史的道德内疚和深刻反省：
“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残酷迫害干部的罪行，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干部审查工作中玩弄了很多花招，搞了很多阴谋：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故设立专案，把审查对象当作敌人来搞，并美其名曰‘有敌情观念’;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搞逼供信，甚至伪造证据;在干部的档案中随便塞放虚假材料，害了干部本人，也害了干部亲属子女。有些干部的问题已经查清，还故意刁难，不作结论，长期挂起来，不予解放。”
文章大声疾呼党的干部政策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赶紧落实，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工作很不得力”。胡绩伟把报社拼好的版样送给胡耀邦，耀邦说：
“再等一等。”
胡耀邦以敏锐的政局洞察力和惊人的耐心捕捉战机，胡绩伟回忆说：
“一天一天地等，一月一月地等，等到1977年10月7日这一天，为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耀邦同志才下决心登出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10月6日下午，人民日报“编前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明天发表，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
10月7日，千百万中国人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这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一个月内，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向报社，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支持和感激之情。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视怀疑人、整人为组织的使命，整人有理、挨整的有罪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胡耀邦石破天惊般大呼一声：整人无理，整人有罪!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高扬人道价值，痛切陈词要尊重党员、尊重干部、尊重人，要求把这个被颠倒的“大是大非”纠正过来。这体现了现代政治家的人道关怀，更需要老革命不惧权贵的大智大勇。
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给人民日报发来的长篇电报中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大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众多老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真切地感受到党内健康力量拨乱反正、改革政治体制的勇气和崛起的努力。从这一天起，党心、民心通过人民日报，向胡耀邦、邓小平为代表的、正在奋力主导政局的改革力量靠拢、聚集。
然而，也有一些人很不高兴。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文章见报那天大清早，中组部长郭玉峰从电台里听到文章摘要，恨恨地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
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
“大毒草，大毒草!”
郭玉峰还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汪东兴副主席看过这篇文章，认为是一篇错误文章——
“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
很多省市对党内和民间落实干部政策的呼声充耳不闻，顶着不办。
“前任首长”
中组部大院内，以老干部党支部为核心，“文革”前的老干部们纷纷给冥顽不化的郭部长贴出大字报提意见。大字报贴了被揭掉，揭了再贴，群情激愤，愈演愈烈。大字报扬言：
“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一捆一捆被揭下来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受到刚刚出任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的秦川热情接待。
秦川本人就是冤假错案的早期受难者，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赶上全国性的大饥荒，瘦得只剩96斤。康生恶狠狠地说过：“10个钱伟长也不换一个秦川”。1964年，秦川被允许离开中宣部“自谋出路”，打电话向新组建的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求援，谷牧当场敲定，让秦川到政治部当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赶到谷牧处质问：“为什么要收留秦川?!”
秦川“文革”后通过在耀邦家申诉冤情的那次谈话，与胡耀邦废止党内整人制度的思路产生了强烈共鸣。当时，胡耀邦一边请秦川喝光夫人李昭烹饪的一碗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到人民日报后，秦川就催促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加班处理这篇文章的读者来信，编成《情况汇编》，报送中央。收到中组部老干部的大字报，秦川与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安岗一道，嘱咐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在《情况汇编》刊登，并专送叶剑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一份。内参的题目就起得很不寻常，人民日报社自身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却敢于以轻蔑的笔调揭露一个现任中央委员兼中组部长——
《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新华社著名“右派”戴煌深情地说，这句话——
“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这天晚上，胡耀邦约请中央党校的文章作者杨逢春等人与人民日报几位同志到家里来座谈。据满妹回忆，胡耀邦听了外界对文章的反应，朗声笑道：
“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
耀邦充满自信地策划部署下一波宣传攻势：
“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胡耀邦拟出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要求直接挑明落实干部政策的障碍，在于“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客人告辞时，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话勉励党校同事，也勉励人民日报：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个星期后，杨逢春把文章写出来，胡耀邦逐字逐句审阅，与他一道修改到深夜。人民日报这次胆子更大，11月27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出。文章直言不讳地批评组织部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拖延给干部作出审查结论和分配工作，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属于“帮气很重”。
经与中央党校商量，第二篇文章作者署名为“本报评论员”，表明了人民日报奋不顾身铁了心追随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大无畏地挑战中组部长和他背后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他们的“前任首长”。
这是第二篇文章引起最大争议的段落：
“有的地区和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认为错误结论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弄错了，也不下决心予以纠正，对那些不实之词和虚假材料也不肯推翻。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领导机关的威信，或者‘前任首长’的威信，决不是靠文过饰非所能建立起来的。”
文章见报后，有人勃然大怒，质问人民日报：
“‘前任首长’说的是谁?!”
