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西边忙些啥？

当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眼光都被钓鱼岛所吸引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人在中国的西部“内外兼修”。
    我不是战略分析家，所以不好分析日本人这样做背后的战略意图，但日本人擅长细节入手，所以我现在只想把捕捉到的细节与各位分享，或许智者能看得更透一些。
日本对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的兴趣我有切身的体验，那就是去年7月6日，当我赶到乌鲁木齐时，与我同时抵达的第一家外国媒体是日本共同社驻沈阳的记者。随后，共同社驻北京、上海的记者也纷纷“增援”乌鲁木齐。据不完全统计，事后到乌鲁木齐采访75事件的外国媒体中，要数日本记者最多，达到30多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日本记者在乌鲁木齐无所不采，甚至有日本记者跑到乌鲁木齐长途汽车站数一个小时内进出乌市的乘客和车辆数字。在其它外国媒体撤离乌市很长时间之后，日本媒体仍然紧紧地钉在乌市，而且在接下来的针刺事件，75审判，日本媒体从不缺席。今年7月5日，仍是日本媒体到乌鲁木齐最多，时间最长。当时，我和其它中国同行就不禁嘀咕：“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西部这么感兴趣呢？”有意思的是，回到北京翻翻历史，发现二战期间，日本曾先后多次鼓捣“新疆独立”！如今的日本人应该不敢明目张胆重温历史，但值得回味的是，中国安全机构在新疆逮着最多的从事非法测绘活动的外国人仍是日本。
在与新疆接壤的阿富汗，美国铁杆盟友日本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入阿作战，只是在印度洋上负责为美国军舰提供燃油支持，但当我在坎大哈空军基地的食堂里看到赫然挂在美国星条旗旁的日本太阳旗时，那直接的感觉是：日本在阿富汗的军事支持应该不止于提供燃油。当然，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不好多说什么。
不过，巴米扬之行却让我见识了日本悄悄在阿富汗行动的直接证据：从喀布尔到巴米杨150公里的路上，沿途看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和医疗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的学校和医疗所全是日本捐建的。每所学校的校门前赫然立着一块有达里语和英语双语种的标识牌，上书：“日本政府和人民敬赠！”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日本在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没有光来打我们，或者来赚我们的钱。”
    在巴米扬大佛所在地，我最为感慨的有两件事：一是共同社的一个女记者不但嫁给了阿富汗人，而且还在巴米杨大佛正当面修建了一家堪称阿富汗最豪华的饭店“新丝绸之路饭店”，巴米扬几乎所有的政要达官贵人，以及驻巴米扬的美军和新西兰军队均在那里开会用餐住宿。不少人感慨地说：“这个日本女人真是了不得，除了极具战略眼光地把饭店开在大佛正对面，关键是打下了与阿富汗巴米扬以至喀布尔高层的感情基础。”
第二件事是日本人对巴米扬大佛修复工作的力度。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东南亚的佛教文化机构嚷嚷修复大佛已有多年，但一直是“光打雷不下雨”，相反，倒是日本人悄不吱声地下了大功夫。据巴米扬管理处的人介绍，一个名叫Yama Chain的日本人为首，总计有4个日本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修复了12个洞窟。最神奇的是，他们专门挑选开凿在半山腰的洞窟进行修复，修好后直接用大锁锁上，声称“将来有一天阿富汗和平了再打开后交给阿政府”！
