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礼记 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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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卷十八
前言：本篇记述学习的功用、方法、目的、效果，并论及教学为师的道理，与大学发明所学的道术，相为表里，故甚为宋代理学所推崇，以为《礼记》除〈中庸〉、〈大学〉之外，唯〈学记〉、〈乐记〉最近道。
按：本篇谈亲师敬业，是学者初入学时不可不知的事，比较大学所谈深奥的理论方法，更切于实用。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文，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易解：引发思虑，广求善良，只能做到小有名声，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自就教于贤者，体念远大的利弊，虽能够感动群众，仍然不足以教化人民。君子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入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易解：虽然是质地美好的玉，如果不经过琢磨，也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人虽然自称是万物之灵，如果不肯学习，也不会明白做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古时候的君主，建设国家，管理人民，都是以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工作。《尚书·兑命篇》说：要自始至终常常想到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易解：虽然有好菜摆在那里，如果不吃，也就不能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至善的道理（最好的义理），如果不去学习，也不能知道它的美好可贵。所以说：学习过后才知道自己的学识不够，教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学识不通达。知道不够，然后才能反省，努力向学。知道有困难不通达，然后才能自我勉励，发奋图强。所以说：教与学相辅相成的。《尚书·兑命篇》说：教别人能够收到一半学习的效果，教学互进。是这个意思。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进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学。
◎易解：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中设有「私塾」，一党中设有「庠」（五百家为党），一个遂中设有「序」（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一国之中设有「太学」。每年都有新生入学，隔年考试一次。入学一年之后，考经文的句读，辨别志向所趋；三年考察学生是否尊重专注于学业，乐于与人群相处；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笃行，亲近师长；七年时考察学生在学术上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及对朋友的选择，这时候可以称之为小成。九年时知识通达，能够触类旁通，遇事不惑而且不违背师训，就可以称之为大成。这时候才能够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然后附近的人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都来归附。这是大学教育的方法与次第。古书说：蚂蚁时时学习衔泥，然后才能成大垤。就是这个意思。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易解：大学开学的时候，学生都穿著礼服，以苹藻之菜祭祀先圣先师，表示尊师重道；先练习《诗·小雅》及《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劝勉学生以莅官事上之道；击鼓召集学生，正式打开书箧（书包），希望学生以谦逊谨慎的态度学习；夏楚两物（教鞭）是用来警惕鞭策学生，收到整肃威仪的效果；夏天的大祭（天子祭天）未实施以前，天子、诸侯不急着到学校去视察，为的是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发展志向；教师常常观察学生，但是并不轻易发言，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加以指导，是要使学生自动自发（《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至于年幼的学生，只听讲而不能乱发问，是因为学习要按照进度顺序（次第）进行。这七项是教学的大道理，非常重要。古书说：凡学习做官，领导人民，先学习管理事情，要作一个读书人先学习立志。就是这个意思。（志者存心也，志气志气，志者气之导，心之引也。）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阙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易解：大学施教是讲究方法的，是顺着时序而教的，如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所教授的都有正常的科目，学生下课及放假的时候，也都有指定的研究课业。（宋人改为：「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句读略有不同。）学习要有方法，如果不从『操、缦』这些小曲学起，指法不纯熟，琴、瑟就弹不好；不从通晓鸟兽草木，天时人事学会譬喻，诗就作不好；不学会洒扫应对，礼节就行不恰当，对于六艺等技艺没有兴致，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所以君子在学习方面，要藏之于心，表现在外，不论休息或游乐的时候，都念念不忘，能够这样，才能安于学习，亲近师长；与同学相处融洽而且信奉自己所学的真理。能够这样虽然离开了同学师长，也不会背弃道义。《尚书·说命篇》说：恭敬谦顺，努力不倦，如此修行便能成功。就是这个意思。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由乎！
◎易解：现今之教人者，口里虽然念着书本，心里并不通达，故意找些难题来问学生，讲一些枯燥无味的名物制度，让人听不懂；但求多教，不管学生明不明白。而且教人时没有一点诚意，又不衡量学生的程度与学习能力；对学生的教导违反情理，学生求学也违逆不顺。如此一来，使得学生愈来愈厌恶学习而且憎恶师长；以学习为难为苦，而不明白学习的快乐与好处。虽然课业勉强读完了，也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教育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就在此。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为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易解：大学教人的方法，在一切邪恶的念头未发生之前，就用礼来教育，来约束禁止，这就是预备、防备的意思（古德所谓防患于未然是也）。当学生可以教诲的时候才加以教导，就叫做合乎时宜。依据学生的程度，不跨越进度，不超出其能力来教导，就叫做循序渐进。使学生互相观摩而学习他人的长处，就叫做切磋琢磨。这四种教学方法，是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僻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易解：邪恶的念头已经发生，然后再来禁止，因为错误的观念已经坚不可拔，教育亦难以胜任。适当的学习时期过了才去学，虽然努力苦学，也难有成就。东学一点西学一些，却不按照进度学习，只是使头脑混乱毫无条理而已。没有同学在一起研讨，切磋琢磨，便落得孤单落寞而少见闻。结交不正当的朋友，会导致违背师长的教训，不良的习惯，会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项，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易解：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也明白教育之所以衰落的道理，然后就可以为人师表了。所以君子的教化是善于晓喻，让人明白道理，只加以引导，而不去强迫别人服从；对待学生严格，但并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加以启发，而不将结论和盘托出。只引导而不强迫，使学习的人容易亲近。教师严格而不压抑，使学生能够自由发挥，得以充分发展。只加以启发而不必全部说出，使学生能够自己思考。（以免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人亲近又能自动思考，这才是善于晓喻了。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就其失者也。
◎易解：学习的人有四种过失容易犯，教导的老师一定要知道。人在学习的时候，或有贪多而不求甚解的毛病，或有得少为足的毛病，（知道一些就满足了）或有认为太容易，生起轻忽，不认真学习的毛病，或有自我设限，不求进步的毛病。这四种心理都不相同，必需先明白这些心理，然后才能挽救这些缺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增长优点挽救过失的。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易解：善于唱歌者，能使人沉醉在歌声中流连不忘，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志向而努力不懈。教的言语虽然简要却通达晓畅，含蓄而允当，很少用比喻而且容易明白；可算是能使人继承其志了。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易解：君子知道求学深浅难易的顺序，对于个人的特性差异都能了解，然后方能因材施教。能广泛地晓喻，然后才有能力作老师；能够作老师，才能做官长；能做官长，才能作领袖。所以能作一个好老师，就是学作领袖的开始。所以选择老师不可以不谨慎。古书说：三王（伏羲神农黄帝称三皇 ）四代（虞夏殷周）对老师的选择都很慎重。就是这个意思。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易解：求学的道理，尊敬老师是最难做到的。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学问才会受到敬重。真理学问受到尊敬，然后人民才会敬重学问，认真学习。所以君主不以对待部属的态度来对待臣子的情形有两种：一种就是在祭祀时，臣子担任『尸』的时候，另一种就是担任君主老师的时候。大学的礼法，对天子授课时，老师不处于面朝北的臣位，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则小鸣，扣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易解：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很安闲，而教育效果反而加倍的好，学生更把功劳归诸于老师教导有方；对于不善学的人，老师教得很辛苦，效果却仅得一半，学生反而归罪于老师。善于发问的人，好比砍伐坚硬的木头，先从容易下手的软处开始，慢慢的扩及较硬的节目，时间久了，木头自然分解脱落；不善发问的人，使用的方法刚好相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有如撞钟，轻轻敲打则响应得小声，重力敲打，则响应的声音就很响亮，一定要打钟的人从容不迫，然后钟声才会余音悠扬传之久远，不善答问的人刚好相反，这都是增进学问的方法。