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写丑事惹人嫌 李鸿章后代指责张爱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6:28:19
“张爱玲笔下的李家不完全是事实”
为撰写《晚清第一家——李鸿章家族》而采访李鸿章的后代子孙时，常常要撞到张爱玲这个话题，想不到李氏大宅门里围绕张爱玲的笔下，还有这么多忿忿不平的发言人，还有这么多话要说，至今不绝。
跟老李家人聊天，必须是慢节奏的，而且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因为李家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沉重得近乎残酷。他们常常要费好大的劲，还是找不出最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和概括他们这些年的思绪和生活。
有的李家人，像李鸿章的第六代孙李永伟很聪明，会推给张爱玲——“你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吗？她也算是我们李家的人，文忠公（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写过不少书，写那些破落贵族，里面很多人物的原型都是李家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没见过她，上一代见过，可是都不喜欢她……”
笔者见到李家锦先生时，他已80岁了，他是李鸿章的曾侄孙（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的曾孙），他说：“张爱玲胆子大，讲了不少实话，揭露了大家族生活中非常压抑的一面。有些内容别人不清楚，而李家的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可是她光写那些不好的，而没有写好的，可能她接触的大都是些不好的，于是把李家人得罪光了，连她的父亲和舅舅都大光其火。很多人从此不再理睬她，当然她也懒得再理李家人。事实上她连张家人也懒得理睬，后来越来越孤独……”这还算说得客气的。目前李家辈分最高的一位老人李国光（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孙子）告诉我：“张爱玲写的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乱讲！别听她的！”
李家的一位亲戚、93岁的孙曜东先生（他的伯父孙多鑫、孙多森是李瀚章的外孙）更是一脸不屑：“张爱玲家没落得早，后代中没人办实业，没能东山再起，只能坐吃山空。她很巴结世家子弟，可是人家一看她那身奇装异服，胃口都倒了。”
今年春节，有位从香港回沪探亲的李家老人李家皓先生（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曾孙）对笔者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专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而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却不写，这算什么？所以我们当年就不高兴睬她……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我看她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李鸿章的玄孙李道桦、邵玉桢夫妇还告诉笔者：“张爱玲的《金锁记》发表后，我们父母是很有意见的，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在影射李家，但又与事实出入甚大。我父母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驳，一来是看她那时要靠写作吃饭，父母又离婚了，小姑娘一个，也就不去计较了；二来她写的是小说，不用真名真姓，也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但李家人的这种态度，却被他们认为李家人不读书，根本不知道她写了那些小说，这真是笑话。”
可惜当年的张爱玲，把李家事过于当成“自家事”了——当初她全然不听李家人的反对，现在当然她永远听不见了。
张爱玲姐弟叛逆李家大院
到了张爱玲懂事的时候，家族的巅峰期早已过去，她常年生活在父亲的大烟和后母的阴影里，笔下自是少有欢笑。按说，张爱玲写小说，记下生活的片断和感受，也无可厚非，反正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殊不知尽管这样，世人还是把《金锁记》等小说当成真人真事来读。而且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竟为姐姐的书细心地作了“注释”，指出哪些故事影射李家什么事，某某人就是李家的谁谁谁，并出版了《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
张子静在书中说：“1943年11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金锁记》这篇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24岁，我23岁。我一看就知道，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经走进了《金锁记》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书中的姜公馆指的就是李经述的家，‘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民国建立。”
但实际上，《金锁记》和李经述根本不搭界，他在1902年2月，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后的100天，也撒手西归了。《金锁记》其实影射的是李经述的三儿子李国煦夫妇，搭到一点边的是李鸿章的四儿子李国熊，还有孙子李家瑾（玉良）和孙女李家瑜。李玉良在小说中叫长白，李家瑜叫长安。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为干儿子，戏称为这是他的‘干殿下’。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他叫我‘李家常’。他来我家时，只要我在家，父亲就会把我叫到他跟前，对他执以父辈之礼。”
“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我姐姐在《金锁记》里写他第一次出场：”那姜三爷姜季泽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季泽第一次向七巧调情，是七巧向他说：“总算你这一个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来求你也留不住。’季泽当着妻子兰仙的面，却笑着回答：”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怎么见得留不住？‘……分家后没几个月，季泽手头拮据，去找七巧诈财，第二次对她调情……但是他的调情没有达到诈财的目的，因为七巧太精明了。在现实生活里，李国熊平时花钱太随便，子女又多，家用越来越拮据，后来上海住不下去，就搬到北京去住。“
“至于‘长白’琳表哥，他叫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个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在《金锁记》里描写他：”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他受了’七巧‘的挑唆吸上了鸦片，把新婚的妻子活活地丢在一边，让她心情悒郁，最后得了肺痨而死。她死后，’绢姑娘扶了正，做了替身。扶正不到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
“由于‘七巧’碎嘴，在家族中人缘差，两个孩子也都没教育好，李玉良销声匿迹，我也没有再提起他。他的下场如何，似乎也没人关心。‘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也许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