我不是战略家，也没抱着阴谋论看日本人在中国西部做的事，但相较于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所做所为引起巨大关注，日本在中国西部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关切。一位从事中国西部安全工作的朋友很郁闷地说：“为什么新疆这片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安全很少能引起大家的足够关注呢？为什么不能把东部安全的关心分一点点给我们西部呢？”我也同样郁闷。
后附新疆学者2000年的一份研究成果，能看出日本人对新疆的渗透成果不算大，但手法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却并没有什么两样。
近代日本渗透新疆述论
房建昌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记述了近代日本向新疆派遣人员(西德二郎、浦敬一、林出贤次郎、日野强等人)的经过及他们的活动，指出近代日本对新疆的渗透是其侵略并欲占领整个中国及 亚洲战略野心的一部分。
   对于近代日本人在新疆的活动，我国内略有所闻的是大谷探险队(由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门主大谷光瑞主持，共三次入新疆，首次1902--1904年，第二次1908--1909年，第三次--1914年)、林出贤次郎、日野强等人，主要是知道日本人近代在新疆有活动， 具体则不得其详，故本文主要根据日文原始资料(其中林出的记载为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因而至今日本人很少见到的打印秘本)，辅之以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档案及鲜少的汉文记载作一补充性概述。另外应指出的是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新疆档，应为派赴新疆日本人的记载，但日本研究近代新疆史使用者似少见，值得发掘。
     西德二郎、浦敬一与林出贤次郎
最早进入新疆的日本人当为西德二郎(1847—1912)。1880年，他作为驻俄公使馆的书记生，在回国时于l1月2日抵伊犁，后经西伯利亚、蒙古、上海一路于翌年4月28日抵东京，他后来由陆军省出版了2卷本《中亚细亚纪事》(1886年)。
1888年春，日本浪人在汉口所设以日本参谋本部军人荒尾精为首的以药铺为名的侵华组织乐善堂得知了沙俄欲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并了解到沙俄欲将自中央亚细亚铁路延长至伊犁，感到对日本是个威胁，实际上阻碍了日本侵略新疆的企图，于是在汉口乐善堂本部进行了数日商讨，决定派乐善堂浦敬一赴新疆，向新疆当局游说，与其幕僚商讨防御对策，并让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的门松和河原角次郎2人作为浦敬一的助手共赴新疆。
浦敬一生于肥前平户，东京专修学校毕业后从事新闻业，有侵略中国的野心，能言善辩，1887年秋来华，加入汉口乐善堂。1888年6月18日，3人从汉口出发，发饰、服装完全是清朝人打扮，抵兰州后，因经费等问题，待了1个月，决定返回。浦氏1人于10 月底回到汉口，两名助手回了北京。荒尾感到浦氏汉语不好，决定派汉语好的石川伍一代之赴新疆，让浦氏留在汉口。1889年春，30岁的浦敬一再次决定赴新疆，由比他还年轻的藤岛武彦陪同，3月25日从汉口出发，发饰、服装仍完全是清朝人打扮，经西安抵兰州。浦氏化名宋思斋，藤岛化名宋克己。因旅费不足，浦氏决定让藤岛返回。9月，两人在兰州城外40华里处分手，浦敬一独自一人策马前往伊犁，从此失踪。藤岛于翌年4月返回汉口。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刊布了马大正先生主持编纂的《新疆乡土志稿》，共收44种，为目前所见最全本。日本中国西北史研究学者片冈一忠两次至日本人林出贤次郎的儿子贤三的家，搞到了贤次郎第二次在新疆搜集的乡土志30种，经贤三允许刊布。片冈此书的导言部分亦在大阪教育大学历史学研究室《历史研究》1978年15期发表。贤次郎可以说是收藏新疆乡土志最多的人了。他何许人也?成于宣统年间的《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节记载：“法政学堂..延日本人林出贤次郎讲法学通论。”在 此我据片冈未见的资料补充叙述如下。
