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二 教义争端的沉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9:36:37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与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王公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他们的权力是上帝给的，宗教是王公政治权力的思想基础。教义上的争论，一旦与政治问题挂在一起，那自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丝毫不可以含糊的。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修士们之间不同的看法，它本来就关系到死后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这种信徒概念中灵魂深处至关重要的问题。把政治参进来以后，它还关系到统治的合法性、权威、税收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近代也是有的。“姓社还是姓资”，“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和“真理标准”之间的争论，还有革命运动过程之中的种种路线斗争，都是思想与政治扯在一起的争议，其中并没有多少自由讨论的空间。争到激烈之时，不单单是义正辞言，甚至是要带帽子、抓人、动刀动枪的。因为对参与者来说，它本来就牵扯到组织、路线和人事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所以争论的分量很重，动不动就是“革命事业的成败”，甚至“民族的存亡”，“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丝毫不能马虎的“大是大非”。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读书人地位的变迁来看待这个问题。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个生活水准低下，剩余不多的农业社会。广大农民辛苦耕耘，养活了为数不多的政治权贵与读书人。那时的读书人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如果不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研读过神学。而当宗教作为社会、政治的思想基础，他们之间的争论关系重大，正好衬托出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重要。等到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大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赚钱、消费之上以后，现世的享乐要远比死后的那个天堂或是地狱来得实在。现实的问题与宗教脱钩，政治世俗化，不再以上帝的名字为合法性的依据，宗教就成了大多数人都不感兴趣的话题。此时，教义上的争论就只有学究们有兴趣，其他人大都无所谓，爱咋的咋的。于是，宗教地位是降低了，读书人地位也降低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却相应扩大了。大家对思想信仰上的分歧，也就没有那么在意，不愿把个教义信仰什么的搞得那么严重。这其实是建立一个所谓开放、自由、容忍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历大致也是走向这一方向。文化革命期间，单位里的笔杆子们，可以引用马恩列斯毛，挥笔成章，往大字报栏上一贴，真可谓叱咤风云，令人油然生敬。当然，政治风向一转，站错路线的人也就免不了挨整的挨整，挨批的挨批。那时候，单位里每个星期两个下午是专门用来学习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笔杆子们所写的那些社论、评论。影响所及，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们，对各类新思潮也是趋之若鹜。改革理论家们的论述，在现在看来显然是落后过时，在当年却是名噪一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那些理论家们写的东西，不管是出自自由主义者、文化基督徒、新儒家还是新左派，在社会上已经不能引起多大反响。这自然会使一些文人们感到失落，因而也就时常可以听见他们抱怨“人文精神”的衰落。不过，也正是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降低、人们不再为那些大理论、大是大非感到紧张、激动的现实之中，反倒给社会留下了思考、讨论、发牢骚、讲怪话的自由空间？
欧洲历史上，政治斗争与教义争论之间的纠缠，在马丁·路德跳出来反对罗马教皇之前，就已经有过。按照西方历史书籍上常见的说法，西方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掌管思想的教会总是独立于掌管政治的王公贵族之外，也就是所谓“神权”与“君权”的分离。按理论上来说，教会人士虽然要为王公贵族们出谋划策，但是他们在教会组织内部的职位升迁，却要得到罗马教皇的钦定。因此，围绕着主教、大主教的任命，教皇与王公们经常斗得不亦乐乎，而教会可以算是代表着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力量。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以拜占庭、俄罗斯为参照物所得出来的对比，因为历史上那两个地方的基督教会（东正教），在组织与人事上完全听命于皇帝或是沙皇，自己没有留下多少独立自主的空间。
