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既要公平，又要平等

在金钱万能的商品社会中，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有的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有的人不名一文，家无隔宿之粮。人类的不平等是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困扰着人们的最大的社会问题。货币出现以后，这个问题发展得似乎更为严重了，因为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现象，人情越来越淡薄，穷人也越发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商品经济中人类的平等问题作一番考察。
想要解决人类的不平等问题，首先要探讨造成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征文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并写了应征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①。卢梭得到的结果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平等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在人类社会进步与不平等状态发展的关系上似乎误入了歧途。他以及后继的社会学家将不平等的原因分为两类，即人在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时各种条件的不平等，和在竟争过程中各人主客观条件的不平等。前者称为起点不平等，后者称为终点不平等。只要起点公平，各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终点就一定是不一样的。强求终点的公平实际上对优秀人物是不公平的，所以承认终点不平等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起点的不公平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一个婴儿出生时他的智力、相貌、家庭经济环境，他将面临的社会环境都可能有巨大的不同，我们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起点不公平的情况，因此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竟争规则的公平。不论一个人的肤色、种族、相貌、年龄如何，他都应被一视同仁地对待。遗憾的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并不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例如出生时就重男孩轻女孩，男女同工不同酬，招工时歧视女性，高级职务排除女性。出身歧视在美国有对有色人种的不公平对待，在我国虽然没有种族歧视，但过去几十年中对不同出身的人是不公平的。
大约在1978年以前，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以及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入学、工作分配、晋升、出国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的歧视政策。甚至结婚也受限制，地主子女到40多岁找不到对象结婚的非常普遍；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强迫离婚，没有结婚的到50岁也不能结婚。居住地也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直到现在，家住农村的人在招工时常常受到限制；有的找对象只限于城市户口；北京一些单位招工时明确规定没有北京户口的不得报名。
耗资上亿元最新建成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北京图书馆，虽然大多数阅览室入座率不足一半，却只对大学生及中高级职称的人开放，绝大多数居民被拒于知识的大门之外，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上述这些做法是相当普遍的，存在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上，存在于从1949年立国一直到大约1978年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有的还一直延续至今。从反胡风(甚至更早)开始，反右、四清......最后导致了堪称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每一次运动都先由三五个领导议定名单，秘授给积极分子，由他们利用人类各种卑劣的心灵，挑动在正常情况下最不可告人的龌龊动机，爆发出"批斗"运动，于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接着一切邪恶的念头被诱发、被培养、被反激、被暗示、被强化，这就是所谓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这时不仅那些一贯的打手在忠于什么的漂亮词藻下表现出大量的人类原始的劣根性，而且一向是被整者的亲密者，甚至是夫妻、父子，也忽然地反目成仇了。他们的是非观、羞辱感、恻隐之心，在不断的冲击下越来越淡薄了，代之以恶毒、残酷、狂暴和兽性。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得到了认可，一时可免于运动之灾了。(其实事物发展逻辑结果是连最初布置整人的领导也逃不过挨整的可悲结局)。这时候被毒害的并不是几个人，而是广大群众，是整个世界。(舒芜在《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一文中对此有很精彩的分析。见《人民日报》1988年8月30日，第八版。)
当然在每次运动中都有少数头脑清醒而坚持原则的人，但他们坚强不阿的品质不但未能扭转乾坤，反而使自己被"踏上了千百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任何一个居然敢于抵制"历史潮流"者的悲惨榜样。在这个人性被强烈扭曲的悲剧性时代，除了发出叹息，即使是最聪明最正直的人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这样大范围内的错误不能被认识和被纠正?因为它是以某种更高的原则伪装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欧洲在15世纪后的200多年内以女巫或男巫的罪名(即魔鬼附体)处死了几百万人。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一书中写道："神学的危害不是引起残酷的冲动，而是给这些冲动以自称是高尚的道德准则的许可，并且赋予那些从更愚昧更野蛮的时代传下来的习俗以貌似神圣的特性。"(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
如果我们追溯这兽性时代的渊源，我们将发现，漠视了"人生而平等"这个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因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强迫多数人处于卑下的不平等地位固然不对；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同样是错误的，哪怕是用了任何超级民主的借口。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最后也不能保护国家的主席。民主的精神不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现在大家都相信"文化大革命"一类的历史性错误不会再发生了，可是这模糊的"相信"起不了真正的作用。能够起作用的是让"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深深植入每个人的心灵。
