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思想(二)

中国文化思想(二)(2007-03-08 07:07:12)
中国文化发生比较早，现代考古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了许多独立的文化系统。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先后产生，有的传承，有的融合，不断发展。它们的历史都在五千年以上。根据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历史在五千年前的炎帝、黄帝时代开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写，说明经他考证，黄帝是可信的文明始祖。此前只有石器与陶器，作为文化的遗物。黄帝时代是物质文明大发展时期，这时的发明创造有一大批，深刻影响到中国以后的发展，据《世本》记载，历法、天干地支、乐律、乐器、兵器、房屋、衣服、家具、耕种、文字，都是那时候发明的。由于有了文字的记载，人类的精神文明的资料就可以不断积累下来。孔子整理历史文化成果，编成《五经》，就是对古代文化成果作综合整理的工作，古人称作“集大成者”。孔子自己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整理传授古代的文化成果，自己没有创造。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上）生而知之与作是对应的。生而知之者是有创造性的圣人，圣人才会作。孔子自己不承认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因此说自己“不作”。为什么那么有学问呢？他的回答就是“好古”与“敏求”。爱好古代的文化，又勤奋敏捷地追求。对古代文化进行整理综合，虽说没有创新，却是更大的创新。历代学者对孔子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有许多很高的评价。都肯定了他是中华民族第一位综合创新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至圣先师，称他为千古圣人，万世师表，都不过分。
孔子强调以礼的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达到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礼的规定是符合实际的，符合人的性情的，也是符合中庸原则的，反对的是“过”与“不及”。要知道如何合适，心中必须有智，知道如何合适，什么是义。这种礼治的思想基础是爱心，即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从孝推导出来的。孝则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以上讲的二十多项德目，也都是从这里展开引伸出来的。教育从孝的教育开始，推己及人，产生了仁。爱有差等，处理恰当，就是义。如果能实行这些原则，天下自然安定。首先当政者先学会并实行这些原则，为民众作出榜样。培养从政人才的教育，教育内容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重要一项是当政者的自我修养，因此也有丰富的伦理学的内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平天下是最高理想。《大学》中的这段话，正确地概括了孔子的思想。
庄子将儒学概括为“内圣外王”是非常恰当的。修身就是内圣，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孟子强调内圣，讲人性善，人的内心具有仁义礼智四端，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心中所具有的，不是外加的。人性变恶，是由于外界的影响，污染，掩蔽，失去本心。需要找回本心，才能恢复善的本性。他讲养“浩然正气”，就是弘扬善的本性。他主张仁心贯彻于政治，提出仁政思想。仁政是从自己做起，重视的是自律原则，这是后代讲以德治国的理论基础。孟子发展儒学有功，被称为亚圣。孔子和孟子成为儒家的前期代表，因此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
儒家的颂古非今，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乱世时代，有一定的合理性。秦统一以后，为了防止重现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度。从分裂到统一，社会生活需要许多统一的标准，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法制统一，货币统一，道路统一，车轨统一等等。当时，中央集权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可以给人民安定的生活。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周朝衰落以后，有五霸来统一；五霸没有以后，法令就不能统一了，诸侯各自为政，强的侵犯弱的，众的欺侮寡的，战争不断，百姓日子难过。天下统一以后，可以消除战乱，给人民安定的生活。人民经过长期战争，也希望有安定的生活。这时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维护王权，就是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安居乐业。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需要统一思想观念相配套。维护中央集权制度，需要有独尊的理论体系。这就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还需要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得胜利。胜利后，自然还会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社会治理。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法治的时代。司马迁说是“一断于法”，一切由法来作决断。“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只能行于一时，不可长用。法治的片面性，以秦朝速亡作了验证。圣人不能无法以治国，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时儒学受到严重限制和打击，因为儒学不能适应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秦亡以后，汉初的思想家经过这一场动乱以后，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们反复思考社会治乱的问题，乱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混乱？