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易解：自己没有心得，没有独到见解的人，不够资格作老师。一定要学生提出问题，才加以解答；学生心里有疑难，没有能力表达时，老师才加以开导；老师开导了，学生仍然不明白，虽然暂时放弃指导，等待将来也是可以的。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易解：良匠的儿子，想必也能学习补缀皮衣（古代工艺相近）；良弓的儿子，想必也能制作畚箕；刚学驾车的小马，都事先把小马系在车后，而车子就在马的前面，让马跟着学习。君子观察这三件事，就可以立定求学的志向了。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的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易解：古时候的学者，能够分析比较事物的异同之处，汇整成一类，譬如：鼓的声音并不相当于五音之中的任何一音，但是五音演奏，没有鼓的调和就显得不和谐。水的颜色并不相当于五色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五色的配合，没有水为之调和就无法鲜明。至于学者并不等于政府的任何一种官职，然而任何一种官职，不经过学习就没有办事的能力。又如老师，他不是人伦中的任何一种亲属关系，但是任何一种亲属，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就不懂得人伦之间的关系了。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易解：伟大的德行，不偏治一种职务；伟大的道理，不局限于一种事物；真正伟大可贵的诚信，不一定建立在山盟海誓上；恒久的四时虽不相同，却运转不停，是最准确的守时。如果能了解这四种情形，就可以立志学习伟大了。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易解：夏商周三代王者之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河是水的源头根本，海是河流的归处，先本而后末，这叫做『务本』。
《学记》的教育思想
1. 《学记》的教学原则
继志原则
《学记》还提供了另一个教学原则，即“继志”。它认为：善于唱歌的人让别人接续其音调，善于教人的人让人继续其志向。如果教师的教学能够做到言辞简约而意思通达，道理精微而说理完善，论证虽少却意旨明白，就能够让人领会其意图，从而让学生将自己的志向继承下去。
长善救失原则
教师还应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学记》把人在学习上容易犯的毛病归纳为四种：贪多务得、孤陋寡闻、掉以轻心、遇难则退。这四种毛病，因人而异。做教师的人如果能了解不同的人的毛病所在，就能够纠正他们的错误。教的基本目的，就是发挥学生的长处，改正他们的弱点。
2. 《学记》关于“大学”实行原则的观点
一是“豫”，即在不好的的行为发生之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二是“时”，即能够在人的最佳受教育时间而对他施行教育；三是“孙”，即按照学生的长幼大小实施教学；四是“摩”，即同学之间应当以切磋学问相交往。《学记》认为，这四者，是教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所在。
但是，如果在不好的行为发生之后才去禁止它，就会相互抵触，难于克服；过了最佳的年龄阶段而去接受教育，就会费时费力而难于成就；不按照长幼大小的顺序而胡乱去教，就会导致教学秩序的混乱而不能实现教学目标；独自一个人学，没有朋友相互切磋学问，就会孤陋寡闻；沉溺于狐朋狗友的嬉戏玩耍，就会违背老师的教诲；究心于邪僻之事的搜集传播，就会浪费自己的学业。《学记》认为，这六点，是教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所在。
3. 《学记》关于“学”的价值的观点
《学记》认为：单纯在立身行事上循规蹈矩，只不过能获得一点点好名声，并不足以得到民众的拥护；能够亲近贤人并能够关怀不在自己统治范围之内的人，虽然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尚不足以感化他们。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要想感化民众、改变风俗，就必须借助于“学”。而要求“学”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不学，不知道”。这个“道”，显然是指一种统治策略。所以古代的圣主贤君在建立国家、治理民众时，都把教人、学道当着头等大事来抓。只有通过“学”，才能够知道那些优秀的统治策略的优秀之处。正因为不断地“学”，才知道自己有不足；正因为通过“教”，才知道自己亦有困窘的时候。知道不足，才能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知道自己会有困窘的时候，才能够发愤图强。所以说：教学相长（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教”和“学”都是统治者本人的政治行为，和纯粹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不是一回事。至于后人将《学记》的“教学相长”演绎成一种教学规律或原则，那时后人的事，与《学记》的本来意义无关。
4. 《学记》关于教学管理的观点
入学的时候，要举行祭祀先贤的典礼，目的是表示对“道”的崇敬之心。然后演习《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一开始就让学生明白学以做官为目的。进学之后，击鼓集合，开箧讲书，以让学生敬重其学业。用“夏楚”二物来惩罚违反学规的学生，以约束其行为。不到大祭的时候，天子不举行视学的典礼，以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学业。平时经常查访，但不告诉学生，以让学生专心于学业。年纪小的人只是听课而不向老师提问，以表示尊重长者。《学记》认为，这七个方面，乃是教学管理的最高原则。
5. 《学记》关于求师与尊师的观点
《学记》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教学之盛衰的原因，他就有资格去当一名教师了。因此，称职的教师不仅懂得教学的基本原则，还能根据这种原则而实施自己的教学。
《学记》认为：治学的人知道追求最高学问的难易且知道所治学问的优劣，就具备了旁征博引的说理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够做老师。只有具备了做老师的能力，才有能力做官长。只有具备了做官长的能力，才能够做一方之君。因此，教师在本质上是为学习做君主做准备的，故选择老师，就不能不慎重。
另一方面，治学的人最难做到的是尊重老师。只有真正尊重老师，“道”才能为人所尊信。也只有“道”为人所尊信之后，普通民众才知道治学。故此，贤明的国君是不把老师作为自己的臣下的。
同要求教师需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一样，作为学生，他在从事学习时也需要懂得学习的技巧。善于学习的人，老师教的轻松，却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善于学习的人则刚好相反。善于向老师求教的人，先问简单的问题，然后再问复杂的问题。善于回答老师提问的人，亦根据问题的大小进行回答。
6. 《学记》关于学业安排的观点
学业的安排，不仅在常时课程上有规范的学业，而且在正课之外还有课外学业。课外的学业实是完善课内学业的基础，就如同不学习练习弹奏杂曲，就不能熟练把握弹奏规范乐曲的技巧；不了解譬喻比方，就不能理解诗歌表达的技巧；不学习各种服饰的意义和用途，就不能领会正规典礼对服饰的要求。因此，如果学习者本人对所学的内容一无所知，就不能够“乐学”。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学习，一方面在正课上认真修习，另一方面在课外进行广泛探讨，所以安于学业，亲近老师，与同学相处融洽，而对“道”信奉不疑。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老师在旁，也不会离经叛道。
相反，如果教师只是照本宣科，频繁提问，急于求成，自己既对教无所用心，又不能根据学生的才质高下而教导之，教法不正确，却要求达到好效果，只会导致学生厌恶学习，痛恨老师，害怕学业的艰难而不知道学习的益处，虽然学完了课程，但很快就会背离老师所教的一切。而这一点，正是教学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7. 《学记》关于学制的观点
《学记》借述古之名，构筑了一个包含家塾、党庠、术序、国学在内的学校体系，虽然它没有对学校本身进行具体的描述，却对国学的教育阶段进行了划分。按照它的说法，国学每年招收学生入学，隔一年进行考试。在学第一年，考察学生分析经书章句、辨析字句之义的水平；第三年，考察学生是否专心学业、团结同学；第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习经书、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学生讨论学业、选择益友的能力，叫做“小成”；第九年，考察学生的类推水平和通达道理以及临事不惑的能力，叫做“大成”。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够去感化民众，养成良好的风俗，而得到周围民众的拥护和远方之人的向往。《学记》认为，这就是“大学”（大人之学）所追求的目标。
（摘自《中国教育史话》）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郭齐家
一、当今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各级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人才规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在21世纪我们国家、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因此，上到党和国家领导层，下到普通大中小学各级各类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亿万学生及其家长都对素质教育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这就是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孔子说的“性”，是人们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习”就是习染，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获得的基本品质。“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当代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把中国传统教育中“性与习”的关系称之为“性修不二”。熊先生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第622页）意。是说，人如果没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为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习”，即不从事于修为，则天性也不能显发。所以说，“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据，而“习”是成人的后天根据，二者是内在地统一的。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们根据当今世界变化和发展潮流，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当今国际社会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为了抢占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挑战。日本较早提出了“国际人”的人才培养要求，日本提出“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活能力的日本人，应加强国际理解的教育”。美国一个由33位大学校长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迎接挑战委员会在一份致总统的建议书中“建议”：1．支持并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学习；2．鼓励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互换；3．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4．帮助美国高校与外国高校开展教育与科研的合作交流。1994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四个支柱，即学知、学做、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
