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图文：国民党党首的夫人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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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洁从小聪明伶俐，心高气傲，做事情爱争第一，不拿第一决不罢休，并决心要做个出类拔萃的新女性。20世纪20年代初，广西桂平刚刚兴起女子上学的潮流，郭德洁便赶上了这一潮流。不顾家人的劝阻，邻居的讥笑，她毅然进入桂平女子学校念书了。
郭德洁入校念书时已经十四五岁了，那时女子入小学时十多岁的很普遍，很多女学生入学时都已是梳着长辫子的妙龄女郎了。德洁在学校念书很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她曾不止一次对老师同学们说:女人也应做出类拔萃的人。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她的话，因为她们知道郭是一位很出众的女性，不但漂亮迷人，求知欲强而且胆大敢为，遇事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德洁的一位老师回忆说:有一次上课铃拉响很长时间了，郭德洁还没有到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着急，因为德洁上课是从来不迟到的。第一节课快讲完时，老师正要派学生去找，她却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教室，并说是由于家中吃饭晚了才迟到的。
快放学时，忽然来了一位商人，找到校长说要酬谢学校和一个学生，可他又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校长很纳闷，就领他到各个教室去认。当走进郭德洁的教室时，商人的眼睛亮了起来，指着郭德洁高兴地叫起来:“就是她，恩人，恩人啊！”原来，郭德洁一大早就来上学了，走到街道拐角处时，看到两个士兵拦住几辆装满水果筐的车子，声称要白拿一筐梨。不然就砸车子，商人和他们讲理，引来大群人围观。郭德洁听清来由以后，跑到附近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团部，叫来一位营长把两个当兵的训斥了一顿带走了。临走，那位营长还向商人夸奖他的女儿很机智，其实，德洁和这位商人素不相识。
20世纪20年代，全国都弥漫着革命的风气，革命空气甚浓的广西桂平经常有群众游行，就连小学生也常常列队上街游行。郭德洁是学生积极分子，思想先进，经常掌旗上街带领学生队伍参加游行。不料，一次游行中被李宗仁看中，从此她的学生生涯宣告结束，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任代领导人，郭德洁高兴极了，她早就在盼望这一天，现在她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能不高兴吗？她准备和李宗仁好好庆贺一番，可是当她得知蒋介石的退职文告中并没有“引退”或“辞职”的字样，也没有让李宗仁“继任”的词句，她的恼怒甚至超过了李宗仁，她恨蒋下台了还要把持朝政，阻碍自己实现真正“第一夫人”的梦想。
后来当她得知蒋的下野文告已改过以后，不禁喜形于色，因为这样她可以成为真正的“第一夫人”了。她是很看重名位的，跟李宗仁结婚时，李已有元配夫人李秀文了，为争取到正式夫人的地位，她没有少费心思，后来果然如愿以偿，李宗仁让她在事实上取代了李秀文的地位。现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领导人，她就可以成为“第一夫人”了，她怎能不高兴呢？
在竞选最紧张的日子里，郭德洁亲自到清凉山的寺庙里求签，那签上赫然写着“金榜题名前途无量”。李宗仁果然当上了副领导人，郭德洁心花怒放，忙兴冲冲备厚礼，到山寺还愿。那老僧为郭手书了一副对联之后说:
“据贫僧观之，近日紫金山紫气出现，正应李宗仁之身上也！”
郭德洁听后有点飘飘然，仿佛她的身份已由“第一夫人”升到了皇后一般。
然而，她高兴得有点太早了。蒋虽下野，却仍在浙江老家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李宗仁发现自己被把兄蒋介石高高地挂在南京的半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令不出“总统府”，令人气恼的事情接踵而来。郭德洁也发现，这个“第一夫人”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快乐，相反，带来更多的却是苦恼。
客居生活虽然孤寂，然而有郭德洁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李宗仁经常在家阅读自己的回忆录打发时光，郭德洁则随国画家汪亚生练习花鸟虫鱼，生活颇有情趣。为了替李宗仁解闷，郭德洁经常找人陪他打打麻将，作为消遣。
在纽约期间，郭德洁潜心学习英语，以她的聪慧及刻苦勤奋，虽然学历不高，但英语亦清晰可用，与洋人酬酢，笑谈之间，不洋不土，亦颇自如，俨然亦“威尔希莱式”的中国留美夫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在经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确定她患了癌症，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不过当时若动手术还来得及延长生命，可是郭德洁不愿做手术，她担心手术会损坏体形，破坏自己的形象，再则，她怕传出去后，人家会说这是夺人之夫的报应，以至手术拖延了不少时日，到了1965年动手术已是癌症晚期了。
病中的郭德洁在医生的一再嘱咐下才勉强住进医院。在医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感不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出租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医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病中的郭德洁思念故土，渴望回到祖国。1965年7月20日，几经波折，郭德洁终于陪同丈夫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令郭德洁激动不已，她想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但病魔没能使她站起来，回国后不到半年，就病逝在医院中。
