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名人演讲稿全集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公认的一流学府，是中国近代新思想、新科学的重要发源地，有史以来，无数著名学者、商界巨子、以及国际政要都先后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做过演讲，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做演讲已经成了一种荣幸。在这些演讲中，有针砭时弊的政论，气宇轩昂；有严谨求实的学术论述，循循善诱；又有推陈出新的另类思维，语惊四座，也不乏促膝谈心般的思想感受，娓娓道来。这些精彩的演讲体现出演讲者的学识和水平。
同样，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听演讲也是一种荣幸。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两所高校的演讲更是盛况空前，许多场馆几乎每周都有演讲活动，有些时候甚至在不同场馆同时有多场演讲在进行。使学生们常有顾此失彼的感觉，各个场馆的演讲经常是座无虚席，更有一些慕名而至的校外“来宾”，席地而坐或是攀窗而立早已是司空见惯。
为了让更广泛的社会读者能够领略到在北大和清华的演讲，同时也为了使这些演讲的精华得以保存和收藏，我们在校内外各界同仁的帮助下，从收集到第一盘录音带直至正式结稿，前后历经两年时间，将所有演讲加以选择，编辑成册，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一、时代性强。演讲稿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在新的时代发生的，与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二、科学性强。无论是何种思想模式、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但其论述必须是严谨而科学的；三、实用性强。大部分的演讲内容涉及现代经济、社会、IT产业以及当代文化艺术与传播等，使广大读者能够直接从中受益。
在语言风格方面，我们尽量保持了每场演讲的现场感，以便于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同时我们将所收集到的录音及部分录像和照片资料等编辑制作了多媒体光盘，供广大读者收藏和使用，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聆听真实的声音。书中所附的光盘可以在电脑中自动运行，也可以在VCD、DVD影碟机中播放录音。
由于水平有限，有些演讲稿在编辑整理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另外限于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的演讲未能编入，在此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3年6月北京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在北大的演讲
克林顿
在朝鲜半岛，我们曾经是对手，现在却一起为永久的和平以及免受核武器威胁的将来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当全球大多数地方正在远离核武器危险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冒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两国现在正采取共同战略，推动印巴两国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以对话解决分歧。
克林顿(BillClinton)
出生日期：1946年8月19日
出生地点：美国阿肯色州霍普镇
学历：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1964-1968年)；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70-1973年)
经历：
到阿肯色州州立大学担任教授(1973年)
阿肯色州州长(1978-1980年)
连续五次担任州长(1982-1992年)
克林顿被选为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0年)
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1992年11月3日)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1996年11月)
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任期正式结束(2001年1月20日)
陈校长，任书记，迟副校长，韦副部长：
谢谢你们。
今天我很高兴能同一个人数众多的美国代表团一起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我夫人，还有我女儿，她是与北京大学有学术交流关系的许多美国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我们当中还有美国国会的六名议员、国务卿、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中国大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其他人，我想强调这反映了我们十分重视美中关系。
同学们，老师们，学校领导们，在这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首先我想向你们全体表示祝贺。恭喜北大（中文）！（掌声）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曾经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燕京大学所在地，许多美丽的建筑是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的，几千名美国学生和教授曾在这里学习和任教，所以我见到你们感觉特别亲切。
当然，我很高兴，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今天与79年前的那天不一样。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正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篇开学致辞。他准时来了，但学生们却没来，他们全都去参加致力改革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五四运动去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我希望在我走进这座大礼堂时，能有人在座。非常感激你们今天前来参加。（掌声）
经过100年的时间，北大已逐步发展为拥有逾两万学生的大学。你们的图书馆是全亚洲最大的。去年你们的毕业生有20％出国留学，其中包括半数左右数理学科毕业生。中国和亚洲以至世界各地，有超过百万的人曾经访问过你们的网址。在这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之际，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
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人民非常仰慕中国数千年来在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清楚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两国的坚强纽带。如今，我们看见中国正处在一个通过迅猛全面的改革赶超辉煌的往昔，并展现更加伟大的前景的历史时刻。
就在30年前，中国还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现在，中国已是一千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这些机构的影响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航空到农业发展无所不包。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开放了她的贸易和投资。今天，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已达四万人，在其他地方留学的人更有几十万之多。
你们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加引人注目，正从一个封闭的中央指令经济体系迈向充满活力、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创造出持续20年的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使人民在旅行、投票选举、选择住所、就业和受教育等方面有更大的自由。你们使得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过去10年来翻了不止一番。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所过的生活，是他们20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的。
当然，这些变化也打乱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去每一个中国市民都一定能在国有企业中获得一份工作，现在必须到就业市场上去竞争；过去中国工人只需要完成北京计划者的指令要求，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必须在品质和创造性方面与整个世界竞争。对于那些缺乏适当训练、没有技能、也没有知识的人来说，这个全新的世界是难以应付的。
短期内一些勤劳善良的人们难免会失去工作。此外，人所共知，过去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能源使用模式，使环境、经济和健康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例如空气污染、森林减少、酸雨和水荒。
面对一些挑战，必须建立新型的培训及社会保障制度。为了达到发展经济同时改善环境的目标，必须实行新的环境政策和采用新技术。就我所知，根据中国人的智慧、创造才能和进取精神，以及过去几天里我从江泽民主席、朱　基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所听到的，我完全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在你们建设新的中国的时候，美国愿意和你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安全和开放，和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努力。我知道，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人质疑，中美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是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
已故的邓小平劝诫我们要实事求是。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们两国的距离正在缩短，事实上任何国家之间的距离都如此。从前，一艘快船要由中国到达美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今天，科技令所有国家实际上都成了邻邦。由手提电脑到激光，由晶片到比特（Byte），信息革命正照亮人类的智慧领域。思想、信息和金钱，可以在按下电脑键盘的一瞬间，从地球一方到达另一方，从而产生出不寻常的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防止和征服疾病，甚或加深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知道，开放更多和转变更快，意味着在一国国界以外地方发生的问题，可以很快蔓延至该国之内，例如大面积杀伤性武器的传播，有组织犯罪的威胁，贩毒，环境受到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失控等。没有国家可以独立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也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要建立共同的使命，以便我们可以一起塑造这种光辉的可能性。
在21世纪――你们的世纪――中美两国面对亚洲安全问题的挑战。在朝鲜半岛，我们曾经是对手，现在却一起为永久的和平以及免受核武器威胁的将来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当全球大多数地方正在远离核武器危险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冒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两国现在正采取共同战略，推动印巴两国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以对话解决分歧。
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扭转世界的犯罪案和毒品潮流。在全球，有组织犯罪每年夺去人民数以10亿计的金钱，并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毒品对学校和社会的危害，美国知之甚详。中国和10多个国家接壤，成为各国毒枭走私活动的十字路口。
去年，江泽民主席要求中美两国的高级执法官员加强合作，打击那些掠夺者，肃清洗黑钱活动，阻止残酷的走私人口，以及杜绝损害货币的伪钞活动。本月，美国打击毒品的执法机关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中国的反毒专家也会尽快到华盛顿工作。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承担一项使命，确保今天的进步并非以明天的代价换取。中国过去20年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也付出了毒害环境的代价。污染物把你们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污染。对贵国人民健康的损害和对经济增长的阻碍而言，后果也是沉重的。
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当然在中国也更加全国化。例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便会超越美国成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温室效应是令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下一世纪，气温有急剧转变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把一些岛国埋葬在汪洋之下，并且危害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们必须合作。我们美国人从本身的经验中知道，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我们必须为自己和世界一同努力。
在我国副总统戈尔先前和中国政府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江泽民主席和我一起工作，要把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引入，以帮助改善空气质量，并同时令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并非只为了强调我说的话――你们这一代在这方面要做更多工作。这是对你们、对美国人民及对世界未来的重大挑战。这一点必须在大学里就开始强调。作为政治领袖，如果相信环保措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贫穷增加，便不会采取环保措施。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环保妨碍经济并非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做得正确，实际上会有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会有薪酬更好的工作，并会导致更高的教育和科技水平。不过，这需要你们，北大、中国社会和美国以及全球一起领路。（掌声）
在21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不会受阻于国家疆界，你们这一代也必须领导面对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当香港和印尼股市下泻时，影响并非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贵国蓬勃的经济增长与亚太地区稳定及增长的恢复是密切联系的。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国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们必须继续合作，抗衡这场对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与繁荣的威胁。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将有可贵的机会和我们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智慧联合起来寻求进步。我们在各个领域合作取得的突破，在对抗极端天气环境和地震方面均获得了成果，证明我们的合作可以改变中国、美国以至全球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扩大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送给未来的一份最大的礼物。
很明显，在我谈到的上述每一项重要领域中，我们携手并进所能取得的成就，远比我们分开的成就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确保我们现有的互益关系在下一世纪发展成为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原因。
如果能够实现以上目标，并加深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以及我们真正的分歧。我相信，正如你们很多人所看见的，江泽民主席和我上星期六在记者会上的开放和直接的交流，可以澄清和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让人们了解这种辩论并谈论这些事情，可以让人民对建设更美好的将来拥有更大信心。
从华盛顿我居住的白宫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见我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屹立在地平线上。那是一块高高的方尖石，但在这宏大的纪念碑的近旁，有一块小石头，上面写着：“美国不建立贵族和皇室封号，也不要世袭制度。国家事务概由人民投票公决。”
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是从古到今都未有过的尝试。多么美好。不过，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手，而是福建总督在1853年代表中国刻在石碑上送给美国的礼物。
我十分感谢中国的礼物。这份礼物直指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政府干扰地发表言论和不同意见、结社和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便是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思想。这就是领导我们从大陆的一方到达大陆的另一方，最后踏上世界舞台的思想。这也是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珍惜重视的思想。
正如同江泽民主席在记者会上所说，我们不断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努力。订立美国宪法的人明白，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他们说，美国的使命就是“不断朝着完美迈进”，换言之，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完美，但我们总得不断改进。
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人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今天，我们并非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因为我们深信，某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目前这些人权已清楚地列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包括享有个人尊严、自由表达意见、选择自己的领袖、结社和集会、选择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是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在生前最后一封信中说，“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人类的权利。”我相信，在112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世界各地男女老少的权利上。
在过去20年里，自由的浪潮在全世界解放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扫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和内战交替往复的怪圈，使非洲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获得了难得的独立机会。而且，自由的潮水已经到达了亚洲的海岸，从菲律宾到韩国，从泰国到蒙古，自由给经济增长和生产活动提供了动力。
经济保障可以是自由权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便承认这点。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成功地把经济保障转变为人民力量的来源。中国人民的收入增加了，贫穷减少了，人民享有择业的自由，享有旅游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不过，真正的自由并非局限于经济自由，美国相信自由是不能分割的。
过去几天来，我在中国看到自由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看见民主在中国国土内的农村萌芽。我到过一个农村，那里的村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村领袖。另外，我也看见移动电话、传真机、录像机等等，这些仪器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影像。我还听见人们在表达心声，我更曾经与那些宗教信仰与我相同的中国人一起祈祷，处处都使我感受到一股稳定的自由气息。
问题是我们将迈向何方？我们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携手共进？50多年前，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曾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个人自由，我的回答则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解放个性就是解放民族。”
我们美国人认为胡适说得对，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以及推动它改变。
美国的奠基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批评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假如他说得对，那么许多时候美国总统的朋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笑声）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创造经济机会和使国家富强需要做出不断的改进和变革。因此，最大限度地自由交换信息、思想和意见，以及对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主张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实际上将会带来更加稳健的前进。
所以，如果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的心灵能够自由发挥到最大限度，将会使贵国以及全世界享受最大的好处。
我希望中国更全面地接受这一真理。你们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但我相信你们更加灿烂的时代是在未来。虽然经历了20世纪的诸多灾难，中国不但没有倒下，而且正在大步向前迈进。
其他的古老文明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们未能改变自身。而中国已一再证明她有能力改变自己并不断成长。今天，我们应当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构思蓝图，你们这一代应当成为中国再次腾飞的核心力量。
新世纪取决于我们，我们的看法影响着未来。你们的国家经过的千年比美国经过的百年还要多，然而今天的中国，跟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年轻。如果你们不仅为自己的伟大历史和正在进行的事业所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所自豪，一个新世纪就是新中国的曙光，世界有一天就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以及必然包含其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的人类尊严，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在贵国把这样一个时代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美国希望同你们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谢谢！（掌声）
（以下是克林顿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说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
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
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谢谢。
克林顿：首先，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看法，我来此访问的一个理由就是……正如你所看到的，因为许多与我一起来访的人是来自新闻媒体，我希望此行有助于向美国人显示完整、平衡的现代中国面貌。而来到这里，可以鼓励其他人也来，并鼓励其他人参与中国的生活。
我在听众中看到一位青年，他昨天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研习法律的美国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有许多美国人来这里留学，很多美国人来这里观光，很多美国人来这里做生意。第一夫人今天上午和国务卿曾参加一项有关法律计划的会议。我们正与中国进行很多计划，以协助促进法治。那样应可使很多人来这里。
我认为，你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多种接触。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多越好。
问：总统先生，身为中国人，我对祖国的统一抱高度兴趣。自1972年起，在台湾问题上已有进展，但我们看到美国一再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最令我们愤怒的是，我们看到美国与日本重新修订美日安保条约，而根据某些日本官员的说法，安保条约甚至把中国台湾省也包括进去了。所以我必须请问，如果中国把海军派到夏威夷，或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安全条约，联手对抗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会同意这种行为吗？美国人民又会同意这种行为吗？
克林顿：首先，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障碍。我们的政策体现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将近20年前，我国承认中国并推行一个中国政策。我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也向他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现在，当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协议时，我们同时也达成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协议，我们也鼓励海峡两岸对话以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出售武器给台湾，一定只是用于防卫的目的。中国绝不要相信我们企图破坏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我们相信，统一应以和平方式达成。
现在谈到日本，如果你看过我们与日本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我想，从文中的用词可以明显看出，安保条约不是针对任何国家，而是用来支持亚洲的稳定。我们在韩国驻有部队，目的在于防止朝韩分界线的战火再起。我们在日本的驻军目的旨在协助我们随时加强亚太地区安定。我认为，硬说日本或美国有一个企图围堵中国的安全关系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美日两国所希望的是与中国建立21世纪的安全伙伴关系。
例如说，你提到北约，我们已在欧洲扩大北约，但我们也签订了一项条约，一项北约与俄国之间的协定，证明我们不再对抗俄国。过去五年来，北约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俄国并肩终止波斯尼亚战争。我可以向你预告，你现在看到我们正与中国合作，力图阻止印度与巴基斯坦核试验造成的紧张情势，将来这种工作会愈来愈多。你会看到这方面有很多安全合作。而我们是无法从昨天冲突的镜子看到今天的协议的。
问：总统先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问一个问题。您带着友善的笑容踏上中国土地，来到北大校园，我们对您的莅临备感兴奋与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的渴望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就我所知，您访问中国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太重要，而且交往比遏制好。
我想请问的是，这番话究竟是应对此行的承诺，抑或是您在笑脸背后是否还藏有其他的涵意，您有别的什么设计来遏制中国吗？（笑声与掌声）
克林顿：要是我有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笑声）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
苏维埃联盟瓦解时，俄罗斯必须决定如何界定自己的大国地位。是发展俄国人民的潜能，并与邻国相互合作，以创造更伟大的未来？还是念念不忘过去两百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认为若要强大，惟一途径是用武力控制其他邻国？结果他们选择向前看，世界因而更美好。对中国而言也如此。你们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将会决定，21世纪的强大中国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们将获得庞大的经济成就，意味着你们将有无穷的文化影响力，是意味着你们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扮演更大角色？还是意味着不管邻国是否喜欢，你们将以某种方式制约邻国？这是每个大国都必须做的决定。
你问我是否想围堵中国？答案是：不。美国人一向对中国有好感，这种好感在我们的关系发生问题时有时会中断。不过如果回顾我国历史，美国人民向来认为我们应该亲近中国人民。我认为，21世纪时，美国人民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远比因我们对在我们疆界之外发生的事情持有不同看法而耗资庞大金钱和时间围堵中国要好得多。所以我不想这样做。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掌声）
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有利的，而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是我的职责。对他们有利的事便是与贵国建立良好关系。
问：总统先生，今年我就要毕业了。踏出校门后我要到中国银行工作。您提到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对国际安全、环境、金融安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些真的很重要，我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受良好教育。我知道您非常疼爱令媛，她现在正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我的问题是关于多年前您所提出的适应经济的观念。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对高级教育的看法如何？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高级教育可扮演何种角色？第二个问题是，您对贵我两国年轻的一代有何期望？
克林顿：我先回答知识经济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美国是怎样做的。我尝试在美国创造一种环境：大专院校校门为每一位学业优良的年轻人而开，不会有任何财务负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这点，但已有很大进展。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有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在美国这有多重要。我们统计全国人口，每十年我们做一次人口普查，统计美国的人口，得到有关人民的各种信息。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年轻人最可能获得良好工作，收入不断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受过两年以上高级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比较可能得到良好工作，并使收入增加。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可能得到的工作，是收入逐渐减少的工作，而且比较容易失业。
中国的经济越发达，以上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你们会越来越需要大量受过大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人。所以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现在我来谈对中美两国年轻一代的期望。一个与经济无关的期望。你们的前途有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就是你们所处的世界并非受现代问题所控制，却受古老的仇恨所操纵。环顾全世界，不论是在波斯尼亚、巴基斯坦、中东或非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问题是因为人们对种族、宗教或族群的差异互不喜欢而引发。看看全世界的每个地方，你到处都能看到这类问题。
而年轻人对与自己不同人胸襟较开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较有兴趣。因此，他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上对抗这种仅仅因为彼此不同就相互仇视或歧视他人的恶习的强大声音。谢谢。（掌声）
问：总统阁下，提到民主、自由、人权，这实际上是关乎中国与美国人民重大利益的问题。不过，老实说，两国对这些议题的确有些歧见。在刚才的演说中，您非常骄傲地检讨并反省美国民主政治中人权发展的历程，同时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议之言。可是，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
因此，我现在想问阁下的是，您认为在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还有，贵国政府在改善这种状况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克林顿：首先容我说一句，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问题。此外，我也一直牢记在心，在美国，奴隶制曾经是长年的合法制度，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完美。我常常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一个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向理想迈进。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你的论点。
现在，容我举出两个例子。在美国，基于种族差异而产生的歧视案例仍时有所闻，无论是居住、就业或其他方面均是如此，所幸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应付这种现象的制度，只不过我们迄今仍未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去年，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和美国人民对话，并设法了解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地方政府或其他民间团体采取哪些配合的行动，以及应该如何才能改变美国人民的心态等等。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当我在1992年初竞选美国总统时，有一天我在纽约市一家饭店逗留，当时一位希腊裔移民跑来跟我说，他儿子已经十岁，曾经在学校讨论大选的问题，表示应该投我一票。不过他又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设法让他的儿子获得自由，因为他的儿子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我接着问他，这番话的真正用意何在？他回答，他居住的社区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帮派和枪械随处可见，以至他不能放心让他的儿子每天自己步行上学，或者过马路前往公园博戏。他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让他的儿子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因为在美国，我们通常会把自由视为摆脱了政府滥权或控制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开国先贤当年为了逃避英国的君主政体而抵达美国。但是有时候，所谓自由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让每一位国民享有接受教育和最起码的安全生活的公平机会，同时维持法制的环境。因此，我一直努力设法降低美国社会的犯罪率。目前的犯罪率已经比过去25年来任何时候都低，这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美国下一代已经更多。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暴力事件还是屡见不鲜。
因此，美国人不但必须主动保卫自己珍视的自由，更应该创造一种人人都可以真正享有安适及自由生活的环境。
这个问题很好。
问：总统阁下，我们竭诚欢迎您访问北大。你曾经引用前福建巡抚徐继畲说过的一句话。不过，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不过，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我还认为，只有能够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不知道阁下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克林顿：首先，如果你相信自由的价值的话，你必须尊重他人选择自由的权利，即使是对个人自由有激进定义的其他社会，也会有个人自由侵害到他人的权利时，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
举个例子说，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法庭判例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确拥有言论自由，但任何人都无权在全场客满的戏院中，以开玩笑的心态大喊失火，进而导致现场民众因为恐慌而相互推挤践踏。另外一个有名的法庭判决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攻击他人的身体。
因此，我同意你的论点。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他人不能侵害这种自由。再者，他人也有权作出和你不同的决定。我们的制度、文化、选择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生命让人兴味盎然的原因之一。
问：总统阁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18个月，因此我要问，除了你个人的贡献之外，你认为造成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或许可供中国参考。
第二个问题是，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一些学生曾经在活动中心外进行示威。如果总统阁下在访问北大时，碰上有一些学生在校外进行示威，你的感受如何？
克林顿：先谈美国经济。我认为，自从本人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第一，设法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我们最后终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即将达成30年来第一次平衡预算。这个局面使得利率不致出现大的波动，相对地又产生出大量的财富，投入民间企业，进而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我们扩大贸易，今天的出口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三，设法在美国人民的身上投下更多资金，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科技以及教育等。
除此之外，许多功劳其实必须归于美国人民。美国的商业非常发达，美国人不断地将资金投入开发新科技、新市场、以及人力资源训练等领域。在美国，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开展事业，这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妻子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做了很多事，不断设法让乡村民众取得信贷，以便开发自己的事业，发挥他们拥有的某些技术。我们亲眼看到这套做法逐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奏效。在这些地区，机会已经萌芽抽枝。
我们不断让美国人民更容易开展或扩大事业。我们也非常努力地把新机会带进一些以往不曾拥有这些机会的领域。我要将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民。毕竟，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们按理应该规划正确的政策，借以创造一种可以让美国人民创建未来的环境。我想，这种理想基本上已经实现。
你还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向江泽民主席说，我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当他访问哈佛大学时，有人针对他进行示威，我就不会觉得形单影只了。
我要给你严肃的回答。如果许多人在场外针对我进行示威的话，我们不妨假设他们是为了一位先生提出的问题而表达不满。如果他们说，噢，克林顿总统企图干预中国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绝对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设法了解他们示威的诉求，并问问接待我的主要官员，我是否可以过去和他们说说话，或者让一两位示威者过来和我见个面，当面向我吐露他们的心声，以便我当场回答。
请记住，我曾经说过的有关富兰克林说过的一段话：批评者是我们的益友，因为，他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各位今天提的一些问题含有批评的成分，这些都是好问题。它们让我受益良多。它们让我了解到，别人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观点，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它们让我更加明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美国总统。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番交流非常难得。我认为，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每当我在讲话时，我从未学到其他东西，只有在洗耳恭听的时候才能学习。
谢谢各位，谢谢。（掌声）
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的演讲
劳伦斯?萨默斯
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劳伦斯?萨默斯，1954年生于美国纽黑文，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28岁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1984年至1990年期间，一直是经济学季刊的编辑。1991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受聘于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第72届部长，2001年3月11日当选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8月1日正式上任。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20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着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得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己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竞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
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材。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得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级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的各方面的顶尖级专家。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作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的领导才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比己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分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的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适当的起作用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缘学科领域的研究。
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英特网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三百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十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着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的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问答