第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亦带来了对社会的危害和负面的影响。人类社会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与飞跃，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道德滑坡等等。“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善和恶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方面。
第三，文化时代的到来。其特点如下：一是知识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并处于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识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并且成为一种产业；三是知识已成为权力的象征，成为能影响财富、政治权力的最重要权力的来源。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
当前提出“素质教育”，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积极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培养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从消极方面说，是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而言的，其主要表现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向功利主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甚至是畸形发展。有些学生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局限于课本知识内，通过各种机械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取考试成绩的高分，但作为现代人应有的素质却非常贫乏，手拿高分成绩单，却缺少应有的适应社会的能力。重理轻文造成学生素质的低下。学生只看重自己的学习成绩，缺少对他人的和社会的关心。学生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素养，甚至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学生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贫乏。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终究是需要一种媒体，知识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最重要媒体之一，包括经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处理，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观：一是重知识，认为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质。这一观念在教育中被逐渐强化了，并影响到学生，使他们的学习较多地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二是重能力。相对而言，人的能力远比知识重要。因此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他们将接受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三是重素质。能力一方面不能覆盖人的全面素质，容易导致对非智力因素的忽视。另一方面，能力和素质比较而言，素质更内在、更根本，而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因此教育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落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注意整体的人格的提高，把以往重知识、重能力的教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人的素质的新水平上来。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身心潜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人格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种认识应当说既包括了对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也肯定了知识的基础作用。这种认识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江泽民主席1992年9月9日在北京师大庆祝校庆九十周年之际为师大的题辞：“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谱写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10月6日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7年9月12日江主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及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及其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历史联系。1997年11月1日江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论断不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价值，而且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根据江主席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我们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与当前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它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吸取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
二、孔子与“素质教育”
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美国考察时发表演说，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墨子。他说：“孔墨教育含有三种性质：（一）专门教育；（二）陶养德性；（三）社会教育。孔子有普通学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专门学四种：甲．修词学；乙．伦理学；丙．政治学；丁．文学。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其总的道德主义为中庸，与西哲亚里士多德相似，又极注重社会教育，故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9、425—426页）
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参阅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载《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马融注日：“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庶鄙等种类。西周的学校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是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这就是蔡元培先生讲的孔子“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
当今“素质教育”讨论很热烈，有人认为其重要精神就是：面向全体、全面培养、全面发展，人人有得，学会高质量地生存。湖南泥罗人归纳“素质教育”是：“从孩子出发，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所谓孔墨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
修己一一讲的是“德”。孔子无注意把握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忠。用否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要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恕。假如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称为黄金规则。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就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品德没有培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呀！
安人——讲的是“才”。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治国安邦的才干，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三个学生中挑选人才，孔子说：“由也果”（子路果断），“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均可在政位上独挡一面。（《论语·雍也》）孟武伯曾问孔子其弟子情况，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子路这个学生，如果有千动兵车的国家，可以叫他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冉求这个学生，千户人口的县份，可叫他当县长，百韧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叫他当总管）；“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西赤这个学生，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中，可以叫他接待外宾，办理交涉）。（以上见于《论语·公冶长》）