笔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见到了“长白”的六个儿子、几个儿媳和一大群孙子，也看到了“绢姑娘”在解放后的照片，证明现实生活中的“绢姑娘”卞慧卿女士不仅没有吞生鸦片自杀，而且与丈夫李玉良相处得很好，她为李家生了六男一女共七个孩子，一直活到1981年5月才去世，李玉良也活到1957年。而且他家的孩子个个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儿李道秉是电力高级工程师，江苏水电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的所长；二儿李道是福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福州铁路设计勘测设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者；老三李道桦是海军部队东海舰队兴国舰上的作训参谋，中共党员；老四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工程师；老五李道棱是国家城乡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人员。全家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吞生鸦片自杀”了呢？怎么说是“‘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如果把小说当作李家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张爱玲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不知道张爱玲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就是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是中共地下联络站，解放以后他当上工厂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是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
张爱玲和上海
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市麦根路（今泰兴路），原名张。父亲张志沂（廷众），母亲黄素琼（逸梵）。
1921年12月11日，弟弟张子静出生。
1922年，迁居天津。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
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离婚。
1931年，入读圣玛利亚女校。
1934年，父亲再婚，娶孙宝琦之女孙用蕃。
1937年，中学毕业，与后母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
1938年，年初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和姑姑住的开纳公寓。同年，参加伦敦大学运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与母亲、姑姑迁往常德公寓。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
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
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
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公演。
1947年6月，与胡兰成离婚。同年，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
1950年1月，以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十八春》，11月出版。
1952年，移居香港，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书。
1953年，父亲在上海病逝。
1955年11月，离港赴美，租住在纽约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
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8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去世。
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9月8日，逝于洛杉矶西木区公寓，享年74岁。
为撰写《晚清第一家——李鸿章家族》而采访李鸿章的后代子孙时，常常要撞到张爱玲这个话题，想不到李氏大宅门里围绕张爱玲的笔下，还有这么多忿忿不平的发言人，还有这么多话要说，至今不绝。
跟老李家人聊天，必须是慢节奏的，而且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因为李家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沉重得近乎残酷。他们常常要费好大的劲，还是找不出最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和概括他们这些年的思绪和生活。
有的李家人，像李鸿章的第六代孙李永伟很聪明，会推给张爱玲——“你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吗？她也算是我们李家的人，文忠公（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写过不少书，写那些破落贵族，里面很多人物的原型都是李家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没见过她，上一代见过，可是都不喜欢她……”
笔者见到李家锦先生时，他已80岁了，他是李鸿章的曾侄孙（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的曾孙），他说：“张爱玲胆子大，讲了不少实话，揭露了大家族生活中非常压抑的一面。有些内容别人不清楚，而李家的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可是她光写那些不好的，而没有写好的，可能她接触的大都是些不好的，于是把李家人得罪光了，连她的父亲和舅舅都大光其火。很多人从此不再理睬她，当然她也懒得再理李家人。事实上她连张家人也懒得理睬，后来越来越孤独……”这还算说得客气的。目前李家辈分最高的一位老人李国光（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孙子）告诉我：“张爱玲写的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乱讲！别听她的！”
李家的一位亲戚、93岁的孙曜东先生（他的伯父孙多鑫、孙多森是李瀚章的外孙）更是一脸不屑：“张爱玲家没落得早，后代中没人办实业，没能东山再起，只能坐吃山空。她很巴结世家子弟，可是人家一看她那身奇装异服，胃口都倒了。”
今年春节，有位从香港回沪探亲的李家老人李家皓先生（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曾孙）对笔者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专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而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却不写，这算什么？所以我们当年就不高兴睬她……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我看她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李鸿章的玄孙李道桦、邵玉桢夫妇还告诉笔者：“张爱玲的《金锁记》发表后，我们父母是很有意见的，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在影射李家，但又与事实出入甚大。我父母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驳，一来是看她那时要靠写作吃饭，父母又离婚了，小姑娘一个，也就不去计较了；二来她写的是小说，不用真名真姓，也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但李家人的这种态度，却被他们认为李家人不读书，根本不知道她写了那些小说，这真是笑话。”
可惜当年的张爱玲，把李家事过于当成“自家事”了——当初她全然不听李家人的反对，现在当然她永远听不见了。
张爱玲姐弟叛逆李家大院