人民日报拒绝作出解释。
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同时发表5封读者来信《不能无动于衷》、《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等，揭露说：
“有的单位还由‘四人帮’安插的黑钉子把持着组织人事部门，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阻力还很大。
有些同志的错误的结论是当时的所谓‘组织’作出的，可是今天这些组织还是由原来的那些人所掌握，他们那会痛痛快快重新作出结论呢?”
汪东兴副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是不改其自居正统、指手画脚的习惯，指责人民日报和胡耀邦说：
“对干部问题的批评，只讲了一面，只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利用文章来出气。”
但这位“文革”和毛泽东的卫道士已是螳臂当车。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表示：
“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
12月10日，郭玉峰灰溜溜地离开中组部。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举荐下，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长。
“两个不管”
1978年1月，中组部收到的诉苦信就装了六个麻包。各地直接写给胡耀邦部长要求平反的信，有时一天多达500封。每天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中组部迅速转变为胡耀邦所要求的“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连胡耀邦夫人李昭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最多的时候每天也能收到近300封告状信，不少寄信人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尽快把信件分门别类转呈有关单位。
人民日报紧锣密鼓配合胡耀邦整顿全国组织系统。1978年1月，针对辽宁铁岭地委、广西百色地委整顿改造组织工作的典型报道，两次发表评论《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两篇评论要求组织部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党性强、公道、正派的同志手中，要“使一切受到“四人帮”打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真正获得解放”，积案“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不能对干部的疾苦漠然置之。
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去“走资派”帽子，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新闻，人民日报却郑重其事地配发评论员文章，为的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给全党发出拨乱反正的有力信号。
新华社长篇通讯反映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认真清理审干遗留问题，人民日报在头版浓墨重彩标出3行通栏标题：
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
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1978年6月，汪东兴对胡耀邦这样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
“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
“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然而，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会议文件中删掉了胡耀邦的这句话。人民日报就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11月15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帮助把耀邦讲话精神传布全党、全国：
“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评论员文章直接以毛泽东批过的一份错误文件为例，表示：
“如果我们明知文件有错也不予澄清，不加纠正……这决不是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而只能是相反。”
“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找报社“负责人”接听。电话转到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如实回答：
“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
“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
“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
“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
“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右派”诗人邵燕祥回望70年代末这场围绕冤假错案的大辩论，无限感慨地说：
“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中国有幸，从走过长征的一代老革命中，在为人民的肚皮“鼓与呼”的彭德怀之后，又出了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和尊严“鼓与呼”的胡耀邦。有这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领导人坐镇中组部，迅速揭开了中国史上、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曲折坎坷历史的苦难结晶和艰难自赎。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路过浏阳，毛泽东在文家市学校草坪上对红军战士鼓动说：
“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
当时12岁的胡耀邦和表哥杨勇一道，爬到学校围墙上观看毛泽东的演说。2年后胡耀邦加入共产党，次年又参加了红军。文家市学校草坪上的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围墙上这个不起眼的“小石头”在他身后，凝聚党心民意，砸碎了他精心打造的阶级斗争这只“大水缸”。
胡绩伟按耐不住对人民日报领路人胡耀邦的敬佩之情：
“平反了堆积如山的冤案，洗雪了漫山遍野的冤魂。胡耀邦同志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他的声望比‘包青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20，翻案)
泪湿天下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接到《诗刊》副主编柯岩电话，希望来她家里见一位朋友，有些事要谈。缪俊杰赶到柯岩家，只见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低着头坐在那里，眼里闪着泪花。
柯岩介绍说，她是陶铸的女儿，叫陶斯亮。“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都知道“刘邓陶”，陶铸是“文革”高潮中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被江青的“中央文革”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969年死于流放地合肥，此时尚未平反。