孔子还说，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论语·八份》）。“美”指声音，就艺术形式而言；“善”指内容，就艺术实质而言。还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认定掌握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应该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学习的主动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由此而来，“举一反三”成语亦由此而来。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四书章句集注》）
孔子还认为思考的主动性具体表现在遇到问题时就问“怎么办”，这意味着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孔子说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孔子经常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教育学生，例如当子夏读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几句诗（巧妙的笑容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啊！），问孔子是什么意思，孔子就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然后画花，作画须先有素洁的底子）。子夏领会到孔子是说“礼”须建立于“仁”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但于夏对这个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问孔子：“礼后乎？”（是说礼在后吧？）孔子听了很高兴，称赞说：“能够阐发我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论语·八份》）这首诗的原意如何，且不去究论，只是从教学法的角度分析，显然孔子在这里运用的是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他避免了用简单的道德说教，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动地去认识“仁”的意义，从而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
孔子通过长期的私人讲学的实践，创造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把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结合起来，即从学生的个人实际出发，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宋儒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由于孔子注意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所以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往往学生问同一样的问题，而孔子回答却不尽相同。如孟前子问孔子：“怎么才算孝？”孔子答：“无违。”意思是说，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潜越，这才算是孝。孟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生活还注意照顾，于是就提出加强对父母的恭敬，所以说：“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回答曰：“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论语·为政》）
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三、《学记》与“素质教育”
《学记》是《小戴礼记》49篇中的一篇。《学记》成一书于战国后期，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体系比较严整而又极有价值的一篇，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更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学记》在具体分析教学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教育与教学的原则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也是当今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应认真参考。细心体会的。
1．教学相长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
然后知因。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这两方面辩证的统一的互动过程，是教与学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教也是学，教即是学。教与学是互相促进、提高教的水平。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学习的努力，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学记》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都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在今天推进“素质教育”来说，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
韩愈后来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相互为师”的观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既肯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明确提出“相互为师”的新思想。教人要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向他学习，建立新的相互为师的师生关系。提倡这种原则的即在现代世界教学论著中亦属罕见。这个原则对于我们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师生关系，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藏息相辅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学记》认为课外活动是课内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作业在内，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学习。正课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辩证的统一，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学习与休息之间辩证的统一，“亲师”与“乐友”之间辩证的统一，这些朴素的教育辩证法，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是锤炼不出来的。
目前教育领域学生超负现象严重，许多学校的减负工作方向和措施是正确的。但也有的走进了误区。该减的不减，不该减的减了。如课业负担不减，把课外活动、兴趣班如绘画航模先减了；收费的减不收费的也减，一减永逸；只向45分钟要质量，下课放学赶学生走，关门大吉。把学生一味推向家庭和社会，游戏机厅及社会收费活动场所红火起来。一课一书不是不要课外书，有的学生课余连课外书也不读了。其实真正的素质教育无处不在。“减负”是手段，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才是目的。为此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全方位教育目标观，不能因课程、教育途径、方法和每个人的工作分工不同而把全面素质的和谐发展割裂开来。要树立全程教育观，从入学到毕业，从活动开始到结束，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到社会劳动实践，从学校到社会、家庭、宿舍等都要进行教育。
3．预时孙摩
预：“禁于未发之谓预”，“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即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教师要注意加以预防，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这就叫预防不良倾向产生的教育原则。
时：“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即抓住适当时机，及时地进行教育，把握最佳学习时机，因势利导，便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就叫及时的教育原则。
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即孟子讲的学习如流水，“盈科而后进”，反对“堰苗助长”。亦即不越级，要按照次序地进行教育，这就叫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
摩：“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就叫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的原则。
4．善喻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率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记》说，一个优秀的教师总是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教育学生，那就是：要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要激励学生，而不强制使之顺从；要启发学生，而不一下把结论和盘托出来。引导他们而不牵着走，则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就会和谐融洽；激励而不强制使之顺从，学生学习起来感到安易、容易；启发而又有所含蓄，就可以让学生去独立思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是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能够举一反三。这个“一”是能够迁移的，能触类旁通、自我扩散的知识点。教师优秀与否就是看他教的是“一”还是“三”。在教育教学方法上要遵循“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启发教育原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轻学生的不适当的负担，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