问题一：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三：那好，事实上，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四：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制度，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制度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制度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制度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制度，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五：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六：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受到什么惩罚？谢谢。
回答：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剽窃这一问题。剽窃的学生会被要求离开大学，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再回来读书的。或者，至少，在他们回来之前，他们，被要求要离开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教员我们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剽窃他人的成果的。我认为，就剽窃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应该产生一些制度来确保我们对大学里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普利兹新闻奖而言，我为哈佛大学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于我们无情地竞争以得到最优秀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最优秀的人，而且他们想做最出色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受到挑战，被敦促着做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工作。我认为，就创造一个智力界而言，我提到过的那几种价值对促进这方面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问题七：您好。我来自台湾国立大学医院。很久以前，我曾经在AssociateGeneral医院和哈佛的波士顿城市医院学习过。我认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很有名的。我的问题是，与其他哈佛大学的校长相比，你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顺便提一下，我的同学，我想你们见过面，现在在台大。非常感谢。
回答：我希望我的贡献将是在我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基础上，使哈佛大学更加成功。我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尽量培养一种文化，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到哈佛来，让他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机会与其他学者相互合作；检验学生、挑战学生；以保证我们能对以快速的方式正在被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做出反应。比如，我认为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一些重要的机会，一些新的领域将会被开辟，它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正在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保证大学能以饱满的精力对这一机会做出反应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怎样使不同的社会，像美国和中国，能够越来越紧密地保持联系，怎样使这样的联系尽量产生正面影响，全球化这一问题也应该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学研究的焦点。例如，我们刚刚修改了我们的制度，使得哈佛大学的学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出国学习的机会。哈佛大学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考虑我们本科教育的教学大纲。如何教授学生以及教学大纲的特点是需要我们时不时考虑的东西。人们实施一个系统、让这个系统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获得了这一系统的经验，这时新的知识就产生了。重新检查这一知识也是应该的。哈佛大学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这么全面的检查了，这是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问题八：萨默斯教授，如果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当一个学生从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时，你认为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谢谢。
回答：如果哈佛大学毕业的好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认为这不是哈佛大学的失败，而是美国经济的失败。我想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跟今天所谈过的内容有一点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也许，我早该提到了这一点，早该就这一点谈上几分钟，那就是，有一段时间，教育是在教授一些知识点。它所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做乘法；如何拼写、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掌握不同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如何掌握不同的物理公式、如何记住主要书籍中人物的名字。我认为如果你看一看今日最成功的人，他们不是――他们最特别的不是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点，而是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于他们能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于他们能够看到人们从前看不到的模式。对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他需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思考，如何以创造性，而且又是非常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我认为，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大学留给其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
问题九：谢谢您给我提问题的机会。我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它是中国唯一一家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杂志，它有700多万读者。因此，我的问题与学生有关。在您的演讲中您提到如何建立一流大学。因此，我的问题是，关于学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特质，您对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何建议？您对中国学生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能就这一点与700多万读者谈一谈？我还想同您保持联系，想与您进行一次访谈，了解更多的东西。谢谢。
回答：请允许我把你们的这份特别的杂志先搁一搁，来回答你提出的部分问题。我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建议是适合所有学生的。但是，我想，如果我必须为这里的学生提一个总的建议的话，那就是，仔细想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对你来说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哪里你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你们要以全部的热情来追求这些东西。仔细想想，你身上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发挥它。尽量寻找一些与你所关心的东西相适应的机会，而不是去寻找与你父母所关心的、最传统的，或是与你看到的其他学生都在做的事情有关的机会。在世界上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以及从职业角度来看，能够拥有最满意的生活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够突显出来的人，他们不仅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正在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找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努力去发挥它，这就是我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北大的演讲
金大中
在我四十多年来的苦难的政治历程中，在生命受到威胁，被囚禁或被软禁，遭到军事政权的政治迫害的时候，中国朝野各界人士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金大中总统此次是第三次访问北京大学，1998年11月12日上午，金大中总统会晤了江泽民主席，下午，不顾身体疲乏，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发表以下演讲。金大中总统三次访问北大，对北大具有深厚的情感。金大中总统毕业于汉城大学，后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韩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北京大学与韩国的汉城大学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肩负着振兴国家的重任。
尊敬的陈佳洱校长：
各位教授：
肩负着中国未来的北京大学学生们：
继1994、1996年两度访问北京大学之后，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其实，我在韩国也未曾有机会三度访问同一所大学。相信这是因为北京大学与我特别有缘。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
领导中国近现代史的北京大学正好庆祝它的建校一百周年，首先，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掌声）
北京大学曾主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拓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同时在20世纪的波澜之中，坚守中国，使国家得以发展。
我坚信业绩如此辉煌的北京大学，以其潜力足以保证中国前途光明。
各位教授们和学生们！
首先，我要以个人的名义，对下面一件事情要向北京大学的各位师生，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是因为，在我四十多年来的苦难的政治历程中，在生命受到威胁，被囚禁或被软禁，遭到军事政权的政治迫害的时候，中国朝野各界人士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各位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掌声）
今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而遭受巨大的灾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和财产。
同一时期韩国也曾遭遇水灾，因此我要向中国人民转达4500万我国国民的诚挚的慰问之意。中国人民在江泽民主席的卓越领导之下进行防洪抗灾活动终于得到胜利，对此也表示赞赏。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韩中两国两千多年来，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一直维持着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的冷战时代里，虽然有过处于不幸关系的时期，但是韩中两国关系是极为和平的，相互合作的。
尤其韩国过去两千年期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尤其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特别明显。但是我国民族，正如中国所做过的一样，总是能够重新创造，使之韩国化。引进佛教，将它发展成为海东佛教；吸收儒教，使它深化成为朝鲜儒学。而且把来源于中国的伦理、文化等一切部门，化为自己的，并让它们发扬光大。
中韩两国都以民本主义精神作为中心思想。中国人说“以民为大”“敬大爱人”，韩国人则说“人乃天”“事人如天”。我认为这是不亚于西欧任何一种人权思想的伟大教导。
教授们，同学们！
中韩两国，到了近代，同样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不过，两国都已经摆脱不幸的过去，而找回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并且为了打开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挺起胸膛站了起来。
我们两国要齐心协力，成为可靠的好伙伴，主导21世纪的世界史。
韩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现了所谓的“汉江的奇迹”，现在又为了克服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起的种种弊端，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国政目标为原则，正在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并进行结构调整。
中国也在邓小平先生和江泽民主席以及卓越领导人的领导下，并通过中国人民的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发展。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左右，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
如此开拓自立之路的韩国和中国，在建交六年多的短暂时间里，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两国之间进行了7次的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之间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些为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尤其是活跃的经济交流使两国之间的交易额大有增加，同建交当时相比，增加了3.7倍，两国互相成为第四位以内的贸易伙伴国。如今，韩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产品、农水产品。另一方面数千家韩国企业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
其实，韩国的部分人士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便一味地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的对象。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倒认为邻国取得发展的时候，在双方展开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也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良机。
教授们，同学们！
20世纪距今只剩下400多天了。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大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在历经人类的诞生、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五大革命之后，我们正在步入知识信息革命的时代。
信息通讯、交通网络日新月异，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使得国界毫无意义。产业革命以来持续下来的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一个单位的经济，正在发生急剧转变，现在正朝向世界主义和以世界为单位的经济发展。
现在单靠一台电脑，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同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从事经济活动。
在这种世界化趋势之中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贫困，开发和环保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毒品和恐怖活动等各种问题，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独有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之外，仅靠一国的力量，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我们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展开竞争谋取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为共同利益齐心协力。尤其是美、日、中、俄等四大强国以及生活在朝韩对抗的东北亚地区的我们，都要在共同命运的认识下，共同创造进行善意的竞争和合作的历史。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去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外汇危机扩散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其结果，给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亚洲经济的高速成长趋势笼罩了一层乌云。
韩国所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推动以高速成长为主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政经勾结、官方主导的金融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所造成的。如今，我们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重建韩国经济，并为此果敢进行金融、企业、劳动、公共等四大部门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
明年下半年，韩国经济将取得改革的成果，转趋稳定，从后年即2000年会进入发展的阶段。这并非只是我们自己充满希望的主张，也是注视着韩国改革进程的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权威机构和人士们的一致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韩国能够如此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许多国际组织和以中国为首的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不顾自身经济上的困难，承受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制止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的连续下跌，实在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中国政府为世界经济，尤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有勇气的决断，以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人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尊敬的教授们，学生们！
我相信扩大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克服当前的经济困境，开辟繁荣的康庄大道，再度飞跃。
众所周知，韩中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有着强大的成长潜力。今后，如果以交易和投资为基础，扩大产业、信息通讯、能源、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必可获取更多的机遇，谋求共同发展。
中国的远景目标，就是要改变产业结构，朝向高附加价值、高新技术密集的领域发展，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建设，建立新的中国。我相信韩国在这一过程中比其他任何国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友邦，热切希望以这次的访问为契机，能为两国经济奠定更加巩固的合作的基础。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为了准备迎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韩中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历史的教训，韩国国民和中国  人民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和平与稳定，就没有发展与繁荣。
六年前的韩中建交，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大有贡献。虽然有了这一进展，但是东北亚的局势仍然显得不稳定。
韩半岛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区域内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等的军事紧张气氛也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着许多贸易摩擦等的冲突的因素。
尤其，最近朝鲜发射一枚火箭发射体，这一情况甚至有可能点燃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尽管如此，东北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地区。如果考虑到东北亚有必要消除区域矛盾冲突，为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在东北亚建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使21世纪成为东北亚共存共荣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要奠定合作的基础。这一地区必须要从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中，得到安全的保证。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扮演不辜负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的重要角色，
东北亚的和平稳定的核心在于韩半岛的和平。
为了韩半岛的和平与合作，韩国曾表示坚定的立场。我在就任总统时，发表了对朝鲜的三大原则：第一、决不容许朝鲜的武力挑衅行为；第二、不追求吸收朝鲜完成统一的模式；第三，南北双方要实现和解并进行合作。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国政府的这种立场与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巩固韩半岛的和平问题上，如果说中国的角色极为重要，也非言过其实。
中国同韩国和朝鲜都建有外交关系。正如两年前我在这里向中国方面所要求的，中国作为四方会谈的主体之一，为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通过四方会谈，在韩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我再次建议中国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并给予合作。
我们决不会侵略朝鲜或者加害于他们。因此朝鲜对韩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了中国的利益，韩半岛的和平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期待中国为此扮演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
最近，韩国企业同朝鲜政府达成协议，展开金刚山旅游和其他经济合作，我积极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一向鼓励文化、宗教、新闻等各界人士访问朝鲜。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同他们来往。我相信这一切能够促使韩半岛缓和，让我们走上和解、合作之路。希望各位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
尊敬的北京大学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正如上面所说，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两国比其他国家进行了更加密切的交流，今后两国之间存在着通过合作取得共同繁荣的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这次的首脑会谈，我已经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协议，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从以往的以经济合作为主的领域发展到所有部门，展开合作。
我们拥有这一共同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相信韩中两国通过扩大合作，能对两国人民保证更美好的未来，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也能以主动的态度共同面对21世纪世界化时代。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我热切希望韩中两国的青年通过两国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桥梁，一起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认为我国的青年和各位都富有潜力，请各位携手向前！贵国政府的领导和我一定会为各位搭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我爱我国青年，同样也关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国青年，我将积极支持你们！
我希望各位作为开辟新时代的先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说，建设一个“确保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中国”。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和贵国无限发展，繁荣昌盛！
谢谢各位！
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桑德拉?戴?奥康纳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
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193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1952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律师、亚利桑那州助理司法部长、州参议院议员和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等职务。1981年7月被前总统里根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9月正式加入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是该法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法官，享有终身任期。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很荣幸能在这所著名的大学演讲。这里有聪明的学生，优秀的教员，你们的声望不只在中国，也传播到美国。感谢大家有耐心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为了听我的演讲，我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同时，感谢你们让我用英语演讲，我真希望再回到学校补一下中文。
非常感谢刚才朱院长对我的介绍。他没有告诉你们的是：事实上，我是第一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供职的女牛仔。我在墨西哥亚里桑那州一个偏远的牧场长大的。从亚里桑那州的牧场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现在。正如你们的院长所说，下个月，也就是十月，我将参加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建成50周年的庆祝会。我与首席大法官将共同出席。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关于辩护的法治的部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来说是很重要的。法治是秩序下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孟德斯鸠（1745年）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让触犯法律的人承担责任是保障法治的核心。但是在让其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法治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匈牙利宪法法院认为：法治下的政府，不能通过破坏法治产生。这个原则普遍见诸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的个人完全处于政府随意裁断之下，所以这个原则用于限制国家专门的强制力。
在保护社会的同时，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同的社会会寻求不同的方法来保证他们的刑事司法体制保证法治。例如，中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就试图加大对刑事被告人的法律保护，来加强法治。让辩护律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限制检察官和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转换法官的角色――使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从一个调查者转变为一个更加中立的仲裁者。在加强对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保护时，必须加强保护作为被告人的个体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
今天，我想讨论刑事司法中我认为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法治所必需的一些原则。当然，在一个国家起作用的，不一定在另一个国家也管用。但是，我们希望有机会互相学习我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任何遵循法治的刑事司法体制都需要在限制政府任意的权力的同时，保留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特殊案件中的公正裁判。不给法院留下足够自由裁量的空间，刑事司法体制就无法有效运行。寻找一种方法使裁判透明并且合法，对于任何法治下的法律体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法治要求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不是通过牺牲对于个人的公平。法治不仅是法律规范。不幸的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死板的适用法律，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让我来举个例子，是我在美国的经历。这源于1987年采用联邦审判指导方针。在指针被采用前，联邦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刑事被告人时。这造成对于情况基本相同的被告人的判决有差异。为了避免很大的差异和裁量的任意，并且为了保证判决的一致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判决改革法案。根据此法案成立由法官组成的判决委员会。他们负责起草联邦刑事判决的指针。判决指针的结果是缩小了法官判决的自由度。然而国会同时指出：不能以牺牲对个人的公正为代价，保证判决的一致性。结果，如果案件情况特殊的话，法官们就可以此为根据偏离判决指针。判决指针在总体上限制任意裁量的同时，试图维持法庭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个别案件中判决结果的正确。通过以上措施，指针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公正的价值，减少武断。但是判决指针却不能算做成功。评论者认为指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过度。一些有自己想法的法官经常对这种判决的要求限制表示不满。我们对于判决指针的经验表明：在起草和实施法律时，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条文，大众的理解和各种价值的平衡。当然，法治要求固定经常适用的原则，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是法治的价值所在，但是他们不能排除所有的法庭判决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条原则，我想提的是程序上的保障不仅写入法律条文中，还必须在现实的刑事司法中保障。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准确的指出，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公正。在美国，我们相信，法官和法院有昨儿保证受之苦的犯罪嫌疑人确实是根据宪法上写的程序正义作出的审判。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审判―18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亚伦?伯尔的审判。亚伦?伯尔曾任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当政时的副总统。在他卸任之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有人声称：他和其他30个人在密西西比河岸组成武装反对美国联邦。并且，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亚伦?伯尔确实犯有叛国罪。闻此消息，公众一片哗然，引起众人对亚伦?伯尔的公愤。约翰?马歇尔虽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因命运安排审理了此案。因为那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事务不忙时，也在低级的法院审理案件。所以，马歇尔做了此案的法官。但是，由于公愤太甚，使得很难找到一个中立的陪审团。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刑事案件在美国仍然采用陪审团制。寻找一个公正中立的陪审团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找齐陪审团的12位合适人选。在我们国家，政府有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且排除合理怀疑，并且说服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宪法要求，对于叛国罪，必须提供至少两名证人，证明他们关于叛国的行为。伯尔的辩护律师要求排除所有的证据，除非政府根据宪法的要求提供两名证人。大家对辩护律师提出排除证据的要求意见分歧很大。最后，马歇尔裁定，根据宪法的要求，应当排除证据。亚伦?伯尔没有被发现有罪。最终，亚伦?伯尔这个案子成为法院有权维护宪法要求的程序正义的先例。我们宪法的架构就试图通过法律保障自由。宪法中将个人的权利至于政府权力之上，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无论我们国家的政府政治意图如何、公众的感情如何强烈、社会舆论如何认为亚伦?伯尔有罪，约翰?马歇尔在本案中开创性的坚持了宪法精神。马歇尔为法官们树立了榜样，在面对公众舆论时，如何将宪法中的崇高理想付诸实践。
即使是最好的法官也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正的刑事司法体制需要提供多层的审查，所以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良好的体制对审查的需求。这个审查的机构可以称为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质量控制机构。为提高法律系统的一致性，多层的审查为宪法中公民的权利提供了第二道保护。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如果保留死刑，我认为只应适用于极为严重的犯罪，并且应公平的适用、执行。并且，我认为死刑犯必须有足够好的辩护律师。
刑罚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我猜有四个目的。第一，隔绝；第二，阻止；第三，报复；第四，在某些情况下，矫正。
通过施加刑罚，社会至少可以制止罪犯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犯罪。社会通过惩罚罪犯，来威慑阻止其他人犯罪。社会要求报复触犯法律的人，在某些案件中为抚慰受害者。人们也会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在特定的案件中，刑罚是为了使起重新回归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以上表明，法治不仅惩罚做坏事的人，法治还让社会相信，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个人对其行为负责表明了传统的法治价值观念――责任、公平。社会对于正义的刑罚的兴趣会下降，如果体制不被人信任能产生公平和正义的结果。我认为社会本身对死刑犯提供程序上的保护有很大的兴趣，以实现正义。
在美国州立法院的死刑案件中,对于无力请律师的罪犯提供的辩护律师，在很重要的程序阶段律师的辩护是不够水准的。除非合格的律师能够并且愿意参与死刑的辩护，我们不能期望死刑是在根据公平的标准下实施的。
中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后，增加了重要的一项――为因经济原因无力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律师。
正如法官所说，因为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识，人身又受到限制，所以他不能充分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就不能完全保证他享受到法律规定的程序上的权利。让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通向正义之路是法治的任务。有人说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保障的历史。保护严重违反社会规范的人的社会意愿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于理想的正义和公平的法治的追求。同时，法治肯定了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在保护社会安全的同时，保障被告人个人的权利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提到了三个司法的原则：在保留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将政府权利最小化；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保护个人的权利；对于死刑给予高标准的个体公正的要求。这三个原则共同作用将会实现法治，保护我们的社会的同时，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当我们通过保证程序正义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我们不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也是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治。在美国，50年前，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保证所有的重罪被告人都有辩护律师，随后，我们将此推广到州法院。但是，还有工作留下来需要我们做。保障所有的公民都受到尊重，正如法治所要求的那样拥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我想，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正义在目前仍是幻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基础，开始加强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机关的建设，我们必须清楚任何社会都不完美。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劳动，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个任务可以变得容易一些，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互相学习借鉴彼此的经验，并且努力完善刑事诉讼的程序。为我们的人民建立公平正义的体制，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谢谢大家。
20世纪西门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
埃伯哈德舒墨
建立评估制度是很重要的。它引导公司走向繁荣并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
埃伯哈德舒墨先生，1940年生于德国柏林。在Darmstadt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入西门子公司致力于核反应堆发展项目，特别是高温高压原子能设计。他在从事多年的核工程技术研究之后，被任命为1300MW水能核反应堆的项目经理，核反应堆临近维色河畔的布勒名。此后，他又接手管理西门子在德国北部签下的4个核反应堆工厂。1980年埃伯哈德舒墨先生成为核能工厂的总经理，该部门全面负责西门子在该领域所有的国内外业务。他在美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合资企业，并与德国、西班牙、瑞典、南非、巴西、加拿大的合作伙伴们展开亲密合作。这些业务的总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1990年，埃伯哈德舒墨先生就任西门子核能部总裁，主管核工厂的建立和服务。该部门约有3500名员工。后来由于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核工业采取的某些政策使该项业务严重滑坡，西门子对其进行改组。1998年舒墨先生到西门子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我的讲演包括四个方面：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二、商业环境怎样变化？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四、工作目标是什么？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在电器与电子行业，我们名列第三，仅次于通用电气和IBM。我们的销售额平均每年增加5%，目前已高达每年550亿美元。这就是整个西门子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西门子在中国的情况。我已经提到，因为中国的法律允许合资，我们于1984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子公司。但很不幸，我们还没有得到在中国销售产品的许可。我希望在中国加入WTO时我们能享有更多的商务自由。
二、商业环境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集团崛起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必须管理，必须合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少数公司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优胜劣汰过程。西门子公司与其它公司之间有很多不同。西门子的产品包罗万象，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家别的公司可以与之媲美。我们的业务涵盖能源、工业制造、通讯、信息、交通、人身保险和医疗服务，都是变革者孜孜以求的商业目标。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我的回答是，员工。他们是我们成功的主要动力。西门子是有着长达150年的悠久历史跨国公司。我们追求一流的管理，而这需要一流的管理体制和更多真正的管理人才。一流的管理是基于杰出的商业技能和强大的竞争力的。它对领导层的要求则更为苛刻。领导层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而且必须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是企业的灵魂。我们的企业是建立在团队精神的基础之上的，领导层就是这支队伍的教练组。员工们每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对领导层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通常是领导层(教练组)组织这样的讨论。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讨论是开放的、坦诚的。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对员工的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满意程度。员工们也为企业的管理提供相关信息，他们大多表达了对公司内部沟通的重视。建立评估制度是很重要的。它引导公司走向繁荣并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它包括九个要点：谁取得了进步、领导层、质量和发展策略、员工的价值取向、资源、流程、顾客和员工的满意度、以及公司经营状况。
四、公司内部存在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因素或者原则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持公司的长期繁荣。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管理策划和管理学习。这一点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将来的成功有赖于员工时刻保持着不断学习、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改变的高度警惕性。
西门子公司简介：
西门子正在融入中国经济
西门子与中国的合作始于127年前，当时西门子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指示电话。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于1994年10月建于北京，该股份公司是西门子的54项业务的基石。在近15000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西门子及西门子在中国的地方合资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8年年度财政高达3.5DM.西门子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门子的地区性合作伙伴对她能在地方上站稳脚跟功不可没，通过帮助这些合作伙伴们建立战略方案，西门子在中国正在实现她在最为重要的全球战略目标，即同时成为全球玩家和地区英雄。
1998年10月1日西门子AG聚集其信息和通讯系统的专业力量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商业部门―信息和通讯部门。该部门最重大的成就是获得了全中国主干网络的SDH干线近45%的合同。这个网络使西门子产品遍及全国，从哈尔滨到广州，甚至拉萨。