1882年8月生于和歌山县的林出贤次郎(Hayahide Kenjiro)为津坟长次郎次子，原籍和歌山县御坊市日高郡美滨町汤川村。l3岁成为御坊市汤川町小松原林出精一家的养子。从和歌山第一中学毕业后当小学代课老师，作为和歌山县首批派遣留学生，1902年4 月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第2期商务科学生，该书院为日本外务省所办的3年制大专， 旨在培养日本青年习华语、通风俗，以便日后成为侵华的人才。1905年3月(一说4月) 林出毕业，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将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夺取，在奉天击败俄军，海战也大获全胜。为了刺探新疆边境地区俄军的动向，小村寿太郎外相向根津院长提出了从书院派中俄边境调查员事。根津院长把第2期毕业生召到自己的家，应征自愿者，结果5
名2期生入选，林出是其中之一。
23岁的林出于5月15日从东京出发，到中国后，7月7日从北京出发，同月26日抵太原，后经西安、兰州、安西。于翌年1月13日抵哈密，经吐鲁番，于2月8日抵迪化。
3月27日从迪化出发，4月16日抵伊犁，9月16日从伊犁出发，同月21日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县)四颗树蒙古郡王府，11月1日从该王府出发，同月9日抵塔尔巴哈台，12月13日从同地出发，同月21日又抵上述王府，两天后的23日离去，同月31日抵迪化。1907年3月4日从迪化出发，经安西、兰州、西安、郑州，于同年5月7日抵北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自然寿终正寝，所有的档案资料留在了中国。笔者在这批资料中见到了120页的16开发黄的竖行日文打印本，封面仅打印有《清国新疆省伊犁地方视察复命书》，该本未有打印时间及地点，为林出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无疑。纵14行，每行33字，每页462字，120页合55440字。该报告分伊犁和塔城两部分，虽重点在俄军动向，但实际为以上两地区政治、军事、经济、边防、宗教、地理考察记。林出此时汉文已精通，这为他的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事地方志的研究，
象林出这样日本特务的考察记是值得重视的，因为特务对许多所见不仅要仔细观察，而且要暗记心中，所以大多记述精要而准确。如他记载新疆的蒙古族主要是土尔扈特蒙古，有王公称号，依次为汗王、亲王、郡王、贝子、贝勒，最大汗王在焉耆一带，下辖65苏木，一苏木旧制一千户，现不过几十户。对上述的土尔扈特郡王林出因有交往而记载尤详，他记载郡王帕勒塔此时正留学日本，由其父巴雅尔作为护理郡王。林出的报告以前是秘密的，见者甚少，所以至今日本的目录均未收，连上述专门研究林出的片冈亦未见。不过林出在1908年的《地学杂志》第20卷第229—230期发表两期《清国新疆旅行谈》 (第23_31、76—89页)，1938年又在东亚同文书院所办杂志《支那》第29卷第6期发表《30年前I二於c于为“伊犁”行回顾》一文(第17l一188页)。
  林出在骆驼背上骑行了7个月，到了迪化，他就不隐瞒日本人的身份了。据他说，在伊犁因为日本人打败了俄军，人们对他表示欢迎，他与上述的土尔扈特郡王有亲密的交往，得王树楞布政使知遇，让他在迪化的陆军学堂和法政学堂任教。又经外务省许可可再次访问伊犁，遂上了返东京的路。在东京向外务省汇报后，林出1907年6月任外务通译生，以此身份受清政府雇佣，第2次被派赴迪化，在上述新疆两学堂讲了两年的学，年仅27岁。王树楞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视为家人，向林出传授了自己高深的国学，林出认为这对他以后在华的生涯惠益甚多。正是从王树愣那里，他搞到30种新疆乡土志稿写本。
1910年3月解聘，同年6月仍为外务通译生，任职驻华公使馆。1910年9月林出回到东京，后又奉外务省命至北京任日本外交官，此时清朝灭亡，吉田茂公使很重视他这位年轻的中国通，林出在公使馆被爱称为“蒙古”。后在中国长期任职。1938年回到日本。