5．长善救失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学习存在着四种缺点，教师必须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学生在吸取知识过程中，有的缺点表现在贪多务得，过于庞杂；有的缺点表现在单打一，知识面流于狭窄；有的缺点表现在对学习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浅尝辄止；有的缺点表现在畏难而退，缺乏攻关的勇气。这四种缺点类型反映着学生对待学习不同的心理状态。教师只有了解了学生这些心理状态，才能矫正这些缺点。良好的教育方法就在于：它既善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善于克服学生的缺点。
多与寡，易与难并非固定不变的。得与失，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礼记·章句》卷十八）
“长善救失”，发扬优点以克服缺点，这也就是运用矛盾的转化规律，运用动力定型的改变规律，从依靠优点入手，发扬优点，逐步巩固，克服缺点，使缺点降级或完全克服。这便是使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互换位置——转化。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学生，一定要辩证地看问题，看到学生身上的优点、积极因素，即使次要的隐蔽着的也要看到。用自身的优点、积极因素克服自身的缺点、消极因素，这就是长善救失、扬长补短。这个原则既包含有重视正面教育的意思，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
6．善教继志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学记》认为优秀的歌唱家会使听众不约而同地跟着他歌唱，优秀的教师会使学生自觉地跟着他指引的方向去学习。教师讲解能引人入胜，就在于其语言简练而道理明彻，叙述浅近而含义深远，举例不多而富于启发。
这说明教师应该是为一定的社会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测量教育效果的尺度，不只是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的增进，最根本的乃是理想志向给予他们的影响的深度。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是《学记》所反映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精义之所在，是令人回味的。
《学记》认为教学是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互动的过程。非拔苗助长一蹴而就。教育如同制造可塑性极强的材料，而不是做现成的器具。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植物或动物甚至是容器，把教育教学理解成盛装东西或育苗的工具，是随意或机械加工原料出产品的工厂模式。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并促进素质发展提高的一种活动，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方向、可能性，有无限丰富的个性，教师要积极启发，因势利导，这是我们的学生观。《学记》很多可贵的教育思想都有助于我们建立“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观和学生观。
四、书院与“素质教育”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在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校书的场所，相当于一个图书馆或博物馆。书院也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徒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授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书院。宋初含教育性质的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茅山书院（江苏江宁）等。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之久。
书院的类型有官办的，有民办官助的，也有私人办的。书院的创立，可以补官学之不足，书院的办学的目标，首先是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人仕为官作为主要目标。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样化，不只是为了应考科举，可以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
书院教育德行、学问并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为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之要义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问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灵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
书院的山长（院长）或主讲，往往就是知名学者或是一个学派的大师，一般来说即成为该学派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基地，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建象山书院，明代王守仁、湛若水各标其学术主旨，纷建书院，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发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精神，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阮元建诂经精舍，重经史训诂，倡汉学。清末俞樾主持治经精舍（杭州）、王阁运主持尊经书院（成都），黄以周主持南青书院（江阴）都培养出一些博识通才、成绩卓著的学者。古人说“务学莫如务求师，”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内容，重视自己的特色，这是很重要的。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并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宋代已倡“会讲”，类似今天的学术讨论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争论，但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曾请陆九渊去讲学，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众感动有流涕者。朱熹把陆所讲的刻在石碑上。朱陆学派不同，请不同学派学者来讲学，并且这样重视，既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风，也表现出学术上互相尊重的高尚风格。明代书院从“会讲”发展为“讲会”，即将会讲制度化，形成组织，并订会约，类似今天的民间学会、民间学术研究团体。
书院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宋以后流行的各家语录，即是师弟子间回答的纪录。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师生朝夕相处，同学互相切磋，从起居生活到学习研究都在一起。大师以“人师”自律，学生则以“醇儒”自策。弟子视师长如父兄，师长视学生如子弟，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团结和睦，亲如一家，这也是书院制的特点，很值得我们今天教育上重视。
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它虽未用书院之名，但颇具书院的性质，延聘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烙。赵元任“四大导师”。虽然只办了四年，但培养出好些知名学者。
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O年4月）
1925年3月6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清华周刊》第36O期，1925年11月）
同年，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现代评论》第二卷39期，1925年9月）
任、陈《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中心思想是取西方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中国古代书院教学之精神，使二者合而为
钱穆先生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68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教书”与“育人”并重，所以书院的特点与优势，应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4月的《清华学校》第13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一解》，此期是（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梅是首批“庚款”留美生，留美学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回国后任教清华，长期教数学、物理、英文等课，1926年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经教授选举为教务长。1928年开始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常驻美国。1931年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学的专业是科学，而不是“人文”，更不是“中国人文”，他曾长期生活于、实践于美国高校，深知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历史和理论。可是梅氏总结中国大学教育经验，却鲜明地、坚定地选用中国人文经典《大学》的原理，而不是选用他亦深知的美国西方的原理，始终贯彻前者，而将后者放在比较、参考的地位上。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由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演化而来，而是自西方移植而来。但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不同，精神相通，这是中外古今相通的教育的最大目的。教育的最大目的，属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相通。在梅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之树立楷模与学子之自身修养。他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号，1931年12月）这一思想，在《大学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懦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奏远哉！”此语若出于章太炎、梁启超，或者马一浮、梁漱滇，一点也不奇怪，而出之于中国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口，则非同寻常。他掌握的事实，是现实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文与科学的统一。