在中国，不论西门子走到哪里，她都致力于培养本地的熟练技术力量。她为中国员工建立了广泛的培训和发展计划。建于1997年的西门子管理学院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合格的地方员工队伍和管理力量。管理培训、职业培训、以及个人工作技能培训将为西门子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服务，那就是，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业已成为西门子公司在太平洋地区最为重要的市场，大约占该地区业务总量的30%。西门子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是，并将永远是“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成功的一部分。”
珍?古道尔博士2001年在北大的演讲
珍?古道尔博士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所做的对这个地球的最大的伤害，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污染了这个环境。
珍?古道尔博士(Dr.Jane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是国际动物保护界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也是20世纪的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带着儿时的梦想，她于1960年前往非洲的坦桑尼亚研究黑猩猩，发现黑猩猩有许多和人类相似的行为，其中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日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珍?古道尔一生致力于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并为冈比河研究中心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野生动物群落的实地考察。并创立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号召全球的年青人一同关注环境问题。
她的实地研究改变了人类学的历史，她的爱心、毅力、才智和热情使她成为动物保护领域的杰出人物。多年来的重要研究工作为她赢得了无数的头衔和奖项，其中包括动物权益研究所授予的艾尔伯特?史威策奖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授予的传播造福人类知识杰出工作者奖。并于2002年4月被安南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信使。
各位晚上好，能够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来这个地方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想用黑猩猩的语言来向大家问候。（掌声）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年以前在伦敦出生的一个小女孩儿，后来在全世界周游，并且有这么多的人来听她讲话。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当我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讲有几只鸟在争论谁能飞的最高，最后是决定来一个比赛看谁飞得最高。当然是鹰，它肯定能飞得最高，所以它就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一直到最后它不能再飞了。这时候其他的鸟都已经飞回地上，只有它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有回来。但是它没有想到在它的背上趴着另外一只很小的小鸟。当鹰已经飞不动、不能飞得更高的时候，这只小鸟从鹰的背上飞了起来，飞的比鹰还要高。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这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飞得更高一点。但我们能飞多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下面的那只鹰。回想在我的生活中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就像那只鹰，像鹰身上的羽毛，每一根羽毛都帮助过我。那些学生在冈比亚帮助我来收集那些资料；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遇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像我旁边的这一位。还有JaneGoodall研究会的那么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今天晚上都来了。
提到我了不起的家庭，我特别要提到我的母亲。当我才1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疯狂的梦想，想到非洲去，当时所有的人都笑话我，只有我的母亲支持我。在那个时代，我们家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而非洲是几千英里以外一个遥远的地方，谁能想到我有钱到非洲去呢？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儿想做到这件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我母亲说Jane，如果你真的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努力的工作，永远不要放弃，继续追求，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没有走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以后到非洲这样的一种常规的道路。我当时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餐馆里打工，给人家端盘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攒够去非洲的路费。23岁那一年，我就跟家里人告别，从此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探险之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是通过专门研究人类化石的古生物学家里奇教授才开始研究黑猩猩的。当时他很奇怪一个小姑娘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非洲动物的事情，其实为了准备到非洲去我已经读了很多很多关于非洲、特别是关于非洲动物的书。所以从1960年开始，里奇教授帮助我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使我能够开始饲养黑猩猩。我选择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得到一点感觉，我在非洲研究黑猩猩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请把灯关掉。
（图片演示）这是1960年拍的照片，当时黑猩猩看见我就跑。但是我有耐心，我也不太快地就离猩猩很近，这样猩猩渐渐地就愿意跟我接近了。有一天，我的厨师告诉我说，有一只猩猩跑到我们的厨房来，拿了几根香蕉走。这样，我就决定留在营地，亲自来喂它香蕉。这只猩猩名叫大卫，它的头上有一撮白毛。我这样喂了它几天以后，有一天它直接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香蕉，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它的信任。
（图片演示）这是大卫又把我介绍给它在森林里的朋友们。
（图片演示）这是那只最权威的雌性黑猩猩，她的名字叫朱莱雅；那是大卫；那边的那只是布劳德；布劳德的女儿是四岁的菲菲。菲菲是我从1960年研究黑猩猩以来，惟一一只仍然活着的黑猩猩，现在她已经42岁了。
（图片演示）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黑猩猩许多很特别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黑猩猩用一根草叶子做工具。它不仅会用草叶子，而且会用树枝。它会把树枝上的树叶捋下来，然后用中间的树枝来做工具，这就是制造工具的开始。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直到我发现这件事情为止，人们都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而这正是人类和其它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国家地理》杂志社给了我资助，让我继续进行黑猩猩的研究。
（图片演示）在黑猩猩的家族里面，男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它的体型也比较大。雄性的黑猩猩为了表示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性，总是做出种种动作：扔东西，把东西搞烂……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威力。它们经常做出要和别人打架的样子，但它们并不是真的要打架，只是为了显示它们的威力。
（图片演示）这是一只典型的雄性黑猩猩，它对比它级别低的黑猩猩做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把其它的雄性黑猩猩都吓走了。它们有时也真的打，但是更多的时候只是做出吓人的样子而已。
（图片演示）在争斗中，被打败的一方常常做出这种卑躬屈膝的样子，来接近和讨好获胜的一方，表示它已经臣服了；有的时候，胜利的一方也向它表示友好，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恢复了。
（图片演示）黑猩猩久别之后，也会象我们一样互相亲吻；它们也互相拥抱。
（图片演示）让我们看看一个黑猩猩家庭的情况。这是冈比亚最著名的黑猩猩家庭：布劳德的家庭，它们家庭成员的名字都是以F打头的。这是菲菲，它这时候5岁半；它又生了一个小猩猩，叫布鲁特，只有6个月大；菲肯这时候已经是12岁了，它是菲菲最早生的一只雄性猩猩。菲肯常常随着其它的雄性黑猩猩到外面去游荡，长时间地离开家，离开菲菲。但是它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家庭也越来越稳固。
（图片演示）这时候的菲菲12岁，它刚刚生了它的第一胎。布劳德在后面，趴在菲菲的肩膀上在看自己的第一个孙儿；费在旁边，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
猩猩常常在一起花很多的时间在玩，也常常离开它的母亲，和其它的猩猩一起玩。
（图片演示）他们都在笑，这三只猩猩都在笑。（珍?古道尔女士学猩猩的笑声；一片掌声）。所以有的时候，菲菲完全一个人到外面去游荡，只剩下它的孩子们。
（图片演示）对于一只猩猩来说，野外有很多事情可做：
他们可以玩石头；有时也会和狒狒去玩。这只猩猩想和狒狒玩，但是这只狒狒正在和自己的同伴玩，不理它。很不幸，狒狒有一样东西是猩猩没有的（图片上的猩猩抓住狒狒的尾巴使劲拽着）。
对于一只小黑猩猩来讲，在野外成长，有很多的乐趣，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黑猩猩有很长的时间是跟着母亲的。它不仅要吃奶，而且晚上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它很注意母猩猩怎么样去照顾另外一只猩猩；它看一只成年的猩猩怎么样去吃坚果，它因此而学会了它们的食物传统，以及在这个特定的群体中该寻找什么样的食物来吃。而且，它们还要学会怎样去使用工具。在冈比亚地区的黑猩猩，至少有九种使用工具的方法。这种使用工具的传统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黑猩猩通过观察、学习，以及亲身的实践，来把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原始的文化。
（图片演示）这时候菲菲有了第二个孩子，它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差不多5岁了。5岁的猩猩对这个小猩猩特别感兴趣，比其它的姊妹都有兴趣。后来，菲菲就让它的大儿子来抱着它的小儿子。这两只猩猩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玩。
通过这42年，我们学到了和我们最接近的亲属的行为模式。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非常接近人类。我们是灵长类动物里很特殊的一种，但是我们和其它的动物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一种有感情、有情绪的动物。我们不仅是和黑猩猩，而且是和其它的许多动物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使我想到很多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破坏了很多其它动物的生存环境。我们感到很悲哀，像这样的黑猩猩家族正在非洲大陆上迅速地消失。
（图片演示）60年代，当我刚刚到达非洲的时候，在坦葛尼喀湖的周围，像这样的森林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延绵；现在，在那里的国家公园仍旧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但是，这个国家公园只有十英里长，出了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到公园的北面或者南面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图片演示，一片哗然）：树已经被砍掉了，水土流失严重。人们企图在这个非常陡峭的，而且石头很多的山坡上栽种粮食，土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肥沃。
（图片演示）这里几年以前还是森林，而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黑猩猩和其它的动物就从这样的地方离开了。所以十年前，我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这个地方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护住黑猩猩的栖息地？”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这个地方土地的承载能力，而当地的人又是那么的穷困，他们没有钱到外面去买粮食，他们也没有办法移居到其它地方去，因为他们的人太多了，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所以珍?古道尔研究所就开始帮助当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能够维持他们生存的一种生活方式。
（演示图片）现在在33个村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苗圃，有很多苗圃都是由当地的妇女来维护的。我们资助一点钱，然后就由当地人去管理，这样也提高了妇女在村子里的地位，男人们也更加尊重妇女。我们和当地的医生共同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条件。我们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的咨询，关于艾滋病的教育，提供保护自然的教育。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根与芽”的项目，在这33个村子里都有“根与芽”的小组。照片上的女孩子们正在学习怎么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耕种。我们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不去侵犯它的话，它的植物会很快地自己生长出来。当地人很高兴我们给他们这么多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开始帮助黑猩猩。
我们恢复了一些森林，这样的话，黑猩猩的群体就不会和其它的群体隔离，变成孤立的一群。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来做关于黑猩猩的调查研究。他们跟随着黑猩猩做调查，现在他们把黑猩猩看成是朋友，也很少去偷猎黑猩猩了，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是有人在偷猎。在大约100年前，非洲大陆大约有200万只黑猩猩，当时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口；现在全世界有61亿人口，而且还在往上涨，但是非洲黑猩猩只剩下了1万5千只了，而且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到现在，还有人在猎取它们，而且有人是猎取它们作为食物。现在除了珍?古道尔研究所之外，还有很多机构，大家共同努力，来保护黑猩猩的栖息地。至少在冈比亚，现在黑猩猩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
（演示图片）这是一对双胞胎，这是在整个群体里的第三对双胞胎，它们的母亲是我最喜欢的黑猩猩之一。这对双胞胎特别地可爱，我很少见到这么可爱的婴儿。它们有的时候非常地活泼，有的时候又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观察、学习，怎么使用工具，怎样捕捉食物，而且他们学习得很快。你们可以看到那只长着白胡子的小猩猩，我老怀疑：它是大卫的孙女。
（演示图片）这是一只最著名的黑猩猩，很多到非洲来的人，都会来看菲菲。菲菲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坐下来，很悲伤地看着我，
有些事情是只有我和菲菲记得，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头的那些其他的黑猩猩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和它记得那个时候的很多其他的黑猩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都不知道它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即使我看见他的眼睛，我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永远不知道菲菲是怎么想我的。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但是仍然有一个秘密：对这个黑猩猩的内心世界，对我的……
我希望那个冈比亚的黑猩猩的基因库能够足够大，使得这个种群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在冈比亚的国家公园，现在也只剩下150头黑猩猩。从这个黑猩猩的命运里面反映了我们人类对这个地球造成的伤害。
（请把灯光恢复）
我们知道在非洲发生了什么事情：森林在消失，这里水土在流失，这个土地在沙化。它拥有那么宽广的地方，但是人却居住得太多，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人类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饥饿、疾病和贫穷形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菲菲有很多的同伴被人类杀害的理由就是是为了要捕食它们，人们猎取猩猩作为食物。
但也有的地方人类猎取野生动物作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饥饿，而是因为他们想换换口味。
在非洲，洪水，旱灾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是因为战争，内战使得整个局面都变得越来越恶化。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所做得对这个地球的最大的伤害，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污染了这个环境。关于这个我以上提到几个问题，各位在中国大概都很熟悉。
你只要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以闻到空气里面被污染的味道，可以看到水被污染;我们都知道在土壤中间所积累的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会使它所种出的庄稼，所长出的粮食成为对人类有害的食品，有毒的食品;而且我们到处乱丢的这种合成的化学物质会积累成为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基因食品是吧，但是究竟这个基因食品将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造成这种环境的破坏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贪婪和残忍。在全世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罪恶，都是战争。现在我们又有了国际恐怖主义。（哄笑）你们觉得可笑吗？国际恐怖主义，你们觉得可笑吗？9月11号我本人在纽约，我亲身经历了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被袭击。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种情景，然后我打开窗户，我闻到了飘进来的烟尘的味道。一个城市里你什么也听不到，只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呼啸声。我感到痛苦、害怕和震惊。在那天，很奇怪的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罪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类最善良的一面。那么多人冲进正在坍塌的世贸大楼，企图把里边的人救出来。很多人从楼里边已经逃出来了，又转过身去，到楼里边去救助其他的人。而不仅是人类这么勇敢，还有一些救人的警犬，也冲进楼里边去救人。事情发生两个月后，我曾经遇到了一位警察和他的救人犬。这只狗在救人的时候，他的爪子受伤了。大夫说，你不能让这只狗再工作，至少要休息四到五天。但是这只狗知道那栋楼里边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救助，竟然不吃饭，他要再回去救人。为了让受伤的狗能继续回去救人，他们给这只狗做了个小靴子，套在狗的爪子上。当时狗的爪子已经痊愈了。我把这只狗的靴子脱下来，带着它在全世界周游，想告诉人们一只狗能够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勇敢。（掌声）
在人们经历了这场震惊安静下来之后人们开始考虑，他们的人生价值究竟在哪里？有很多人说：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挣越来越多的钱，而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在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开始更多的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告诉家人说我想你们，我爱你们。我自己就遇到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六个学生，这六个学生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现在又来找我，说我们想跟你联系。这次恐怖事件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想，至少造成这次恐怖事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分配太不平衡。很多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来自那些最穷困的国家，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都是生存在世界上最穷困的角落里的人群。现在美国人开始考虑，也许他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的文化。所以我想，我的“根与芽”项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根与芽”的名称有着象征的意义，“根”就意味着他有非常坚实、广泛的基础；“芽”意味着破土而出，见到阳光。我们也许要用“芽”来冲破我们人类为这个地球所带来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根与芽”项目带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千百万参加“根与芽”项目的年轻人可以共同努力，突破我们的世界所造成的目前的状况。而“根与芽”项目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都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每一个小组选择三件事情能够使其他的人、居住的社区、其他的动物，包括那些家养的动物，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至于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决定于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的年龄，我们参加“根与芽”项目的从学龄前儿童一直到大学生都有；而且也取决于在世界的什么地区活动，最早“根与芽”项目是在坦桑尼亚开始，但今天我们已经在全世界69个国家有“根与芽”项目的活动。而且在中国“根与芽”的项目也发展得非常之快。在中国“根与芽”项目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有三位了不起的教师，他们今天都在座，谢谢你们。（掌声）还有三位年轻的女士也是为我们“根与芽”工作的，两位在北京，还有一位不在北京，谢谢你们。（掌声）由于这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根与芽”项目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发展得非常快。但当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有人问我，Jane，你真的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吗？我有四项理由使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第一条理由是人类的头脑正在反思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做过什么？我们可以把人类送到月亮上去。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制造了武器。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考虑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的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据我所知，几年以前中国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环境问题，但是现在几乎人人都在谈环境问题。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大家把自己的头脑和热心都连在一起，不能够一起为这个世界作一点什么事情吗？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自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一点帮助，大自然就会恢复往日情形。我记得伦敦曾经跟北京一样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好多了。我记得当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得非常严重，但是现在的河里纯净的有鱼。有一些已经几乎濒临灭绝的动物，现在又能够在人类饲养的环境下重新繁殖起来。讲一个好的例证就是在北京我们看到的麋鹿，郭耕先生就是麋鹿苑的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是他把去年一只麋鹿脱落的角送给我作为纪念品。这里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英国人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发现麋鹿快要灭绝，就带了几只到英国去。后来在中国麋鹿灭绝了，85年的时候英国把他们运走的那些麋鹿的后代又运回到中国，现在在中国麋鹿又重新繁殖起来。还有很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像这样的故事。另外，有那么多的了不起的人在做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是个手术用的手套，但是它的拇指已经没有了。有一个小男孩点了一个炸药，炸药在手里爆炸了，把他的两只手都炸伤了。他一次一次到医院去做手术，把他的手指缝合，但他的大拇指不能用了。当时他说他决定要做一个大夫，人们说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他想当一个外科大夫，人们就劝他说，你想当大夫很好，但是，一个没有大拇指的人可能在医科中不太适合当外科大夫。他后来就努力地通过了各项考试，最后他在纽约成为一个很好的外科大夫，他专门为孩子们做手术，来医疗他在那次意外事故中受到的伤害。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我的第四个理由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决心,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就在你们手里把握着未来的希望。但是有人会想，我只是一个人，全世界有六十亿人，即使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能够使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吗？但是由于我们有现在这种传输的手段，成百万的人都理解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应该做什么来破坏我们的环境。可以畅想一下成百万的人在想怎么把垃圾捡起来；都在想节约水和能源；都在想如果我们能够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买那些对环境有利的产品，而不买那些有害的化学化合物产品；我们可以尽量去买那些其行为对环境比较友善的公司的产品，而不买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的产品。这个将会使得商业圈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因为人们的购买导向可以使得商业界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当我们讲到全世界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压抑，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有能力使它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就掌握在大家手里，大家共同努力是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谢谢！（热烈的掌声）
郭耕：JaneGoodall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唯有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帮助，惟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刚才大家听到Janedoodall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一个当过三年黑猩猩饲养员的我，觉得非常惭愧。毕竟，人类的爱、希望和恐惧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下面给20分钟时间给大家提问。
问：谢谢。您好，古道尔博士，我是今年大一的新生，我学的是地质学。在我接触地质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一名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学者。我每天都在忙碌地学习，学习英语、学习各门的功课，为的是以后能够找到一种简单而有普通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当我接触到地质学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对这门学科越来越感兴趣了，昨天晚上，我读了你的书，并且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梦到我变成了你，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昨天我的梦能变成真的事情。博士我今天想问您的是，如果我真的成为了一名女的野外工作地质学者，您认为从社会和我个人来说我将遇到多少困难，而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样美好的世界，谢谢你。
JaneGoodall：我不能够预测到你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要告诉你，永远不要放弃，你会成功的。你可以参加“根与芽”的项目，因为你可以在这个项目里边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和你有同样的决心和勇气，来到这个世界不断地找到你的朋友。
问：Goodall博士，你好，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想问您动物是不是真的和人类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现在如果你手中只有一个香蕉，你会把它给一个濒临死亡的非洲难民，还是会给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猩猩，谢谢。
Goodall：每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说只能这样或者那样，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找出一个更合理的办法。也许我会把香蕉一分为二，一半给猩猩，一半给人。（掌声）
问：Goodall博士，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新生，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个名词“绿色经济”，就是把环保和经济联系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治理环境的话，要花费很多的经费，这样就要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价格。怎么才能使人们买贵的环保的产品，而不买便宜的不环保的产品。
Goodall：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后代的幸福、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多花一点钱。那些能够承受这样较高价格的人如果买了这些产品，就可能使这个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使得那些没有钱购买这种产品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这些环保产品。
问：我来自清华附中，我们都很爱动物，很喜欢自然，我想问，怎样参加“根与芽”的项目？
Goodall：在我们的前厅的几张桌子前有我们“根与芽”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参加“根与芽”项目。
问：Goodall博士，你好，我来自北大，我想问你一下，在我们到野外去研究动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我们如何降低这种影响？
Goodall：对于不同的动物的回答是不同的。重要的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做才能不影响到野生动物的生活。
郭耕：好，谢谢大家，现在有两位朋友要送给JaneGoodall一束鲜花。（掌声）谢谢王雪纯和敬一丹。
如何创建一个公司
依琳诺洛芝
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有可能面临的失误。
依琳诺洛芝女士，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1978年加盟摩根斯坦利银行，在诸多部门（如公司财务部、公共财政部等）担任主管职务。在此之前，依琳女士在华尔街从事了长时期的投资银行工作，曾经是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助手。
我有一个愿望：
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有可能面临的失误。
在我走进这个大厅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要成为一名CEO并没有一定的模式，今天我将要告诉大家的以及我所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将会面临的失误。作为CICC的首席执行官，我希望首先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介绍给大家。
关于中金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其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上海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共有144位专业人才。中金公司是一家合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一种金融中介，属于服务部门。建立一个服务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同于产业企业，我们的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金建立之初便秉有多重目的。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成为一个完全的赢利性机构。其次，我们愿意帮助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且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融资服务。我们的信条是关注客户，关注职员。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我们希望我们的机构永远和我们最成功的客户以及最出色的职员一样好。
我们的五个合作伙伴是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坦利、中国经济技术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我们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为这个集体增加了力量。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和企业文化：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有着不同的蓝图；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企业文化。要区分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理解二者的不同蓝图。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是一个出色的投资银行区别于一个平庸的投资银行的标志，如前所述，我们的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客户至上，注重我们事业的多元性，把我们的文化建立在团队精神上。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技巧可以通过教授传播，恰如技术和分析能力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得；但我们无法传授的是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任何一个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我们认为我们对我们的成员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即致力于为他们创造一个完全职业化的、体面的、令人尊敬的工作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职业的流动性，因为如此智慧的人群不会愿意在今后20年中重复同样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表现最出色者担任领导者，因为一个组织的强度就是它最薄弱的环节的强度。在这个环境中，充满了投资银行业务创造财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简单地看，我们是以一种平展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多数的投资银行都从一个组织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致力于研发工作的平展型的机构。因为投资银行有一系列不同的事务，而每一条事务线有不同的风险。这些事务都需要不同的任务以不同的技术来完成。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而直接地管理所有这些事务的。这正是多数投资银行采用平展结构的原因。本公司有一系列平行的事务线，而在团队合作中，这一系列的事务线都是在同一水平基础上的。这一平展结构的特点与您所将进入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关系。这暗示着这将是一个开放而坦白的文化。
当两家公司合并时，二者在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都是迥异的。不到一年以后，您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在市场上创造了几亿美元价值的新实体。这是真正国际意义上的银行业务。目前中国显然还不存在真正的投资银行业务。CICC希望成为发展这一事业的种子。即使是今天的CICC仍然缺少许多许可证。我们不能在亚洲市场上直接做贸易。但我们能在亚洲市场包括国际市场上从事承销业务。我们与中国官方长期合作，致力于将国际市场的操作规范转移并运用于今日的中国市场。但是CICC的初衷来自于两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CICC初建时，所有成员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能在国际市场中运作自如的，达到世界标准的中国的投资机构。这就是CICC的筹备过程。
随后，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和一些中国同行走到一起，接着又有一群律师加盟，共同生成一组文件。在一些工作人员到位后，我们的CICC形成了。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本身也许并不是创建一个企业的最佳道路。
中金公司的创建过程：
CICC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而现在则需要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
什么是市场所要求的勤勉?我们是如何决策的？我们的长期业务计划如何？这些似乎是最基本的问题。但如果你拥有一群无比智慧的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也许您就不再需要这些问号了。
投资银行家本身并不创建公司，投资银行家从事交易业务。他们完全懂得集团战略，他们懂得如何区分优秀管理和劣质管理，他们知道如何对商业和股票估价；但他们并非天天作决策。与雇员交流，激发他们的热情，使他们担负起责任，这是他们也必须担负起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因此，CICC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如何在从未实践过真正投资银行业务的中国创立这样的事业。
这些都是最初几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断创新，不断调整。CICC成长了，它的业务打开了。它以其高水平的咨询业务，高质量的技术和分析能力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它已壮大成为拥有144名优秀人才的新实体。去年五月，我的一位同事，CICC的前任CEO，OstenKollen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这对于CICC事业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一个文化内部它的领导者往往就代表了这个团体。因此，当我回到这里，人们都在疑惑：“谁是依琳？”一个女CEO?CICC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两位CEO，他们都是男性。因此我最初努力做的是把人员重新团结起来，认识到CICC已经遭受到的不止是人员上的损失，也是业务上的损失。事实上，没有人能替代欧思汀，但我们要做的是沿着他一直在跋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因此，我个人的，同时也是我事业上的挑战，一方面是意识到我必然被不断地与欧思汀比较并且可能落在其后，同时也是要努力开始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我们已经开创起了一项事业，但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有一个结构，在CICC内部建立起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并且创建一个明确的企业文化。
CICC的革命：
CICC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CICC标志;在CICC，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
CICC不是MorganStanley,CICC不是建行，CICC不是国有企业。我们的职员来自这些机构，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CICC。我们如何为自己定位？这取决于您是从那里来，也许还取决于您的年龄层；在许多方面实际上CICC是中国的微型Carson，在这里有来自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力量。而CICC的未来则仍在酝酿中，并将由它的144位成员来塑造；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公司生存下去。无论谁是CEO，这个公司都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就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CICC标志。
许多同事对我说：“依琳，这是行政事务。”经营报告、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所有这些都只是行政事务。于是我意识到，我们所未曾真正讨论过的是管理。我们如何与领导者交流？什么是管理？不同的角色各自应展现什么？我们仍然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
第一代领导人是幸运的。他们被放到这个职位上，6年来一直被恳请从事业务。而真正的挑战将在以后几年我们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今天和明天中国的CEO是怎样一种角色？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将不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业务做微观管理，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一切负有责任，我将要开始对他们提问，我的同事们震惊了。我将成为一名选手，一个教练，我会引导他们，但最终，执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对彼此负责，对公司的运作成功负责。
CICC的企业文化与管理者：
CICC的CEO和管理者应当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榜样；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做决策，但这决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CICC的管理者应当明白：“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我的成功依赖于其他成员的成功”；公司的CEO应当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在这里，人们对我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我在这里有着大量的投资。”
在CICC，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关键是如何培养革新力、主动力、创造力。这不是我能越俎代庖的。环境、CEO、其他的管理人才可以为员工们提供榜样。如同园中撒种，您为它浇水，希望它繁茂，有朝一日花满枝桠。但你无法拔苗助长。无数次我企求这场变革的步伐更快些。但这需要时间。作为CICC的CEO，我一直致力于灌输和表现企业文化。如果我们要开放和坦白，我首先必须开放和坦白。我希望我这么做了之后，人们也都能对我和他人开放和坦白。我的一些同事以前未曾从事过这项事业，在关注商业战略的过程中，他们担心下一笔交易不会到来。你一方面必须为他们提供引导，让他们确信只要服务好客户，下一笔业务必将轻松到来--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需求极大的环境中；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商业判断力。目前，我们掌握的业务远超过我们所能处理的。您该如何拒绝一笔业务？您该如何表示我很愿意进行此项业务只是目前我还不能？您如何判断哪些业务将给您带来高回报而哪些不会？这些都是培养商业判断力的挑战。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做决策。但这决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