另外派出的有波多野养作(Hatano Yoshisaku，福冈人，政治科)。他1905年8月3 日从东京出发，经北京、西安、兰州、安西、哈密、吐鲁番抵迪化。1906年10月离开迪 化，后从兰州于1907年3月15日在青海塔尔寺与达赖喇嘛见面，又经宁夏、河套地区、 张家口，于6月6日返北京。他的《新疆视察复命书》有东京外务省政务局1907年8月刊本(5+92+2+1页)。他后人外务省。后又任明治矿业锦州炭矿、汉冶萍公司顾问， “七七事变”前已去世。
日野强
日野强(Hino Tsuyoshi)，庆应元年(1866)12月17日生，爱媛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1885年12月升为中尉。1897年10月升为大尉，1899年3月任台湾守备步兵第11大队中队长。1900年7月返任步兵第43联队中队长，11月任近卫步兵第2联队中队长。1902年4月被派任参谋本部，翌年1—11月驻朝鲜义州。1904年2月任职第1军司令部，10月任步兵第30联队大队长，l2月升为少佐。1905年5月被派任大本营幕僚，8月任后备第2师团副官，11月任职参谋本部。1906年9月奉命出差中国和印度。1907年做为参谋本部少佐，经陕甘一路于1月31日抵哈密，8月5日抵伽师县，滞 一日，于同月7日经沙布特尔(夏普桃，在今伽师境)至离雅玛雅尔(今疏勒县亚曼牙) 有五里路的地方住一夜。翌日经羊大满至汉城的疏勒府衙门，知府款以午餐，然后入回 城。据其所记，回城内有喀什噶尔道台，疏附县协台诸衙门及电信局、通商局、银元局设置。北门外驻俄国领事、英国印度贸易事务官，还有俄清银行支店(即华俄道胜银行喀什分行)及俄国邮便局等。汉城内有喀什噶尔提台及疏勒府衙门。回城有6500户人家，汉城1500户，约有6万人口。
    1907年12月结束此行。回国后，其《伊犁纪行》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在东京出版，第一部为日志，第二部为地志。1973年重新印刷，后添传记。
1918年赴新疆的日本参谋本部人员
佐藤甫(Sato Hajime)1887年生于熊本县，号回山。1903年来华，在东北活动。
1909年受参谋本部命偕嘉悦敏中佐(有误为大佐的)潜入滇黔川等地进行谍报活动。 1912年被派至大连日商福昌公司，在东北搞情报活动。一日文资料载其1915年奉参谋本部命随长岭中佐至伊犁，滞三年[《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其辞条转述了这一说法，但时间及长岭的军衔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至伊犁应为1918年，而长岭龟助此时军衔为步兵大尉(见后面记述)]，搜集了许多情报，后转青岛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及谍报参谋，1929年病死于青岛。
长岭龟助(Nagamine Kamesuke)1884年5月1日生，冲绳人，中学毕业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1905年l1月毕业。1918年派任来华，9月抵伊犁。1920年7月离开伊犁，12月抵北京。后历任军中各职。1972年，其长子长岭秀雄出版了《只一人长岭龟助》(非卖品)。龟助1975年10月21日去世，享年91岁高龄。日本史料记载：1918年，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政府交涉，要求在与俄国对峙一线设日本“特务机关”以为防御，经同意(双方签定了中日秘密军事协定)，3月，田岛荣次郎与太田资事被派赴塔城；长岭与富永三省被派赴喀什；同年(同月?)，成田哲夫少佐与大泷刚一、金子信贯被派驻迪化。
  但我们发现上述记载十分混乱，错误较多。较可靠的是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埃瑟尔通(Percy Thomas Etherton，1879一?，中校，1918年8月至1922年4月在任)在任时的喀什日记。内记载：1918年10月29日，日本Captain(在英国指陆军上尉或队长)Aiba (英国人记载日本人多仅列姓氏，此可译作相场、相羽、相叶、相庭、飨庭等，与长岭龟助的译写Nagamine Kamesuke完全对不上，当是指后面所记述的步兵大尉相杨重雄)与
