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宗教情感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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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但众所周知，宗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公众生活。这是为什么？通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变方式，得出三个方面的原因：“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缺失、儒家思想的统治和强烈的祖先崇拜情结。   西方文化学者一般认为[1]，与“后现代”的欧洲相比，美国是一个较为“现代的”国家，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在欧洲更为普遍。例如，美国传统的公众生活更多的是宗教与上帝的祈福；而欧洲文化却表现出不同立场共存与对话的特征：希腊遗风与犹太基督传统之间的对话，理想人文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等。这是因为在欧洲“经过几代的偏见、战争和灾难，人们就容易走妥协与折中之路了”。
中国的情况与欧洲有几分相似。在改朝换代、外敌入侵的腥风血雨中产生的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平和个体间冲突的中庸之道。联想到战后西方后现代运动的东方转向——从中国克己的儒家精神和无为的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世界的跨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应有其在后现代社会的位置。
对待宗教，“现代的”美国人和“后现代的”欧洲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相比较来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要随意得多，也马虎得多。中国主流的公众生活几乎没有宗教的内容。曾经外来的宗教——佛教，早在宋代以后就流落民间，逐渐淡出了中国主流社会的精神世界。那么，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二千年，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佛教国家？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意识淡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原因一、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缺失
何谓“形而上学”？考察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学”除了在与辩证法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外，更多的情况下是指哲学的别名或者指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和解释——一种发端于古希腊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哲学传统。它是人们对于自己所经验、思考的实在界做出的本源性解释和终极关怀。这种解释是本源性的，也就是要追根寻源；而所谓终极，就是要追究到底。当人们对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到底，认为归根结底是这样的时候，就是有了形上信念，系统化的形上信念就是“形而上学”。它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有关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学问，是一种试图获得关于终极实在或一切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的学问[2]。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认识世界的方法局限于人的感性接触，并且含有强烈的致用倾向。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是行，知的目的在于行，行的自知自觉即为知。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为分化，造成了信仰的世俗化。
儒家孔子论学，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原，进入经验世界，直接讨论君臣之道、人伦关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S226;先进》）寥寥数语，既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在儒家经典之作《论语》中，没有一个问题涉及宇宙本原及其终极关怀，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以至黑格尔称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的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3]。
在看墨子，其思想极限均以先王祖宗为限，皆不出此岸世界，也无“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的思路。倒是老庄的道家学派，依稀有些“形而上学”意识，提出过“道法自然”的思想，类似西方的自然法。但其思想最终自生自灭，不登正宗。
儒、墨、道三家是中华民族思维教养的主要负荷者。然而发展到后来，“儒登庙堂，墨流民间，老庄隐于江湖，”三家都没有为中国文化建构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反而最终“形成了所谓‘实用理性’，即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先验不足、终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维定势”[4]。这种形上的迷失，必然造成信仰的欠缺——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才会有勇气生活，而生命的意义必然包括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世界整体的认识和终极的解释。宗教的目的正在于此。
例如，全民信佛的藏族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受到形而上学的佛教哲学的规定——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终极关怀理论，决定了藏人高层面的、终极的精神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随着漫长的佛教中国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宋朝以后更具分析性的、融佛入儒的宋明理学。
事实上，中国原来没有哲学一辞，甚至相当多的西方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5]。他们认为儒学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实用的智慧， 不像西方哲学和宗教具有超验的维度。