柯岩告诉缪俊杰，陶斯亮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不知道人民日报敢不敢发表。陶斯亮噙着眼泪开始念信：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
陶铸被迫害至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陶斯亮每年在父亲的祭日，只能悄悄套个黑袖章，躲在无人处流泪祭奠。到了1978年，不断有陶铸生前的战友给陶斯亮和母亲曾志通风报信，说陈云等党内高层如何为陶铸仗义执言。陶斯亮开始到处投递材料、申诉冤情，同时她想到了党中央机关报。
对于陶铸的冤案，《人民日报》曾参与罗织罪名，1967年9月8日奉命刊登姚文元撰写、毛泽东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宣判陶铸是“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让陶铸至死不得翻身。在“文革”后党中央一时难以作出正式平反决定的情况下，如能通过人民日报，倾诉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还原冤案的事实真相，不失为一个曲折而有效的补救办法。
做医生的陶斯亮，在病历纸的反面开始给死去的父亲写信，字字血，声声泪。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贺敬之的妻子柯岩流着眼泪，帮助她剪裁、润色了一整天。
缪俊杰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回到报社，直接向胡绩伟总编辑做了汇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也表示支持。胡绩伟私下请示了胡耀邦，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1978年的政坛最忙碌的角色，操持全国形形色色冤假错案的批量平反昭雪工作，答复胡绩伟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尽管陶铸一案由毛泽东主席钦定，报社和文艺部两级领导还是抛开顾虑，一致同意尽快发表这封信。缪俊杰谈起这段往事，不无自豪地说：
“既然耀邦让我们自己定，我们就敢定!”
于是，胡绩伟拍板，副总编辑李庄签字发排。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一周，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连载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无数中国人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普通民众惊讶地发现，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高层竟然也跟自己和身边人群一样，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陶斯亮在信中记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生活细节，比如软禁中的陶铸得知女儿恋爱，思前想后，给小伙子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受审查的情况和女儿的优缺点——
“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
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
在得到小伙子对爱情忠贞不悔的明确答复后，陶铸兴奋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给未来的女婿准备点礼物：
“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
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
陶斯亮很快被逼远赴青海、甘肃，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面。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和妻子两个选择：
夫妻同去合肥，与女儿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
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面对如此残忍的选择，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从北京动身的那一刻，这对四十多年的夫妻彼此心里都明白到了最后的诀别——
“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历来以“钢铁炼成”自居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钢铁制裁下躯体变得不堪一击，内心却依然坚不可摧。陶铸孤身一人流放到合肥43天后，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人民日报帮助一个高干子弟发出了鸣冤叫屈的信件，同时给沉沉苦海中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报社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表达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对“四人帮”等专制势力的极大愤慨，对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
网友“夜夜笙歌”1978年还是个中学生，在网上回忆同学们传阅陶斯亮文章的情形：
“整整一大版，看的同学大部分都哭了。我看了好几遍，看一遍哭一次。之前我也看过许多书许多报，里边有英雄人物，但都没有像这篇文章那样打动我的心。”
读者来信之多，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复《深深的感谢》，描述自己的心情——
“我就像是一个胸中积满了感情，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呼喊了一声的人，自己却被那从千山万壑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惊呆了，我那一声呼唤与这天地间的轰鸣相比，只不过是一声小小的呐喊!”
一星期后，历史性的“三中全会”开幕，中央正式卸下陶铸、彭德怀尸骨上的枷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党和民间没有异议地一致赞同。
读过、听过陶斯亮这封信的人，从陶铸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磊落人格、“松树的风格”。陶铸蒙冤的原因很简单：不肯答应江青的要求，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打头炮。陶铸佩服邓小平的政治才干，“文革”前曾在党代会上公开说过：
“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文革”中陶铸悄悄对曾志表示：
“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在政治局生活会上，陶铸一杯接一杯喝茶，没有发言，结果自然是触怒了江青、毛泽东，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这是魑魅魍魉横行天下的时代，真正的共产党人用自由和生命谱写的一曲人间正气歌。张伟涛在2004年第12期《人物》杂志《陶斯亮：红色征程》一文中，提到曾志晚年的一个细节。陶斯亮和女儿阿妹到医院探望重病的曾志，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
“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
阿妹说：
“我会选个坏男孩儿!”