总之，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
我们希望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想能够实现：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国之人格教育，德国法国之专深研究，美国之服务社会。但在此之前，如何协调西方教育体制与东方传统精神、政府行为与民间学术、人文修养与专才教育、大学规模与教学水平、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乃至大学的结构与主体、功用与义务等等，值得认真研究。（参阅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五、中国传统师德与“素质教育”
所谓“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包括教师的道德品质、思想信念、对事业的态度和感情以及有关的行为习惯等等。
现就其中一些著名教育思想家论述过的“师德”，作一简略介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陶冶学生的品德，教导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专长等等，都是教师的重大职责，用今天的话来说，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这是教师的重大职责。孔子根据自己教育实践的体会，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正派，就是不发命令，学生也会执行；如果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不正派，就是发命令，学生也不听从。孔子还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自身不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孔子的学生子贡称赞孔子教人“正身以俟”。荀子颂扬孔子“早正以待”。（《荀子·儒效》）
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教师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他认为可以同学生谈，进行“有言之教”，而不去同他谈，这叫做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只能进行“元言之教”，却去同他谈，这叫做浪费了言语。一个聪明、合格的教师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语。应该采用“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两种方式。
“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行动。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给学生作出榜样，教师提倡要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教师所说和所做的一致，证明所说的是正确的，所做是合理的。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孔子对学生说过：“予欲无言”，他的学生说：“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传述的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所谓“无言之教”，就是通过暗示、榜样去影响学生，潜移默化，“其德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是说教师对自己则要努力学习，永不满足；教师对学生则要勤奋教导，不知疲倦。
《论语·述而》引孔子的话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去尔已矣。”他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我只不过是学习和工作从不厌倦，教诲学生总不知疲倦，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他的学生公西华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正是我们学生所难以学到的啊！
《吕氏春秋·尊师》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怎样称道您老人家？孔子说，我何足以称道呢？一定要说时，算做好学不满足，好教而不知疲倦，大概就这样吧！
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3．爱护学生，无隐无私
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教师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师德的重要内容。孔子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论语·颜渊》）孔子说仁者爱护人、关心人、把人当人对待；智者善于了解人，识别人。孔子爱护学生、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品德学业的增进和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爱护他能够不叫勤劳吗？忠于他能够不教诲他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是丘也。”（《论语·述而》）学生们以我会隐瞒什么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不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孔子对学生为学与为人毫无保留，做到了“无隐无私”。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对于年轻一代，孔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这里包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发展观点，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担当时，年青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即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
孔子很重视学生的特长，并且虚心向他们学习。据《论衡·定贤》载，孔子曾说，颜渊的仁德，子贡的口才，子路的勇敢，子张的庄重，都胜过自己。但他能够吸取学生们的长处而避免他们的短处，所以他能够做学生们的老师。可见不断地虚心向他人学习，也包括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以众人为亲，以众人为师，这是一个教师应该具备的品德。
就《论语》上记载的材料看来，一方面表现出孔子对弟子们的关怀爱护，另一方面表现出弟子们对老师的敬爱尊重，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而又亲切自然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的关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优秀传统。热爱教育，忠于学生，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毅力，对青少年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关怀，这是教师应具备的情感意志品质，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4．讲究教法，循循善诱
孔子认为教师要讲究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的心智。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提出“不愤不启，不诽不发”、“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正如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多方面的知识，又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规范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这说明孔子教育技巧之高超，它像一块磁性很强的吸铁石，把学生紧紧吸在自己的周围，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导发出诱人的魁力。由此可见，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技巧，讲究教学原则方法，是教师必备的一种心理品质，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也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的乐事。
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认为当教师是君子的责任，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把教师凌驾于君之上，所谓“是王者师也”。（《孟子·股文公上》）
