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共和国还没有建成——国庆60周年感思（上）

作者：许允仁   发布时间：2009-10-15    阅读次数：130次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典礼，正处在紧张的最后彩排之中。各个军种的年轻军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被集结起来，天天在烈日之下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他们正在准备着显示党的强大无敌的阅兵式和显示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群众游行；百位明星参演的《建国大业》已在全国的影院火爆推出；为了让全国国民分享这一庆典的快乐，他们将会有一个史上最长的国庆假期。
和以往惯常的做法一样，党在全力营造一个辉煌和欢乐的庆典的同时，必然会用强力清除一切可能妨碍欢乐气氛的杂音：大量的访民被强制遣返或送进了拘留所；异议人士有的被逐出京城，有的被软禁在家中，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已被事先请进监狱；所有发出跟这辉煌欢乐的主旋律不和谐的噪音的网站和博客都已被关闭；连多年来一直残留着的“翻墙”通向海外网站的信息小道，也被成功地加以封锁。
党用其无所不能的权力之手，控制住了社会中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清除了最细微的不和谐的杂音，成功地筹划了一个，海外媒体所戏称的，人类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生日派对。
作者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和绝大多数的国民一样。一边看着群星闪烁的影片；一边吃着香甜得发腻的月饼；一边感染着各个媒体中传出来的喧闹；一边想着即将到来的长假。思念国家的感情和思乡思亲的感情开始模糊地混和在一起，作者觉得自己的情感已渐渐地开始融合到一片节庆的喜气中去。
然而，正在这时，灵魂深处却突兀地冒出一个声音：所有这些喜气洋洋地庆祝“共和国”60岁生日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国家其实还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共和国；所有那些拍摄和观看《建国大业》的人，是不是知道建造共和国的大业还没有完成？[1]
由于这个声音妨碍我享受节日的喜庆，我竭力想将它压制下去，然而，它却反而变得越来越响亮，最终完全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它使我相信，在这建国60周年之际，真正激动人心和富有价值的事情，不是那威武雄壮的阅兵式，不是欢腾热闹的群众游行，不是在充斥电视的内战片中，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机智和勇猛，而是，尝试着向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揭示这么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60年来，尽管人们曾经怀有美好的梦想，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依然没有建成。
这一事实，被党用一片人工制作出来的集体欢乐的海洋遮蔽着，但是，它却又从党制作欢乐所动用的那些手段中，明白无误地被彰显出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
我们之所以说，13亿中国人民生活其中，已经续存了60年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是基于现代政治学对“共和国”以及“党国”的精确定义。
汉语中“共和国”一词来自于对英语“republic”的翻译，它在词源学上又可追溯到拉丁语“res publica”，它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还经常用另一个词“commonwealth”来指称“共和国”，它字面意思是“共同的财产”。此外，英语“republic ”，除了指共和国和共和政体外，还被用来指称所有“其全部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同体”。
现代政治学则进一步将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作为衡量一个共和国缺一不可的条件。一个共和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项财产，这项财产必须平等地归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所共有；共和国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共和国必须完全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
而党国则正好相反，它是党所拥有的财产；由党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并且完全是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存在。
下面我们将从它是谁的财产；由谁统治；为谁而存在三个维度，来分析论证，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徒具共和国伪形的彻头彻尾的党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拥有的财产而不是全体公民的财产
在一个共和国的产权关系中，公民的私有财产在逻辑上是第一位的，只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他们才出资设立了国家这份共有的产业，因此，共和国在制度设置上，通过保证公民能够控制税收和财政支出，从而决定着这份共有产业的份额的大小和用途。
而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执政党拥有的一份产业。这种产权归属上的不同，首先是由共和国和党国在建立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共和国在逻辑上说，是由拥有私人财产的公民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而党国则是党用自己拥有的军队，暴力征服了所有政治上的敌人之后建立起来。[2]
60年来，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党打下了自己的红色江山。什么是江山呢？在传统政治中，说一个王朝打下了江山，就是说它对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支配权。因此，在党打下江山之后，那么，不要说它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本质上都已完全归党所有。
毛泽东时代的30年，就是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浪漫理想，挥霍和滥用自己财产（不仅仅是自己掌控的国家，还包括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富）的30年。改革开放后，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尊重增加了，但是，目前一个中国国民的私有财产所受的保护，从本质上说，并没有比一个封建王朝中的臣民更多些。他的财产可以免受其他国民的伤害，却无法免受党权的伤害。在这个国家怎样收钱和花钱的问题上，党依然有着不受任何制衡的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和3百年前的一个英国国王相比要大得多。
另外，我们看到，党不断地强调作为国家基石的军队，完全地归党所有，听党指挥，而这次的阅兵式，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再次强调和宣示。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国家本质上完全归党所有。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党全权统治而不是由公民统治