用什么思想指导政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最初陆贾提倡儒家的经典《诗》《书》，那是被秦朝禁毁的典籍。半文盲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不能理会，认为他是在马上打的天下，儒学没有用处。陆贾提出打天下与治江山是不同的，可以在马上打天下，难道可以坐在马背上治理天下？陆贾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秦朝灭亡的教训就在于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待人民，不实行仁义，才导致速亡。他在《新语·道基》中，认为是“后圣（指孔子）乃定《五经》，明六艺”，“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他经过复杂的论说以后，最后得出结论说：“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这就是说，用儒学来治国，才能长治久安。这被称为“汉代第一大儒”的陆贾是积极向刘邦提倡儒学。当时君臣听到陆贾上奏《新语》时，欢呼万岁，说明陆贾倡导儒学得到认同和支持。文帝时代的贾谊继承孔、孟的重民、民贵的思想，提出系统的“民本主义”，发展了儒学。他曾想用儒学进行全面改革，受到利益既得者的反对，未能实施，自己还受到迫害。后来，士人入仕为官，前赴后继提倡儒学，到了董仲舒，才有了最完整而全面的儒学复兴。
董仲舒建立的汉代新儒学，核心内容是“大一统论”。这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总结出来的。春秋战国的纷争，就是因为不统一，这是历史的教训；汉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董仲舒亲身经历过的，是汉建立以后最严重的动乱，所有叛乱者都是分封的诸侯，诸侯有较大的独立性，这是现实的教训。为了防止尾大不掉，防止分裂，贾谊、晁错都提出过关于削藩的问题，当政的皇帝下不了决心，最后酿成七国乱祸。教训是深刻的。董仲舒要从基本理论上解决这种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屈民而伸君”的主张，这个“民”主要不是指那些平民百姓，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那些诸侯，要他们无条件服从中央，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这样才能上下相安无事，否则，只能两败俱伤，对于诸侯来说，更是惨祸。但是，理论家考虑问题不是线性的、单向的，要反思不同方向的教训。秦统一以后，实现了“屈民而伸君”，为什么又乱了？那是秦二世胡来。只要一个人胡来，天下也会大乱。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如何制约掌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当政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天下必乱无疑。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没有资本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不能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来制约皇帝的权力。董仲舒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发现皇帝心目中所畏惧的只有两样东西，那就是祖先的神灵与上天的意志。祖先的神灵，要作一些解释，有比较大的难度。天命论的权威，受到荀子《天论》批判以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在疑惑之中。传统的天命论影响还在，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又有强有力的否定成分。董仲舒利用当时的科研成果，阴阳五行，同气相感，和儒家思想，以及其他各家的思想，融会一起，进行综合创新，提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这一套理论的要点是：“屈君而伸天”。皇帝必须听从上天的意志。这就是用天的意志来制约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天的意志是什么？这当然需要儒家来解释。董仲舒就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天意。也就是说，皇帝必须听从天意，而天意又是儒家思想，这就形成了用儒家思想制约皇帝的权力。皇帝怎么能相信这种说法呢？董仲舒又通过对《春秋》的解读，对圣人微言大义的阐释，再加上阴阳五行的论证，皇帝不得不相信。当然，董仲舒这一番论证还有一些技巧，例如先吹捧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有莫大的权威，特别聪明，也是上天赋予的。这样，他怎么能不听从上天的。然后，又说皇帝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上天又是特别关怀他，他怎么能不自爱，自寻倒霉。这叫“循循善诱”。皇帝在心理上有了一种优越感的满足，又有了一种责任感的需要，只好听董仲舒继续往下讲。董仲舒说，天有好生之德，实行德治当然符合天意。刑罚也需要，就象四季有冬季那样，冬季万物都藏起来以后，天才出现冬季，说明天意对刑罚主张“设而不用”，尽量少用。因此治国要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还利用传统的一些内容，演译出灾异谴告说。所有自然现象都体现上天的意志，自然灾害就是上天对政治的批评谴告。这样所有的儒家就可以利用自然灾害，作出一种解释，来批评政治中不合理的政策或措施。中国地大，地理复杂，每年都会有许多自然灾害发生，可以利用的机会很多。这给儒臣提意见，提供了很多方便。从董仲舒以后，历代儒臣都曾经利用过，而且获得一定效果。经过董仲舒改造以后，儒学完全能够适应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社会的稳定和谐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学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主干与基础。
