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改革：光荣与混乱并行

2009年08月18日 10:52凤凰网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
一.农业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
长期以来，苏联只注意重工业的增长，忽视农业的发展，甚至掩饰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苏联曾宣布1952年的谷物产量达到13，000万吨。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农业问题永远彻底解决了。”实际上，这一年只生产了9000多万吨粮食，1953年又降为8250万吨。苏联1953年的人均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革命前1913年的540公斤和31.4公斤还要低。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农业开始的。1953年9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在于违背物质刺激原则。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取消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去，集体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低于成本。1958年6月，政府取消这种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其次，改变计划体制。1955年以前，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多达280项，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限制了广大农庄干部和庄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但是，这项决定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国家仍不时干预农庄的生产安排。第三，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国家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46年后，政府为督促庄员把主要精力用于集体生产，不断增加自留地的农业税额，并规定产量愈高税额愈多。农民不堪重税，纷纷砍掉自家果树，杀掉喂养的牛猪。副业生产日渐缩小。赫鲁晓夫上台后，立即改变收税办法，由按产量改为按自留地面积计算税额。同时，降低自留地的税额，免除私人果树、奶牛的实物税。1954年6月，废除自留地的义务交售制。1958年1月，取消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在政府的鼓励下，副业经济迅速发展。苏联2000万农户中原来大约有四分之一农户不养奶牛。到1959年，几乎每个农户都养了奶牛。此外，城镇居民还养了350万头奶牛。全国牛奶产量明显增加。几年内，羊的头数增长了一倍，猪和家禽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果园又兴旺起来。私人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从1954年起开始下降，农贸市场日趋繁荣。
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在初期取得了明显成果。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然而，特大丰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卡车、人力和粮仓，由于道路坎坷不平，未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荒地的庄稼全部收割完毕，还有大量粮食在运输途中、在储存过程中损失掉。60年代初，由于垦殖方法不当，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赫鲁晓夫时期，没能把垦荒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到1959年1月，80％的集体农庄买下了农业机器，全国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撤销了7655个。剩下的20％农庄都是负债累累的贫困集体，根本买不起任何机器。然而，中央委员会指示，这些农庄就是贷款也必须买农业机器，以防止他们滋长“依赖别人的思想”。农庄买下机器后，按法令规定可以在三年至五年内分期偿付买拖拉机站设备的款项。但在一些富裕农庄的带动下，在赫鲁晓夫的赞赏下，几乎所有的农庄都在一年内偿清了欠款。这种匆忙的做法使一项正确的改革产生许多不良后果。首先，集体农庄由于要花费大笔钱财购买机械设备，不得不取消或推迟许多计划内的项目，甚至挪用其他方面的资金，打乱了农庄的正常发展进程。其次，改革后新购买的农业机器大多得不到正常的保管和维修。农庄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于购买机器，无力修建存放农机的库房。国家原来预计建立大约四千个机器修配站来帮助农庄维修农业机器。但是，这些修配站一直没能很好建立起来。1961年，政府决定机械在农庄就地修配。大约有一万个大型农庄建立起自己的修配厂。而其他的三四万个农庄没有修配厂，只能敷衍了事地进行一些维修。第三，农庄没有足够数量的、经过正规训练而能有效使用农业机器的技术员。过去在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技术员不愿从国家工作人员变为农庄庄员，他们当中的驾驶员有一半离开了农业岗位。结果，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赫鲁晓夫强调要扩大对集体农庄的帮助。国家派出2万名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去当农庄主席，并向农村输送了12万名农机师、农艺师和拖拉机手。国家大力发展农机工业，使农村拥有的机械数量成倍增加。1953年，农村共有74万台拖拉机，1964年增长到154万台，谷物收割机从32万台增至51万台，卡车从42万辆增至95万辆。政府还从资金方面帮助农庄，免去农庄历年欠国家的债款，同时不断扩大国家对农庄的长期贷款数额，1953年为5.8亿卢布，1964年增为12.5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改革调整农业过程中，办了不少欠考虑、主观盲动的事。他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的条件如何，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这项规定导致灾难性后果。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庄员消极抗拒。播种玉米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其面积达到930万公顷。赫鲁晓夫下台后，一些有种玉米传统的地区也拒绝种玉米。1965年，全国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20万公顷，低于195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计划彻底破产。
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0～1961年赶上美国。这是一个颇欠考虑的口号。在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苏美相差不多。但在肉类产量方面，苏联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苏联的肉类产量只有570万吨，而美国是1600万吨；人均肉类产量，苏联是36公斤，美国是97公斤。要达到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就要使苏联的肉类产量在三四年内增加近两倍。这对于缺乏饲料和大型畜牧设备的苏联来说，是很难办到的。1958年的畜牧业发展情况很不理想，它的产量只增加了5％，而不是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但是，这并没有使赫鲁晓夫头脑清醒过来。他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在这种情况下，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大胆保证梁赞州在1959年一年内，将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赫鲁晓夫没有分析这一保证是否有现实可能性，就大加赞赏，号召其他各州向梁赞州学习。1959年底，拉季奥诺夫以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宣告“胜利完成”指标，并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梁赞州试验的破产说明赫鲁晓夫的赶超计划是不现实的。
尽管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有很多失误，但他的改革与调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苏联农业克服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多万，但农业产量明显增加。1951～1955年期间，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在同一时期，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大大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