不过，郭德洁女士是带着满意和欣慰而去的，因为去世时，丈夫站在她的身边，更因为她是躺在祖国的土地上而去的。
有舆论称:蒋方良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在蒋介石病逝后的每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她都出现在阅兵台一角，形单影只，从不抢眼。蒋经国病逝后，她悲怆地坐在轮椅上送葬，终于成为注目焦点。她虽受瞩目，却依然隐秘，不被了解，少有人知道她在台湾如何自处，以及她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蒋方良不求名利，不揽权势，把一生完全奉献给中国丈夫、儿女。
蒋方良的俄文原名叫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简称芬娜）。对于她的出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蒋方良的娘家原是个大地主，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家产被充公，变成小康之家。一种说蒋方良出生于普通铁路工人之家，从小父母双亡，是苏维埃政府把她抚养大的。18岁那年，她与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的中国的铁腕人物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结下了一世情缘，从而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关于蒋方良与蒋经国的结合，还有一段令人称道的英雄救美佳话。
蒋经国是1925年底赴苏留学的。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击北洋军阀的时期，受新思潮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许多有志青年都把赴苏留学当作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革命行动。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多次给父亲写信，要求支持他赴苏留学。蒋介石当时还属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当然，蒋介石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让蒋经国赴苏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学一点政治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以便将来对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中下游之际，蒋介石从背后向革命势力开了一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共清党政变，致使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中苏两国也因此而变恶，蒋介石的长公子被斯大林一度充当人质，送到俄国西伯利亚进行改造。在此期间，蒋经国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与政绩赢得了同行与苏联当局的信赖，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就在蒋经国任职重型机械长领导期间的一天晚上，他从工厂走回宿舍，当他走到工厂旁边的小树林边时，看到一个彪形壮汉正拦截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女工，欲施暴力，意图不轨。蒋经国连忙上前制止，那壮汉见他个子小，不将他放在眼里，大声喝到:“你给我滚开！”蒋经国气愤至极，他一言不发，挥拳向大汉猛击，三拳两脚就把大汉打倒了。大汉急忙爬起来跑了，姑娘此时回过神来，非常感激这位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厂长。蒋经国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告诉他叫“芬娜”，是刚从技校毕业分到他们厂工作的。这一段英雄救美人的传奇遭遇，使他们暗暗相爱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蒋经国到工厂技校上课，芬娜必去听课，并且坐在第一排。在一个周末，勇敢的芬娜主动邀请尼古拉厂长跳舞，舞间她向他表示了真挚的爱，当然，芬娜是在蒋经国危难时刻向他表示爱慕之情，决没有想当“第一夫人”，更没有想到她能够当上“第一夫人”。1935年3月，蒋经国与芬娜，这对异国的情人，在苏联党政机关的特别批准下结婚了。婚礼是隆重的，披着雪白礼服的新娘和西装革履的新郎，首先向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三鞠躬，然后互相鞠躬，信誓旦旦:“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对于这段异国恋情滋生的经过，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日子》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这样提及:
“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芬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另据他们的媒人——龄高八十的玛丽亚，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回忆:少女时代的芬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很听芬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就在蒋经国结婚当年12月，芬娜生下了他们的长公子蒋孝文，小名爱伦。翌年，又生下一女，取名蒋孝章。回国后，又于1945年和1948年分别生下了蒋孝武与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为蒋介石所赐。