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自由创新与频繁交流的时代。在儒家之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医家、农家、轻重家、商家、纵横家等等许多家，都给中国文化做出过各自不同的贡献。特别是道家可以与儒家相抗衡。墨家曾与儒家同为显学，与杨家也曾经名满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纵横家苏秦曾拥有六国相印，可谓盛极一时，张仪利用“三寸不烂之舌”为秦的利益奔波于诸侯之间，起过呼风唤雨的作用。战乱频仍，兵家层出不穷，《孙子兵法》至今为军事理论家所折服。法家帮助秦实现统一天下，成为秦朝的精神支柱，也为中国后代的“以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那是名家辈出的时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哲学思想活跃的第一个春天。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其他各家思想的合理成分逐渐被儒学所吸收，成为儒学庞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思想只要是合理的，就不会消亡，就会存在下去，流传下来。从汉以后，外国的佛教传入，内部相应产生了道教，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这三教深入社会，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仍以儒教为主，道教与佛教也是不可或缺的。道教有观，佛教有寺，儒教有书院。各有自己传播思想的基地，也有自己理论研究的机构和成果，还有一些学术分歧的派别。儒家在宋代有濂洛关闽联成一系，其中也有一些差别。王安石的新学曾经是朝廷的意志，官方的学术。四川有三苏的蜀学。有宋初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也有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唐宋散文八大家，有六名在宋代。《宋元学案》一百卷，多数也是宋代的学者。南宋的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是两大学派，影响久远。他们吸收佛、道的思想，发展了儒学。到了明代王阳明弘扬陆九渊心学，使心学成为时髦，影响甚大，还波及海外。从汉代以后，儒学一直在政治活动中居显要地位，在思想界学术界也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表，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现在要在世界办一百所孔子学院，让孔子形象在更大的范围内周游天下。
张岱年先生曾经谈过哲学家的分类，他从风格方面将哲学家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散文型；二是诗歌型；三是戏剧型。散文型哲学家，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之举。平凡而伟大，平实而崇高，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诗歌型哲学家，思想活跃而深邃，跳跃而浪漫，以哲理为内容，以诗歌为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金龙入云，世人只能见其闪光的一鳞半爪，不能见其整体，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让后人用猜想来建构各不相同的诸多体系。其说法，常与凡人所知相违背，却与一流精英相契合，为后代留下蕴涵丰富、意味深长的智慧格言；戏剧型哲学家，一生中有许多戏剧性的经历，对于自己的理论宗旨，不但坐而论道，理论高明，而且执著追求，身体力行，给后人留下许多生动的形象，感人的情节。他又说，在西方古代哲学家中，苏格拉底是戏剧型哲学家，柏拉图是诗歌型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散文型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孔子是散文型哲学家。老子是诗歌型哲学家。墨子是戏剧型哲学家。孔子讲的道理不太深奥，也不难做到，就象摘两片树叶送给老人那样容易。孔子讲的仁者爱人，孝敬父母，和而不同，礼尚往来，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容易懂的，在一两件事上做到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坚持那样做下去。这一类哲学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世人的典范，学习的楷模，所以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他的思想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也还有价值，还被许多人所提倡，所尊崇。老子的哲学专著《道德经》就是用诗的语言写的。其中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只有超常的智慧，深不可测，可以给各种人以不同的启迪。他们的深邃思想使后代一流思想家折服。继承老子道家哲学的庄子也是这样。张岱年先生说：“庄子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许多名家都对庄子哲学评价甚高，都认为是先秦时代最高的哲学代表。鲁迅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顾颉刚说：“《庄子》是战国时代最高的哲学代表”。闻一多认为自己崇拜庄子超过所有其他圣贤，达到疯狂的程度。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按徐复观研究认为，庄子的道就是中国的艺术精神，所谓体道，就是艺术修养，就是培养审美情趣。庄子哲学对后代艺术特别是书法、绘画等都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绘画是庄子哲学的“私生子”。总之，庄子哲学代表了中国的求美的艺术哲学。墨子的一生有许多戏剧性的经历，最典型的要算是裂裳裹足，千里救宋。
哲学家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不同风格的哲学家应该和平共处，平等讨论，共同探讨真理。采取宽容态度，承认差异，允许不同风格的哲学家并存；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会通中外古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写论文要求质量高，不强调篇幅长短。这些治学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古今一致、中外共识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哲学家也不应该只是一个规格，一种风格。只是一个规格，一种风格，哲学思想也就太单调了，就不可能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社会发展了，哲学应该更丰富，更多样，更深刻，更精彩，而不是相反。