我如何定义成功？为什么我对定义成功如此关注？我希望CICC中的每一位经理都能这样想：首先，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其次，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他们的成员的发展。当我发现我日常交往的人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感到他们可以做我正在做的工作并且他们非常愿意做我的工作时，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一位经理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人才。要寻找到最合适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而关键就在如何招聘。因为投资银行业的招聘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因为在您进入公司的前三至五年，公司一直在为您投资，教您分析，提供公司和本行业的信息。在您经过了这几关后，在第四到第五年，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成为一位突出的专业投资银行家，了解所有的公司财务技巧，懂得分析公司财务收支帐目，善于阅读数据，体察公司运行状况。同时，学会分解公司战略并逐步实现每一个目标。有了五至六年的投资银行经历后，您就将开始为公司创造商业机会了。此时，回报期才开始。对于投资银行而言，无论是因为职员背叛还是不能胜任工作，人员损失的成本都是极高的。这就是选拔人员之难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我们都认识到每个人的不足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但如果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里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客户，在摩根斯坦利,20年来，有许多杰出的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但又走到了我们的竞争者的公司中，因为人们相信从摩根斯坦利出来的人是最好的。如果有人愿意出足够高的报酬，他就能得到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说这些？有两个原因：首先，摩根斯坦利并不比其他公司的报酬更高，摩根斯坦利并不是因为它的高酬而吸引人。它吸引我，因为我发现，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挑战，在这里，人们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第二，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
关于BiMBA学员：
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地位；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在当今推崇科技的时代，什么是影响公司结构和劳动力转移以及顺利过度的重要因素？在当今西方劳动力市场上，我这样已经工作20年的劳动力，或许再过5年就没有市场了。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要求是适应性强，懂得在动态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运作。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企业模式。令我兴奋的是我发现在中国可供选择的机会很多，因为在中国许多经济形式和经济规模并存。很多评论和争端明显与中国实际不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你进入一个企业或董事会的时候，你需要了解在这个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其他相关的子环境。
我可以举出微软的例子。众所周知，联邦贸易委员会曾说过，微软并不适合在美国生存。每个人都认为微软会失败。实际是怎样的呢？微软的确走出了美国，它成为在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国内银行业务的佼佼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微软最近对香港电信业的举动和影响。这是真正上的运用“技术”动态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挑战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和结构。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的地位。
有趣的是今日的华尔街已被看作是相对年轻的行业，虽然年过50的华尔街领导者仍然从不使用电子邮件，偶尔使用也是出于被迫。同样，那些被最好的MBA学校录取的学生往往技术水平也很高。6年前我们曾经称他们为“激光头脑”。但是现在，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激光头脑”，你很难成为股票经纪人或投资银行家。这就是那些经营公司，进行战略企划或者管理“激光头脑”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是非凡的发展。由于许多公司采用网络技术，它们极大地已扩大了它们的客户群。
CICC正在发展中，多数其他的优秀组织也都在发展中。如果他们停止不前，他们必将死亡。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您，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这并不意味着您要经常改变您所在的位置，但这意味着您必须非常灵活，对您的公司的需要和所在行业的变化非常敏感。
我希望我能再年轻20岁。中国正在使我变得年轻。经过这些年，我已经变的更有耐心也更有幽默感了。但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易于兴奋了：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每天我都受到我所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的挑战，每天我都为我的无知而羞愧；但最后，在这样的夜里，我仍然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所要承担的只是我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能避免它们，你就是一个更强的堡垒。
对依琳女士演讲的反馈
一、对问题“你从依琳的讲话学到了什么？”的回答：
回答一：我了解到CICC的关键事务应该是其债务/净资产率（debt/equityRatio）和其自身的投资政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还与资本结构、董事会、CEO及工作动机有关。CICC是非常专业或者说方向明确的公司。然而当外国职员回国之后，这种专业性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让美国文化成为主导？
回答二：我了解到如何形成公司文化，以及在公司面临困难时CEO利用公司文化鼓励职员的重要性。
回答三：我欣赏依琳的方式。
回答四：我认为这一活动有利于树立BiMBA的形象，有利于我们结识成功的商业人士，学习怎样建立公司，从跨国公司获取最新信息。但我感觉课题太泛，应该更具体一些。
回答五：她告诉我们CEO对公司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管理技巧，还在于建立公司文化。做一名CEO，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判断和协调的能力。
回答六：我从她的讲演中知道了CEO的大致概念，了解到CICC的跨国文化。我想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家资本公司，将带动中国金融投资业的发展。我想多了解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公司的金融投资。
回答七：我了解到如何在中国开拓新的事业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她的演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客观因素如性别不一定是个人事业发展的阻力。我个人认为，由于银行投资需要大量的人际交流，成功的外国投资银行在中国并非一定成功。
回答八：这是一个让我们结识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机会。面对面，定期的，目的明确的交流非常好。我希望有更多具体的课题和详细的案例。
回答九：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声音充满活力。我对CEO应该做什么这个课题很感兴趣。总体而言，我对她的关于CEO的描述很满意。我希望能更具体地了解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我觉得似乎时间不够，只能抓住表面的东西。我建议能让我们在演讲人来之前提出一些问题。
回答十：我们对CICC只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希望能进一步了解CEO对管理的真正想法。但关于CICC的讲座在这方面作了巧妙的回避。
回答十一：总的来说，通过这个讲座我了解了CICC的运作情况。我觉得CICC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怀疑CICC是否能永远保持其现状。
回答十二：该活动拓展了我在银行投资方面的知识，为我接触有关集团公司提供了机会。我希望能有一次让其他人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课程计划的机会。但我不同意她对天赋可变和对公司保持忠诚这两个问题的观点。
回答十三：我的目标是获得较强的数学专业背景。所以我认为在金融方面做一些研究只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准备。直到听了她的演讲我才意识到创造性才是成为成功的金融家最重要的因素。
回答十四：我从CICC的CEO的演讲讲中领会到如下几点：
1在国外环境中建立风险事业必须牢记跨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要尽力建立起与当地文化协调的公司文化。
2专业能力、责任感、适应能力……这些都是管理领导人的重要素质。
3可观的薪水是使对工作保持热情和保持工作连贯性的重要因素，
回答十五：CICC是中国的第一种投资银行，是中国大陆一项新的业务。我们大许多数人对于它是什么并不清楚。她的收入不是来自它提供的服务，而是从她帮助客户完成的业务总额中提取预先规定的那一部分。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潜在业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和被广泛接受的银行投资的标准业务之间存在差距和分歧。所以我认为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回答十六：
1对工作十分敏感、适应能力强。
2要有创造力。
3她充分展现了她的活力、积极性和自信。这些对我们很重要。
4她坚持认为CEO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教导、训练他/她的员工。
5她必须建立一个公司所有员工都参与的内部裁决体制。
这五条给我印象深刻，也非常有用。
回答十七：我的感受是任何事情，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小，对于公司来说都是大问题。作为CEO，有机会管理各个层次的员工，他/她应该更加注意这样的问题。
回答十八：这一活动让我看到成功商业人士在公共场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依琳诺是怎样巧妙的回避她不想回答和没有把握的问题。我想这是拥有领导者的感觉的最好途径。
回答十九：我通过依琳诺的讲话了解到跨国公司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建立JV文化以及银行投资公司的基本运作。
回答二十：我学到了她的一些经验，如怎样重建公司，公司文化如何影响公司的管理。我希望详细的了解她在与中国公司合作时遇到的具体困难和投资银行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回答二十一：依琳提到她在来讲座之前公司里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这使我注意到工作中公开交流的重要性。作为CEO，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公司文化。我认为，交流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应的重要途径。
回答二十二：依琳还提到了她尽力在CICC形成公司的共同价值观。这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同个人价值观对个人一样重要。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忠诚是建立在公司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之上的。
回答二十三：我得到一些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其功能、操作、业务。具体地说，我对CICC有了一些了解：其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我还了解到CICC的概况，CEO的责任以及HR在投资银行中十分重要。
二、你如何评价这次讲座？
回答一：该讲座趣味性，知识性强。整个讲座以采用了一个外国人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局外人的视角。我希望能讲一讲中国经济的前景或者其某一句具体方面的前景，这样我们能多角度的理解经济。
回答二：讲座应该更具体一些，提供一些真实的案例，而不是任何公司都适用的整体描述。比如，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可以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回答三：我想组织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尽量让每一位BiMBA学员都有座位。
回答四：我认为关于HR管理发展的内容很有说服力。
回答五：讲座很不错。很高兴直接接触到高层商务经理。同时Q&A为我们创造了当面提出问题和得到答复的空间。
三、你在哪些方面不同意依琳女士的观点？
回答一：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像依琳诺洛芝女士说的那样，MorganStanley已经出资把一名普通的职员培养成银行业务员，为什么不花钱把他留下来？
回答二：我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分享依琳诺洛芝女士在投资银行部门的经验。
回答三：能否有机会在周末再安排一次依琳诺洛芝女士的讲座。在工作日，时间对讲座人和BiMBA在职学生来说都太紧了。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道格拉杜?诺斯
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励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斯蒂格利茨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tz）是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国的改革成就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了10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l／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l／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1美元，这是俄国官方贫困线的l／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国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二、东亚奇迹与金融危机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10个亚洲人中就有6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1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改革问题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前苏联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前苏联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2－3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例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提高税收收入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税收收入从14％下降到10％。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较的GDP水平。而且从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保证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尤其显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与整个经济成功的原因有关。政府过去能够从国有企业得到大量的上缴利润，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出现下降，而且由于面临新的竞争，利润也随之下降。的确，由于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相应税收下降的双重效应，成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虽然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盈利的――这与凡是国有企业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相反――但是另有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这些损失可能不是明显显示在账目上，而是存在于银行提供的、在商业上难以为继的贷款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新的收入来源。在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尽快设法弥补资金缺口，或许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以及通过企业自行报税来改善企业税的征管。
为使增收措施更为有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在选择收入来源时，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可能由于税收政策本身带来的扭曲，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机构能力。任何一项税收措施的适当与否，与国家的机构能力有关。（二：）由于正常税收征管的困难，可能会造成政府依靠“准财政”措施来筹集用于开支的资金，中国应尽量避免这种做法。（三）如果政府认为必须通过银行体系来采取准财政措施，那么应当将其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停止这种准财政措施。
五、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发挥新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工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由企业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等。过去没有失业，所以也不需要失业保险。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有失业，如果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要使企业重组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政府应承担目前由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我仍想简要地谈谈为什么企业必须从提供社会保障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企业集中精力抓主业的问题，也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作法将使社会保障体制更具有透明度，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国有企业是由于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亏损，哪些仅仅是由于社会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在许多情况下，负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好坏无关。
六、住房改革
许多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体制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也限制了新企业，尤其是限制了无法向职工提供住房的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既创造就业，也造成失业；市场经济需要工人经常更换工作，甚至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业所控制，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受到限制，新企业的建立也会受到阻碍。一位新的企业家无法雇佣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产率会更高的工人，因为他无法在公司附近为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发展还会带动建筑、维修、装饰等行业的私人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电工等，新的住房还会增加对家用电器、家具等新消费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体制改革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  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的确，如果银行将钱借给政府，政府以此来购买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卖给公众），那么银行的财务地位定会得到加强；而且，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改善，货币当局可通过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或者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所希望的贷款水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注入不足，问题会很快再次出现，这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积极性和信心。
使补贴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当用银行体系的暗补来代替政府的明补的作法被根本否定后，却出现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拖欠。当收入不抵工资、电费等应当偿付的支出时，便出现拖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当一方拒绝付款，会使其他人采取同样的作法。整个经济陷入了易货交易，由此造成种种效益低下的情况。要摆脱这种境况是不容易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公开的补贴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怎样确保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怎样使银行认识到硬性约束是算数的；怎样避免因强调失业的影响及需要低息贷款和暗补等政治因素而使银行以为它们“大不可倒”。
金融部门重组不仅对防止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保持快速的转轨步伐也是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需要分流劳动力，需要新的企业来吸收这些工人，需要在整个经济中扩展具有活力的企业。但是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资金。的确，我认为美国在过去6年来所创造的上千万的新就业机会要归功于具有活力的金融机构――1989年开始的改革显著地加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中也是对银行的很大支持。
八、国有企业改革
今天谈到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在整个经济中重要性逐渐缩小的部门却在改革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缩小，这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国创造就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仅在1995年至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总人数下降了360万；而在同期，非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却增加了1200万，总数已超过1600万。
虽然其他部门在不断创造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种缓冲，但是人们不能低估国有企业重组的规模和成本。据中国官方的数字，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下降了一半，1998年1月至5月的利润实际上是负数。而且，在官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补贴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大多数贷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对这一部门的隐性补贴。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规模显然是很大的。
中国已开始帮助企业从社会服务和住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中国在最近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美国被称之为“公司化”的管理过程――即实行硬预算约束，强调良好的会计运作，推行具有企业领导责任制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会稳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减少补贴的话。
让我来简要阐述一下关于补贴和企业治理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希望利用政策贷款来实现社会目标，那么这些贷款应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此类贷款应当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以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可以通过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些贷款应由银行负完全责任。
关于补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会有以一种暗补形式替代另一种的趋势。一旦企业得不到银行体系的补贴，就会寻求贸易保护的补贴形式。如果允许这种保护，将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努力。
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产法，但是政府作为银行的间接所有者，这种破产只是将公司的“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政府。
但是，鉴于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债务――股本比例将非常重要。韩国的教训就很深刻。只要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可以保证不动声色地“解决”金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韩国公司就仍能够在较高的债务――股本负债率的情况下运用。但是，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疏远时――这经常是作为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债务――股本比例虽然仍旧很高，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存在了。随后发生的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中国，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间接）贷款者，因此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例如通过债务――股权转换，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谈判。债务――股权的转换应尽早进行，而且就是负责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降低贷款的面值，并向负责重组的机构提供补贴。
九、国家资产负债表
现在回到最初讨论的两个主题。第一，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亚洲奇迹是真实的；其次，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进展都是继续向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将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成功。
过去2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包括物质、人力和知识资产。和不久前相比，中国富裕多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持下去。将来，只要这些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观经济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这些资产――加上由于持续的高储蓄率而积累的将来的资产――将为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从何而来呢？问题来自对未来收入的开支需求。在一个运行良好、税收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当支付的许诺超出支付的能力时，破产就会发生；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未来的支出需求来自两个方面：（－）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二）偿付银行存款。这两种支出需求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有关，经济环境的改变会使许多企业难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福刊，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后者又将影响银行偿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谁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已于事无补。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并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面提到的，与市场经济相比，道德风险问题在此时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早已了解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这在许多方面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重组并非把公家的钱放进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钱从政府的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这两点很重要，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盯着财务报表，幼稚地将中国和韩国相比。
从根本上讲，最后还是要由政府负责兑现国有银行或企业代其作出的承诺，或是修正这些承诺。要兑现这些承诺，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收入，必须从国家的收入中拨出足够的资金兑现对存款人的承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扩大收人来源。
政府所需的收入的数量取决于履行其承诺的资金缺口。原则上我们可以确定目前资金缺口的大小，但未来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种种许诺，则造成的额外负担将来只有通过增税来弥补。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这是一个权衡；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是谋求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在权衡利弊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继续向一些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应当成为明补，而不是强迫国有银行提供隐性补贴，从而影响银行向商业化经营的转变。明补将使政府不得不举债。举债是一种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将认识到将来必须增加收入来偿还因目前的决策所增加的债务。无论你承认与否，未来的负担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举债使其明确化将使未来的偿付容易得多。政府举债并不是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举债只是对政府义务的一种确认。这些政府义务过去隐含在对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担保之中。举债与否对一份完整而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才能发现真实情况，而缺少透明度将影响决策的清晰度。
十、走向国际舞台：国际公共产品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全球利益，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体行为，诸如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体系，或防止全球变暖。以贸易体系为例。如前所述，金融体系的重组将引起对中国企业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将带来两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削弱对建立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国际支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如果采取保护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失去了国际的共同努力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参与支持这一体系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其次，中国自身也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支付的高价格超出了受保护的生产者享受到的好处。对国外竞争和投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从两方面得到促进发展的好处：国内企业将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从而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这些企业将能够更多地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
另一个国际参与的例子是关于环境的挑战。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解决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诸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温室气体累积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对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未来福利的现实威胁。我作为负责评价温室气体影响的科学证据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IPCC）的一名成员，确信温室气体积累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当然，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目前大气中已经积累的温室气体负责。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国的参与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就如何即有效又公平地解决这一全球性威胁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有许多国家受益，包括中国。当然，正由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论中国是否积极参与，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不仅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其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也将确保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得到重视。在减排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十一、结束语
大约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次会议。他们正致力于设计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所讨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过渡到一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也许可以设计一套经济模型来确定均衡价格（假如输入模型的数据的准确度可靠的话，而我们中却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即使只做理论上的探讨，即使均衡价格已知，我们也看不清应该如何进行价格转轨。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际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能得到适当激励。
中国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均不亚于20年前，在当时，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目前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在旧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从过去有名无实的银行中建立真正的银行，从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业――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机构和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但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基础，中国的机构状况比以前更强，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挑战是艰巨的，但鉴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成就是基于中国的悠久传统，包括在这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学习的长期重视――我对中国以务实精神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重构现代操作系统
RickRashid
我今天主要想谈一谈一个跟大学非常有关的课题，那就是我想谈一谈科学技术怎样能够改变我们办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包括科研的方式，在硬件和软件里面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RickRashid博士现任微软公司高级副总裁。1991年，他受BillGates委托创建微软研究院。并自此一直全权负责微软公司的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在担任此职位之前，曾任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兼微软Redmond研究院的院长。1991年9月加入微软之前，RickRashid博士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74年，RickRashid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并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取得罗切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1979年9月，RickRashid博士进入卡内激梅隆任教之后，多次成功指导了网络操作平台的设计和应用，发表了几十篇有关计算机视觉、操作系统、分布式处理的编程语言、网络协议和通讯安全等领域的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中期，RickRashid博士因参与开发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游戏之一AltoTrek而享誉全世界。他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Mach操作系统项目的负责人。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被世界上许多公司、组织、社团以及大学的研究实验室广泛使用，例如NeXT公司、开放软件基金会等。RickRashid博士曾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UNIX筹划指导委员会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委员会的会员，还是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其实我对这个大学的环境是很熟悉的。我今天主要想谈一谈一个跟大学非常有关的课题，那就是我想谈一谈科学技术怎样能够改变我们办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包括科研的方式，在硬件和软件里面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处理器还有储蓄图像和网络方面变化的话，这些变化的迅速和变化的惊讶，程序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快，而处理能力的增长比处理的能力还要快，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用途，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使用自然语言来改变我们现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在1997年的时候，微软研究院推出了微软办公室的自然语言，当时主要是用它为一个文件的制造者提供服务，来改变作者的书写能力，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看懂，也确保没有错误。同一个技术也同样应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总结案文，我们可以从一个文件中提取一些内容，从其他语言中也使用一些技术，在日语中也可以应用这个技术，这就是微软刚开始的程序。
从微软的XML层面，所以看到这一点，它的主要用途是告诉你怎么分析写这么一句话，可以对你这句话进行分析。这种技术可以来处理人类使用的文字，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写作，而且还能够帮助分析我们写的东西。我们在实验室正在研究一项问题，使我们能够阅读比如说字典或者百科全书，然后根据这些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不管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的，根据阅读的材料来建一个数据库，可以包括大量的信息。在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这就是人脑脑部系统，向大家描述的这些信息，实际上是机动机器产生的，而且它通过一些在上面可以看到有脑类图。因为脑类有很多相关的词汇，比如说一个脑类是家禽或者是叫声，比如说鸭子的叫声，它实际上是自动产生的，而不是由人直接输入的信息。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知识产生自然的数据库，现在我们正在使用这种自动的从人类的来源产生的信息来做这种数据库。
我想人民往往想使用它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叫自动问答系统。当然获得某些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人使用搜索引擎，这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它应该叫做文件获取，它实际上是通过获得一系列文件，这样可以根据你的查询或者要求获取信息，特别的案例中实际上问了一个问题，中国总理是谁？你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的相关的文章，这其中最相关的反应实际上就是指向了一个网站，你查询中国总理是谁，它让你查询一个网站。实际上它与中国总理是谁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它能够充分利用因特网的趋势，这样能够充分地处理网上的信息，而且也能够自动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建立一个自动系统，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问题，谁是中国总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一个正确的回答，那么你就像我们搜索引擎一样，这种系统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网。建立很多的文件，这个文件与你这个问题是相关的，但是与搜索引擎不同，它使用自然语言或者合成的技术来充分把你这个信息进行联系，而且充分找到最想像的最有可能对你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这也是最正确的回答。如果你问一问中国的主席是谁呢？而且这样你也会得到正确的回答。我想这个系统根本对中国的主席，中国没有太多的了解，它实际上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不同的网站上的信息能够充分联系在一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它是不是知道我是谁呢，因此我就问了一下谁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好消息，他们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否则回答不正确，让它继续工作。当然还有其他很想像的回答，但是比如说微软研究院剑桥实验室的负责人，比如说在微软的研究院当中有一个首席科学家，也可以说首席科学家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可以有关时事的问题。这个系统的确在网络上有很多存储的信息，你可以充分挖掘这些信息，尽管系统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什么样，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林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被刺杀，你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回答是1865年4月15日，我想这的确是最正确的答案。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日期就是4月14日，还有一些网站在4月14日去世的，实际上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被刺杀，4月14号遇刺，4月15日去世，实际上是系统把所有的信息联在一起这样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问一问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他会说绿色的，很正确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颜色，同时给你相应的选择回答。如果问一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是很平常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小孩问家长的问题，我的小孩问，因为光线的原因。同时可以问一些具有哲理性的问题，你问一问生命的意义在哪儿呢？可能不止有一个意义，但是系统本身，他回答很对，生命的意义在于问题。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面有上帝，有亲情，还有有42条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看这些系统如何改变我们做工作的方式，就像我们作为学生、作为教授，受到影响一样。我想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发生转变，在新的世界中信息将会得到广泛的公布，而且它存储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技术改变被我们充分理解和想像。我们建立非系统式的系统，他有很多的客户，很多的服务器，而且可以提供多种的服务。