爱伦出生后，使蒋经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对芬娜更加宠爱。西安事变爆发后，蒋经国心急如焚，向苏联当局数度提出回国申请，均遭拒绝，同时还取消了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此际，芬娜替丈夫担起生计重担。蒋经国在笔记中写道: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3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7年4月，蒋经国与芬娜携其子女告别了苏联，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由上海抵达杭州。与父亲相见后，蒋经国忙他的汇报去了，芬娜料理家务。初时，蒋介石对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的俄罗斯媳妇，还真有些不习惯。到中国之前，蒋经国曾告诉父亲这桩婚事，孝文生下来的时候，还寄了几张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芬娜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现实时，心理上很难调适过来。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与调适，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又能周到地照顾孩子，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个贤妻良母型。高兴之余，蒋介石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娘”。待蒋经国携其妻儿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后，生母毛氏说:“芳娘芳娘，岂不是我们做长辈的都喊她娘了，还是把它去掉女字旁吧！”于是“芳娘”变成了“方良”，方正贤良之意。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蒋经国携其妻儿返国后，芬娜的俄文名，很快被蒋经国依照谐音改成“芳娘”。蒋经国的朋友徐君虎在和蒋聊天时，认为中国人不宜管自己的老婆叫“娘”，建议把女字边去掉，蒋经国采纳了徐的建议。
对于蒋经国夫妇儿女的到来，毛福梅这位被蒋介石遗弃后万念俱灭、靠念佛度日的蒋经国生母异常兴奋，她要蒋经国与蒋方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补办一次婚礼。蒋经国很孝顺母亲，又在家乡按照乡规补办了一次婚礼。婚礼上，蒋方良戴凤冠，身穿大红旗袍，这是蒋经国家的帐房先生唐瑞福找人定做的。婚礼热闹非凡，对溪口而言，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是空前的。婚礼后不久，被派到江西任赣南地区专员，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家庭主妇的生活。
自蒋方良踏上中国国土之时起，立即受到不同语言、风俗、礼教、生活习惯等强烈的文化冲击。最难以忍受的是语言不通，很难与人交流。蒋经国临上任前，专门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但由于环境所致，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有俄国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人听不懂，要出席公众场合时，常为之怯步。平时蒋经国在家时，他们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儿女中，除了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到台湾后，蒋方良努力学习英语，说写非常流利，真正度过了语言关。
在饮食方面，蒋方良也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初时，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辣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乳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名堂那么多。
的确，对于俄国东正教出身的蒋方良来说，要适应繁杂的中国礼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蒋介石家世》一书记载: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在溪口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方良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然而，17年后，蒋方良过50岁生日，蒋介石特别亲笔题了“贤良慈孝”四字，送给蒋方良留念，足见多年蒋方良对中国仪节所下的苦功。
对于蒋介石，蒋方良极尽儿媳孝道。据蒋经国记载: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把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蒋方良不愿别人称她为“蒋夫人”是有理由的:
（1）宋美龄是她的婆婆，在海内外颇为知名，“蒋夫人”已成为她的专用名词，如果取而代之，很显然是不敬的表现。加之宋美龄还健在，在台湾政坛仍在发挥作用，贸然使用“蒋夫人”，在中国传统礼教上是较为失礼的。
（2）她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使用的机会本就不多，何必为此引人议论呢？
（3）蒋经国本人也不赞成称蒋方良为“蒋夫人”。
为国民党党首的夫人，像蒋方良这样不介入政治的，恐怕过于少见。
台湾舆论界称:令政界人士尤其刮目相看的是，数十年来，蒋方良不曾过问蒋经国的公事，也没有替他惹出一件是非。任何人找她帮忙，她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管先生的事，你不要来找我……”当蒋经国回到家时，蒋方良只关心他“累不累，舒服不舒服”。