Tominaga(与富永译写相符)先生来到喀什，从北京陪同日本人来的是一位中国参谋本部的中校，穿著欧式，讲俄语，其使命是监视两日本人及报告喀什的军事情况。12月1日，这两名日本人去了喀什西边与俄国交界处的伊尔克斯塘，也参观了喀什军事首脑马提台在喀什西边40英里处坎巨甘的油井，日本人对新疆的矿产感兴趣，而油井的产品可作军用。12月14日，该陪同中校对该总领事言及这一点，并言日本人访问伊尔克斯塘时窥测了主要道路。他认为日本要在新疆投资。该日记记载在喀什、迪化、塔城、阿尔泰的承化寺(但承化寺并未驻有日本人)各有两名日本人。
日本人在喀什的活动亦见该总领事所著《在亚洲心脏》(In the Heart of ia，伦敦，1925年)一书。瑞典学者牛曼(Lars—Erik Nyman)所著《1918—1934年大不列颠及中俄日在新疆的利益》(Great British and Chinese，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ests in Sinkiang， 1913--1934，瑞典，1977年)一书据瑟氏为主的英档叙述了1918--1921年日本人在新疆 的活动。
  程鲁丁教授所著《新疆问题》(上海，1949年)页4言：“民国七年日人大潦太吉，大田东阳等六人，于中日军事协约成立后，同我参谋部人员程浴尘等赴新疆调查边防。”
程教授显然未到过新疆，其所载日本人名未见记载，显然乃据西文资料转译，故人名有异，且真正到新疆的为9人。即：①塔尔巴哈台，驻在员，步兵大尉田岛荣次郎，嘱托太田资事；伊犁，驻在员，步兵大尉长岭龟助，嘱托佐藤甫；迪化，驻在员，步兵少佐成田哲夫，嘱托大泷刚一，雇佣人金子信贯；喀什噶尔，驻在员，步兵大尉相杨重雄，嘱托富永三省。1918年3月，以上诸人在北京集合，向各自派赴地出发。一说长岭与佐藤于8 月抵达，“嘱托”在此指“驻在员”的下属或协助者，一般场合指军方雇佣的非军职民间人士。佐藤向日本发了不少搜集的情报，被认为极有价值，直到1921年两人才一起回国。
太田资事生于常陆，与田岛荣次郎于8月抵塔城，他能说汉语，用日本药为当地人治病，1920年夏56岁时因病死于当地，骨灰被田岛带回了国。田岛为爱知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1905年11月25日毕业，1911年12月12日入陆军大学第26期，1914年1 月27日该步兵中尉毕业，派任步兵学校。
除了文中所引的资料，在我国出版的众多的中日关系史的资料中均未言此事，新疆方面的史料亦无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此事是有一定的保密性的，连内容最丰富的1958年张大军的12册《新疆风暴七十年》中亦未见记载。
继屯、小泉浩太郎及抗战爆发前后
日本人窥测我国西北地区
    继屯(Tsugu Tamuro)，山口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步兵科，1902年11月22日毕业，1910年12月12日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5期，1913年11月26日，以步兵大尉毕业，任职参谋本部，派驻中国。1919年，39岁的继屯任杨增新顾问，从北京出发，获得了北京外交部的护照。为了路上吃饭方便，带着华人厨师1名及华人侍从1人，一行共 3人。先乘火车至洛阳附近，再雇了1辆马车经西安至兰州。他经凉州至肃州，用了12
日经沙漠地带入哈密，抵迪化已为黄昏，计从北京出发用了126天。杨增新接见了他，为他提供了街上正中的华人屋1座，号称公馆，与带来的两人住在一起。他认识了意大利籍的新疆邮政长噶塔。杨增新派了位姓郑的军官照顾他，但他认为是监视他的。他在新疆共待了3年，号称为战前最后一位到过新疆的日本人。继屯1940年时60岁，他在读卖新闻社编《支那边境物语》第79—102页发表了《日本人最后的新疆踏破》一文，附有几幅照片，内记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
小泉浩太郎，1903年生于东京，1926年入东京的阿拉伯·突厥学会，开始学伊斯兰教，于1928年受割礼，并研究《古兰经》，成了日本罕见的通阿拉伯·突厥及奥斯曼·鞑靼语的人才。他想到新疆的古城及迪化，向那里的阿拉伯阿訇讨教《古兰经》。1931年5月他从北京出发，翌年1月在兰州被当地官员监禁，他说除了研究《古兰经》别无他意，经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的交涉，于6月被释放。同年8月，他又踏上了赴新疆之路，同月，在安西一带与美国及瑞典人各1名失踪。①