从这一点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是相当显著的进步。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抱怨市场的浪潮不合理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但比起"文革"时像老舍、邓拓、吴晗这样一些人都被压迫得活不下去，而江青、王洪文之辈却能飞黄腾达，现在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已经大为缓和。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构成一个更合理的社会。
撇开"文化大革命"这种社会性的大灾难不谈，就社会的经常性运转来看，任何对性别、出身、居住地、政治信仰的歧视，都不但有违于公平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不利于利用社会的精英为整个社会造福。对于个人来说，受歧视是个人的不幸，对于社会来说，歧视一部分人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从古代的伊索到现代的邓拓、遇罗克、王申酉都是被摧残的社会精英。遇罗克是北京青年，在数学、政治等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但因系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在文化革命中又反对迫害，终于被枪毙。王申酉是上经一位普通工人的儿子，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在各方面都极具才能，由于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判死刑，并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半年之后被杀害。天才人物出现的机遇是非常稀少的。他们往往有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超脱于当时世俗观点的洞察力，因而很容易成为歧视政策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不但受到统治者的摧残，而且也往往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首先被群众出卖的就是这些实际上代表群众利益的出头椽子。越稀有的天才越易受到打击，这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不幸。
"起点平等"或"人生而平等"的要求不能从字义上去理解，因为确切地说，人生出来时是不平等的。不但智力、体力、相貌是不平等的，而且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也是不同的。如果孩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充满着爱的家庭里，他显然有较多的机会得到成功。甚至这个家庭是在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是在美洲还是在非洲，都会使新生儿有不同的成功机会。可是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改变它。遗传的不平等是生物繁殖中的普遍规律，家庭的不平等是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人生而平等，其确切意义是说人不应由于出身、民族、居住地、信仰等任何一种原因，而在个人追求自身幸福、实现自身价值、争取为社会所承认的道路上受到任何歧视。也就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
可是规则的不平等并不能直接为我们的肉眼所见，因为那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习惯和法律之中的。能够被我们直接看见的只是结果的不平等，比如贫富的悬殊等等，引起人们愤慨的也正是这些可以看得见的不平等，因此消除结果的不平等便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要求。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旗帜，目的都在于消除结果不平等。可是要消除结果的不平等势必引起另一类的不平等，因为人的天赋不同，主观努力不同，所以他们的结果原本是不同的。现在为了强求结果的平等必须强制性地剥夺一些人的贡献，把它们无条件地分配给没有贡献或贡献较少的人，这样强求结果的平等必然伴随着强制剥夺现象，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在一个实施强制剥夺的社会内，关于什么是公平的解释，往往是存在争议的，例如按需分配中到底什么才算是需。在这种争议中有权对此作出解释的人必定要占上风，连执行强制剥夺政策的人也会跟着与众不同。如果这些人都是"好人"，平等还能维持于一时，可是谁也无法保证永远是好人掌权，所以在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内，一般仍旧存在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权势的不平等，以及由于权势不平等所引起的物质不平等。
实施结果平等政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使得有可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灰意懒，因为任何额外的贡献都会被剥夺；相反，懒人倒经常得到额外收入；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奖励懒人。奖懒罚勤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个人缺乏创新精神，企业缺乏活力，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弥漫懒散习气。
说得不好听，追求结果平等多少与妒忌心理有关，任何一个人生活水平超过自己都会使自己感到痛苦。当这种追求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时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应把全国最富的人拉下马，因为他是全国人民痛苦的根源。如果把他变成第二富有的人，只能使原来第二富的那个人感到幸福，如果把最富的人拉下到社会最底层，则可使全国的人都感到痛快。可是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因为原来第二富的人变成了最富的人，重复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全国人都一样的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希望自己能超出别人，而结果却是断绝了一切人的变富机会。
结果平等的政策相当于在百米赛跑时要求所有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这种规则的游戏非但使得所有的选手都提不起劲儿来，就连旁观者也会觉得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