在企业界来说，企业界人士往往会谈XML的网络服务。XML实际上是标准的方式来描述信息的标准方式，它实际上是对数据做一些标志，这样它能够把这个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相应的联系。在这种企业界在XML网络服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有对知识和交换开放的标准，有这种联系不太紧密的编程方式，它是在网络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能够获取以XML方式存储的数据和信息，而且应用将是自我描述性的，数据也是自我描述性的。
当我在马里兰州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我们曾经建立这种系统，而且我们当时努力实现这种目标，进而我们现在实现了这种目标。这个图向大家展示的就是网络服务XML网络服务的基础架构（指屏幕），关键一点在基础层它实际上以因特网的技术建立起来的，HTTP与SMTP，它是信息交换的标准，在这上面有一系列的标准。通过这些标准，我们获取信息，可以找到服务，可以找到服务为你做的事情，和信息结构，进行信息的处理和数据的处理，其中关键的一点叫做松散式编程方式。它还看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允许双方的协议使用，而没有所谓权威存在。
那么对于我们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技术实际上一般转化成产品的话，可以对学术研究和研究方式发生影响，大规模存储的方式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组成我们的信息，可以存储相当长的信息，并且可以在线存储。比如说在今后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个人电脑有TV级的存储，其实TV是相当大量的存储，它可以把你从出生到去世所有的谈话都能够记录下来。如果大家来看一看在科学上的存储意味着什么呢？它也就意味着你不用只是在纸上记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计算成果或者计算材料进行电子化的存储，而且也可以长期的保存，使别人充分利用。网络的存储意味着应用使人们能够访问科学家建立的数据中心，也可以使他们获得新的信息和新的数据，将会是自我描述性的。这种信息可以得到保护，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学生，曾经与同事进行合作或写一篇论文，这样你可以充分地保护这些论文，可以保证只有被允许的人才能访问，直到有一天整个世界都能够看到这篇论文为止。实际上今天出现的这种事情，我们的确在线与所有人分享我们发表的文章，这样使所有人能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家他们都共享他们的基础研究的文件，特别是HTTP或者FTP这种方式进行下载，但是信息的形式往往是有缺陷的。你没有对信息的格式有一个充分的保存和保护，每一个研究者都有他自己的信息，都有他自己的数据，而且每个应用都是在个人的电脑上跑的。我想如果我们来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况，可以使用我们的技术能够改变我们做研究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线分享我们的文章，以及可以分享其他人对我们的评论，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论文作者正在做什么，而且也可以看到其他科学家对某篇论文的评论。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个公开用的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访问有关的信息，但是实际上可以在网络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有这种网络服务的数据联盟，可以说数据服务是相当大的，而且是分布在网络上的。JIM会谈一谈他做的工作，因此我不会讲得太详细，太多，这样就不会提前泄露他讲的内容。我大概讲一点，他首先就是把基础的信息放到网上去，比如说他做Terra服务器的工作，可能是五到八年前做的工作，可以把基础的信息，比如卫星的资料或者其他的资料放到网上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比如金字塔的信息和交通的信息等。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仔细看一看，上面有一个交通堵塞，在桥上有一个交通堵塞。它的确给我们一种感觉，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力量把信息放到网上去，Terra服务器可以服务成百上千万人。通过网站为他们服务，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数据，但是由于它是网站，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到这个网站来查询信息，因此我们要提出网络服务的概念。JIM和小组做的工作就是，能够把这个网站变成一个服务，这种服务实际上通过跑因特网的应用来获得这个服务。信息可以是自我描述性的，而且是标准的格式，UDDI这种方式进行服务或者可以是自我发现式，同时通过因特网的协议获得这种服务。过了不长时间，他们做的TIAL，后来美国农业部也使用了他们的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帮助美国农场主充分利用他们的土地，实际上这可以通过网上的服务，农场主服务，通过跑某些应用使他们获得服务。现在正在与企业界人士进行合作，也是涉及到天文学的工作。我想我不会讲得太多，还有很多有关科学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家他们建立这种叫做数字化的天空扫描仪，这样建立一个虚拟的天文观测站，使科学家24小时能观测天文现象。我想这实际上就是学者研究，而且我们的技术可以充分改变我们做学者研究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科学技术如何能够改变教授知识的方式，比如我们想到教授电脑，我做教授的时候，首先做的一个事情是弄一个教室，弄一些电脑，让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曾经我们这么做的，因为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教授根本看不到他们。在于过去的教授方式我们现在对它进行改变，把它做成电脑化的教授方式，实际上并不需要把上课能够改变成电子化的教育。我想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使这样的技术使教授上课更加容易，使男教授和女教授都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使他们更好教授知识，更好完成任务。我们也可以充分改变这种互动的方式，因此这样可以使教育以合作的方式，一种延续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可以使教授不断与学生进行互动，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视频资料，我希望我能够放出来。
（指屏幕）
这是向大家展示典型的案例，未来教室会是什么样的。而且实际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所有的在这儿展示教室的技术，都是已经存在了，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各地推广。
这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教室，传统教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有关教案，这是传统的教案，因此实际上这种普通的文本可以做成电子化的文本。这个服务器可以能够把这些数据做简码，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加强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联系。所以现在普通的案文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服务器可以通过解码把加密的有关的学校的案文加以处理，这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系统和非系统的密钥，学生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密钥接触自己的材料，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比较理想化的结局。当然这里要传达的想法就是你们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学生和教授和助理教师能够非常积极地进行互动，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而且在课下也能够如此。一旦有问题，出现难题他们需要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可以互动。你们在片子中可以看到各种信息和技术比较有未来化的倾向，实际上整个的这一套系统现在在网上在一系列大学当中都可以使用，包括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奈基梅隆大学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些系统。他们有一个一体化系统帮助老师进行教学。所以这里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集中关注于技术，而且要主要关注于教学，关注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我们现在可以不仅仅使用技术来帮助教师，还可以帮助学生来学习。大家在短片中看到有一个设备，也就是所谓Tablet个人计算机。这种计算机很快就要上市，可以帮助大家更好记笔记，获取信息，为学生提供信息，同时教授也可以使用，可以拿着计算机边给学生解释他们要讲的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无线的应用，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写字，而不是在黑板上写字，也就可以使我更方便在教学的时候使用一些幻灯片，提供一些资料。实际上正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现的这一技术应用，这一产品当中包含很多的技术。根据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也就是校园的实验计划，我们也在进一步推动这个技术，所以大家可以想像，我们来建立更多的网站，提供这种服务，像大家看到的短片这样，来帮助教授创造更多的备讲备课材料，同时让学生更好的接触这些讲课的材料。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眼睛实验室的项目，在线向学生提供一些服务，使得他们每天24小时都能够从偏远的地方接触有关的材料，实际上这叫电子教室的计划。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和其他学生，比如新加坡大学共同合作，通过因特网向学生提供一些实验室的服务，进一步拓展他们可以获得的教学材料的范围。这里还有一些实例。这当然都是一些总括性的介绍，介绍麻省理工学院和我们参与的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来帮助教育者帮助教师，不仅仅是通过网站，而且通过网络的服务提高教学的质量，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通过开放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教学方面的体会、经验。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科目和具体的课程，最近我们也宣布了也就是我们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的档案资料。我们希望能够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知道通过网络提供这些资料可以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能力和能量。
我想总结一下，现在有一种独特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的变化，我们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科研，如何进行教学，都因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信息都集中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实现更大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教学的思路，可以把我们以前一些教学的材料，再次集中起来，以标准的格式，与其他的教学者加以分享，为他们创造一种独特的教学，为学生创造独特学习的经历。我想网络的这种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荐的，以帮助我们实现的目标。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大学。
董建华述职期间与北大学生的座谈
董建华
我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有汽车。但是我上学，父亲就不让我用汽车，一定要坐公共汽车、走路。
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37年5月29日在上海出生。1960年，在利物浦大学毕业。其后，董建华旅居美国，先后在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公司任职。1969年返港，处理家族集团生意。
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竞选，当选行政长官。同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委任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位行政长官，任期为5年。
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连任。同年3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委任他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任期由2002年7月1日开始。
参加竞选行政长官前，董建华曾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事务顾问，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8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问：我是光华管理学院98级研究生。我想问一个问题。董先生祖籍是祖国的宝岛舟山群岛，我也来自舟山群岛。（笑）去年董先生当选以后，家乡的人民感到很振奋，这一年东南亚经济情况不太好，香港股市波动也比较大，家乡的人民也是挺关心、惦记您的。我想问一下董先生，有没有计划今年或最近几年回家乡去看一看？
答：我很多年以前回去过一次，感觉到家乡的人民很热情。我也经常想回去，但现在工作实在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大概今年、明年没有机会，但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最近舟山市的市长到香港来，我见到了，也谈到这个问题。
问：我是历史系本科生，我想问一下董先生，您最近去了上海吗？香港和上海您最喜欢哪一个城市呢？
答：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是1年以前，10月8日，全国运动会开会。我是1937年生在上海，当然对上海有很多感情，家里也经常讲上海话。我父母已经过世了，过世以前都讲上海话，所以对上海是有感情的。现在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我大概在1947年到了香港，以后一直住在香港，中间大概9年在美国念书，做事，1969年又回到香港，所以我真正是香港的一份子。作了行政长官以后，我更是一切都为香港着想、努力。所以两方面都有感情，但是感情不一样。
问：我是计算机系95级的，我听说董先生比较忙，但是我希望代表北大学生，欢迎您下次来北大给我们学生作演讲。
答：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那时，我会的。谢谢。
问：我是历史系95级的本科生，我觉得大富之家和小康之家最大的悬殊也许并不仅仅在金钱上，我听说董先生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家庭的管教非常严，额外的要求都需要用书面来申请，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可能做到。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年轻人的自我要求以及家庭对我们的要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对我的要求的确是非常的严格。我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有汽车。但是我上学，父亲就不让我用汽车，一定要坐公共汽车、走路。他出门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坐汽车。（笑）他倒也不是像传说的那么严，外面的传说也不全是对的。（笑）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的确不同，年轻人有自己的思考。现在的一代比我们那个时候更成熟，年轻人都会自己去摸索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沟通，互相了解。在这方面，我和我自己的小孩就经常沟通，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方面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一方面也可以告诉他们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应该去继承。
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董辅
（温州）义乌请我去做报告，让我早上七点半做报告。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啊？因为听完报告做生意。
董辅　，1927年生，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在中共十五大以后，成为大家学习的对象，各个地方都在推崇的模式。应该说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转变人们的观念、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温州模式它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在不断发展的。
首先我想发表一下温州模式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时，全国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主要是在温州、台州这些地方；而苏南模式则主要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这些地方，如苏州、常州，宁波等。当时在全国从上到下都推崇苏南模式，反对温州模式。温州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非常难得。最后苏南模式终结了。
温州模式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实际上是坚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争论的焦点。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没人敢讲市场经济，那是犯忌的，最多只能谈商品经济。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全国只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而温州经济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子，是早期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并不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为什么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不行。经过很多人的争论之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正因为温州符合了我们后来确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所以在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时才被大家所接受。而苏南模式则是坚持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它失败的原因是它走了计划经济的路子。温州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模式，效力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也解决了，政府的财政也有了。其实，凡是市场经济发展了，那里的就业就好解决；凡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那里的就业就不好解决。我这几年到了义乌，那里也是实行温州模式。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全国闻名的。据他们政府说，那里只有三个人失业，到劳动部门那里去登记。有人到义乌去调查，确实是很少人失业。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但他们有问题也不找政府，自己想方法解决就业。所以这些地方经济非常有活力。义乌请我去做报告，让我早上七点半做报告。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啊？因为听完报告做生意。
义乌的出租车司机很自豪的对我说他们义乌人走路都比北京人快。他们市场非常有活力，车水马龙，哪想计划经济是死气沉沉。
第二，温州模式成功的原因实际上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也是当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争论的焦点之二。温州模式是发展民营经济，苏南模式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模式。当时认为即使在农村，也要发展集体经济。而温州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必须坚持民营经济，即是市场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反之，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民营经济。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就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的。什么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得好，那里一定是民营经济占主要地位；而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得不好，则肯定是集体经济占主要地位。因为民营经济天然的与市场经济兼容在一起的。而且在那里天然的形成了社会分工。温州在1986年的热闹程度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家家户户办企业，房子前面是车间，后面做饭的，楼上是住人的。也许他们不懂什么是低压电器，可是每家都能生产低压电器。靠什么生产？他们也不是说一家生产整个电器成品，而只是生产某个零部件。然后通过市场的关系联系起来，生产出整个的成品。这样效率怎么会不高呢？成本自然降下来了。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分工体系。正是因为这种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好，把人们的追求利益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把人们的所有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人要求富，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就比集体经济活得多。而苏南模式则是政府经济，是乡镇的政府投资办的经济。市政府管企业，即官员管企业，必定会把企业拖垮。
第三，温州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它原来是无序的，慢慢地走上有序的道路。开始人们反对温州模式的原因是温州经济乱七八糟，而苏南经济模式有条不紊。当时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温州的市场太乱了，可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秩序。当时不被人们所看到。不过温州也确实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现象。有些假冒伪劣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比如低压电器里的零部件里需要一种熔点高的白金，可是当时政府不给白金，于是只能买到白银。白银经不住很高的温度，于是就烧起来了。可有些我觉得真的很乱，像温州的“黄昏鞋”，早上穿晚上就坏了。所以有段时间人们都把温州商品看成假冒产品。温州人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温州当年有“八大王”，专营服装、钢铁等。他们都做过牢，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投机倒把就是犯罪，长途贩运也是罪。后来刑法修改了，他们也逐渐放出来了。温州后来提出“质量兴市”，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他们懂得，不规范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学习温州模式，但是这不是那么好学的。而且各个地方学习的效果也差别很大。温州模式最可贵的是：温州人有很强烈的致富的欲望和创业的精神。这和温州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温州地处海边，以前交通不便，耕地十分少。历史上温州就有到外边闯的传统。他们非常勤劳、善于学习、甘于吃苦、勇于进取。现在各地学习温州模式，可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样学温州很困难。温州放手让大家去干，让人的积极性和才能发挥出来。抓住了别人抓不住的机会，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市场。谁知道现在的南春晖是个大老板啊？他以前就是修鞋匠，现在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集团的老板。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能最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所有人的聪明调动起来。但这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做到的，这和文化传统有关。另外，现在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大家都知道要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但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放手让民营经济去发展，要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去给它优惠。像我们的出口退税，就是把增值税17%退还给它，有的退到15%，有的退到17%。温州去年的出口增长率是35%，全国是6.8%左右。他们不是出口退税，而是大量的出口。在温州不是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而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点是很多地方办不到的。有些地方只是政府发展，有些地方政府眼红民营经济的利润。第三，发展民营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用旧的观念来看可能觉得不对，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比如，知识产权，这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存在的。温州当时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温州人经常模仿日本的打火机。所以出了问题政府要去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现在很多地方还采用地方保护主义，以增加地方财政。他们是这样对待民营经济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检查假货时，政府早已给他们通风报信了。温州对这些问题采取即不完全取缔、又不包庇的态度，而是强调质量，要质量立市、信誉兴市，建立了很强大的检查机构。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它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限制。早期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民营经济。所以很多民间银行就成立了，像“会”等。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配合。对信誉的问题，讲信誉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同时它是一个市场规则。因为没有信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要形成一个信誉很好的市场还需要规则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建立一套社会信誉体系，它包括银行信誉、信誉评级、资格认证、会计、律师等中介机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征信的制度，即专门为别的公司提供信誉信息的机构。要靠银行自己调查，要很麻烦。西方国家有这样的信息公司，专门搜集信息。在美国，有信誉贷款。如果还不起钱，则不能办理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我们现在还未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企业赖帐因为都是国有的银行不赖白不赖。北京现在有征信公司，列有一些的“黑名单”，他们不能再贷到款。中国人民银行、经贸委、商业银行等已经宣布了建立一套征信机构。但这又会成为寻租的对象。民间要办这样的机构即没有这样的法律，可能涉及到隐私；还有信息从哪里来，银行可能不配合提供信息，因为银行有为客户保守秘密的义务，那么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秘密，现在分不清楚；还有有的地方对提供信息要收费，成本很高。所以要办这样的机构非常难。另外民营经济存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问题。还有对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家族企业的问题。家族企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企业创业初期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如果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产权不清，最终会闹矛盾而分裂。家族控股但不参与是一种方法，在其下可设若干有限公司。
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条。首先还是观念问题。观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目前我们在很多理论上似是而非。有人把私营经济看成是水平很低的经济，不是现代化的。还有人把私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要发展私营经济，一切都用初级阶段来框住。这种理论是非常短见的，说不通的。因为市场经济是靠竞争进行的，一定是自负盈亏的。没有私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越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而只能实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是个乌托邦，它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才能实行：一是当一个社会目标很单一，人们需求简单时，像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时、法西斯的“统制经济”；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像朝鲜。一旦开放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接轨，不可能计划别的国家。等待审批下来后，市场价格又变化了。私营经济也不可能听从国家的计划。什么地方国有企业减少得快，什么地方包袱就卸的快。只有在公益性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支持国家政策实施的部门、自然垄断的部门才能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很多人们怕私有化，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保留私有制”。美国现在不是无产化，而是有产化。我国现在有四百万的人有股票或投资基金等。以后人人都当老板，都拥有股票。股份公司是私有制的扬弃。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现在资产证券化了。有人可能买不起整个厂房，但买得起螺丝钉之类的零部件，那它就持有公司的股份，是个小老板。现在外国一个几十万人的公司，你说公司是谁的？因为股票是在不断的变化，有人买也有人卖。只能说这个公司的股东是公众，即使是大老板也只是占总股票的百分之几，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就很了不得了。所以财产公众化。股份公司是个集合的财产，是个法人的财产，因此它形成了公众的财产，是公众所有制。一方面公众所有制，另一方面每一个公司的成员都是公众化财产的特定化了的财产的所有者。原来的私有制被否定了、扬弃了，但它有保留了私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投资基金都是这样的所有制。投资基金是公众所有制，但是投资者是每一份所投资的基金的所有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化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形式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产阶级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化。以后社会将是少数人富有、少数人贫穷、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是有产者。共产党的基础将来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都是有产阶级。现在很多人怕共产党的基础没了，怕这个社会变质了，这都是杞人忧天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形式。邓小平也说过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所有的社会主义，印度的社会主义、缅甸的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社会公平。一个人应该公平地享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该因为他的出身而受到歧视等。市场经济确是分化的，在经济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市场经济本来是追求效率的，但最后可能会因为不公平出事情，像罢工、游行示威等。所以适当的发展市场经济后，公平的问题出现了。必须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性质的，所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要求我们既要有公有制，又要有私有制。私有制既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发展私营经济。我们现在找不到一种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因此我说“市场经济万岁”。同理私营经济也是万岁的。
用友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王文京
当时我们两人是借了5万块钱，然后买了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就花了我们一半的钱，当时买的是一台长城的0520dh，我记得很清楚，2万多块钱。然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公司的前期发展，当时我们起步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就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的那个地方，一个宿舍楼吧，我们租的当时居委会的一个套间里的一个小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公司的创业。
王文京，用友总裁。1964年12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江西财经大学读书；1983年8月至1988年10月，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1988年10月15日，从机关辞职，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1992年11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1993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1994年9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1998年2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维迎教授（以下简称张）：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再一次光临我们北京大学网络经济论坛。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办一个企业有两种东西可以出售，哪两种东西？（答：产品，服务。）
产品？服务？这个不对。我理解，一个企业只有两种东西可以出售，一个是你的现在，一个就是你的未来，出售你现在的东西，我们叫做销售，出售你未来的东西呢，叫融资。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IT行业的这些企业，有好多的企业似乎只有未来可以出售，没有现在可以出售；还有一类企业，有现在可以出售，没有未来可以出售。当然最好的企业，是既能出售现在，也能出售未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所经营的企业，用友软件集团。他能出售现在，他赚了好多钱，他能出售未来，他敛了好多钱，是吧？（观众笑）
所以他的这个钱是大把大把的，他从事这个事业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用友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公司，也是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家。
王文京先生是江西人，在江西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分到国家机关工作，就是搞财务的，是吧？所以他进入一个特殊的软件行业，就是财务软件。他在1988年借了5万元起家。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几百家财务软件公司，现在真正剩下的可能只有十几家。
我想，大家对他的这个成功一定会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今天跟我们谈的是更宽的一个视野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软件企业的经营。好，我们现在欢迎王文京先生。
王文京先生（以下简称王）：尊敬的张维迎院长，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给我这样一个邀请，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在座的有一个交流。同时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学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这样一个演讲。
刚才张院长对我所在的公司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确实用友的发展，包括用友的现在和未来，一直是在各个方面，包括用户，包括我们的学者，也包括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和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产业发展――如何发展一个牛背上的产业？
IT产业的结构变迁
有人说软件这个产业是一个很特别的产业，有的专家把它认为是一个属于牛背上的这样一个产业。可能在座有的也骑过牛，那么在牛背上的感觉呢，是很特别的，充满挑战。软件就是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谈软件，一定是离不开整个IT产业，因为软件现在是IT产业一个重要的构成，大家都谈论了好几年IT这个产业。IT业尽管这一年多，没有像前面几年那么热，但是仍旧是全球范围内产业关注的中心，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在IT的整个产业发展里边，有一个结构性的变迁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从硬件主导发展到软件主导，第三个阶段是服务主导。在发达的国家，特别是IT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但是在中国呢，我们认为现在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软件主导这样一个阶段开始到来。
（指屏幕）
中国软件及IT总市场
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里边有两条曲线，下面这条曲线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未来，一直到2004年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上面那条线，是整个IT总体市场的发展趋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一样的数字，一个就是在整个的IT的市场里边，平均的年增长率是22.9%，但是软件的年均增长率是39.8%，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整个IT市场的增长速度。
一、软件业演变
软件这个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可能大家听到软件或者说了解到软件这个产业时间并不很长，最早的话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上这个产业，作为独立的一个产业发展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应该说有差不多50年的历史。软件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商业业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产生于1950年，当时是IBM做了一个推动，把软件从硬件里独立出来，诱发了这样一个独立的商业业务的出现，由此产生了独立的软件产业。
从50年代开始，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从硬件里边脱胎出来，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软件的这个产品可以重复销售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软件产品发展的时代。在第一个阶段，当时一些著名的公司出现了，像IBM，像EDS，CSC，EDS现在仍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集成商，当时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计算机技术和语言。
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业界的人士在关注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样给软件产品定价，第二个就是怎么样锁定客户，第三个怎么样去引发网络的效益。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就是许可证，就是软件的许可证的资格，所谓的License。因为这样一个许可证的制度，使得软件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在这个阶段，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国际软件公司。这个大家都熟知了，像Oracle、像SAP、像后面的微软公司。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了最新的阶段是作为服务的形态在出现，就是软件越来越成为一种服务。这也是当今软件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新型的软件公司。像当年的Netscape这样的公司，像现在一些做电子商务的公司，Broadvision这样一些公司。
在整个软件这样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硬件也有几个不同的发展，从最早的主机的阶段，到PC，到后面的基于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架构。
二、软件业类型细分
如果我们把软件业的类型再细分的话呢，它可以分为这么三类的公司，一类就是面向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第二类就是所谓的企业解决方案公司，第三类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第一类公司里边最具代表的全球公司就是微软公司。在我们国内一个著名的软件公司就是金山公司。
在这个几个不同的类型的软件公司里边，有专业机构研究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他研究之前，很多人认为，一个软件企业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是技术、是产品，但是麦肯锡的研究的结果，三个不同类型的软件公司，他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不一样的。