陶斯亮说：
“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姥姥曾志认真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
“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
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曾志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共产党员!对于今天喜欢“坏男孩儿”和“疯狂女友”的青年男女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代共产党员被毁灭、被扭曲的人格魔力。
解救“阎王”
1978年，老革命家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
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经他签字才能发表，报纸排版要从夜里2点开始，因此陆定一的作息时间与人民日报基本同步，经常熬到深夜2时把社论审阅完才入寝。“文革”一来，毛泽东对如此勤勉敬业的陆定一和他领导的中宣部作出结论：
“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的话如雷霆万钧，陆定一在劫难逃，加上神经失常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败坏”一事，陆定一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当处长时，陆定一是部长。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期间骨瘦如材，陆定一见了心疼：
“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
从此，秦川结束下放劳动，在家待业。“文革”高潮期间，秦川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对于毛泽东比划笑谈的批斗大会，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文革”末年，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但保留“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3顶政治帽子，“永远开除党籍”。自身难保的邓小平提议陆定一“还是留在党内”，没有被政治局接受。没想到，政治局的决定传到监狱，无锡书香门第出身的陆定一跟彭德怀元帅一样的铮铮铁骨，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认罪。于是，陆定一夫妇继续留在秦城。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倒台后，陆定一向专案组提起申诉：
陆定一：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陆定一：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专案组：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秦川读着陆德申诉信，想起“文革”前中宣部的岁月，十分伤感，更是义愤填膺。当年“阎王”保护了“小鬼”，今天“小鬼”也要奋力解救“阎王”。秦川顶住“毛主席圈过”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12月2日，中组部、公安部两位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告诉陆定一，中央将为他平反。陆定一一板一眼地追问：
“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两位副部长同声答曰：
“是错案。”
陆定一这才长叹一声，结束了13年的监禁，重见天日。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
“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一会儿，陆定一回家，握着秦川的手，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秦川清楚地记得那天也是陆定一首次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老人端详着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眼里饱噙着眼泪说：
“长大了，长大了!”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陆定一在党内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文章中的这句话引起中央有些领导人的不满：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
“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直接指向毛泽东。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早在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就认定毛泽东“偏激”的秦川胸有成竹，相信陆定一的“反左”见解站得住脚，非议传来也就一笑置之。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对王明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延安整风时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自己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秦川说：
“这是陆定一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
神藏鬼伏
“文革”后党内流传陈云的3句话：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神、鬼、人，三者的大逆转，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文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彻大悟。人民日报社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等人，这些普通而优秀的党员，普通而优秀的公民，从自己和同志、同胞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辛酸苦涩中咀嚼回味，率先发出了神、鬼、人拨乱反正的呼声。
胡绩伟得知邓小平复出后在军队一次会议上说：
“缔造我们军队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党，是很多同志。”
人民日报下决心从版面做起，取缔个人崇拜。领袖照片不再发整版，也不发通栏;取消报头的“毛主席语录”，减少文章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过去文章中的领袖语录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人民日报多次给中央口头汇报或打报告，建议废止，都未获同意。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副主席表态说，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才找到由头，一举废弃了这种“神化”版面。
王若水副总编更是到理论务虚会上慷慨陈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尖锐指出“文革”灾难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有关，振聋发聩。
1979年春天，中年医生王敏清带着一篇怀念父亲王世英的手稿，找到人民日报，指名道姓求见李庄。两人此前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听说李庄在“文革”中靠边站，才心生信任。这年1月24日中央为王世英等几位老同志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王世英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为什么享有如此哀荣?他长期从事情报、军运和统战工作，不仅熟悉党外斗争，对党内倾轧的真相也知根知底。手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爸爸被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已11年了。”
疾恶如仇的王世英，与这个“理论权威”康生斗争了30年!当年在延安，他以年轻人的全副革命热情，向党中央揭发了江青和康生的“丑陋历史与罪恶行径”，带头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按手印。在康生主导的“整风”“审干”中，多少人被打成“特务”，王世英挺身而出对许多好同志“用脑袋和党籍担保”，让康生恨恨不已：
“世英你有几个脑袋?!”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在山西省委和中央监委的岗位上，参与平反了不少冤案和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被诬陷的好同志。这更激起了康生的仇恨。“文革”一开始，康生跑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扣上“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等一大堆帽子。
