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人类展示“信用”还是“狺用”？

2010-09-15 14:20:10 浏览 18723 次 | 评论 96 条
2010年9月15日媒体消息，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大重点城市8月份土地成交219亿元，连续两个月走高，“地王”再度现身。尽管国务院在今年4月份出台了号称“世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但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不降反升。进入8月份后，京沪深穗楼市交易量暴涨，房价开始向新高摸去，土地市场又开始活跃，开发商抢地迹象又开始显现。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大重点城市土地交易明显升温，累计成交宗数为268起，成交面积1222万平方米，卖地款达219.32亿元。
短暂沉寂的“地王”又开始频出。9月2日，广州番禺中心南区一地块被广州城建以楼面价7282元/平方米取得，番禺“地王”再度被刷新。9月8日，香港九龙仓集团旗下的卓光控股有限公司，一举夺下上海浦东黄浦江沿岸一地块，总价48.28亿元，折合楼板价35490元/平方米，创下浦东住宅用地楼板价新高。此外，万达将武汉东湖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2幅商住用地收入账下，47公顷的土地总价达76亿元，成为该地区新的总价“地王”。据最近统计，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成交总价前十名的地块中，多数被国企或者央企收入囊中。如从金地集团口中吐出的广州番禺旧“地王”也加价出让，最终越秀城建以23.8亿元的总价获得，再次刷新番禺地价，比金地2007年的拿地总价高出7.9亿元。
有媒体调查发现，全国30个城市中有26个成交面积环比上涨，其中11个城市上涨幅度超过50%。而作为全国风向标的京沪穗深四地楼市自调控以来首次集体飙升。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最新数据显示，9月第一周上海商品住宅成交量达到23.9万平方米，环比大幅上升40.3%，创下了自4月17日新一轮调控开始20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二线城市中，南京、杭州、天津、武汉和重庆8月份的成交量环比也上升了106%、42%、14%、35%和33%。
据统计﹐截至8月31日，112家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中报全部出炉，这些开发商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为783.6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49.6亿元下降了1133.2亿元。有77家上市房企经营性现金流为负值，比2009年末的35家增加一倍多。
这些开发商上半年负债总额达到7944亿元，较一季度末和去年末分别增加了601亿元和1260亿元。其中负债总额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共有17家，地产四大龙头公司万科、保利地产、招商地产、金地集团中期负债达到了2779.4亿元，占整个负债额的35%。超过80家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50%以上。
楼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多数融资渠道被封。开发商何以拿地“不差钱”？广州日报发文分析，首先，国企拿地活跃。此外，虽然银行一直在强调收紧房地产信贷，但主要收紧的是购房者贷款，对开发商的贷款依然很“慷慨”。如建设银行上半年发放3786.11亿元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228.73亿元。交通银行上半年房地产企业贷款达到1567.2亿元，比去年同期净增长388.03亿元，增幅达到33%。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政府调控紧缩的压力下逆势上扬。分析人士担心，政府压制房屋的措施不得力，将导致市场泡沫越做越大。中国房地产经济学家刘正山博士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是在中央政府紧缩调控过程中的逆势上扬﹐中央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奏效。他表示，中央政府调控措施不得力，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的阳奉阴违，以及经济刺激方案的负面效果，吹起了中国，也许是世界房地产开发史上最大的泡沫：“2008年底，中国为了救市，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政策措施。2009年银行放贷是9万多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货币供应量，导致流动性过剩。所以今年以来，大量资金流入炒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发现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是非常严重的。2009年差不多有70%的购房者是投机炒作。”
而一项被广泛引述的调查显示﹐全国660个城市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足以说明，投资性需求仍然主导了当前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陷入“屡涨屡调，屡调屡涨”的怪圈﹐关键是所有调控政策都没有真正触及“土地财政”的模式。调控看似“紧锣密鼓”，而地方政府卖地正忙，应了那句 “调控声声急，房价节节升”的谶语。
在现有考核体系下，以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成为地方官员自然选择，土地出让金就是地方政府等米下锅的“第二财政”，卖地无疑是“多赢之策”。但这种经济模式注定是短命的。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早在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沿海地区的可用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3至5年；而且政府也不得不最低限度地保持信用，承认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70年的合同有效。中国为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生产用地。
但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永远具有别人想不到的中国特色，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在远未到合同期满的70年之前，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省份已经想出奇招：无论是住宅用地还是工业用地，只要具有开发价值，由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目的是为了再卖一遍，让政府再次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有例为证：2010年8月29日，新华网消息说，“江苏常熟突令800多名住户拆迁仅提前15天通知”。这条新闻的梗概如下：2010年春节前，江苏常熟湖苑五区的居民们从《常熟日报》上的一则通告得知，他们拥有的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政府收回，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按照全国通例，房地产开发商与当地国土局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同期限应该是70年。可是，这里的房龄还未满10年，有的住户搬进去只有4年。这次拆迁范围涉及34万平方米的土地，800多名住户。政府宣称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是为了实施“琴湖片区综合改造”工程，在这块土地上建成常熟未来的“休闲商务区”，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居民们发出抗议：购买的房产为什么政府说收回就收回？城市土地规划为什么随意修改？以牟利为目标的“商业开发”能算“公共利益”？土地储备中心作为拆迁专案的主体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为了维权，拆迁户们状告常熟市国土局、发改委、住房建设局、规划局。但中国司法，早就是党政的玩物，堕落为剥夺民众权益的工具了。