但是如果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拿来与我们历史上的读书人相比，那又是一个相当不同的角度。天主教会的主教、修士与神父们，也是读书人，基本上都受过教育，而且欧洲的教育本来就是垄断在教会手里。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些读《圣经》的教士们倒是与古代中国读圣贤书的文人们有相似之处。天主教会那个以教皇为首领，横跨整个欧洲的组织架构，也是一个文人体系，与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又有几分相似之处。教士们之间讨论问题或是书写文章，用的都是拉丁文，像我们历史上读书人咬文嚼字所用的文言文，而不同于英语、法语、德语这样口头用的白话文。但是，这二者之间也有显著的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在政治角色与作用上。古代中国的文人，担当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几乎垄断了政治职位。儒家思想之中，有一套在当时社会与技术条件之下行之有效的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是由文人来管理实施。相形之下，天主教会在中世纪西方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只能算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所谓“成事不足”，说的是天主教会虽然有一个跨越整个欧洲的组织框架，却没有独立管理政治与社会的能力与主张，在政治上只是王公贵族的附庸。这或许是因为基督教义本来关注的就是死后的世界，教会的教导多半是如何进天国，对现实世界反而没有什么具体的管治方略，或是分析批判。按照当时大家所接受的教义，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不服从上帝的指令，偷吃禁果之后，就犯下了世代相传的“原罪”。自那时起，人类生活的现世只是在那“一汪汪泪水之中”短暂的停留，人类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战争，温疫，受苦受难都是应得的惩罚。这是一种极为悲观的世界观，里边容不下对“太平盛世”的期望，但是却与当时现实生活的状况相当的符合。它所唯一期望的是死后的那个世界，天堂之中的永生。
实际些说，在欧洲绝大多数地方，教会也没有真正掌握政治权力。它在王公贵族政治之中起着一个很重要，但却只是辅助性质的作用。这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说教皇在罗马周边，意大利中部，倒是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教皇的治理水准跟欧洲那些成天迷恋着打猎、赛马、比武，行为气质上大多是武夫草莽风格的王公贵族们相似，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而且，文艺复兴期间那几位教皇的私德还真是让人摇头，荒淫腐化到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在政治的理想与成就上来说，基督教会是完全无法跟读四书的古代中国文人相比。
所谓“败事有余”，说的是罗马教皇的确拥有一定的势力，可以让那些与他作对的王公贵族们难受。中世纪的欧洲王公们相互联姻，都是血亲。某个王位没有直系王子继承的时候，有资格抢位置的人通常都有好几个。当时在欧洲多不胜数的战争，直接起因多半都是他们之间的争位。王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得到教会的认可，否则的话生下的孩子就是没有合法地位的私生子，继承权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将来铁定得出乱子。而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下，教皇还曾因为对主教任命权的争议，将神圣罗马帝国（大致为现今的德国）的皇帝逐出教会，等于是公开鼓动皇帝手下的诸侯们造反。教皇与皇帝之间这些角力，造就了四分五裂的德国与意大利，使二者都沦为其它大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等等）角逐的战场。
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近代也是有的。“姓社还是姓资”，“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和“真理标准”之间的争论，还有革命运动过程之中的种种路线斗争，都是思想与政治扯在一起的争议，其中并没有多少自由讨论的空间。争到激烈之时，不单单是义正辞言，甚至是要带帽子、抓人、动刀动枪的。因为对参与者来说，它本来就牵扯到组织、路线和人事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所以争论的分量很重，动不动就是“革命事业的成败”，甚至“民族的存亡”，“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丝毫不能马虎的“大是大非”。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读书人地位的变迁来看待这个问题。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个生活水准低下，剩余不多的农业社会。广大农民辛苦耕耘，养活了为数不多的政治权贵与读书人。那时的读书人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如果不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研读过神学。而当宗教作为社会、政治的思想基础，他们之间的争论关系重大，正好衬托出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重要。等到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大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赚钱、消费之上以后，现世的享乐要远比死后的那个天堂或是地狱来得实在。现实的问题与宗教脱钩，政治世俗化，不再以上帝的名字为合法性的依据，宗教就成了大多数人都不感兴趣的话题。此时，教义上的争论就只有学究们有兴趣，其他人大都无所谓，爱咋的咋的。于是，宗教地位是降低了，读书人地位也降低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却相应扩大了。大家对思想信仰上的分歧，也就没有那么在意，不愿把个教义信仰什么的搞得那么严重。这其实是建立一个所谓开放、自由、容忍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历大致也是走向这一方向。文化革命期间，单位里的笔杆子们，可以引用马恩列斯毛，挥笔成章，往大字报栏上一贴，真可谓叱咤风云，令人油然生敬。