此后的情节就像好莱坞黑道惊险大片了，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党内某些晦涩不为人知的悬疑，文稿写道：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严肃、激动地对我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同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此后，每当有人敲门，爸爸总是立刻挺起身子问道：‘谁?!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不幸的是，周恩来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而王世英却被隔离审查，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也不让亲属看望。儿女们得知他有时要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就商定轮流去医院走廊“值班”，期待着父亲的偶然出现。不论刮风下雪，从不间断。终于有一天，王敏清在通往放射科的走廊上，遇见了坐在两个押送人员推车上的父亲——
“为了不影响爸爸以后的放射治疗，我不敢暴露，更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装作路人，呆呆地等待爸爸走过来。为了怕爸爸看出我的伤心，增加他的难过和烦恼，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并极力用勉强的微笑迎接他。
爸爸离我近了，更近了。爸爸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他镇定地挺直身躯坐在推车上，安详地看着我，并微微向我点点头。”
这是王世英与家人的最后一面。他像那个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孤寂而神秘地死去：穿着一身破旧单衣，张着嘴，睁着眼，后头部陈旧的血迹把白床单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色……死后也不让保留骨灰。
家人只得在骨灰盒里，放进王世英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还有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世英用职业特工的敏锐，最早看出康生的“蚁附蜂拥”“踏尸进阶”的丑恶，以生命为代价，一再呼吁亲爱的党多加警惕防范。但王世英平反时，还无法公开追究迫害人，因为康生死后还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3顶桂冠。
李庄与王敏清商定，全文回避康生的名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虽然读者一眼就能看穿说的是谁。考虑到文章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李庄未同报社其他负责人商量，准备个人承担责任，9月24日安排见报。
出乎意料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冤案被揭露出来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这个已故中央副主席辩护。李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的鼓励电话。大约一年以后，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撤回悼词。
通天大案
神鬼各归其位，人民日报开始琢磨为“文革”天字第一号大案刘少奇案件促成翻案。好一条贵州汉子秦川，艺高人胆大!当王光美还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川就示意刘少奇的子女，争取为父亲平反。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写了一封申诉信，到人民日报找到秦川，秦川领着他到胡绩伟办公室，一起讨论为刘少奇平反的可能性。秦川和胡绩伟一道对刘源的申诉信提出了一些意见，由秦川当面指导他如何修改。改好以后，秦川即批发报社《情况汇报·特刊》报送中央。
据胡绩伟在回忆录中所言：
“这份材料对中央下决心为少奇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在中央下决心之前，秦川和胡绩伟还玩了一个“小动作”，影印出版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因为里面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秦川跑了几家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发现了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人民日报偷偷影印发往全国各地。党内同志奔走相告，看来少奇同志的冤案很快就要平反了!
胡绩伟特意给胡耀邦送了一本，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
胡耀邦看了目录，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翻，高兴地说：
“你真鬼!”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斩获，就是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现在要撬动这个“通天大案”，谈何容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内同志为此煞费苦心。
胡耀邦的中组部首先为王光美平反，1979年初把在秦城监狱囚禁了12年的王光美接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招待所服务员李红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光美那天，她还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王光美没有任何行李和洗漱用品，却急切地说：
“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王光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呼吁。秦川编发了王光美写的申诉材料，直接送到胡耀邦手里，再由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与中组部配合默契，利用公开报道为刘少奇夫人恢复名誉。1月28日，人民日报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让全国读者眼前一亮：
“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凶神恶煞，第一次度过这样宁静祥和的节日，全国读者跟王光美一道长出了一口气。
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在艰难而顽强地推进。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熊志勇编著)披露：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2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
接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在胡耀邦的直接安排下，人民日报闻风而动，接连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3篇文章：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1925年》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
《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
3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为刘少奇摘掉3顶骇人听的“帽子”——内奸、工贼、叛徒。据《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说，在中国科协“二大”会议期间，胡耀邦在休息大厅与华国锋聊天：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好，好，很好!”华国锋脸上堆着笑容。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3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推倒了。”胡耀邦的语调有些激动。
华国锋听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在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纪委、人民日报等党内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坚持维护“前任首长”的华国锋已经无力回天。
1980年5月16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社论郑重指出：
“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篇经政治局常委会审定的社论，宣布4个“不存在”，使得发动“文革”的前提成为“莫须有”。评论部主任范荣康起草的送审稿中原来还有一段话：
“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
一位常委在审查社论时提出删去，认为这样的结论应该由中央出面以某种形式郑重发表。看来彻底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