1935年12月，43岁的预备中尉横田碌郎被关东军任命为阿拉善及额济纳特务机关 长。1936年度关东军的谋略计划包括：继续进行青海工作；极力搜集新疆的情报，派遣侦察员；设定欧亚联络航空基地，在安西屯积汽油，在宁夏阿拉善和额济纳开设机关，作为新疆工作的据点。②
为了侵略的需要，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航)的运航部长永田三郎提出了开设东京一北京一哈密一喀什一喀布尔一罗马一柏林航空路线的设想，为关东军所采纳。为了与德国的Luftverkehr(意为航空)公司(该公司1928年开始在中国活动，1931年2月 与中国政府合资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1932年其飞行路线已经过兰州和迪化)相配合，满航于1936年4月决定组织建设队，在阿拉善定远营和额济纳建中继给油基地。
30—50年代新疆分裂主义分子奥斯曼与其日本间谍妻子铃木住子
谈到近代日本人在新疆活动的历史，在此应提及一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长驻中国，但从未到过新疆，却与新疆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女特务铃木住子。在此据铃木的日文自述，简要译述如下。
她毕业于东京高等女学校，学过英语和俄语会话。她从东京高等女学校毕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常去拜访铃木刚、前岛和林铣十郎，对伊斯兰教陷入了狂热。林氏建议她嫁给奥斯曼。奥氏在1931年2月哈密事变时正被金树仁软禁在迪化，该事变是和加尼牙孜领导的反抗金氏的叛乱，奥氏得知和氏的军队攻占了奇台，逃出来到奇台，在此初见马仲英。1933年，奥氏随军南下，沿路击退省军，来到其父卡利夫·奥斯曼巴依居地喀什。同年11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成立，但不久即瓦解。奥氏离开喀什，逃入印度克什米尔斯里纳噶。从加尔各答，奥氏经阿拉伯去了土耳其，住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后又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觉无希望，经沪渡往东京。
  1941年，日本特务林铣十郎给铃木住子来信，让这时已到中国的她与奥氏结婚，并言与南京政府(即汪伪政府)的边疆委员会联系好了，让她速去南京。抵南京火车站后，边疆委员会的车来接，去了两个月前奥氏用东京送来的钱买的位于鼓楼二道巷2层洋式住房。约两个月后的年初，奥氏从东京飞来南京，他们于回历十二月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根据伊斯兰的婚俗，她被阿萨丽刮去了多余的体毛，算是正式改宗了伊斯兰教，并正式改名为阿米娜，这当然是日本有意安排的政治婚姻。1942年，她与奥氏来到归化郊外，见到了几位讲维语的人。翌日，奥氏夫妇访问了住在别处的与奥氏一起从新疆逃出至上海的医生阿齐兹，其妻为30岁左右的上海人李逸群，时任归化城妇女协进会副会长，与日
本陆军特务机关关系密切。
铃木1942年4月出入于善邻协会在厚和所设回民女塾(塾长是永章子)，协助其夫妄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他丈夫一帮人与日本陆军关系密切，她则为特务机关从新疆来的旅人中调查资料，制成统计报告书。特务机关让她监视她丈夫的行踪，防止新疆人的阴谋。她任设在厚和的驻伪蒙疆的伪满洲国代表部理事官、厚和豪特(呼和浩特)办事处长的蒙古族的阿罕台(1939年l0月上任)的秘书。
     须田正继，1895年生，山梨县人，东京外语学校学俄语，时任外务省嘱托，任职日本厚和总领事馆，住厚和豪特旧城小东街56号。主要负责西北方面的谍报工作。阿米娜也为他干事。日本投降后，外务省致力于撤退在华日侨等善后事宜，在北京的她仍与已回东京的须田有情报往来。