从哲学家的研究问题的重点不同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求真的哲学家、求善的哲学家和求美的哲学家。求真的哲学家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探讨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探讨宇宙的本体和本原。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性的东西，这类哲学家就属于唯物主义阵营；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性的东西，这类哲学家就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认为宇宙有物质与精神两个本原的哲学家属于二元论者。求善的哲学家包括道德哲学家、宗教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的共同性在于探讨人世间的善恶问题，扬善去恶，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环境，为人类争取更多的幸福。政治哲学家更关心社会整体利益，设计各种社会机制，来处理人际关系，来合理分配物质财富，使各得其所，企图维护安定局面。宗教哲学家重视从心灵上调整观念，追求心理上的满足，为行善创造理论根据。道德哲学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研究人际的伦理关系，倡导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求美哲学家讨论的是人的情感问题，主要范畴有美丑、雅俗、神韵、境界等，主要培养人的高雅情趣，脱离低俗趣味。中国哲学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因此要与政治结成联盟。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都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他们探讨的都是社会治理的问题，为了治理社会，必须首先提高治理者个人素质，即修身。修身、齐家，为了治国、平天下。道德修养是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他们要跟政治家结成联盟，通过政治家的决策，来影响社会，引导思潮。他们不探讨宇宙本原问题，他们对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求知天”，因此，他们不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派别问题。中国也有探讨求真的科学哲学，东汉王充是其代表，他撰写《论衡》就是为了疾虚妄而求实诚。他的求实就是求真。探讨宇宙本原，结论是天地本原论，认为天地产生气，气演化万物。他提出“知为力”（知识就是力量），早在公元一二世纪提出这种观点，当然是非常先进的，属于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庄子则是中国古代求美哲学的代表，他的思想境界，他的深邃智慧，使历代高水平的思想家折服，在艺术界、文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以儒学为主流，弥漫于整个社会，渗透于高层政治和民众生活之中。
中国与西方的哲学，只有特点的不同，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过去，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没有纯粹的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中国主流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的，而且认为唯心主义哲学是落后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现在这些说法都需要纠正。由于二者有互补性，我们不否认应该从西方哲学中学习、吸取我们所缺乏的分析方法和严密逻辑。西方哲学细致入微，体系严整，推理严密；中国哲学要言不繁，高度概括，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有人将西方哲学比作长于“画龙”，而将中国哲学比作善于“点睛”。这里有很深刻的意义。另外，中国哲学的模糊性与中国文化的宽容性，也是很重要的特点与优点。由于模糊性，中国哲学体系、命题、概念，都是开放的，可以不断诠释，不断发展，不断加入新东西，就不会僵化。由于宽容性，对外来思想不排斥，不拒绝，主张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为和平事业做出特殊的贡献。
近来，许多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都提到要将2008年的北京奥运办成“人文奥运”，也讲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就想，文化如何弘扬？从世界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文化弘扬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野蛮式弘扬即武力弘扬，用武装实力，强迫被侵占的国家和地区接受某种文化。所谓“殖民文化”、所谓“奴化教育”，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是最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占韩国以后，不许韩国人讲韩语，用韩文，必须讲日语，用日文。推行日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奴化教育。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将日本文化“弘扬”到大东亚各国去。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为了“弘扬”日耳曼文化，企图取代犹太文化。希特勒发动战争，进攻苏联，也是为了将日耳曼文化“弘扬”到苏联去。也要“弘扬”到法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地，从而实现日耳曼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弘扬”。美国认为伊拉克政治不“民主”，制造借口，攻打伊拉克，改变其社会制度，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现在拉美国家使用欧洲语言，就是当年殖民文化的遗迹。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占领美国，用屠杀驱赶的办法，在美国的大地推行欧洲文化，而印第安人的文化就被边缘化。孟子讲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武力弘扬表现出的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文化都有优点与缺点，一种文化有某些先进之处，并非一切都比别的文化强，也不是都适合于所有国家。因此，应该由本国人向外国学习那些适合本国情况的优秀文化，而不是全盘照搬。