据BBC2010年9月2日消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日前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不少台商希望海基会能够帮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涉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置换的问题。早期到大陆投资台商多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也都设在城市近郊，工业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一般为30年。但随着长三角一带经济形态的改变，人口密度愈来愈高，以往以工业用途为主的开发区，当地政府已计划变更为住宅或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区，原来的工厂就势必得往更周边的地方迁移。土地使用权期限虽然未到，台商也都愿意配合政府意愿搬迁，但遇到的问题是政府给的拆迁补偿费，以及政府设置的有关土地投资密度的价格，根本不够台商在新的地方盖新厂房。除此之外，让许多台商与当地政府产生严重纠纷的，则是对于土地增值后的利益分配，政府与台商的计算方式很不一样，政府计算的补偿比台商计算的要少得多。
重庆则是另外一番风景，推行要农民用“土地换户口”。据介绍，在户籍改革中，重庆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这“三件衣服”。计划两年内让300万农民进城，十年内让1000万农民进城。由于农民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所以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都指出这种政策的剥夺性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两换这个事，你跟城里人跟哪个公民敢讲两换？法律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民的住宅是我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加紧以各种名义回收土地。网易房产和《第一财经日报》联手披露的闲置土地统计名单包括1457宗闲置土地。其中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共849宗，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为608宗。回收的理由是指多家知名上市房企、国企、央企涉嫌“坐地升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违规土地被回收后会重新标价再“出让”一次。
如果以为上述政府毁约行为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国家建设部最近已经通过几个管道放出话来：8月6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国家住建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发言语惊四座：1949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所以，真正不具备“拆除价值”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几乎同时，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中国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但建筑寿命只能维持25－30年。
住建部两位官员的话一出口，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弹。已经被住房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倾全家毕生储蓄买的住房所凭藉的70年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个空头承诺，在“公共利益”与“建筑质量”等无数由政府信手拈来的借口面前不堪一击。凡在1999年以前的房子（常熟的房子房龄是1999年以后）随时可能被拆迁。
还有要命的是工程质量造成中国的楼房寿命，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与美国的二分之一（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的建筑寿命为74年）。中国的建筑业每年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却如此短寿，其结果是每年将产生数以亿吨计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中国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 12000吨建筑垃圾。对已陷入垃圾围城的中国，在未能解决垃圾处理的情况下，还如此之快地生产建筑垃圾，完全是在自毁家园。
最近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中考诸实际，两国经济有一个主要区别：日本从经济起飞开始，其发展是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创出自主品牌企业，如东芝、日立、三洋、索尼；而中国近30年来一直是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粗放式发展，以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中国企业至今还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中国制造等同于劣质品的代名词。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图景是：出台新的外商投资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国家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合谋，将主意打到了百姓的蜗居之上，仿佛铁了心要在用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上狂奔下去，将整个中国无休无止地拆到拆不下去为止，以满足中国官场对GDP崇拜的虚荣和对老百姓的残酷劫掠。
今年工人罢工潮叠起，生态灾害频发，无不预示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透支劳工生命福利与掠夺生态资源支撑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房地产业，似乎还在坚硬。为了满足政府的私利，80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中国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统治者正在通过房地产政策，让政府丧失掉最后的一点信用。
什么是信用？简单的望文生义：人言为信。当然，也可以叫“狺用”，不过这种叫法，却只能应用在野兽的身上。所以上述种种，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政府在向人类展示“信用”还是“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