第一类的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特别是针对消费市场的软件公司。他最关键的成功因素是营销，然后是合作活动，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人员管理，最后是产品开发。这跟我们想像的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公司确实是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微软公司在全球是很成功的。当然他的产品做得不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感受到比他的产品做的更好地是他的营销。所以营销是这一类公司的第一的成功关键要素。
第二类的公司，就是做解决方案的，像国际上的SAP这样的公司，做ERP软件的，我们用友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这个类型的公司，他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依照顺序排，首先是他的合作活动，也就说产业的合作。SAP在全球的成功，特别是他在美国市场的成功，最重要是得益于他和五大，就是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咨询公司，Andersen，PWC这样一些公司的业务上的合作。他一块钱的软件业务，带来了五块钱，甚至是十块钱的服务业务。这样形成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又推动了SAP软件的推广。第二个是他的服务战略，然后是营销，排在最后的还是产品开发。
在第三类的公司，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典型的代表是国际五大。国内现在最近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就是汉普咨询公司。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一类的公司里面，服务公司里面，反倒他软件开发在整个成功要素里面占的位置比前面两类公司还更靠前。这可能跟我们平常想像的不太一样。
三、解决方案三种模式
对解决方案的公司呢，我们也可以把他做细分，一类就是做服务和应用集成的，一类就是提供全套的企业应用软件的，另一类是定位于某一个专业领域的应用软件提供的。第一类像IBM，国内联想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第二类的公司像Oracal，SAP，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我们也在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第三类的，像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做客户关系管理的Siebel，做工业链的I2这样几个公司。
四、全球软件产业格局
在全球的软件产业里边，如果说我们按照产业的上中下游来划分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类群，上游的产业控制了核心技术，体系结构和标准，控制着整个的这个产业的游戏规则，相当于硬件这个制造业里边控制芯片，他针对的是全球化市场。目前最有代表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SUN，JAVA/J2EE阵容里边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微软的.NET这样一个体系的标准。中游的产业就是建立在上游产业的基础之上的，技术、产品和方案集成，参与上游产业的规则制定。像Oracle，做数据库的；SAP，做企业应用的，包括我们在国内做的业务，属于这样一个类型的产业。下游的产业呢，就是在前面两个产业的基础上，主要开展技术应用及服务集成。这个类群，他很重要的就是拥有客户资源，他必须学习，而且只能服从于上游的游戏规则，他的竞争优势是本地化市场，具体的业务形态包括了一些应用系统的定制，一些咨询和外包的这些业务。
五、软件产业正在转型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软件整个产业在最近几年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软件这个产业本身也在不断的转型。
首先我们看到软件产业整个的技术和体系结构，在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说甚至是一个很革命性的这个转变：就是从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看起来是两个专业的术语，那么具体到软件产品技术上，体现得很明显。我礼拜天刚刚从美国回来，现在到美国去看软件，看到的所有的新软件全是基于WEB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不是基于WEB应用的软件。这跟一年前，两年前差别很大，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也开始发展，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接触到一些大型一点的客户，像金融行业的一些客户，我们现在给这些客户提交的软件和解决方案，如果说不是基于WEBBASE这个架构，很多这个类型的客户就不会选你的软件，所以国内在这点上一点也不会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个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产业从技术和架构上这样一个变迁。
第二个就是软件业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知道这个许可证，软件授权许可证，这个模式成功地推进了软件业几十年的发展，但现在除了这个模式以外，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在软件产业也在发展，一个就是ASP这个模式，就是软件租赁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把软件作为一个OEM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技术整合到某一个传统产业里边去。软件厂商跟传统产业的厂商去分成交易的佣金，这也是一个新的软件产业的业务形态，特别是在金融行业，还有一些就是服务行业的软件提供，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卖软件给你，也不是说租给你软件，比如说，证券的要用我这个软件，不付软件的版费，也不付租费，而是说我用你这个软件之后我获得的这个收益的百分之多少分成给你。这样一个应用模式现在也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个趋势就是服务业又从软件中分化出来。就是说，软件相关的服务原来是作为软件业的一个从属的业务，但是现在，他从软件业里边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这有点像手机制造和电信运营。
第四个趋势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跟传统产业的融合。在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上，在座的我相信也有计算机开发技术上的专家，那么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在软件的开发技术上，在软件的工程技术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软件开发技术已经从最早的面向过程的一种工程化的方法，逐步发展到面向对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组件的技术，几乎所有的新的软件的产品都是基于组件技术的。
最新的发展就是框架的技术，基于框架的软件的设计。现在已经成为，特别是规模大一点的软件系统设计开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
最后一个现象就是软件将会“消失”，但这个消失是加引号的，也就是说软件未来会消失在这个互联网上，消失在各种的嵌入设备上。软件尽管他消失了，但实际上他是无处不在。
中国软件工业
这是IDC对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预测。从这个预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的前景是相当好的。
中国软件业增长的机会
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增长的机会在那里，也有专业的机构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研，从CCID调研的情况看呢，大家一致看好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第二个就是一些重点的行业应用软件，像电讯、金融、政府的应用，还有就是安全软件，就是网络安全，杀毒这样一些软件；另外一个就是嵌入式的软件，就是各种电器，电子设备里边的嵌入式软件；还有就是软件的专业服务。这几个领域会在中国的未来的整个软件产业里边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是最具发展机会的几个领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软件业的发展，主要的机会是集中在应用软件这个范畴。那么在系统软件在支撑软件上，就我们本土的厂商来讲，从商业角度来看，机会并不是太大，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前景，主要集中在应用软件和服务商。
电子商务软件市场
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最近两年也是炒得很热的一个方向。它包括很多种类别，有内容管理的，有做电子交易的，“Broadvision”，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个华人做的软件公司，做得相当成功。“BEA”，BEA里边的A呢也是一个华人，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做电子市场，知识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嵌入式的应用领域
嵌入式的应用领域里边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信息家电，也包括各种网络的设备，包括个人的信息电子产品，像手机。我上个月碰到TCL的李总，就是TCL的总裁李总，他现在在做这个手机。手机里边有大量用到软件，他原来用的软件很多是国外的软件，他就说我们国内的软件公司是不可以做这块。这样一个业务是个巨大的市场。其他领域，现在像汽车，医疗等等这样一些设备里边，以后都有大量的软件的需要。我们上周看了许多最新的各种电子设备的展览，里边提到比如说未来的汽车里边，软件的应用是相当的广泛，特别是无线的应用。
软件服务业
在软件服务业里边，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这么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端，做咨询服务的，第二个层次做实施的服务，第三个层次做运行的服务，里边又可以分出很多的门类。软件服务这个领域里边，可以发展的业务是相当繁多的，机会也是相当大。比如说运行服务里边，业务的切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9.11””，WTC被炸以后，当时那个楼里边有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在遭到破坏几分钟之后，在另外地点被恢复起来了，这是IBM的系统支持的。它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业务切换的服务，这种服务在没有出事的时候体现不出他的价值，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的IT专业服务市场
这是一个专业机构对中国的IT专业服务市场的预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服务这个市场也是未来到2004年呈一个很高速度的增长，这里边包括了多种可以开展的服务业务，包括交易的处理，包括管理的服务，包括教育培训，包括开发和集成，还有咨询，还有业务的管理服务等等，都是很有发展机会，特别是其中的开发和系统集成市场相当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业务管理的服务，这也是有很大的增长前景的这么一个市场。
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
谈到软件产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很特别的，这个产业跟很多其他的产业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产业，特别是工业，很多制造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的顺序，基本上呈一个规律：他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然后若干年之后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纺织业是这样，家电工业是这样，汽车工业也是这样。
软件这个产业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会同时在这三个类型的国家发展起来，他会同时在发达国家，在次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比如说软件业，全球最发达国家当然在美国，这是代表发达国家。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呢，有两个很成功的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爱尔兰。还有比如说在发达和次发达国家之间，其实以色列在软件业上发展的是相当成功的。那么这个现象跟很多传统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就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印度和爱尔兰，在整个国际社会里边，他的经济发展都并不是很高的，爱尔兰在欧洲原来属于一个农牧业的国家，主要是给欧洲大陆提供农副产品，但是他这些年软件业也是发展的相当成功，我11月份也去看了一下。这里边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软件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不一样，因为传统产业的关键的发展资源是资本，所以他的发展顺序一定是这样，但是软件产业最关键的发展资源是知识型的人力，人力资源，而且是知识型的。印度和爱尔兰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知识型的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而且开发利用的比较好，所以他在产业的发展上跟发达国家同时去发展。
六种软件产业模式的国家比较
软件产业在不同的国家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果我们细分析一下他里边的发展的模式的话，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把在全球范围内的软件业的发展分为六种软件产业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美国的模式，是以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这样一个模式，针对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么两个市场。
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日本走的是定制开发的模式。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日本，参观过一些日本的软件企业，在日本他们叫软件工厂。就在东芝啊，富士通啊，NEC下面，一个公司下面可能有好几个软件工厂，然后一个工厂就是一幢大楼，大楼里边几千人。他的做法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开发，成立一个个项目组。这跟美国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美国就是做标准产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包括他的服务也是标准化。日本的软件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市场，本土市场，他在国际市场上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占的份额很小。
印度是属于服务出口型，就是这种开发服务出口的这样一个模式，最近逐步从开发服务往解决方案、往产品方向提升。他针对的市场主要是国际市场。到硅谷的话，只要一坐酒店，肯定能碰到印度人，因为很多印度的工程师就在那边给客户做现场开发。
爱尔兰的模式又不太一样，前两年我们看到说爱尔兰一下子他的软件出口，除了美国以外，排第一，比印度还大，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原来一直说印度这个软件出口做得很好，爱尔兰突然就排在第一了。我们到那边看了以后发现，实际上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他很大一个比重是转口贸易，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间件产品。那么转口为什么会产生在爱尔兰？他是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爱尔兰也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所以很多美国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和到非洲，本地化的开发就在爱尔兰做，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他的税，企业所得税在欧洲是最低的。很多公司为了避税就跑到那里去做，所以一下子使他的软件贸易额很大，所以他针对的也主要是国际市场。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以色列的模式。以色列的模式基本上是属于中间件的产品的模式。以色列有一些软件公司在中间件的产品上发展的相当成功，他也是针对全球市场。
还有一个模式是菲律宾模式。菲律宾在软件发展上可能大家都觉得并不是很起眼，其实菲律宾也是走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子。他做的是数据加工的服务出口模式，承接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因为他的人力成本不高，比如说医院的档案啦，法律文件啦，这样一些录入和加工的处理。菲律宾他有英语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承接了很多这样的业务，支撑起他一个很不错的这样一个产业。
中国可能的软件产业模式
看了这六种模式之后再看一下中国，我们中国的软件会走什么模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模式可能跟前面的一些国家都会不太一样，会相对综合两到三种类型的模式。
针对国内市场，我认为应该是走这种标准产品和服务的模式，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在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里边做选择的话，从现在来看，美国模式是更成功的。针对国内市场，因为中国有一个优势，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潜在规模很大的内需市场，那么我们走这个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是比较可取的。
针对国际市场的话呢，我想可能有两个模式我们是可以发展的。印度的加工出口模式，属于这种服务出口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模式，特别第二个模式。在硅谷在华人办的软件公司里面是最成功的一个软件公司，叫Webacks，是我国的留学生跟印度人合资办的。公司是做一个异地的交互服务的软件，这个交互服务软件的一个优势是，除了图像和声音以外，它能同时做数据的交互和存储，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而且这个公司在“9.11”之后业务一下子增长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软件可以实现网上的会议，网上的交流，通过网络进行的培训和教育。因为“9.11”，大家对安全都很顾虑，对飞机很害怕，不敢出差了。所以很多人用这个软件来做公司内部的会议等等这样一些业务。而且据说他这个股票会在那斯达克的表现里面排第一位。上周在硅谷跟华人初创者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认为，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技术比较擅长，可以做一些很有技术水准的中间件的出口，不是很大的系统，可能会蛮有优势。印度这个模式，我们也不是不可一走，但是如果是这种大规模的系统集成的话，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因素。所以这两个模式是我们可以选的针对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模式。
IT中国2001
关于2001年软件产业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整个的市场的情况，在国内，基本在全球也是这样一个现象，就说从整个市场的增长来看，今年的硬件增长并不是太好。.com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与此同时，软件和服务反倒呈现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
关于网络应用
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想跟大家交流的，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com大家都知道，两年前很热，是整个新经济的代表，现在成了泡沫了，而且还是爆破了的泡沫，到底这个网络的应用会怎么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呢，我么认为在这个泡沫爆破之后，实际上在网络的应用上，现在是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我认为是更加冷静和务实的阶段。实际上网络的应用并没有因为这个泡沫的爆破而停止发展，相反他是以另外一个更加务实的，更加切实的这样一个商业的方向在迅速的发展。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技术本身他是革命性的，并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泡沫来否定，或者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技术本身存在疑虑，实际上这个技术本身是革命性的。
大家现在都在反思，为什么.com会爆破，会成为泡沫，大家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商业模式出现问题，再分析一下，是说它所谓的盈利模式出现问题，就是做了很多服务，挣不到钱，最后当然是运营不下去。其实要把这个问题再纵深地去分析一下，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所提供的网络应用是不是给客户创造价值，如果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客户所需要的，实际上这样的网络应用，产品和服务现在市场上是绝对需要的，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公司这两年也在网络的应用上也做了一个探索，做了一个实践，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时间里边切身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投资组建了一个.com的公司，就是我们叫“用友伟库”的网络的公司，英文叫wecoo.com。当时我是1999年去美国回来之后，看到当时ASP这个模式在美国已经兴起，回来之后第二年我们就投资。我们定位是给小企业提供ASP，做运营服务的这样一个ASP服务。
就说我们提供一些网上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不是卖给客户，是租给客户用。也就是说客户不是买我这个软件，是上到我们这个网站来交月租费用这个软件。当时我们是看到ASP在美国已经呈现一个不错的发展势头，回来做这个业务，所以我们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投入人去做，做到去年十月份，我们第一批的产品和应用推向市场。应该说得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到今年年初，我们这个业务继续得到一些反应，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的反应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好。
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反思我们这个模式是不是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分析，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对这个业务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针对小型企业的这个多项的企业运用管理的服务，集中到一项，就是做分销管理，而且针对的客户群也做了一个调整，针对中型一点的企业，不是小型企业。我们在做了这样一个调整之后，我们就发现，针对中型企业网上应用的网上的分销管理软件，受到很多企业的欢迎。我们这个软件在四月份一推向市场，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很好的反应，现在很多个行业的客户都购买了我们这个产品。
今天上午一个著名的家电公司来跟我们讨论，希望把我们这个分销管理软件的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把分销管理软件推向给客户之后，发现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什么机会？就说买了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的客户里边，有80%，他们不想自己构建这样的一套系统平台，他希望把这个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由我们来负责把他这个系统建立、维护和支持起来。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开头寻求的这样一个ASP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所谓的IT外包。
现在我们这个业务，一部分客户已经购买，在我们整个用户比例里边，现在需要应用我们这个IT外包的服务的，占到80%，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们就分析两个因素，为什么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受到欢迎，而且很多客户愿意选择不是他自己去运营这个软件，而是把这个系统托管到我们这来？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它是基于网络这个架构的，网络架构的这种分销管理能够切实解决客户的多地点的，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分销网点的管理问题，所以这种解决方案解决了客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软件的应用托管到我们这边是因为他自己不需要去做一套整个设备的投资，也不需要专门去聘请专业的IT人员去负责这个系统的建立和维护，他可以省掉很多投资，只要每年给我们交服务费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把他自己的力量集中到他自己的业务上。你像我们的客户里边有制鞋的，有卖牛奶的，有卖电器的，在IT上并不是专长。
所以从我们这个实践的例子看，就是基于网络的应用，如果找准了点，如果你的应用是给客户带来价值，切实解决用户问题的话，是很有市场需求的，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好，关于软件业，我想就跟大家做这样一些探讨，后面一点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企业经营――如何经营一个成功的软件企业？
高技术产业的“战略转折点”
一个软件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众多的软件企业在这里进行经营，成功的经营才能推进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行业发展了将近13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有一些体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战略转折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众多的高科技行业领域里边，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可能会诱发整个产业，整个市场结构性的改变。他会导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然后出现一个全新市场的格局，一个全新的产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结构下的产业、企业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必须持续创新(产业波浪)
这个现象其实在硬件，在软件，包括现在一些新的IT领域里边，经常出现，有点像波浪，一浪一浪。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规律，我们在软件行业要经营的话，就必须要随波逐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每一个阶段的技术的、市场的和产业的变化。把握住这个变化，然后在新浪潮来临的时候，按照新浪潮的规则，建立起你的业务的竞争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讲到了，现在所有的应用软件都是基于WEB应用，整个的架构都是BS架构的，就是WEBBASE架构的，下一个架构是WEBSERVICE架构，如果说现在我们还是CONENTSERVICE这样一个体系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知道CONENTSERVICE当时起来的时候，他是很多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很多公司因为抓住了CONENTSERVICE，包括SAP，所以他在ERP市场成功了。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又发生另外一个转折，CONENTSERVICE已经成为一个没落的体系结构了，一个更新的结构，就是基于WEB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网络应用，要替代原有的结构。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不针对这样一个新的浪潮建立我们的产品、技术、场和业务结构的话，我们就很危险，随着浪潮的箭头就会走下去。这个在软件业的经营里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企业为什么沉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知名的企业，当年红极一时，后面几年之后不见了，实际上跟这样一个产业的波浪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
企业成长曲线
在软件企业经营里边，应该说在所有的高科技里边，最近也有专家在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就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曲线。最近也有很热门的书，可能很多人都看了，“跨越鸿沟，龙卷风暴”。就是在高科技企业里边，从他最早期的进入到某个领域之后，他会经历几个不同的生命周期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鸿沟期，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要研发一个成功的产品，这个时候研发最重要。
跨越了鸿沟之后就进入到一个保龄球期阶段，打保龄球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要打中第一个球，把第一个球打中了之后，这个球就可以带倒后面的这一片球，如果球打偏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要在特定的市场里边，把它做到极致，在专门的区隔市场，尽可能的提高你的市场占有率，把它做的尽可能的成功，形成客户的偏爱。也就是说，打倒第一个球，就可以诱发后面的一个更大的发展机会。
有了前面的基础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它的规模，这个时候靠的是规模化的经营，规模化的经营最重要的是说你的运营一定要卓越，这个时候要通过人才，通过组织的扩张，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展企业的发展，软件企业的发展也是走这么一个轨迹。
软件企业的经营结构模型
我们细分析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结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就在一个软件企业里边，哪些是软件企业要把它经营成功的关键的要素。从我们的体会来讲，有这么几个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产业方向，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你的领域方向一定要选择正确，因为方向选择不正确的话，你资源再好也没有用，你的经营再成功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的体会是，一定是产业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做软件，有很多公司在做，那么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方向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公司他没有做成功并不是说因为他的经营没有做好，他的资源不够，而是方向选择不对。比如说我们有的商业性的公司选择了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很显然，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做的，但如果从商业行为来讲，作为一个企业选择这个方向，应该说并不是很明智的。在中国的某一个阶段的市场环境之下，比如说有的公司选择做家用软件，就是消费类的软件，也带来了公司发展的不利，为什么不利呢？因为盗版，使得这一类的软件企业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所以在领域方向的选择上呢，我们认为是第一重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商业模式，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运作你整个企业，包括你的开发的组织模式，你的服务提供的模式，整个营销和销售的模式，以及渠道和伙伴的模式。你选择什么样的伙伴合作，你的渠道怎么样做，在这点上从我们用友的发展经历看，确实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整个销售体系的建立，在1990年的时候，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在全国发展我们的代理分销网络。我们开头也是走的直销模式，1990年我们从广东开始，发展我们全国的分销网络，这个网络的发展，为我们后期的业务在全国的发展和成功奠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现在这个网络，规模已经很大，在发达地区我们这个网点已经到了镇一级，比如在广东，在江浙。这也是我们跟国外的公司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商业模式是相当重要的。
在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之下，需要几个关键的资源。在软件公司里边，有四个资源是最关键的。第一关键的资源当然是人才，第二关键的资源是资金，第三关键的资源是知识，第四关键的资源是客户。这跟一些传统产业结构上有一些差别。
在这四个资源里边，人才和资金这两个资源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人才资源大家都知道，软件写程靠人才，不用解释。资金的资源，就是所谓资本的因素，软件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这个行业一个人可以做，一个人买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在家里，不要办公室也可以做软件。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大的软件公司有几万员工，他做的也是软件产业，这跟汽车业，石化就不一样了，那些行业一投资最起码几十亿，但软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认为真正说你要把软件做成一个规模，做成一个真正的产业规模的话，也是一样的，是需要大规模的投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些领先的软件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都是几十亿美金，他也是需要大资金的投入。
知识这个资源在软件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软件公司真正的资产，是体现在这个资产上，所以软件公司里边真正有自己物业的公司并不是太多的，而且在软件公司里边，物业也不是很值钱，真正值钱的是知识资产。
还有一个就是对软件公司极其重要的，就是客户这个资源，对有一些行业来讲，比如说一些消费品，客户资源对公司的成功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软件公司就不一样，因为软件的消费有一个特点，有升级，更版，再消费的特点，所以一个公司如果保有一定规模的客户量，实际上就使公司的再发展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基础，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服务的收入，就是你软件本身的收入的来源有一定的客户群相当重要。另外，软件的发展跟一些其他的产品不一样，软件产品的发展是软件厂商和客户交互促进的，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要把软件产品做成功，光靠厂商自己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客户的参与，客户其实是软件公司把产品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像我们公司是这样，国际上很多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微软的office这个软件，看到这个软件后，很多的公司是可以把这个office写出来，但是和微软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微软的软件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用他的软件，全世界几亿人用他的软件的时候，每天在给他反馈信息，这个是这个厂商一个很重要的保持office软件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个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品的再发展，这个资源只有的原创厂商有，你能写出office没有用，没有全世界这么多客户给你反馈信息。
最后一点在软件企业的经营里边，就是它的运营模式，内部的运营模式，不是前面的业务的商业模式，这就涉及到软件公司的文化，软件公司内部的机制，内部的组织架构等等。
软件企业各发展阶段的关键要素
在软件公司的不同成长阶段，从我们的体会看，其实每个不同的阶段，关键的要素也是不太一样的。在软件公司刚刚创立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是开发，开发到成功之后最重要的是营销，然后是服务，服务成功之后是公司的内部管理，内部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面是你的金融，你的融资也是很重要的，金融的运作很重要。所以相应的要素，是人力，产品，运作，后面整个的网络，你的用户群，资本的力量等。这样的话在不同的阶段，他所需要的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
硅谷IT企业/关键成功因素
在座可能有老师，同学到过硅谷，研究过硅谷的企业成功的模式。硅谷到现在为止，是世界公认的在IT行业最成功的产业地区。尽管说在去年下半年不是很景气，现在很多硅谷公司都在裁员，但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取代硅谷。
我是最近11月份去过几次硅谷，感受到硅谷这个地方很特别，为什么硅谷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在IT产业最成功的地区？其实很重要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和产品，就是我们到硅谷去看的时候，无论你是去看一个大公司还是中型公司，还是只有两三个人刚起步的公司，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包括现在，现在整个IT也不是很景气，而且整个硅谷地区也不是很景气的时候，很多公司还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上周我们在硅谷的时候，就去访问过一个华人，也是跟几个留学生在那边办的一个公司，是做信用卡技术服务的一个软件公司，尽管现在硅谷不景气，但是他们这个技术创新的劲头，创业的劲头仍然不减，应该说确实体现了硅谷的这种风格，硅谷的精神。
第二个当然就是他的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第三个就是在公司的成长的模型上，跟一般的行业，一般的企业不太一样，他是一种叫做快速成长的方法。他怎么快速成长呢？首先他做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全球化的观念，在做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不光是卖给全美国，是卖给全世界。第二个就是规模化，怎么样尽快上规模，然后很快就是很强力度的资本运作，然后到一定规模，购并，每个人员的高回报，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轨迹。这个体会很深，因为跟他们很多企业有过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传递很快，因为硅谷这个地区IT企业的密集，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中关村这个地区，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的企业都在这里，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我们去东莞，做电子加工的，他们的配套在那个小镇里就解决了。在硅谷也有这样一个社区的效益，大部分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可以在硅谷内部找到。
最后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混合，现在到很多家硅谷的公司去看，尤其是大公司，像ORACL也好，SUN也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他内部人员结构很多基本的比例是442的比例，就是40%是印度人，40%是中国人，20%是美国人，前面这两个40%基本上是以搞研发的为主，或者做技术支持的，后面这20%的美国本土人，基本做营销，这就是一个很混合的文化。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借这个机会，简要的介绍一下用友公司发展的一些情况。
用友之路
创立
我们用友公司，是1988年12月6日创立的，也就是将近13年前的这个时间。当时我们是两个年轻人，就是我和苏总。苏总后面离开用友，创办了联邦软件专卖这个连锁组织，8848的前身是联邦创办的。当时我们两人是借了5万块钱，然后买了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就花了我们一半的钱，当时买的是一台长城的0520dh，我记得很清楚，2万多块钱。然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公司的前期发展。当时我们起步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就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的那个地方，一个宿舍楼吧，我们租的当时居委会的一个套间里的一个小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公司的创业。当时我们找这个地方就花了不少时间，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转了很多地方，因为大点的地方我们租不起，到最后就找了这个地方。
发展
从这里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公司现在是国内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ISV），就是专门做软件的，目前我们在国内排在第一，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厂商，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公司现在一共是两千多人。
上市
公司的股票在今年的5月18日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我们公司这次的IPO，就是这次的上市，也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数项纪录，我们当时是作为首家核准制新要求的发行股票，当天我们的开盘价是70多块吧，然后最高是达到100块，收盘是92块。昨天我们的股票是50多块吧，现在我们的股价在国内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还是最高的。我们股票的代码是600588，（观众笑）这样是不错的一个代码。
战略
我们公司最近两年在发展上有一个全新的策略，大家知道用友或了解用友都知道我们是做财务软件的，实际上我们用友的今天已不再只是做财务软件，我们公司的整个业务在从财务软件往管理软件全面升级。原来我们主要是做通用软件，现在我们也同时发展一些行业软件，原来我们所针对的市场主要是中低端市场，现在我们针对的主要是中高端市场。在我们的经营方式方面，我们原来主要是软件产品的提供商，现在按照我们新的策略的话，除了软件产品提供以外，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逐步向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升级。
目标
我们公司发展的目标，分三个阶段，近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03年成为中国管理软件的领导厂商，中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10年，能够进入全球软件业的50强，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企业，我们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长寿的世界级企业，我们希望用友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而且是一个长寿的世界级公司。因为在我们看来，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当然我们希望用友也能是其中的一员。
在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个大事。
当前大事
“9.11”大家都知道，后面紧接的就是华尔街的不景气，这从去年就开始了。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半球的，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两个很大的事，一个就是APEC的成功召开，使得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地区，被一致看好。特别是现在到国外会感受的更明显，都看好中国的经济成长。一个就是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加入了WTO。
软件：MADEINCHINA
这几个事件同时在这样一个短的事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我想大家都会感受到某种意味。我觉得就是，应该讲就是预示着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前景。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发展里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里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前景。同时也预示着，我们中国在本土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想最近几年出国的人都会有个感受，不太敢买礼品，因为你要买任何一个礼品的时候，翻过来都是MADEINCHINA。你到国外很多商场也好，到很多游览区也好，买很多东西，不光是玩具，很多的服装啊，其他的一些工业制成品，翻过来一看都是MADEINCHINA，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软件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看到很多MADEINCHINA。