二、文明式弘扬即积极推广、主动介绍式。将本国的传统文化梳理、整理出来，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推广。将许多重要典籍翻译成各种外文，发行到世界各国去，让外国人在阅读中了解本国的文化，从而达到弘扬的目的。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弘扬文化的方式。效果如何，另当别论。佛教弘法，唐代印度僧人到中国弘扬佛法，中国僧人到日本弘扬佛法，明初郑和下西洋，是弘扬中华文化；明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弘扬天主教义，同时传播西方科技。无论效果如何，都是比较文明的行动，无可厚非。日本人自认为很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茶道，经常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人推销，为了提高推销的效果，专门雇佣一些外国人，特别是白种人来充当茶道表演中的各种角色。有一次，我作为外国人被请去喝茶。喝茶的地方是历史悠久的著名茶铺——裏千家。一群外国人围成一圈，出来介绍茶道的是荷兰人，端茶的有大胖子美国人，还有中国北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这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还是很重视茶道的，还保存着茶道的精粹，而且颇受各国人的认可。住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日本青年对茶道不感兴趣。他们处于激烈竞争的快节奏的时代，没有时间去品尝茶味，只是为了解渴，买了瓶装冷饮茶，像喝其他饮料一样，咕噜咕噜下去，比《红楼梦》上说的“牛饮”都豪壮。至于茶叶的种类和特色，茶具的讲究与应用，泡茶的程序和操作，茶道的这一切，他们全然不懂，也不想知道。本国人不感兴趣不太了解的文化精粹，如何能让外国人认可呢？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向外国人宣传儒学如何好，有哪些优秀伦理内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没有兴趣，当官者对此还带着批判的眼光，或者言行举止都没有儒学的痕迹，谁能相信呢？本国人不相信，如何让外国人相信？自己不喜欢，如何让别人喜欢？“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三、无为式弘扬即无为示范式。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努力做好社会各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富了，第二是强了，第三是每个人都受到很好的教育，都很有教养，社会风气好，人民多数感到幸福满意，令各国各民族的人民都羡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又说：“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对别人就有吸引力，有魅力，人家就会主动来学习。这样，自己的优秀文化也就弘扬出去了。唐朝时，中国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即到古印度学习佛法。日本派遣大批人到中国学习文化，包括佛教。近代中国人到日本、到欧洲学习西方文化。现代中国人到苏联学习。当今各国派遣留学生，也都是主动“来学”的典型。文化传播有“来学”与“往教”的区别。主动向外介绍，就是往教的方式。《韩诗外传》卷三·第十四章载：“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来学”与“往教”，效果有很大区别。
野蛮霸道式的弘扬不得人心；文明介绍式的弘扬收效甚微；无为示范式的弘扬是体现王道的精神，是得人心的最有效的弘扬。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要发展，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有新的选择。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如何弘扬？可以而且应该向外国人宣传介绍中国文化，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本国得到充分弘扬，要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要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并能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取得好的效应。这就会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学习、研究，实现弘扬文化的目的。说得更具体一点，许多外国人都来中国旅游，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外国人，往往要到曲阜参观孔庙。如果曲阜市民对儒学毫无了解，在行为上也不够文明，社会风气也体现不出“礼仪之邦”，那么，向外国人介绍儒学如何优秀，谁能相信呢？各国官方代表团前来访问，曲阜市长出面接待，如果市长是一个“儒盲”，言行举止都与儒学相去甚远，那么，其结果如何，不言自明。地方官应该是本地文化的半个专家，应该了解该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情风俗，应该读当地的地方志，所谓“入乡随俗”嘛。在曲阜当市长，应该知道一些孔子的情况，应该读一读《论语》。观察一个人，“听其言，观其行”，观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然也要“听其言，观其行”。有言有行，言行一致，才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