原因二、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统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型态中生存的文化系统。梁漱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中国文化要义》）虽然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但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的社会型态——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家庭网络主要靠儒家学说编织而成[6]。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缺少哲学玄思和超越意识，注重社会功利，讲究人伦事功，追求经世致用。其基本定义就是“三纲五伦”的道德规范。“三纲”就是对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行为规范，第一项关乎国，第二、三项关乎的都是家，可见“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五伦”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百善孝为先”，孝道在人伦关系中居于核心位置。《孝经》上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把君、父、家、国完全连接在一起，而最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孝”的最高境界。所以传统社会就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一张大网，“三纲五伦”是这面大网的纲，通过纲常伦理来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中国古代很少使用“国家”这个概念，经常使用的是“家国”，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现实关怀的道德追求中，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功名建树中耗尽了心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远宗教的一个原因。
在儒家学说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之下，不仅知识分子，而且——用刘梦溪的话说——“总的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比较马虎。[7]”孔子说：“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呢？难道神就不存在了？宗教的态度是不允许对信仰的对象作假设的。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华夏文化已自成体系并十分成熟，儒、道学说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此佛教在被接纳的过程中被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在与儒、道体系相融的中国化之后，演变为最适合中国人心性的禅宗。此时，宗教的味道已大为减弱。而且始终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据《隋书&S226;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中国并没有因此变为佛教国家。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佛教更流落民间，完全融化在中国文化之中，民间化、世俗化之后，随意的成分更多了[8]。
16世纪末，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有某些相似。当时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如利玛窦）为了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采取了使基督教附会于原始儒家思想的策略。但中国绝大多数士人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或以中国思想来了解基督教[9]。
原因三、原始宗教：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原始宗教——从远古的生殖崇拜到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再发展到农业社会的保护神、祖先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保护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直至今天在民间仍长盛不衰。
中国原始的氏族社会，血缘关系是凝聚每个氏族成员的纽带。代表这种血缘关系的标志，称为图腾。它的象征物可以是动植物、无生物、人工制品等等。每个氏族社会选择的图腾是不相同的，因而形成各自的图腾崇拜。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氏族社会不断发展扩大，氏族演变为家族。图腾崇拜渐渐退出人们的精神世界，代之以村寨的保护神和家族的祖先崇拜。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制社会，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关于家族制度，费孝通说：“中国是一个看重祖宗和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正在于这种将个人纳入到祖先与后代的历史延续之中的做法”[10]。通过对祖先的祭祀仪式，家族的香火得到了延续，家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强，后人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所谓祖先崇拜，就是表现在这种对祖先永远的常备不懈的祭祀，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大概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祖先崇拜情结了。所以费孝通说：“过去的中国，为什么不需要宗教。人们用祖先和子孙的世代相传、香火不断的那种独特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11]。
一直遗存到现在的原始宗教除了祖先崇拜，还有其它保护神崇拜。像天、地、雪山、古树、巨石、故去的伟人等等，万物有灵，皆可以成为保护神，受到人们的祭拜和供奉。过去民间就有同时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情况。虽然说原始宗教也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其实中国人对待超自然的力量，信仰的成分不如崇拜的成分大。按照刘梦溪的说法，崇拜还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在中国人的眼里，天是至高无上的，是最大的神。但对天是崇拜而不是信仰，因为天并不总是能满足人们的愿望。对祖宗也是崇拜而不是信仰。拜天祭祖是中国人的最高礼仪，近似宗教仪式，但绝不是宗教仪式”[12]。尽管如此，作为一种人生观，拜天祭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代替宗教给人以心灵安慰的作用。这是中国人在信仰这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宗教情感比较淡薄的原因之一。
由于上面分析的三个原因——“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缺失，儒家思想的统治和强烈的祖先崇拜情结——或者更多的原因，导致中国人宗教情感淡薄，以至缺乏宗教信仰。这不能说是我们的缺点，只能说是特点。宗教情感淡薄的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不如宗教信仰来得坚实。这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所证实。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参考文献：
[1] （荷兰）杜威&S226;佛克马：《美国与欧盟日渐疏离吗》[J]，《文化研究》2004.3，84-86
[2] 秦龙：《“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意义》[J]，《唯实》2004.4，23-27
[3] 汤一介：《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J]，《文化研究》2004.9，18-24
[4] 同[2]
[5] 同[3]
[6] 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1-10
[7] 同[6]
[8] 同[6]
[9]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2，1-6
[10] 同[9]
[11] 同[9]
[12]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