但是我坚信，在软件产业方向上，在这个产品市场上，再过5～8年的时间，或者再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想像会出现，就是软件业MADEINCHINA，因为中国，我认为在软件业的发展上，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另外随着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里边的发展的地位的上升，中国的软件业的地位也会在全球的软件业里边有迅速的上升。现在这些年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也逐步地在国际里边，在软件业商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些因素的结合，一些力量的结合，一定会促成中国软件产业一个巨大的发展。所以尽管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软件产业整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对中国软件业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最后，我再次感谢光华管理学院对我的邀请，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光临我这个演讲。谢谢大家。（掌声）
张：谢谢王文京先生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报告。最后谈到好多东西是MADEINCHINA，我现在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制造，但是国外拥有产权，这个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刚才王文京非常精彩地给我们介绍了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软件企业的经营，最后以用友为例给我们介绍了，用友作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管理软件公司，他的目标，战略，他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在我们让他回答问题之前啊，先让他喝一点水，是吧？
利用这个时间，有些事我们再清理一下，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软件产业，它和传统的产业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哪位同学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只有用经济学的东西分清出它的特点，然后管理学家才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制定战略，有没有道理？那位同学讲一下？没有人回答？边际成本比较低？啊，那位，边际收益递增？劳动密集型资本，还有呢？那么假如有这些特点的话，大家需要考虑一下，这些特点对管理带来什么含义？
我说几点，一个好比大家刚才谈到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软件这个产业和传统的好多产业，不是所有的产业啊，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网络外部性。到底传统产业里边有哪些才有这些特点？交通，火车有这个特点。网络的外部性我们又称为消费的规模经济，我想刚才那位同学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实际上对一个企业的经营非常重要，他的重要就在于在这样的产业里边，一般来讲，具有一个firstmoveadvantage，先进入为强，先下手为强，就是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别人就很难跟你竞争，包括刚才谈到的，像这个微软。
第二个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软件产业的兼容性非常重要。这是我想，刚才王文京先生讲到合作为什么非常重要，在软件产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发商之间的合作，用户的合作变得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讲，固定成本非常的高，边际成本非常的低。就有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像过去传统的产业，像钢材这个产业很明显，但是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传统的产业的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的比例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好比一个钢铁企业，你也许投100亿，但每生产一吨钢材你还得几百元的成本，你软件可能要投十个亿，但是你COPY的话可能几分钱。那么这个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王文京讲的这些软件产业怎么定价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按边际成本定价的话，这些产业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像LICENCE，许可证制度的产生，对软件的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另外呢，如果这个边际成本非常的低的话，好多的知识型的生产，存在一个盗版问题，如果你要进入这样一个产业，这个国家没有对被盗版的有效的保护的，像我们在微软的时候讨论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在这里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王文京这个用友啊，我觉得他们进入这个产业是软件产业，他这个软件产业是大家不太喜欢盗版的，如果你生产教育软件的话，那可能活不到今天。
软件产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晓得是什么特点？好好想一下，我并没有例举完，与他今天讲的有关，二次开发？标准？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理解，是这个软件的使用当中，最容易出毛病，对哇？大家想想，这就是为什么软件业的服务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们理解的跟我一样不一样？你使用当中特别容易出毛病，可能依赖于使用的人，那么也依赖于好些技术性的特点，他容易出毛病，所以开发商就得要跟着来。对不起啊，随便举一个例子，好比男士们，娶太太脾气不好的话，丈母娘老到你们家来，（观众轻微的笑）因为只有开发商最了解这个产品，（观众回味性地大笑，鼓掌），他可以延续地来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观众又笑），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产业服务都是重要的，你卖个西瓜以后给个人服务去，可能赚不了钱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听了王文京的演讲之后我们就有个思考，我们学管理的人，我们对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业的这些企业，他们应该怎么运作，我们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这个产业它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你才好制定你的战略，包括你的进度，包括你的定价，甚至包括他刚才讲的租赁。大家知道租赁是一个对哪一类东西是最好的赚钱方式？一定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耐久性才行，对哇？所以书市才可以有租赁的书市。然后有耐久性的设备，容易产生通过租赁来赚钱，如果你不租赁的话，别人就可能就是SECONEDHAND和你竞争，租赁呢可以排除SECONEDHAND和你的竞争。我们知道产业的特点，才知道什么样的经营战略是最合适的，企业如何在竞争当中保持优势地位。
下面我们就再请，（对王文京）你喝了水就再上来，好吧？然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提问，我们再次欢迎王文京。（鼓掌）
（以下是王文京先生回答提问）
王：刚才张院长的最后的分析揭开了软件服务业为什么发展的原因。（微笑）
张：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来举手。
1.同学：首先谢谢王文京先生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我想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一个软件企业，人才比较重要，在你的演讲中间，你没有提到你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我想，在你的企业里边人力资源怎么来处理的，怎么来挖人，怎么来留人，怎么来培养人？谢谢。
王：确实在软件公司里边，人力资源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旧是个最大的挑战。在吸引人才方面，实际上从我们这些年的体会来看，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措施，靠任何一个单一的措施都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的做法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靠公司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要选择一个公司，或者说在这个公司留下去，一定是要选择和留在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你企业不断的往前发展，你才可能给人才带来更大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当然就是说，给各类人才创立一个能够尽情发挥它的专业才干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第三个就是比较好的待遇和报酬。因为现在软件人才是很国际化的一个竞争，待遇和报酬方面低了肯定是不行，因为像我们现在对的是外企的竞争，还有国外的竞争，在待遇和报酬方面，我们尽量能够做到在同业里边比较高的水平。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公司内部文化的建设，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吧。谢谢。
2.同学：王总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怎么样把软件的营销工作做好？因为您刚刚说的在那个普通软件，就是大众软件和企业集中软件中，特别是在大众软件市场，我们是喜欢盗版软件的，或者说我连盗版软件都不买，我直接从网上下载。你们企业如果要做一些不是这种财务软件，像普通软件，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成功的营销模式呢？谢谢。
王：好，谢谢。我想就是大众软件的营销和解决方案的软件的营销，方式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大众软件营销我想很重要的，第一个是靠渠道，就是要尽可能建立一个覆盖很广的这样一个渠道，渠道的密度越大，实际上你可以分销的力量也越大。第二个就是说培训的推动很重要，培训和教育的推动很重要，如果你分析一下，微软的产品在全世界卖的时候，其实他除了他的分销网以外，他在教材，在培训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实这个对她的产品的销售有很大的促进。对于解决方案的软件呢，他的营销，我们总结是叫方案营销，一定是专家营销，就是说它是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所以说这里边必须要有领域专家，要有技术专家，给客户提供一个符合它要求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你解决方案做到位的话，一般来讲，这个软件销售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顾问的力量就相对相当重要，谢谢。
3.同学：刚才王文京董事长给我们讲了，用友软件的上市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上的好几个纪录，但是我还注意到他创造了另一个纪录，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他就宣布了，他要1个亿投资国债，另外2个亿给兴业证券委托理财，而我觉得这是不是用友公司他自己用于软件的开发跟研究的这部分财力，不需要这么多或者是他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谢谢。（掌声）
王：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有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确实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并不代表们公司长期的投资方向。因为我们募集的资金是要分三年的时间陆续把他投资完成，也就说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年或三个月的时间之内把我们募集到的全部资金投出去，所以就可能在短期内可能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资金，闲置下来，那么这个资金怎么样发挥它更大的财务效益，我们在合法的，而且按照要求披露的前提下，做了那样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然后按照我们的投资计划，做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是我们从股东利益的角度，做的一个短期的安排，我们的长期投资方向仍旧是在软件上。好，谢谢你的问题。
4.同学：你好，王总，我也是有一个问题关于上市的，我想用友上市是好事多磨啊，经过了在香港创业版的一个等待和失落，后来在主板当中成功。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国内的软件，也在等待二板，或者说在转向主板之间徘徊，那么用友的成功对他们有没有一个借鉴意义？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友上市之后他的治理结构，运营模式有没有相应的变化？这里给我们谈一下，谢谢。
王：好。就是我们在上市这项工作中间也是经过一些周折，最后应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实现我们这个上市的。从我们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从我们的体会或者说经历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公司自身的业绩要好，公司自身的素质要好，这是基础，上主板也好，上创业板也好，还是上香港市场也好，这是到任何市场上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当时可以选择香港，也可以选择主板，也可以选择二板，我们都选择过，就是说我们的条件可以在任何的市场上市，因为公司自身的经营的业绩和素质还比较好。
第二个体会就是，因为在国内上市并不像在海外上市那样简单，国内上市的话，特别是在以往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就是说一定是要有充分的准备。大家很多人看到我们5?18日上市的成功，但事实上在我们5?18日成功上市之前，我们已经为公司的上市做了三年的努力，专项的工作小组工作了三年。然后正好赶上今年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说你现在再去组织，再去着手的话，一定是来不及的，所以一个充分的准备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上市以后的我们公司的这个治理的结构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调整，一个就是说建立了独立董事的制度，在国内的上市公司里我们也是比较早建立这个制度的。另外就是在公司运营的组织结构上，有一些调整，就是说这个我们内部建立事业部的制度来扩展我们的发展的速度，谢谢。
5.同学：刚才您谈到用友在上市之前，其实他可能在几个市场都具备了资格，后来选择在主板上市，而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金蝶”，他的选择正好不一样，她在香港上市，而且效果跟你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她融资的结果不理想，现在又想回到国内来上市。您对这个有一个什么评价?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国内的企业或者说国内的软件企业更适合在国内融资？用友是不是有到国外融资的意向？您觉得未来有没有这个需要？谢谢。
王：好，谢谢。选择国内的市场还是选择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就是说你自身具备的条件。对有的公司来讲，他可能只能选择海外的市场，达不到国内主板的要求，如果这种情况下，想尽早上市，那么选择海外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软件企业都适合在国内或都适合在国外，一定是说看每个公司自身的条件和要求。谢谢。
6.同学：王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您大学毕业之后是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了5年，然后是下海创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MBA学员中有不少是来自机关的，我们就想知道您在机关的5年工作经历，对以后的创业是不是有帮助？如果有的话，我想这些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好，谢谢你。
王：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从我个人体会来看是很有帮助。从自己的经历看，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说前面3～5年的工作岗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毕业年龄相对小一点的同学来讲。在机关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机关里工作，比较讲究规范，讲究程序，讲究整体的配合，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工作规则。第二点，因为在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你个人的视野也会更宽广，对于宏观一点的问题，中观一点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见解，这个对具体从事企业经营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两个收获是很重要的。谢谢。
7.同学：王总，你好，就说用友软件的一个战略是从财务软件转到管理软件，管理软件应该是说更需要多的一些行业经验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厂家，包括像联想也想往这方面转，那么用友在这方面的战略是什么？他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竞争？
王：确实从财务软件到管理软件去升级的话，带给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这个领域知识方面，有你刚才提到的问题，需要更宽广的领域知识，我们原来懂财务管理就行了，现在必须要懂生产制造，懂供应链的管理，懂客户关系的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引进在这些新的管理领域里边的专家，比如说在生产制造方面呢，引进一些台湾的做制造业管理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研发的、生产管理的这个团队来，台湾的制造业比大陆的制造业应该说做的更成功，有许多很成功的制造业管理经验。所以我们现在是请这样的专家结合到我们这个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里面来。然后就是国际合作，就是通过跟国际的这一类的厂商的合作，提升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好，谢谢。
8.同学：王总，你好，现在有人认为在中国的软件行业里边并不缺乏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缺乏领军人物和高级管理人才，就是说缺乏领军人物阻碍了中国软件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用友是怎样培养自己的高级管理人才？
王：对这个提法我只赞成一半，就是确实在中国的软件企业，包括国外的软件企业，高级的管理人才是很重要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相当重要，但是技术人才也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软件企业不缺技术人才只能是说从规模上我们是有优势，但从结构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比如说有两类技术人才我们从总体上还是欠缺的。一类就是做这种大的系统产品的总体架构设计人员，原来我们所谓的总设计，这个应该说国内还是比较欠缺的。第二类就是这种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这两类人才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欠缺的，他同样是相当重要的。谢谢。
9.同学：王先生，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用友现在想从财务上往管理上做，实际上我觉得营销方面应该加强，用友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加强，人们的普遍定位中用友还是财务软件公司，而并不是一个综合软件公司，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往这个综合上发展的话，跟国外一些很成熟的厂商区别化和差异化的优势在那里？
王：好，这个前面也提到，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我们在品牌的树立上，尽快树立一个管理软件的品牌形象，从财务软件的品牌向管理软件品牌去升级。跟国际场上的竞争，我们的优势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产品解决方案本身的本地化。其实今天在参加这个会之前我们跟摩根斯丹利的两个负责IT的经理有一个会谈，他们找我们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WTO通过后，摩根斯丹利这样的一些国际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要进入到中国，进入到中国后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产品怎么在这中国本土化，他原来那套系统拿到中国不一定完全能够用。我们优势是因为我们更加懂中国的财务规则，商业上的习惯做法。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服务的优势。因为我们在服务网络的建设上比国际的厂商更早，网点的布置也更加的深。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主要靠这三个优势。谢谢。
10.同学：刚才王总说了，就是用友的将来是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用友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技术，但是我想将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是来自技术，但是将来你的风险肯定也是来自技术。用友怎样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你经营的单一的产业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做过多元化发展的考虑？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指盲目的扩张，本身我也是个投资者，我也对用友感兴趣，用友上市之前我也预计到可能能达到一百元，但是用友将来能发展到什么样，这种风险你如何控制？谢谢。
王：谢谢。首先感谢你对用友这样一个关注和支持。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战略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确立的战略来讲，我们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在软件上的发展。更长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会超出软件这个产业？我们预见十年的时间，我们会集中在软件产业里边。但在软件产业里边，实现多元化的经营，在软件产业内部，比如说从财务软件扩展到管理软件。如果说财务软件的增长速度放缓的话，但是比如说供应链的市场起来了，供应链这个市场放缓，但是CRM这个市场起来了，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上的组合来均衡产业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经营结构里边除了软件的直接经营以外，我们还会经营跟软件相关的服务业务。服务业务对于软件公司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软件公司是很有价值的业务。一般国际上这种做ERP做管理软件的公司，服务收入占到他整个收入的60%左右，超过50%。服务这个业务有什么好处呢？你只要有相应的客户群，这个收入是稳定的，你的软件的收入可能有降低，或是很快的提升，但是服务的收入一直会很稳定的，这个也会均衡风险。还有你讲到了就是技术风险，对于软件企业来讲，技术的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风险。很多时候你把准了技术的浪潮，你上去了；如果重要的这样一个浪潮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我们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技术的动向。我们会投入比较大的力量去研究，做前期的预测，一些技术的跟踪，尽量是我们在产业的方向上不要有把握的偏差。好，谢谢。
11.同学：你好，王总。我们知道，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软件市场和IT业的整个市场是波浪式的一种状态，在这里便有一种随波逐浪的感觉，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有一点人在江湖的感觉，那前一段时间在西湖论剑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西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很多面孔都改变了，我想马上就面临着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首都的几家媒体曾经选过2000年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最佳阵容，那我知道王总是因为对用友软件出色的经营和管理，名列榜上。今年马上年度就要过去了，明年这个阵容里面，不知道王总怎么看，因为今年用友软件成功上市，股价一直很坚挺，我们的管理也蒸蒸日上，这个阵容里边我们会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请您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好奇心，您对这个人员的阵容的组成是怎么看的？谢谢你。
王：当然从我们个人的愿望来讲，希望明年还继续留在这个阵营里边，因为商场在企业界竞争淘汰也是很明显的，我想不进则退吧，其实从我个人的一直的风格来讲，我们还并不是……很长时间我们还并不知道，以后很多人告诉我。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地关注企业的自身经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说很多其他的问题一定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把握住企业的经营，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企业的经营上是最最重要的。好，谢谢你。（掌声）
张：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过我最近倒有点不同的观点，第一个我想强调一下，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一个人才的重要性，特别对这个高技术企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人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利用人才，怎么能让三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一流的钱，这可能最重要。如果你让一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三流的钱，这个是没有戏的。第二点还有钱的问题，钱多是好事，好像毛主席讲过，但是确实也有问题，西方有一种理论说，如果一个企业自由资金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多问题，有钱以后再找地方花和要花钱再找钱的时候，这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刚才那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好多人的担心，有时候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的干预、管制资本市场可能带来一些企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你要钱的时候可能没有钱给你，所以一旦你找着机会就狠要，就是好多中国企业的特点。好比说农民，久旱无雨，全村人都在祈祷下雨，但如果下成冰雹的话，还不如不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相信，用友在王总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不断的发展，特别我想今天要送他一个礼品，我想只要你仍然是这么成功，每三年来北大光华讲一次，每讲一次就送你这么一个，如果你积攒够十个的话，你的第三个目标就成功了。好，谢谢大家。（掌声，交接礼品）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李远哲
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李远哲先生因在化学基本过程的动力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交叉分子束方法使之适用于研究一般化学反应及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此外，还获得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奖（1981）、美国化学会德拜奖（Debye）（1986）美国国家科学奖（1986和1990）、英国法拉第奖等奖励。李先生于1979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1980）、中国科学院、德国哥廷根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的外籍院士。他获得滑铁卢大学等学府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1980）、复旦大学（1980）、中国科技大学（1986）、北京大学（1988）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名誉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十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一万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一千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的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的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的注目。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像到在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十年前世界上的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的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里，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的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有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的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会性的生产后，它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愈来愈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的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五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十八个月。在某些科学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在把科学的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地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智能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的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的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的重要的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事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的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的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做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有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亦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真正的地球村的形成才能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假如在文革以后，1979年一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大也许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力的水平，到现在我当然属于中等或中上水平，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国外一次呆过一个礼拜以上，而且出国也比较少），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献。因为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来从事淘汰铅的这项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九百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他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笑声）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复杂，动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这么古老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美国或者世界上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notdo！”――“做不成的！”――对“cannot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ityou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1970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奋斗。18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我家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乐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乐趣。当然这个乐趣是难以形容的，看到我们全国的报纸，99％都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欣赏到他们的杰作，他们做的漂亮的结果（像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汽车杂志，双周刊，每期1500页，这里头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们自动排出来的。我下面可能还要说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体现，那种享受是难以形容的。
而且我认为克服困难本身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美、一种享受，带来的这种愉快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难看做是一种享受。著名的诗人歌德也认为，一个有真正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奋斗中间，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中，也体会到一种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弃了第一线的工作。原来我本来以为我大约会做到60岁，可我做到了刚刚56岁就不做了。当时触动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样，都埋头在家里，从春节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几天，因为这个时候最安静，没人来干扰，我每年总把最难的一些工作放在这段时间闭门来做。1993年的这个春节我也是照着每年的惯例――这是17年来的惯例，把最难的工作放到春节的时候尽情地去设计。我奋斗两个礼拜，做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的速度。春节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的东西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有一个信号，用它来检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所以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你这个结果很好，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弄出来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的，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itmyself，1993年的春天，开始放手了，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不过，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现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现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现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现，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现，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的习惯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动手，很难取得很大的成果。这是我谈到的第四个抉择，就是从事照排，采取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去年放过一个电影，叫《科教兴国》，里头有钱学森的一段故事。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建议中国先要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别人就很奇怪，说飞机是一个成熟的工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学习这种成熟的工业，而导弹只有美国有。钱学森回来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发射卫星，即使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做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人们就更奇怪了，怎么会搞导弹容易，世界上谁都没有搞过洲际导弹，为什么搞导弹容易呢？钱学森就讲，搞飞机难，飞机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个材料的疲劳试验，有一个发动机的疲劳试验，这个涉及到中国整个系统工业的情况，要很长的周期，中国系统工业支持不了飞机安全性的设计。而搞导弹是一次性的，毁了就毁了，一次性消耗，材料问题好过关。导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制导，就是准确的命中，而中国有一系列聪明头脑。在流体力学里，我们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够用电子元件来实现。尽管可能稍微笨重一点，但是没关系，一次性的。这样，中国走了一条捷径，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第五个抉择是在80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比较“看破红尘”有关。（笑声）我从来不把鉴定会当回事，因为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的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笑声）什么叫不丧失原则，就是给他加很多限制词，说什么“国际领先水平”，其实那个国际领先一点价值没有，市场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们都相信鉴定会结论的话，我们好多好多是破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早就成为世界超级产品大国了，怎么会我们的产品就跟外国竞争不过呢？
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笑声、掌声）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国，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的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这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国的大学想清楚之后，也干脆在学校里头办，因为可以用学校的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活跃研究气氛，学校也有回报，双方都有好处。现在美国大学兴办校办产业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新的事物，看来我们走的是对的。今天上午李岚清同志跟我们座谈，讲到美国向我们和日本学习这种做法，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科学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学杂志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华看了以后，觉得法国大学也应该克服保守倾向，向中国学习，向北大、清华学习，也要搞校办产业，把研究和市场紧密地结合。
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笑声）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像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贝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土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笑声，长时间的掌声）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笑声）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笑声）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笑声，长时间的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O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决不会像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20世纪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  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的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笑）――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把博奕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像，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全部都是自动的。他一年是5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很惊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笑）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九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五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像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策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笑）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笑，掌声）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plusWeequalstoFullI”，人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plusWeequalstoFullI！”，谢谢。（长时间的掌声）
理解现代经济学
钱颖一
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钱颖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祖籍浙江，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80年代初赴美留学，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即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年至2000年在马里兰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从2001年起至今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今天演讲的大背景有两个：一是中国加入了WTO，二是我们正在努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教育恰好夹在这两个大背景中间，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这又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外经济学科的制度与运行，其次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内容。第一个问题我去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介绍了国外经济学科的体制、运行特色以及规律，这里不再重复。我今天介绍的是我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