这个国家由党不受任何制衡地实行一元化的统治，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党组织从上到下，遍布各个地区、行业和单位，不仅仅直接控制着整个国家，而且，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全权制定法律、任命官员、确定政策、决定国家的税收和支出。人大和政协只是党设立的议事机构，并不具有任何制衡党的权力，尽管如此，党依然在里面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保证对它们的绝对统治。
在共和国中，民治这一理念，主要是通过公民的选票来实现的。而在我们这个国家中，不管是在官员的任命，还是国家的其他重大事务中，公民的选票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确实，在这个国家中，公民和公民代表有时候也被要求投票，但这是为了对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命或立法决定加以追认，以增加其合法性。这样的投票最后总是百分百地通过党的决议，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所以，投票这一政治行为，在党国中和在共和国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共和国中，它是公民独立的政治意志的体现，而在党国中，它则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对党的指令的机械服从。
党国这架机器在制度设置上，就是要确保它在每个细节上都百分百地按照党的意志运作，任何一种公民的独立的政治意志，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异己和危险的因素，因此，总是成功地被这架机器所屏蔽，最后，对国家的运作起不了任何作用。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不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
由于这个国家归党所有，由党统治，所以，合乎逻辑地它只可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存在。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党自身的目标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可能时而狂热而不切实际，时而现实却自私不公，但不管党的目标是什么，它都可以轻松地开动国家机器，驱使全体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公民们却完全无法利用这架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党权的伤害。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实现党提出的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目标，这架暴力机器夺走了所有人的私人资产和无数人的生命，它可以驱使亿万人民在饥饿的状态下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最后酿成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则到处都是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党可以一方面让上千万职工下岗，而不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将社会福利按权力的大小，在各级官员之间分配。（而在一个共和国中，人们可以在市场中赚取不等的私人财富，但国家向公民发放的社会保障则必须是平等的，若要有所不等的话，也只能向穷人倾斜。）
我们看到，党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用国家机器取走公民的财产，公民却无法靠它保住自己的财产不被党夺走；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剥夺和限制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公民却无法用国家保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免受党的伤害；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来改造公民的思想，强制公民接受自己的价值信念，公民则完全无法用国家来保护自己内在的良知自由免受党的强制……
上述的这一切，说明了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党国，而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相反，党通过国家使全体国民都变成了党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
二、党国现象的历史溯源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共和国，然而，为什么经过100多年的奋斗和牺牲，最终却建成了一个党国？
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以及所有关心政治文明建设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诚恳和真实的思考中，蕴含着未来党国向共和国转型的现实道路。
1、“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的失败
党国是现代政治史上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并非中国所独有。我们看到，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后都成了党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是一个党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党国，不是共产党的党国，而是国民党的党国。这个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初年，建设一个共和国的努力的失败。[3]
20世纪初，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现了全面崩溃。中央政府失去了政治权威，失去了垄断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最后，全社会的暴力流散到各地的军阀和帮会手中，长年的战争和动乱，使人民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在革命之前，满清统治下的政治秩序已处在极度衰朽之中，革命本来是想用共和政体下的新的政治秩序来替代异族统治的专制君主制下的旧秩序。但在实际进行中，革命的破坏力很强而建设力不足，它在轻松推倒旧的政治权威之后，却无力建立起有效的新权威。
这样一来，这场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政治革命，看起来反而变得像是传统政治治乱交替的循环中，由治至乱的那个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重新恢复政治秩序。
在古代政治治乱更替的永恒循环中，也自有它由乱至治，重新修复秩序的自发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开始逐鹿中原，由那个最后的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在革命使旧秩序崩溃之后，这个逻辑自发地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不过，在这场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逐鹿游戏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参加逐鹿的，除了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之外，还出现了新的竞争者，那就是拥有自己军队的极权主义政党。正是由于这样的新型竞争者的出现，传统的竞争者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被称作军阀。