当然，政治风向一转，站错路线的人也就免不了挨整的挨整，挨批的挨批。那时候，单位里每个星期两个下午是专门用来学习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笔杆子们所写的那些社论、评论。影响所及，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们，对各类新思潮也是趋之若鹜。改革理论家们的论述，在现在看来显然是落后过时，在当年却是名噪一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那些理论家们写的东西，不管是出自自由主义者、文化基督徒、新儒家还是新左派，在社会上已经不能引起多大反响。这自然会使一些文人们感到失落，因而也就时常可以听见他们抱怨“人文精神”的衰落。不过，也正是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降低、人们不再为那些大理论、大是大非感到紧张、激动的现实之中，反倒给社会留下了思考、讨论、发牢骚、讲怪话的自由空间？
欧洲历史上，政治斗争与教义争论之间的纠缠，在马丁·路德跳出来反对罗马教皇之前，就已经有过。按照西方历史书籍上常见的说法，西方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掌管思想的教会总是独立于掌管政治的王公贵族之外，也就是所谓“神权”与“君权”的分离。按理论上来说，教会人士虽然要为王公贵族们出谋划策，但是他们在教会组织内部的职位升迁，却要得到罗马教皇的钦定。因此，围绕着主教、大主教的任命，教皇与王公们经常斗得不亦乐乎，而教会可以算是代表着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力量。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以拜占庭、俄罗斯为参照物所得出来的对比，因为历史上那两个地方的基督教会（东正教），在组织与人事上完全听命于皇帝或是沙皇，自己没有留下多少独立自主的空间。
但是如果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拿来与我们历史上的读书人相比，那又是一个相当不同的角度。天主教会的主教、修士与神父们，也是读书人，基本上都受过教育，而且欧洲的教育本来就是垄断在教会手里。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这些读《圣经》的教士们倒是与古代中国读圣贤书的文人们有相似之处。天主教会那个以教皇为首领，横跨整个欧洲的组织架构，也是一个文人体系，与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又有几分相似之处。教士们之间讨论问题或是书写文章，用的都是拉丁文，像我们历史上读书人咬文嚼字所用的文言文，而不同于英语、法语、德语这样口头用的白话文。但是，这二者之间也有显著的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在政治角色与作用上。古代中国的文人，担当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几乎垄断了政治职位。儒家思想之中，有一套在当时社会与技术条件之下行之有效的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是由文人来管理实施。相形之下，天主教会在中世纪西方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只能算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所谓“成事不足”，说的是天主教会虽然有一个跨越整个欧洲的组织框架，却没有独立管理政治与社会的能力与主张，在政治上只是王公贵族的附庸。这或许是因为基督教义本来关注的就是死后的世界，教会的教导多半是如何进天国，对现实世界反而没有什么具体的管治方略，或是分析批判。按照当时大家所接受的教义，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不服从上帝的指令，偷吃禁果之后，就犯下了世代相传的“原罪”。自那时起，人类生活的现世只是在那“一汪汪泪水之中”短暂的停留，人类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战争，温疫，受苦受难都是应得的惩罚。这是一种极为悲观的世界观，里边容不下对“太平盛世”的期望，但是却与当时现实生活的状况相当的符合。它所唯一期望的是死后的那个世界，天堂之中的永生。
实际些说，在欧洲绝大多数地方，教会也没有真正掌握政治权力。它在王公贵族政治之中起着一个很重要，但却只是辅助性质的作用。这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说教皇在罗马周边，意大利中部，倒是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教皇的治理水准跟欧洲那些成天迷恋着打猎、赛马、比武，行为气质上大多是武夫草莽风格的王公贵族们相似，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而且，文艺复兴期间那几位教皇的私德还真是让人摇头，荒淫腐化到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在政治的理想与成就上来说，基督教会是完全无法跟读四书的古代中国文人相比。
所谓“败事有余”，说的是罗马教皇的确拥有一定的势力，可以让那些与他作对的王公贵族们难受。中世纪的欧洲王公们相互联姻，都是血亲。某个王位没有直系王子继承的时候，有资格抢位置的人通常都有好几个。当时在欧洲多不胜数的战争，直接起因多半都是他们之间的争位。王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得到教会的认可，否则的话生下的孩子就是没有合法地位的私生子，继承权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将来铁定得出乱子。而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下，教皇还曾因为对主教任命权的争议，将神圣罗马帝国（大致为现今的德国）的皇帝逐出教会，等于是公开鼓动皇帝手下的诸侯们造反。教皇与皇帝之间这些角力，造就了四分五裂的德国与意大利，使二者都沦为其它大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等等）角逐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