她后在驻华北日军的操纵下迁往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今宜武门内大街附近的新文化街)后宅(今文华胡同)的“哈密公馆”，该公馆为乾隆时所建，原为哈密和吐鲁番的朝贡王公的住居。来北京后，她任负责华北伊斯兰教的茂川I机关嘱托。这时她生了长女爱莎(维语意为新月)，乳母是法达姆。1945年春，长子穆扎贝尔 (土耳其大帝名，意为勇敢)出生。这时奥氏向日本军部的陈情有了结果，答应给他们大量武器弹药，在一基地进行准备，储存物资，组织部队，奥氏大喜，认为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有望，计划从内蒙古进军哈密。奥氏忙得要命，连日连夜开会，日军将校、特务机关员、大陆浪人和商人来访哈密公馆。但不久日本投降了，希望破灭了。这时，归化城的奥氏朋友们陆续来到北京，就住在回回营和哈密公馆，阿齐兹和李逸群也来了，住在他们的外庭。1946年5月，阿齐兹和李逸群等大部分新疆人回了新疆。
  1947年5月28日，南京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主席，他是奥氏的朋友。奥氏决定与5名部下返新疆，并通过认识的警察署长为她搞到了身份证明书，上写她原籍新疆省喀什，姓名阿米娜·奥斯曼。他们雇了15头骆驼。这时从西北行营来了通知，言据新疆省主席安排，回新疆可用国府的军用飞机。他们随即带着两个孩子乘汽车前往机场，飞抵西安。后乘汽车前往兰州，约一周抵达，这时已是6月。但她被人告发为日本人，与两个孩子被扣，其夫被准许返新疆。因旅途劳累和紧张，她提前约5O天于一晚早产，奥氏突然从迪化回来，给小儿子取名穆纳瓦尔，意为万能，这是奥氏家族世袭贵族名。奥氏拜访了兰州警备司令徐雄飞，送了礼。在家待了5天，去了北京。
1947年12月，她在不答应就处死的威胁下被徐氏强迫化名刘一真，正式以此姓名被分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视察及甘肃省政府视察室视察正式加入了军统组织，主要刺探来往的新疆人的分裂活动。徐氏亦任甘肃省视察室主任，这是军统组织在该省的最高机构。
     1949年8月，有警备兵将她逮捕送往重庆。约一个月至成都，从成都警备司令部来了通知，让她与徐氏及两名警备兵飞往重庆。就这样，她作为日本人被捕，于9月1日晨，被司令部的车拉至机场，押往重庆。
1949年重庆解放后，她经人告发是个国际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被西南公安局逮捕入狱。她被以阿米娜·奥斯曼之名判处死刑，罪名是国际间谍、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
1955年初秋，因她思想表现良好，予以释放，由红十字会安排回国。同年12月中旬乘专接日本人回国的兴安丸至塘沽港。她上船时经红十字会联系，与北京的乳母法达姆见了面，她委托法达姆帮助寻找孩子们。
1957年12月，她从横滨港来华，见到了已离别8年的3个孩子：大女儿爱莎、大儿子穆扎贝尔和小儿子穆纳瓦尔。翌年，即1958年3月，她在北京与3个孩子合影留念，托给法达姆，相约再会，然后于同年秋前往横滨。她所著《戴穆斯林罩头的女子——沦落白旺妃》(手 一 ，L／ 女——转落 王妃，东京，日本周报社，1959年9月，235页) 叙述了这一段经历。该书以亲历详细叙述了新疆分裂分子与日寇勾结的内幕。
结 语
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以前，日本军事当局对新疆的觊觎是十分明显的，表面上虽打着与中国政府共同抗衡沙俄的旗号，但这实际上是其侵略并欲占领整个中国及亚洲战略野心的一部分。日本一占领内蒙古地区，即在伪蒙古自治政府首府厚和设立了专门刺探及搜集上述地区情报的西北事情研究所，1944年又在伪蒙疆首府张家口设立了西北研究所这样的专门的机构，但成功者几无。日本遣入新疆诸人之名多不见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但他们的入新疆记录为我们研究近代新疆的情况及日本在新疆的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值得认真分析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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