和传统的武装集团相比，新型的竞争者显示出了强大得多的战斗力。江山先是被国民党夺得，最后，又在国共这二个新型的逐鹿者之间展开决战。共产党成为这场延续30多年的逐鹿游戏的最终胜利者。
2、极权主义政党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混合物
要探究什么是党国？关键是理解构建了党国的极权主义政党的本质。我们看到，在政治文明发展得最早、最具有原生性的那些国家，像英国、美国，在它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极权主义政党这样的政治巨兽。在它们那儿，政党是从议会中孵化出来的，而不是从打天下的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政党诞生之前，一个按照一定的规则运作，权力有限和将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目的的国家已经存在了，只是为了使这个国家运作得更好，才出现了对政党的需要。因此，议会政党只是在既定的宪政国家的运作规则下，追求和操作权力，而从来没有极权主义政党那种无法无天、开天辟地的雄伟气概，因为，在它们诞生之前天地和规则已经有了。
而极权主义政党，从它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诞生的逻辑来看，它是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某种奇异的结合物。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从春秋战国开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绝对君主制下的古代政治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它是由一群武将、文臣、谋士，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军队组成的，这些人全部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这个核心就是未来准备君临天下的候补君主，这个集团完全是为了打江山，这一危险但又一本万利的政治大业而集结起来。参与者被承诺，假如打江山的事业成功了，他将会被根据打江山时的付出和功绩来发给酬赏。[4]
2000多年间，每当政治秩序崩溃，这样的集团就会自动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循环演变中的一种机制。打江山的游戏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的，（江山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土地，实质上是指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打江山的集团，对它打下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集团的核心则又对集团的所有成员的生命与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因此，每一次打江山的胜利，都是一次绝对的开天辟地的过程，所有已往的政治规则都被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胜利的集团可以依凭手中拥有的暴力，随心所欲地从头确定新规则。
极权主义政党从它拥有自己的军队，用暴力夺取政权，认为自己拥有对江山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从头开辟新天地等特征都是和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一样的，但是，它又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了新的元素。现代议会政党本质上是一群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为了某种相同政治理念自由地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极权主义政党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的核心元素有二点：一是拥有一个主义，即政党高举一个超越特殊利益，拥有普遍性的政治理想[5]；二是形式上，它将所有入党者看作是分享同一主义的权利平等的同志。依凭这二点极权主义政党拥有了比传统军阀大得多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能力。
但是，极权主义政党在组织上，除了吸取了议会政党权利平等者构成的共同体这个原则之外，却摒弃了后者的进出自由、结构松散等特征。它从传统的帮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组织对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元素；又从现代企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构成一个有效率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威权式大型科层组织的元素。这些元素综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极权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一头，为了打江山的目的，在组织技术上汲取了大量现代性元素之后，形成的政治巨兽。它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现代政党、传统的黑帮组织和巨型现代企业的奇异的混合物。
3、从国民党的党国到共产党的党国
国民党一开始是模仿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终于下决心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的操作方法是：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6]；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不过，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7]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这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
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是一种政治上僭越，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当然，在他看来，这同时又是最终能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军政、训政一直没有过渡到宪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一个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就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因此，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由它用暴力彻底砸烂，来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由于以彻底平等的进激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8]，共产党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