农业虽有较大进步，但农业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农业是粗放经营，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受气候影响，产量波动很大。1962年，谷物产量达到1.402亿吨，但第二年就陡降为1.075亿吨，减少3270万吨。其次，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在初期效果比较明显。1953～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后期出现不少问题，效果明显减弱。1958～1964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二.工业方面的改革
苏联工业绝大部分由国家集中管理。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赫鲁晓夫上台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20多万个企业都集中管理好，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
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国讨论后，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最高苏维埃还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部管理的企业一律交给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但是，执行的结果，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次改革只不过把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即由“条条”管理体制改为“块块”管理体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故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这次改革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没有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还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这种情况对专业化大企业打击最大。过去它们只同上级一个主管部门打交道就可以组织好本企业的生产，现在则需要同分属于不同经济委员会的众多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专业化大工厂不得不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从其他州买到的零件。赫鲁晓夫看到这点，逐渐又把权力收回到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1960年由105个调整为100个，1962年又减为47个，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重新发挥着以往的部的作用。这些委员会的主任以部级干部的身份参加苏联部长会议。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赫鲁晓夫在实行简政分权的做法失败后，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他建议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的生产发展。国家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只限于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定。利别尔曼还主张把赢利率作为衡量企业好坏和规定奖金多少的标准。利别尔曼的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开始在乌克兰的一些工厂试行。
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工业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和七年计划（1959～1965年）都取得成绩。从1951年到1965年期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苏联的工业产量成倍增加。1953年到1964年间，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赫鲁晓夫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赫鲁晓夫是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向全体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将斯大林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波兹南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工人群众前往人民会议大厦广场进行和平示威，要求面包和自由。政府出动坦克和保安部队。数日内，有53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匈牙利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主张改组政府，结束一党制，成立多党派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的纳吉被杀。在这一事件中，仅首都布达佩斯一地就有25000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
在这个报告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反右运动。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无数人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关进监狱，或发配流放，或迫害致死。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苏联历史上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序幕。
赫鲁晓夫继承的斯大林的经济遗产是一副烂摊子，无论是农业经济或者是工业经济。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仅仅是将下放生产自主权给农民，而没有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更没有对官僚政治机构进行改革。就是下放了的自主权，也没有交到农民手中，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官僚的特权。
赫鲁晓夫的工业经济改革也是举步维艰。他实行广泛的分散制，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果是，工人和农民的命运一样，都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权力。厂长是工厂的主人，而工人仍然是被雇佣者。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未能激发起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更不可能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曾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对官僚主义犯罪进行制裁，但这些都是依靠个人权力进行的。他的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也没有给人民带来政治上的权力。而他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官僚集团对他的仇恨，人民群众对他的不满，为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的改革成了他失败的罪证。1964年10月，企图以个人力量战胜官僚苏联庞大官僚体制的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就在赫鲁晓夫的改革结束八年后，中国也拉开了社会改革的大幕。二十七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就。经济发展快速，社会事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综合国力增强。但是，改革的成绩并不能掩盖改革的缺陷。改革的缺失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就有可能葬送正在进行的改革。社会腐败、三农问题、国企改革、贫富差距、教育和医疗改革等等，都在困扰着我们的改革。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虽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一场不成功的改革，但失败的改革却能为成功的改革提供借鉴。那么，我们会从赫鲁晓夫的改革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赫鲁晓夫的非斯化和中国的非毛化，虽然为改革打开了思想禁锢，但却未能深刻反思产生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原因，没有对产生专制主义的土壤进行彻底清理。特别是赫鲁晓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而却认识不到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可悲的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事业正是被复活了的斯大林主义所埋葬。水泥能够封住装有尸体的棺材，但却封不住他那幽灵般的思想。
其次，赫鲁晓夫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官僚体制和它所产生的腐败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历史事实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得到权力，人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