孟子说：“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离娄下））认为道德修养高、有才智的教师不断以自己的德行、才智培养、影响他人，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贤才。突出了教师的育才作用。“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教师教导学生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在正确道路之中站住，有能力的便跟随着来。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教师不能包办代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起引路人的作用。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此出发，孟子主张教师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用正道教育学生，“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孟子“正己”的标准是仁义道德，如果自己不能按仁义道德行事，就会威信扫地，更不用说教育别人了。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还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孟子指的是那些自己懂不了多少却偏想摆教师架子的人。孟子是尊重教师的，是乐于当教师的，他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人，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地位，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他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宣称“天地”是生物之本，“先祖”是族类之本，“君师”是统治人民之本。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如果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就会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的局面。（《荀子·王制》）由此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荀子对教师道德品质提出了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荀子·致仕》）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威信，德高望重是为师必备的条件之一。第二，“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教师首先要具备善的品质，然后才可以教育他人。
《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所谓师，是用具体事例教导并用它说明各种德行的人。所谓保，是以自己谨慎的言行来辅佐世子使之归于正道的人。
《礼记·学记》由于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因此《学记》要求给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重道，师是道的代表，道的代言人，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学记》一方面要求给教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对全社会提出了尊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是故挥师不可不慎也！”《学记》严格要求教师“教学相长”，要求教师不断求得自身业务的进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记》指出凡做教师的必须深切明了教学所以成功和所以失败的原由，“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学记》指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还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对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五》上有一句话：“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西汉扬雄的《法言·学行》上有一句话：“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晋人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以徐特立同志说：“我们的教师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两种人格合二为一，这应是教师的完全人格。”“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42—243页）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所谓传道，是指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儒家的道统、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受业，是指当时读的古籍文献，掌握一定的解读古籍文献的能力；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重在传道，受业是为传道服务的。古文、经文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而传道又是通过受业完成的。如果教师只是“习其句读”而不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因“小”而失“大”，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他这样分析教师的任务是有意义的，把“传道”当作第一任务，把“受业”当作第二任务，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样排列顺序是明确的。分析“传道”与“受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受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智育之中，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智育进行的思想。对今天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借鉴意义。
我们今天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分负担、培养创新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前言：本篇记述学习的功用、方法、目的、效果，并论及教学为师的道理，与大学发明所学的道术，相为表里，故甚为宋代理学所推崇，以为《礼记》除〈中庸〉、〈大学〉之外，唯〈学记〉、〈乐记〉最近道。
按：本篇谈亲师敬业，是学者初入学时不可不知的事，比较大学所谈深奥的理论方法，更切于实用。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文，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易解：引发思虑，广求善良，只能做到小有名声，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自就教于贤者，体念远大的利弊，虽能够感动群众，仍然不足以教化人民。君子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入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易解：虽然是质地美好的玉，如果不经过琢磨，也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人虽然自称是万物之灵，如果不肯学习，也不会明白做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古时候的君主，建设国家，管理人民，都是以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工作。《尚书·兑命篇》说：要自始至终常常想到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易解：虽然有好菜摆在那里，如果不吃，也就不能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至善的道理（最好的义理），如果不去学习，也不能知道它的美好可贵。所以说：学习过后才知道自己的学识不够，教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学识不通达。知道不够，然后才能反省，努力向学。知道有困难不通达，然后才能自我勉励，发奋图强。所以说：教与学相辅相成的。《尚书·兑命篇》说：教别人能够收到一半学习的效果，教学互进。是这个意思。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进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学。
◎易解：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中设有「私塾」，一党中设有「庠」（五百家为党），一个遂中设有「序」（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一国之中设有「太学」。每年都有新生入学，隔年考试一次。入学一年之后，考经文的句读，辨别志向所趋；三年考察学生是否尊重专注于学业，乐于与人群相处；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笃行，亲近师长；七年时考察学生在学术上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及对朋友的选择，这时候可以称之为小成。九年时知识通达，能够触类旁通，遇事不惑而且不违背师训，就可以称之为大成。这时候才能够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然后附近的人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都来归附。这是大学教育的方法与次第。古书说：蚂蚁时时学习衔泥，然后才能成大垤。就是这个意思。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易解：大学开学的时候，学生都穿著礼服，以苹藻之菜祭祀先圣先师，表示尊师重道；先练习《诗·小雅》及《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劝勉学生以莅官事上之道；击鼓召集学生，正式打开书箧（书包），希望学生以谦逊谨慎的态度学习；夏楚两物（教鞭）是用来警惕鞭策学生，收到整肃威仪的效果；夏天的大祭（天子祭天）未实施以前，天子、诸侯不急着到学校去视察，为的是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发展志向；教师常常观察学生，但是并不轻易发言，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加以指导，是要使学生自动自发（《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至于年幼的学生，只听讲而不能乱发问，是因为学习要按照进度顺序（次第）进行。这七项是教学的大道理，非常重要。古书说：凡学习做官，领导人民，先学习管理事情，要作一个读书人先学习立志。就是这个意思。（志者存心也，志气志气，志者气之导，心之引也。）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阙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易解：大学施教是讲究方法的，是顺着时序而教的，如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所教授的都有正常的科目，学生下课及放假的时候，也都有指定的研究课业。（宋人改为：「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句读略有不同。）学习要有方法，如果不从『操、缦』这些小曲学起，指法不纯熟，琴、瑟就弹不好；不从通晓鸟兽草木，天时人事学会譬喻，诗就作不好；不学会洒扫应对，礼节就行不恰当，对于六艺等技艺没有兴致，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所以君子在学习方面，要藏之于心，表现在外，不论休息或游乐的时候，都念念不忘，能够这样，才能安于学习，亲近师长；与同学相处融洽而且信奉自己所学的真理。能够这样虽然离开了同学师长，也不会背弃道义。《尚书·说命篇》说：恭敬谦顺，努力不倦，如此修行便能成功。就是这个意思。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由乎！
