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由之：再探文革起因和毛刘之争

文革研究热已经退去了，但在人们心中，并没有留下定论，仍是各执一辞，莫终一是。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次探源。
1959年，毛曾对蒙哥马利说过，将来两个主席都姓刘，这就是说，刘是全面接班的继任人，而在事隔7年后的文革中，刘却翻身落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真的是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文革来打倒建国的功臣而想取而代之吗？我认为，决不是！一个人是否有野心，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但经过一些时间的观察，一些事件来推断，还是可以看出的。如林彪，毛之所以看出他有野心，就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本来设国家主席一职，并不是什么大事，又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地将它做为一件大事来提呢？原因就是：林虽然是党的副主席，是接班人，但在国务院里仍是副总理，绕不过周总理，要想超过周总理在行政上的职位，就只有当国家主席。所以，作为林彪本人来说，如果不能当上国家主席，就意味着在行政上，仍比周低一级。当毛不同意林当国家主席后，林就企图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用众人之口来压毛，故此，林的野心就暴露了。
而刘是否有野心呢？如果刘仅是有野心，他比毛年轻，且身体好，是犯不着与毛来争的，反正迟早这个位子是他的，所以说，说刘有野心不确切，也不是导致刘落马的原因。尽管刘在会议上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办法，如在既定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同意毛讲话，但这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四清运动中两人的分歧，刘认为四清运动中所表现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毛认为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不仅是两人对农村的认识不同的问题，而是党在农村采用什么政策的问题，也就是说，党的农村政策决定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和路线、方针问题，这才是导致刘下台的原因。而文革又并非是要刘下台，而是想通过文革这一形式，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所反映的是党的路线、方针，也就是说，中国走的是什么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修正主义的道路的大问题。
在很多网民中，就有过这样一种认为，毛领导的农民革命，最后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土地，是毛忽攸了农民。其实，这是一种从低微处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农业政策的实施，就是要让农民富起来，但怎样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很难的，因为农业不仅是工业的基础，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我们知道，农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获得土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就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党就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所以，党之所以取得政权，其绝大部份功劳就要归于农民，不仅是农民为革命输送了粮食和兵员，还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正如陈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农民之所以甘愿付出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就在于想获得土地。
然而，获得土地有两种形式，并非象一般农民所想的那样，唯一的所有就是对土地的占有，象土改时那样。其实，还有另一种形式，那就是共有，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农民对土地所有的一种形式。只是农民看不到这一点。毛曾说过，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为什么要这样提出来呢？我们学历史就知道，从奴隶制后期开始，土地就开始私有，三家分晋后，私有土地就合法化了，但是，又有哪一家土地所有者能将土地保留到永远而不易手呢？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土地的私有，导致其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在遇到极大的困难时，如天灾人祸，为了救人，就会将土地出卖。这样，土地就易手了，原所有者就成了失地的流民。为了让这些失地农民再次获得土地，就必须来一场革命，这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民再次失去土地，那么，就要在政策上加以规范，这就是组织农业合作社。这样做，虽然有些农民会认为吃了亏，不理解，但这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大方向，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们多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单个的农业生产决不能满足工业化体系的需要，也不能让农民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要保证所有农民不再失去土地，要保证农业在灾年也能得到丰收，要保证农村的经济巩固而成为工业体系的基础，就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
然而，刘没有从应有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农村的的问题，而是从农民的立场上，忽视了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和工业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是将农民的根本利益局限在眼前的利益上，这就是毛刘在农村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单个的农民的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原始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我们建立在社会道义上的追求，但不是整体上的共识，所以，我们不能相信所有人都取财有道，要让所有人都取财有道，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军队向私营企业订购棉纱、棉布、医疗用品等，这本是对这些私有企业的支持，可是这些私有企业主为了能争取到政府的定单，采用非法手段，用行贿的办法获得定购单，再以次充好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导致战士们棉衣穿上身就厚薄不匀，棉被盖上就破洞，更为严重的是医用纱布包在伤口上就化脓，试想，这样的企业主能给国家提供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吗？国家的工业体系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在农村，当时的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对于所分配的土地就感到不满足，而对于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来说，所分配的土地都没有能力耕种，这样，没过几年，获地农民就再次出现了失地的现象，那么，任其下去，新的地主阶级和新的雇农不就会产生吗？那么，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吗？农村如此，城市如此，一场资本主义的复辟就用不了多久，在全国实现了。这难道是中国党人革命几十年所需要的结果吗？
所以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刘之争，就是路线之争，是中国前途之争，也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之争，而不是个人恩怨之争，权力之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就号召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并以《甲申三百年祭》为教材，让全党充分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皇帝轮流做的舞台，党要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机制，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这才是中国党人的真正历史使命。然而，党的号召尽管在，仍然有些人要学李自成、刘宗敏，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顾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再继续革命了，而是坐下来当老爷。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妻，然后就是荫子，第三步就是捞利益。毛看到了，刘青山之类在党内还大有人在，决不是个别的，只是还没有走到刘青山那一步，从保护的角度出发，通过教育，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自以为对革命有功，大贪不敢，小腐不断，网上大量的相关文章就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资产阶级做为以经济为表象的形式是不存在了，但其思想意识还在，特别是过去对革命有功的人的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刘亚楼争大将就是一种表现，这些人可能是贫下中农出身，是工人出身，但其意识里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旦有权后，就会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做出资产阶级要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如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在城市搞自由经济。而这些自由经济为了能得到发展和保护，必然要寻找其政策的保护伞，用金钱开路去寻找政府中的代理人，而持有发展资本主义意识的政策官员，也就会积极地寻找权力寻租人。故此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是有依据的，决不是无中生有。几十年后的现实告诉了我们，毛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刘之分歧的出现，导致了毛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四清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后，毛感到，单纯地靠干部做工作是行不通了，这就只能靠群众运动来达到目的了，正如寺庙里的和尚，虽然也穿上了袈裟，但并不都是佛一样。要使和尚成为佛，就要让和尚们公开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信徒们看看，要想党员、政府官员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将党员干部放在人民大众的眼皮下，接受人民的监督，文革就是一种较好的形式。
为此，文革就产生了。
1、文革是政治局一致同意开展的。思想上没有任何分歧。由当时的第五位人物彭真任组长。运动由文艺界开始。社会上以破四旧、立四新，改革封、资、修统治舞台的局面。
2、彭由于领导不力及一些问题，政治局由刘主持会议，罢了彭的官；一致决定由刘挂帅，邓协助领导文革运动。刘开始在学校开刀，用57年反右的方法，向北京各大院校派了工作组，各省市也向院校派了工作组，56天抓了大批学生和教职员工，企、事业单位也抓了一些有一般政历问题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引起反工作组告状潮，
3、毛回北京后，支持了受压的学生，毛、刘发生了分歧，闹到8届11中全会上，重新组织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调整了政治局的座位，刘由2位调为第6位，邓的座位没动。发表了决定，即16条。后来的发展是难于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