这个问题有五个方面。首先定义什么是现代经济学，这一问题国内和国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分四个方面说明：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次谈谈我如何理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现在十分热门的话题。接下来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和发展特点。我们的用意并不在于面面俱到地表明现在有什么前沿，而在于从这些发展中找出规律，让我们借鉴。最后我会讲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看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首先申明，国际上所讲的经济学学科不仅仅指经济学专业，还包括金融、贸易、财政等等，是广义的经济学。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讲的现代经济学，是国内经常提到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发展起来的被公认的主流经济学。
首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既不讲流派、学派，也不讲新思潮新方法，而把注意力放在框架上。因为，通过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我认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可能有的观点激进有的观点温和，可能有的多用数学有的基本排斥数学。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用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
过去，国内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说史来学习的，学习其中的流派、学说等等，关注的是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同，一个推翻另一个。没有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这一点是与国外的经济学教育不同的。
说到框架，有三点：
第一：视角。经济学的视角，即所谓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视角代表了现代经济学中比较一致的分析方法、切入点，这恰恰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
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原始假定：个人偏好、技术制度约束、资源禀赋。个人偏好中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但是不要望文生义，自利完全可以包含利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从这三个基本假定出发而且一般只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去研究一种均衡的状态。谈到均衡，也不要望文生义，认为经济学只研究均衡。例如，供求相等是一种均衡，但经济学并不只研究供求相等的情况。计划经济下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经济学也研究“短缺”这种“均衡”，只是需要重新定义。
我们应怎样看待并估计某种状态呢？经济学家特别注重效率。由于对效率的关注，经济学家分析问题是总是出人意料。人们的直接感觉或者说第一反映考虑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例如，讲到经理和投资者的矛盾，要不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人们会觉得，如果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增加，经理人的权益会受损。如果不保护，则小股东受损，经理的利益增加。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不是简单的重新分配问题，如果不保护小股东，下一年小股东就不会拿出钱来，经理就当不成经理。这一视角是政治学、社会学所不具备的。
总之，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分析均衡状态，并评估它的效率，即是否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某个成员的利益，这就构成了所有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不论他是左派是右派，喜欢运用数学还是排斥数学。
第二：参照系。现代经学理论提供了多种参照系，最重要的有三个：
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干预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把资源如此配置，使得均衡点是有效率的。
二是产权问题上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产权分配与效率无关。
三是公司金融领域的公司金融领域的MM定理（莫迪格里阿尼-米勒定理）：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
这三个定理的作用不在于他们准确地描述了现象，而在于他们为进一步描述现实的分析提供了参照系。正如阿罗在讨论到经济理论的作用时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五个假定，每一种假定都以一种方式与现实不符，但它是现代经济学中最有用的定理之一。为什么？按我的理解，它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参照系在任何一个理论结构中都是有用的，正如在物理学中，无摩擦的状态是不现实的，而无摩擦状态下的定理也是最基本的。有摩擦的情况是从无摩擦的情况推导出来的。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科斯定理中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可能的，MM定理中说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也是与现实不符的。它们的作用并非直接描述问题，而是给了一个标尺，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可以拿此去比对。
我在哈佛大学做学生时，一个教授说过，一个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与没有受过的人的区别在于：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心中有几个参照系，谈到问题时总会和这个参照系做一个对比，从中引出种种分析。就像常说的“记者经济学”，许多记者有锐利的眼光，分析问题十分深刻，感染力也很强，但他们写的东西与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写的东西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经济学家心中有参照系，写起东西来是具有一致性的。
有了参照系本身还不够，因为参照系离现实太远，现代经济学还有第三个部分：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往往表现为数学模型，但也有不是的。下面举例说明，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模型后面都有经济想法，经济想法再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就能说明现实问题。
例如，在企业理论中出现了不完全合同理论，它抓住了在合同不完全时，控制权、所有权的配置对人的激励有直接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这一模型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发展就为这一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又比如说，完全合同下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成本交换，即信息租金与配置扭曲。要想给有信息的人激励就必须给他一定的租金，以调动他的积极性把它的信息告诉你。但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资源配置就扭曲了。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资源配置扭曲，那么就要减少租金，对方就会撒谎。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不对称下资源配置与激励的交换问题。可以用来分析电信管制、组织内共谋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讲到了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广一些，从整个社会科学来看，经济学家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方法都很独特。而且，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惟一的拥有这样一个惟一范式的学科。社会学中几乎没有公认范时，每一个社会学家都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分析。政治学中有范式，但是不像经济学中有惟一的一个范式。下面就有一个问题，这样好不好？我们只能说有利有弊，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利大于弊。
以上着重分析了经济学的框架。下面谈谈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有两种极端，一是数学至上论，主张经济学数学化，认为论文的水平取决于其中数学用得多少、难易。二是数学无用论，认为数学不仅对分析问题没有帮助法反而阻碍了对问题的分析。
数学有什么用？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就我看来，数学对于理论经济学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数学可以把前提假设写得很清楚，避免无谓的争执。其次，写出数学模型以后，可以使得逻辑推理相对容易，并且较为容易地发现错误。我们的思维推理是很容易出错的，推一两步可以，第三第四步就不行了。而用数学模型就不同，如果A=B,A+C=B,但是后来出现A+C不等于B+C，我们就知道出错了。最后，一旦经济问题转化为了数学模型，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数学模型以及结论，进一步推导。并且可以把貌似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可能它们用的是同一个模型。数学对实证分析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计量经济学中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都依赖于数学。
许多有趣的经济学论文是用数学模型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这些不用数学的论文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表明初步的想法和猜测，即所谓的原创性论文。其中很少用到大量的数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前期产品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后来人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作出深入分析并且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结果后才为人们所承认的。例如，张五常1969年写的一篇论文，讲述了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反映的是合同选择与交易成本的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蒂格里茨写了《激励与风险分担》，其中的许多想法与张五常一样，但不同的是，斯蒂格里茨的论文中不仅有了数学模型，而且还明确地表示出了风险分担与激励相交换的决定因素。这篇文章影响十分大，也是去年斯蒂格里茨获奖时引用的两篇文章之一。第二个例子是法默，他在七十年代就注意到，其实可以不用期权期货等去激励经理人，经理是在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自有经理人市场激励他。这一思想在后来被描述为一个数学模型，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法默是对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又并非如此。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讨论。
第二种文章是综述、介绍政策性文章。其中也没有多少数学，但是其中的分析推理和逻辑顺序都是与严格的数学训练分不开的。写这些文章的多为资深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把已经根据数学分析出来的东西用非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文章其实是很不好理解的。
以上我讲了许多，目的是想说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我也要说，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它的对象是经济行为，数学只是工具。多数情况下论文的质量靠的是经济思想，而不应该是数学的多少以及难易。其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结论必须受现实的检验。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结论都必须由现实来检验。相比而言，数学在西方不被认为是科学，因为数学不必有现实的原象，可以是人造的。在此意义上，经济学最好与物理学相比，一个研究自然一个研究社会。但是其中仍有根本的不同，物理学可以不停地进行试验，但经济学不行，有些情况是重新试验的成本过高，有些情况是根本不可行。由于这些局限，经济学就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假定和数学推理来进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对假定十分在意。
经济学史上有一些极端情况，例如，科斯定理中完全没有数学，但逻辑分析丝丝入扣，相反，纳什的文章中全是数学。事实上，纳什本人是数学家，只上过一年的经济学课程。除了这些极端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持用数学研究经济学这一态度的。
以上讲到了数学的作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两个特点。
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大。
公司金融领域，原来只是研究公司财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重大的发展，有了完全合同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等等。现在公司金融的研究热点已经是代理人和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内容了。
我们还要说到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一二十年内，它正在成为独立而且热门的学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而是“实证的”，研究的是现实的问题。而且，研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人们使用的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只是在框架中加入政治的因素。
第二，现代经济学正在对基本的假定做出修改。
经济学中有许多假定与现实相距甚远，例如关于信息对称的假定，关于理性人的假定等等。现代的信息经济学已经试图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市场，例如所谓的柠檬市场，抛弃了信息对称的假定，研究不对称信息对市场运行的影响。行为经济学则直接改动了基本假定之一“理性人假定”，因为心理学家在大量的实验中已经发现人的心理与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不同。比如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很难用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解释。另外，时间不一致时的理性选择是困难的，不像静态的选择那样容易。这样就使修改理性人假说变得十分合理而且有必要。
从现代经济学目前的发展方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新的理论往往是包含而并非推翻旧的理论，而且新理论的发展往往要用到已有的分析框架，理论的进步不是革命式的变革而是渐进式的演进。这些与国内习惯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国内常常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经济学，更强调一个推翻另一个的过程。这是不适合现代经济学的。
最后，我们进入第四个问题：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最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和中国同时进行改革的还有许多国家，在诸多国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不能用已有的理论解释。例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了生产的大衰退，然后才逐步上升，呈现出了U型的生产过程。这是众多经济学家始料不及的。按照一般的理论，市场放开了，应该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才对。又比如，中国在各项制度尚未规范之前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传统的理论也是解释不通的，产权不明、政府权责不清，经济怎能持续快速增长？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要瞄准中国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和背景。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一百多年来积累起来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对于研究中国的改革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的改革有三个层面：市场、企业和政府。现代经济学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能发挥帮助的作用。市场方面，资源配置的机制、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可以借鉴的。企业的行为由产权、所有权、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这里就可以用到现代企业金融理论。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在了解中国情况的基础上运用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并且发展现代经济学。
21世纪的学习
罗伯特?克里斯蒂
有人曾经预言，电视会取代广播，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人认为，互联网会取代印刷媒体。这也不会发生。尽管新媒体形式对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多数新媒体形式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选择。
罗伯特?克里斯蒂是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996年加入并重组汤姆森公司的教育出版集团之前，曾是世界知名商标和版权公司Thomson&Thomson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美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派驻机构的。克里斯蒂先生拥有里德大学管理和组织行为学学士学位，是美国西部州长联合会顾问和其他一些非赢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他还曾在哈佛大学的MBA专业做过一年半的兼职教授，教授有关互联网方面的课程。
首先，我想讨论这个时刻变化的世界。这里讨论的世界指的是知识经济的总体，同时也指电子时代的学习环境。通过抓住电子出版提供的各种机会，这个新环境为学习提供了很多新的方式。其次，我还要为您描画一幅我们看到的未来图景。我将给大家讲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对未来的设想，以及它是如何在这个新的学习环境下制订取得成功的计划的。最后，我将谈谈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能够为您做些什么。我们看好中国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信我们能够使中国的学生和雇员从中获益。我们的机会在于为我们所说的“终生学习者”提供帮助。同时，我们相信，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帮助中国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取得成功。
我再来谈一下学习环境上发生的变化。不光在美国，在全世界，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使经济转变为一种全球性的信息经济，或者说“知识经济”。我们使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说法，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学习者都发现，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对家庭、对公司、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价值就越大。技术已经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本质特点。技术增加了对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特别是成人（继续）教育。1990年，全球有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为4800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9700万。到2050年，增加到1亿6千万。其中8700万的高校学生在亚洲，超过总数的50%。
技术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互联网已经成为提供教育的可行的、并且是需求甚大的工具。它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还把远程教育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职业培训变成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强制要求的学习方式。通过互联网实现的远程教育的发展，为教育机构创造着新的扩展其市场的机会。教育机构可以向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单独的一门课程，也可以提供整套的一个专业所包括的课程。技术还对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为教育以及相关服务的提供者开方便之门。同时，学习者利用技术获得更多的增进知识的机会。
互联网不但改变着获得信息的方式，它还改变着学习内容和手段的性质。通过结合计算机和互联网各自的长处，形成增进交流和贸易的能力，互联网改变了学生、教师、学校、商店、应用软件公司以及出版社各自的作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技术工具和印刷内容实现整合。我们看到电子考试的复习和认证考试的增长。我们还看到内容和应用软件提供商进入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活动，并极大地影响着学习的体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还改变着工作的环境。这些进步迫使员工把学习当作工作的一部分--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始终。技术不仅仅提高了进一步学习的需要，而且还使得电子学习成为可能。
电子学习在公司中获得的成功比在学校大。原因是，课程信息、互动性的学习材料、以及教学交流可以通过计算机传递，这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是最方便有效的学习方式。企业欣赏的是计算机化培训的效率，员工欣赏的是其方便的特点。您也许会想，考察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不用着急，时间很充裕。您还可能想到，事实上还有很多人不上网。传统的学习方式和内容仍然是我们课堂中的主导。但是只要想一下，这个世界以怎样的步伐或者速度接受新技术，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国际性的企业，我们无法忽视以下这些事实：互联网的使用每隔100天就翻一番。您也许听说过下面的事实，但是，我认为它们值得反复强调，因为其中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益的教训。
广播的听众人数达到5000万花了38年的时间
电话用户人数达到5000万花了25年的时间
看电视的人数达到5000万用了13年的时间
有线电视用户数量达到5000万用了10年的时间
而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5900万用了5年的时间（即1993年到1998年）
但是，理解这些技术也很重要，这些新的媒体形式并不一定要取代以前的重要技术进步。有人曾经预言，电视会取代广播，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人认为，互联网会取代印刷媒体。这也不会发生。尽管新媒体形式对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多数新媒体形式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选择。数字化的信息和娱乐，以及各电子媒介的一体化，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丰富的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工具组合。互联网，以及电子信息，扩大了获取信息的范围，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它一定要消灭印刷出版。它成为获取和创造有用信息的有用的工具。但是，作为接收信息的媒介，它只是选择之一，并且不总是最方便最有用的选择。也许没有必要通过互联网传送电子教材，但是，我们把数字化的内容编辑成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个性化处理并可以付诸按需印刷的教材，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公司的未来就是要使您拥有驾驭电子内容和信息的能力，使您通过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发送您的产品和服务，让您的客户选择他们认为最佳的形式。客户知道，做到这一点在目前是可能的，并且越来越要求个性化的服务。除了新技术以及互联网的深刻影响，我们还看到，全球化成为影响学习和教育产品和服务传送的另一个主要趋势。现在的全球知识经济迅速对人力资本，对人以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变得高度依赖美国劳工部估计，到2000年，美国85%的工作要求员工拥有中学以上的技术教育水平。这个百分比在1990年是65%，1950年是40%。知识和信息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新来源。为了保持和改进智力资本，需要终生学习。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总最活跃的领域是信息技术，即所谓的“IT”，IT指的就是对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知识。在IT领域，我们看到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例如，微软、思科、美国在线和雅虎），以及最大的人才短缺（程序员、网络工程师和网页开发人员等）。IT教育和认证的需求也非常之大。
另外，英语语言培训的需求也在增长，英语成为互联网和国际商务中占支配地位的语种。世界各地的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获得更有技能的劳动力，它们为很多终生学习项目，比如通过网络开展的教育项目、职前培训计划以及技术技能培训计划等，提供资金支持。
另外，政府和企业也要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教育。中等教育以及公司培训正在从原来的“课堂时间”和“学分”进而获得学位和证书，向展示能力，并通过有效、可靠的测试来衡量，转化。工作技能的展示结果，特别是在复杂的、与技术有关的职业上，正在成为上岗或者提升的关键衡量标准。1999年美国一项针对培训搞最好的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在选择什么样的培训服务提供商上，首要的标准是看提供商能否证明员工经过学习和培训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有效的培训和考试复习，加上有效的考试和认证，是在保证培训可以使公司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上重要的新途径。把高质量的教育内容同考试和认证相结合是21世纪新的教育模式。推动新经济的4大行业，计算机、远程通讯、保健和仪器，这些行业的公司中每100名雇员就有49名知识工人。这些技术密集的行业在劳动力需求上增长上是整个经济平均水平的3到6倍。要求相关技术的雇主和寻找更好工作的雇员为教育和考试/认证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成长的肥沃土壤（美林的例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恰当学习内容的世界，它越来越要求我们提供高质量、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解决方案。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在我演讲开始时播放的那段录像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一家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和服务的公司。我们现在的经营环境是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全球化创造了各种成功的机会，而技术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在获得这种成功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那么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都在做什么呢？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是一家提供我们称之为“终生学习”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性公司。我们是汤姆森集团的教育分公司。汤姆森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提供电子信息和解决方案，1999年的收入为58亿美元。汤姆森集团为全球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提供服务。
除了教育出版，汤姆森集团还专注于提供法律、金融、科学、参考文献、以及医疗等方面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在中国的任务是成为声誉良好的教育内容和考试服务的提供商。在您开发新一代的学习内容、制作学习产品、提供考试服务中，我们愿意成为您首选的合作伙伴。在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和拉美，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已经是向个人、教育机构、政府和企业提供教育内容、课程和学习解决方案的领先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成为21世纪乃至更远的提供完全学习解决方案的公司。
什么是完全学习解决方案？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认为，完全学习解决方案的首要方面是高质量的内容，其次是帮助学习者通过获得学习内容和考试复习材料掌握知识的高质量的服务，最后是让学习者通过认证证明其能力水平。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向个人或团体提供这种完全的学习解决方案，或者通过与教育机构和组织的合作帮助它们创造最有效的学习条件。
我们于1999年创建了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其中包括一组核心的、成熟的公司，它们向各类学生和教师、各层次的教育机构提供教材以及辅助媒介和材料。技术和全球化正在改变教育、教育出版社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顾客的需求，在这个基本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得出结论，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从事的不是教材出版。我们从事的是通过提供学习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我们关注的是全球性的知识经济。我们关注技术，包括电子化的产品和服务，还有互联网。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提供对21世纪的学习者有独特价值的教育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必须改变原来的经营，并开发新的经营模式。
在从事一种非常不同于1998年那时候的经营上，我们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希望成为优质内容的提供商？回答是，因为人们为了增进知识需要高质量的信息。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回答是，只要学习者认为教育很重要，我们就开始行动。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将仍然是一家提供学习内容的公司，我们现在的目标客户集中在中学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企业人士和终生学习者身上，这些人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我想为您解释5个基本的思路，从这5点出发，我们在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的人在新的电子时代为成功而努力。这5个驱动因素是：战略、规模、解决方案、速度、以及偿付能力。
第一点，战略。它的内容是创建能够创造内容、使用这些内容制作产品和提供服务、向顾客提供完整的学习解决方案的公司组织结构。我们已经重组了原来由多个分公司组成的国际汤姆森出版集团。原来的国际汤姆森出版集团拥有一批知名的牌子，比如，Wadsworth、BrooksCole、DelmarSouth-Western、Nelson、以及CourseTechnology，我们把这些公司重组并命名为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然后，从另外一个汤姆森分公司那里转移过来Peterson's开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我们从SylvanLearning那里收购了考试公司Prometric，我们收购了WaveTechnologies，目的是我们提高向企业提供优质IT培训的能力。这样做是为了具体地满足知识经济的需要。这些收购的结果对公司结构有调整作用。现在我们成为产值10亿的美国公司，它有能力提供完全学习解决方案，或者，有能力向那些为学生、教师和企业人士提供个人解决方案的公司提供他们需要的部分。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规模。规模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领域，我们必须是最好的。这意味着在深度和广度上拥有高质量的内容，以开发“课堂教学中最佳的”学习解决方案。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收购了一些公司和产品，同时也放弃了一些。在中等教育以上以及成人教育市场，我们在几乎所有学科都拥有领先的核心学习内容。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解决方案。所有的出版社都提供“信息”。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希望向其学校教育、企业和成人教育的学习者提供完全学习解决方案。通过合并和调整公司不同的产品，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独特的服务。这里的底线是，我们要提供所有必需的工具，以帮助学生回答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我们想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提供这些工具或者服务。我们现在可以帮助顾客寻找、获得学习内容，并取得认证，也就是说，完全的解决方案。通过Petersons.com，我们帮助学习者找到最好的课程、学习计划、或者学校。然后提供最大范围的可能的学习解决方案，从一本教材到一整套在线课程，范围是我们各个在市场有领先地位的教育和培训公司。ThomsonLearning.com支持1300对家网站，它们的学生月访问量大约为1000万。最后，我们还拥有Prometric公司。Prometric是世界上领先的计算机评估和考试公司，在141个国家拥有4000个左右的可靠的考试网站。Prometric每年代理组织1000万个计算机化的考试。在汤姆森学习出版社，我们从原来的拥有信息转变为根据学习者的需要提供解决方案，从内容，到学习效果评估，到教学内容、计划和课程设置的信息查询，无所不包。在提高教育和工作技能中消费者需要的，我们都提供。显然“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
但是，在我前面谈到高速变化面前，第四个驱动因素现在变得很关键。第四个驱动因素是速度。在电子领域，或者说“电子空间”，行动必须极其迅速。我们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汤姆森的员工拥有资源和灵活性，从而能够在收购教育公司、产品系列或者服务的机会出现是行动神速。我们还在授权雇员创新、在利用新思路和新技术上做出经营调整上不遗余力。我们修改奖励快速、成功的做出改变的激励机制。
我们公司的第五个驱动因素是偿付能力。所有企业都面临一个如何获得改造基础设施的资金的问题。这些基础设施的改造是有效进入电子空间所必需的。可以寻找已经获得成功的相关企业，然后对之进行改造。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最大的惊讶是企业在接受技术和在线学习上比学校要积极得多。企业明白在线学习速度快、成本低。部分的功劳应该归于我们的并购，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在可以为公司培训、成人教育、考试和评估提供几千个在线学习课程。这块经营的增长很快，年增长率达到30%到40%，从这里得到的资金可以用于改造公司中比较落后的部分。
现在谈谈如何为变化做准备。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的座右铭是“改变游戏”。
如果能够明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教育出版的未来一片光明。我们的未来将涉及提供大量的、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在线数据库，从这些数据库中，教师可以准备学习材料，通过网络向世界任何地方的学生提供。我们的教材出版不会在一日之内消失，但是当大学意识到在提供学习材料上尚存潜力的时候，它们就会对出版社形成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会。挑战在于出版社要发现并提供学习过程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机会在于可以在学习中扮演新的关键角色，一种激动人心、充满活力的角色。但是必须要在做出变革的速度上跟全球市场的变化一样快。我们正大踏步前进，我们的工作充满乐趣，同时我们也承担着相当的风险，但是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到的至少不比从成功中学习到的少。
那么未来的可能性有哪些呢？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可以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出版社提供很多东西。
首先，我们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的内容。我们的网址是thomsenlearning.com。几乎所有高等教育、公司培训和职业教育中有的课程，我们都是前三名的内容提供者。我们在IT信息内容和公司培训上居领先地位。通过提供优质的信息技术内容和考试服务，我们非常适合帮助中国经济和企业实现国际化。
同时，我们还是语言教学方面，包括英语教学，领先的内容提供者。在更新你们的教学内容上不需要重新开发内容。你们可以在汤姆森教育出版集团的内容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考虑内容的形式和新学习材料，既包括印刷的也包括在线的传送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们确认，中国学生不仅可以得到世界级的信息，他们还可以得到两种环境下最好的内容，因为你们可以根据本地的特点对内容和形式做适当的改造。
其次，在合作中，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方面可以和你们在分享经验，如何制作适合世界不同地方受众的学习材料，不管它是印刷形式的还是电子形式的。对于为学生和公司员工提供最佳学习解决方案，光有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共享知识。我们可以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和企业合作提供你们可能需要的额外服务，例如，Prometric的可以保证在学习结束是为学生提供检验和认证的考试服务。我们可以向你们展示我们是如何使用最新技术、智慧和世界级的内容完成一套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开发的。我们如何把内容转化为增值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有这样一些例子：
在petersons.com网站，学生可以不光找到如何选择和申请学校这样的在线服务，还可以为考试作复习准备，并我们新的在线服务QuickStartCounselor。我们新增这项QuickStartCounselor服务，目的是帮助学生知道他们的兴趣的和能力是否和现有学位和培训计划的要求相匹配。
我们使用在课程、计划和教育机构上所有的专业能力和内容，使用我们专业的技术，开发在线服务，帮助学生或者雇员寻找和选择最佳的学习方式。CourseTechnology是目前学校市场中领先的信息技术出版社。为配合他们的教材，他们设立了一些网站，是高等教育中最频繁访问的补充资料网站。CourseTechnology公司还为企业员工开发了计算机化教学的课程，提供完整的微软视窗2000和其他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在线入门课程。这些都是以浏览器为基础、在低带宽条件下可以实施的课程，内容丰富，互动性好，使用简便。
South-Western公司为企业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产品和服务。
他们的在线服务有哪些，MBAPrimer是一个很好的例子，MBAPrimer为想重返学校攻读MBA的在职专业人士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Primer是一种自己控制方向和进度的互动课程，学科是管理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商业统计和财政。它帮助学生学习在管理决策中使用经济学理论，理解卖方成本、买方需求、市场和利润最大化。课程中包括文本和互动程序，以教会学生概念，还有小测验和考试，检验学习者是否理解了关键概念。我们通过网站可以直接向学生销售这些课程。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是最频繁使用WebCT平台的公司之一，该平台支持传统课堂教学中利用网络。我们对WebCT的表现印象深刻，因此我们决定投资该公司并在他们的董事会拥有席位。我们跟WebCT密切合作，以保证我们的内容平台在WebCT技术平台上工作良好。我们还共同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内容非常丰富的网络环境，其中包括阅读、互动练习和小测验、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还有像gradebooks、作业和成绩记录这样的课堂管理功能。
在护理、整容、法律帮办、汽车修理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职业技术领域，我们的Delmar公司是课程材料和在线课程的领先提供商。Delmar在这些领域的开业执照考试复习上是领先的在线服务提供商。
我们还有ThomsonLearningCustomPublishing公司。前面我说过，印刷形式的图书不会消失。印刷图书仍然是最易于携带、方便和易于阅读的媒介。ThomsonLearningCustomPublishing公司让读者通过网络订购最适合需要的印刷形式的教材。这个公司就会根据读者要求的内容和时间把教材印出来。
最后，我得向你们介绍我们最新、最重要的学习解决方案提供商--WaveTechnologies和Prometric。WaveTechnologies公司在最优秀的传统培训模式，即培训由指导教师带领，使用印刷的教学材料，基础上结合了一些为IT培训开发的内容最丰富计算机模拟技术能力评估和考试复习。他们的评估工具和材料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授权使用，出现在很多公司的IT培训课程表中。最后，就像我说过的，Prometric是世界上领先的计算机化考试服务公司。Prometric考试中心，在北京也有一个，使得汤姆森教育出版集团拥有通过在线远程学习解决方案提供在学习结束时通过考试中心的考试获得认证的能力。安全可靠的考试和技能认证是学习中重要的部分，Prometric管理和组织计算机化考试方面拥有领先的专业能力。它还使我们可以同任何机构或者企业合作，组织考试。越来越多的学生不仅仅寻找课程教材，他们还关注课程本身。世界各地的人，在技术的帮助下，自行定义和选择学习的方式。在多数经济中，最终决定学习方式和学习地点的就是学生本身的需要。这是一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存在巨大机会的时代。这个机会不是让我们看到变革正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而是通过改进教育服务我们的生活也得到改进。作为一家出版企业，我们最终从制造业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并在近年的发展中运用。汽车制造商从相同的零部件中制造型号繁多的汽车。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调整各分公司的经营。我们可以学习利用内容丰富的数据库和最新的技术工具开发适合个人的学习解决方案。最终的结果可能仍然是买一本书，但也可能是一个完全互动的在线课程。
无论如何，学习者是真正的赢家。作为一个全球经营的企业，学习者获得成功，我们就获得成功。
谢谢大家。
后记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有关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尤其是校刊《北大学子》编辑部在提供原始录音资料以及原文翻译工作的大力协助，同时也得到了一些演讲者的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但由于时间仓促，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书中的大多数演讲者都是日理万机的杰出人物，再加上地域关系，我们未能与他们一一取得联系，未经同意而采用了他们的演讲稿，在此表示歉意。我们也希望未能取得联系的演讲者，见到书后能与我们联系。
能读到本书的每一个讲座，对于那些正在路上探索着的，积极向上的读者来说，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让我们再一次对给读者带来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演讲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本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