我们反思中国和世界历史，就是要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赫鲁晓夫的悲剧纵然有他个人的和时代的因素，但改革的路径将他引进改革的死胡同，却也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
评价赫鲁晓夫改革
一．改革失败的原因
1．没有创新的科学理论，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改革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涉及国家发展方向和命运，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科学宏观规划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有相应的政策和配套措施。赫鲁晓夫上台后，缺乏对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科学认识，也缺乏对苏联具体国情的认识，更没有创新的科学理论，因而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以行政命令代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改革的不彻底性，没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而改革也仅仅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破除这一模式。
2．对斯大林的态度评介的不全面，引发消极的后果。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内，一部分人热烈拥护，一部分人激烈反对。在国际上，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成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还借此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人不知所措，不少人“失望”退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 “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事件”连接发生。在苏共最高领导层内，一些人对此甚感忧虑，并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及其言行日益不满，在1957年还发生了反对赫鲁晓夫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这些对于苏联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3．改革并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赫鲁晓夫首先采取了精简管理机构，裁减冗员，下放企业的措施。1957年春，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一步改组，但这次工业改组并没有改变国家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企业仍没有经营自主权，却导致地区本位主义抬头，使全国经济宏观失控，工业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次体制改革并不成功，只是以一种行政管理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并未触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在农业方面，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为技术修理站，把全部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这种结构改革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使劳动者与先进技术、先进工具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在短时间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结果又走向反面。
4．改革缺乏事实求是的精神，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赫鲁晓夫从主观愿望出发，以加大对农业投入的方式，在原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大规模垦荒和玉米种植。开垦荒地初期颇见成效，但到60年代初却弊端毕露，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且助长了粗放耕作，粮食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垦荒的成果没能巩固下来。对于玉米的种植，苏联很多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宜种植，“玉米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60年代初，农业改革已呈全面失败之势，给国计民生造成极大危害。
同时不切实际的口号也给苏联带来极大的危害。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会上， 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要通过“和平竞赛”，在按人均产品产量方面“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他宣布“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苏维埃国家已进入了“大规模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中，又声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带有极大的盲动和急躁，在国内造成极大混乱。
5．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上台不久，苏联的党政大权又集中到他一人身上，对赫鲁晓夫个人崇拜也开始了，在他70岁生日时，苏联几乎重演了1929年斯大林50岁诞辰的那一幕。后来苏共中央在对赫鲁晓夫的责难中说:“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的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全国性大报共刊登了他的120幅照片，1964年头9个月竟至140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极端也不过一年只有10—15次。” 这种独断专行，个人崇拜的结果践踏民主集中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深入，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也被苏共撤销其职务。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的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小修小补，而这种旧体制在苏联又是根深蒂固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目标，许多改革措施未经论证和试验就急速推出，结果造成混乱，导致改革失败。
二．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
(一)积极的一面
(1)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客观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迫害者恢复名誉，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2) 解决粮食问题，具有相当的现实性，符合苏联社会需要，农业改革上削减农业税等措施具有历史进步性。 在工业方面，他采取了一些下放权力、精简管理机构的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留下宝贵的经验。
(3)苏联的改革促进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些国家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比较现实的世界政治立场，各国开始承认建设社会主义可有多种模式，有利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消极的一面
(1)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缺乏科学认识，其改革缺乏理性思考，随意性强，在作法上急于求成，忽视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其改革措施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深入到这一体制模式的根基，因此无法与旧模式决裂，也无法防止斯大林现象的复活，经过一阵局部的改革，最终仍然维持了传统体制。
(2) 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时代的人，受思想水平所限，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较为肤浅，未从制度上究其根源。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缺乏分析，其更多的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品德的过错，而使其批判不彻底。这种做法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此外，在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过度否定斯大林在客观也加剧了西方反苏反共的恶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