蒋方良也曾对蒋经国的部下解释称:也许这件公事已使先生烦得要命，回家还提，不是让他烦上加烦？再说，人家把我们看成很有权势，一定以为我能影响先生。因此我更不能过问，好让先生自己做判断。
正由于蒋方良不参与政事、不在外交际应酬，纵使蒋经国的地位不断攀升，蒋方良的态度和角色始终如一。
对于蒋方良不介入政治，台湾舆论分析说:一方面是由于她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丈夫和孩子身上，无暇顾及其他。再者是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她始终没有什么兴趣。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她形象特殊，不愿在公众场合露面，所以她给大众的感觉总是那么神秘。
长子李宪文在念小学时，考试没有得满分就不敢把成绩单带回家。后来考上中学，但在联考中落榜，直到当兵回来，才考上文化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一度到日本留学，因与父母亲要求甚远，内心很苦闷，常以喝酒抽烟度日，最后又回到台湾，进入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大学期间和同学张月云订婚，1979年结婚。婚后生下爱女巧巧，学名李坤仪。外孙女是曾文惠生活的又一重心，她的皮包里经常放着孙女的照片，一有空就陪李坤仪画画、弹琴。曾文惠常说:“巧巧生性聪明而且听话。”李登辉对孙女巧巧也特别好，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巧巧。
长女李安娜是李登辉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读书时出生的。据曾文惠说，李登辉回台的一段日子，李安娜因面生而不让他抱，一抱就哭。李安娜毕业于文化大学企管研究所，曾任教于文化大学，目前是东海大学副教授，女婿黄循武是“荣总”台中分院骨科医师。
次女李安妮在兄妹中是念书最好的一个，她毕业于东吴大学社会系、台湾大学社会研究所，曾任东吴、政大讲师，后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曾文惠眼中，李安妮是个小淘气。但在谈到学习时，她说父亲管教太严，记得在念小学一、二年级时，家庭作业没写完，半夜会被父亲叫起来，一定陪着做完，才准睡觉。
在三个孩子中，曾文惠与李登辉寄希望最大的是李宪文，中国的传统文化亦然。然而正当幸福的家庭充满欢乐之际，灾难降临到曾文惠与李登辉的头上。
1983年，李宪文因患鼻癌过世。晚年丧子的剧痛使曾文惠差点被打倒，李登辉也一度想去当牧师传教。为了表达对儿子深深的爱意，曾文惠与李登辉决定在家里举行追思仪式。因为是家庭礼拜，李登辉没有邀请什么外人参加，只有李宪文生前工作单位的三个朋友，其中的一位这么形容:“我早半个小时抵达，李宪文的母亲曾文惠红着眼睛接待我，公馆里很哀伤，许多身穿西装的人显得很忙碌，电话也不停地响，可就是没看到李登辉。”
追思即将开始，李登辉方匆匆走进客厅，他仍穿着整齐的深色西装，表情十分严肃，身旁的秘书还在他耳边小声说着话。
“李登辉同我们握手道谢，便坐在曾文惠的身旁，他一直都很严肃地板着脸，像往常一样挺直腰坐着。”当礼拜快结束时，“忽然听到轻微的啜泣声，我看到李登辉已弯下身子，将眼镜摘下，把脸埋在手掌里。”后来，李登辉竟失声痛哭起来。对于爱子英年早逝，李登辉与曾文惠的确痛不欲生，每逢夜深人静，夫妻二人常相拥痛哭。一早起来李登辉又忙于政务，曾文惠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
李登辉在受到层峰赏识出任台北市长后，曾文惠变得繁忙起来，那时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之间常有往来，曾任该会台北分会董事，也会应邀敲敲爱心锣。3年之后，李登辉出任台湾省“主席”一职，世事的变化令曾文惠不敢想象，她告诉来访的人说:“以前，我们的生活圈很单纯。他当市长后，才跟政界有接触，也感到责任重大。我告诉他，只要有爱心，为人诚恳，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今天，他的担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顾他。”
有舆论称:随着李登辉仕途的改变，曾文惠积极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例如在成为“第一夫人”后，在发型和穿着上，曾文惠都略作改变，根据某位“第一家庭”成员表示，这种改变是曾文惠对自己角色的尊重。在这位人士的感觉中曾文惠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目前只能扮演一般场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这位“第一家庭”成员认为曾文惠并不是“很积极地想独挡一面”。
曾文惠是传统地以丈夫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妇女。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都是一年级。”随着李登辉每一次职务的变更，她都要从头学起，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
曾文惠特别喜欢养兰花，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任内，她在省府官邸种植了许多兰花，并且自行分株培养。兰花在当时极为名贵，据传蒋经国不喜欢底下人玩这一套，当李登辉被提名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准备搬回台北时，便将大批的兰花送给大溪头实验林场。蒋经国生前也不喜欢自己的夫人干政，这可能也影响了李登辉，使得曾文惠成为“沉默”的“第一夫人”。
在台湾，有人说蒋介石的遗孀宋美龄是永远的“第一夫人”，在她之后的严家淦夫人与蒋经国夫人，基本上不为外界所熟悉，而且往往不曾独立成为一个角色，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的“新岛主”——李登辉夫人扮演“第一夫人”这个角色则更显得极为艰难。
1992年春节,李登辉夫妇在重庆南路官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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