到了张爱玲懂事的时候，家族的巅峰期早已过去，她常年生活在父亲的大烟和后母的阴影里，笔下自是少有欢笑。按说，张爱玲写小说，记下生活的片断和感受，也无可厚非，反正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殊不知尽管这样，世人还是把《金锁记》等小说当成真人真事来读。而且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竟为姐姐的书细心地作了“注释”，指出哪些故事影射李家什么事，某某人就是李家的谁谁谁，并出版了《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
张子静在书中说：“1943年11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金锁记》这篇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24岁，我23岁。我一看就知道，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经走进了《金锁记》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书中的姜公馆指的就是李经述的家，‘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民国建立。”
但实际上，《金锁记》和李经述根本不搭界，他在1902年2月，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后的100天，也撒手西归了。《金锁记》其实影射的是李经述的三儿子李国煦夫妇，搭到一点边的是李鸿章的四儿子李国熊，还有孙子李家瑾（玉良）和孙女李家瑜。李玉良在小说中叫长白，李家瑜叫长安。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为干儿子，戏称为这是他的‘干殿下’。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他叫我‘李家常’。他来我家时，只要我在家，父亲就会把我叫到他跟前，对他执以父辈之礼。”
“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我姐姐在《金锁记》里写他第一次出场：”那姜三爷姜季泽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季泽第一次向七巧调情，是七巧向他说：“总算你这一个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来求你也留不住。’季泽当着妻子兰仙的面，却笑着回答：”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怎么见得留不住？‘……分家后没几个月，季泽手头拮据，去找七巧诈财，第二次对她调情……但是他的调情没有达到诈财的目的，因为七巧太精明了。在现实生活里，李国熊平时花钱太随便，子女又多，家用越来越拮据，后来上海住不下去，就搬到北京去住。“
“至于‘长白’琳表哥，他叫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个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在《金锁记》里描写他：”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他受了’七巧‘的挑唆吸上了鸦片，把新婚的妻子活活地丢在一边，让她心情悒郁，最后得了肺痨而死。她死后，’绢姑娘扶了正，做了替身。扶正不到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
“由于‘七巧’碎嘴，在家族中人缘差，两个孩子也都没教育好，李玉良销声匿迹，我也没有再提起他。他的下场如何，似乎也没人关心。‘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也许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
笔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见到了“长白”的六个儿子、几个儿媳和一大群孙子，也看到了“绢姑娘”在解放后的照片，证明现实生活中的“绢姑娘”卞慧卿女士不仅没有吞生鸦片自杀，而且与丈夫李玉良相处得很好，她为李家生了六男一女共七个孩子，一直活到1981年5月才去世，李玉良也活到1957年。而且他家的孩子个个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儿李道秉是电力高级工程师，江苏水电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的所长；二儿李道是福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福州铁路设计勘测设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者；老三李道桦是海军部队东海舰队兴国舰上的作训参谋，中共党员；老四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工程师；老五李道棱是国家城乡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人员。全家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吞生鸦片自杀”了呢？怎么说是“‘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如果把小说当作李家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张爱玲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不知道张爱玲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就是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是中共地下联络站，解放以后他当上工厂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是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
张爱玲和上海
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市麦根路（今泰兴路），原名张。父亲张志沂（廷众），母亲黄素琼（逸梵）。
1921年12月11日，弟弟张子静出生。
1922年，迁居天津。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
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离婚。
1931年，入读圣玛利亚女校。
1934年，父亲再婚，娶孙宝琦之女孙用蕃。
1937年，中学毕业，与后母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
1938年，年初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和姑姑住的开纳公寓。同年，参加伦敦大学运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与母亲、姑姑迁往常德公寓。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
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
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
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公演。
1947年6月，与胡兰成离婚。同年，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
1950年1月，以笔名梁京在《亦报》连载《十八春》，11月出版。
1952年，移居香港，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书。
1953年，父亲在上海病逝。
1955年11月，离港赴美，租住在纽约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
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8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去世。
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9月8日，逝于洛杉矶西木区公寓，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