◎易解：现今之教人者，口里虽然念着书本，心里并不通达，故意找些难题来问学生，讲一些枯燥无味的名物制度，让人听不懂；但求多教，不管学生明不明白。而且教人时没有一点诚意，又不衡量学生的程度与学习能力；对学生的教导违反情理，学生求学也违逆不顺。如此一来，使得学生愈来愈厌恶学习而且憎恶师长；以学习为难为苦，而不明白学习的快乐与好处。虽然课业勉强读完了，也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教育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就在此。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为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易解：大学教人的方法，在一切邪恶的念头未发生之前，就用礼来教育，来约束禁止，这就是预备、防备的意思（古德所谓防患于未然是也）。当学生可以教诲的时候才加以教导，就叫做合乎时宜。依据学生的程度，不跨越进度，不超出其能力来教导，就叫做循序渐进。使学生互相观摩而学习他人的长处，就叫做切磋琢磨。这四种教学方法，是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僻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易解：邪恶的念头已经发生，然后再来禁止，因为错误的观念已经坚不可拔，教育亦难以胜任。适当的学习时期过了才去学，虽然努力苦学，也难有成就。东学一点西学一些，却不按照进度学习，只是使头脑混乱毫无条理而已。没有同学在一起研讨，切磋琢磨，便落得孤单落寞而少见闻。结交不正当的朋友，会导致违背师长的教训，不良的习惯，会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项，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易解：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也明白教育之所以衰落的道理，然后就可以为人师表了。所以君子的教化是善于晓喻，让人明白道理，只加以引导，而不去强迫别人服从；对待学生严格，但并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加以启发，而不将结论和盘托出。只引导而不强迫，使学习的人容易亲近。教师严格而不压抑，使学生能够自由发挥，得以充分发展。只加以启发而不必全部说出，使学生能够自己思考。（以免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人亲近又能自动思考，这才是善于晓喻了。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就其失者也。
◎易解：学习的人有四种过失容易犯，教导的老师一定要知道。人在学习的时候，或有贪多而不求甚解的毛病，或有得少为足的毛病，（知道一些就满足了）或有认为太容易，生起轻忽，不认真学习的毛病，或有自我设限，不求进步的毛病。这四种心理都不相同，必需先明白这些心理，然后才能挽救这些缺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增长优点挽救过失的。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易解：善于唱歌者，能使人沉醉在歌声中流连不忘，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志向而努力不懈。教的言语虽然简要却通达晓畅，含蓄而允当，很少用比喻而且容易明白；可算是能使人继承其志了。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易解：君子知道求学深浅难易的顺序，对于个人的特性差异都能了解，然后方能因材施教。能广泛地晓喻，然后才有能力作老师；能够作老师，才能做官长；能做官长，才能作领袖。所以能作一个好老师，就是学作领袖的开始。所以选择老师不可以不谨慎。古书说：三王（伏羲神农黄帝称三皇 ）四代（虞夏殷周）对老师的选择都很慎重。就是这个意思。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易解：求学的道理，尊敬老师是最难做到的。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学问才会受到敬重。真理学问受到尊敬，然后人民才会敬重学问，认真学习。所以君主不以对待部属的态度来对待臣子的情形有两种：一种就是在祭祀时，臣子担任『尸』的时候，另一种就是担任君主老师的时候。大学的礼法，对天子授课时，老师不处于面朝北的臣位，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则小鸣，扣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易解：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很安闲，而教育效果反而加倍的好，学生更把功劳归诸于老师教导有方；对于不善学的人，老师教得很辛苦，效果却仅得一半，学生反而归罪于老师。善于发问的人，好比砍伐坚硬的木头，先从容易下手的软处开始，慢慢的扩及较硬的节目，时间久了，木头自然分解脱落；不善发问的人，使用的方法刚好相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有如撞钟，轻轻敲打则响应得小声，重力敲打，则响应的声音就很响亮，一定要打钟的人从容不迫，然后钟声才会余音悠扬传之久远，不善答问的人刚好相反，这都是增进学问的方法。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易解：自己没有心得，没有独到见解的人，不够资格作老师。一定要学生提出问题，才加以解答；学生心里有疑难，没有能力表达时，老师才加以开导；老师开导了，学生仍然不明白，虽然暂时放弃指导，等待将来也是可以的。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易解：良匠的儿子，想必也能学习补缀皮衣（古代工艺相近）；良弓的儿子，想必也能制作畚箕；刚学驾车的小马，都事先把小马系在车后，而车子就在马的前面，让马跟着学习。君子观察这三件事，就可以立定求学的志向了。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的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易解：古时候的学者，能够分析比较事物的异同之处，汇整成一类，譬如：鼓的声音并不相当于五音之中的任何一音，但是五音演奏，没有鼓的调和就显得不和谐。水的颜色并不相当于五色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五色的配合，没有水为之调和就无法鲜明。至于学者并不等于政府的任何一种官职，然而任何一种官职，不经过学习就没有办事的能力。又如老师，他不是人伦中的任何一种亲属关系，但是任何一种亲属，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就不懂得人伦之间的关系了。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易解：伟大的德行，不偏治一种职务；伟大的道理，不局限于一种事物；真正伟大可贵的诚信，不一定建立在山盟海誓上；恒久的四时虽不相同，却运转不停，是最准确的守时。如果能了解这四种情形，就可以立志学习伟大了。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易解：夏商周三代王者之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河是水的源头根本，海是河流的归处，先本而后末，这叫做『务本』。
《学记》的教育思想
1. 《学记》的教学原则
继志原则
《学记》还提供了另一个教学原则，即“继志”。它认为：善于唱歌的人让别人接续其音调，善于教人的人让人继续其志向。如果教师的教学能够做到言辞简约而意思通达，道理精微而说理完善，论证虽少却意旨明白，就能够让人领会其意图，从而让学生将自己的志向继承下去。
长善救失原则
教师还应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学记》把人在学习上容易犯的毛病归纳为四种：贪多务得、孤陋寡闻、掉以轻心、遇难则退。这四种毛病，因人而异。做教师的人如果能了解不同的人的毛病所在，就能够纠正他们的错误。教的基本目的，就是发挥学生的长处，改正他们的弱点。
2. 《学记》关于“大学”实行原则的观点
一是“豫”，即在不好的的行为发生之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二是“时”，即能够在人的最佳受教育时间而对他施行教育；三是“孙”，即按照学生的长幼大小实施教学；四是“摩”，即同学之间应当以切磋学问相交往。《学记》认为，这四者，是教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所在。
但是，如果在不好的行为发生之后才去禁止它，就会相互抵触，难于克服；过了最佳的年龄阶段而去接受教育，就会费时费力而难于成就；不按照长幼大小的顺序而胡乱去教，就会导致教学秩序的混乱而不能实现教学目标；独自一个人学，没有朋友相互切磋学问，就会孤陋寡闻；沉溺于狐朋狗友的嬉戏玩耍，就会违背老师的教诲；究心于邪僻之事的搜集传播，就会浪费自己的学业。《学记》认为，这六点，是教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所在。
3. 《学记》关于“学”的价值的观点
《学记》认为：单纯在立身行事上循规蹈矩，只不过能获得一点点好名声，并不足以得到民众的拥护；能够亲近贤人并能够关怀不在自己统治范围之内的人，虽然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尚不足以感化他们。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要想感化民众、改变风俗，就必须借助于“学”。而要求“学”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不学，不知道”。这个“道”，显然是指一种统治策略。所以古代的圣主贤君在建立国家、治理民众时，都把教人、学道当着头等大事来抓。只有通过“学”，才能够知道那些优秀的统治策略的优秀之处。正因为不断地“学”，才知道自己有不足；正因为通过“教”，才知道自己亦有困窘的时候。知道不足，才能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知道自己会有困窘的时候，才能够发愤图强。所以说：教学相长（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教”和“学”都是统治者本人的政治行为，和纯粹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不是一回事。至于后人将《学记》的“教学相长”演绎成一种教学规律或原则，那时后人的事，与《学记》的本来意义无关。
4. 《学记》关于教学管理的观点
入学的时候，要举行祭祀先贤的典礼，目的是表示对“道”的崇敬之心。然后演习《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一开始就让学生明白学以做官为目的。进学之后，击鼓集合，开箧讲书，以让学生敬重其学业。用“夏楚”二物来惩罚违反学规的学生，以约束其行为。不到大祭的时候，天子不举行视学的典礼，以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学业。平时经常查访，但不告诉学生，以让学生专心于学业。年纪小的人只是听课而不向老师提问，以表示尊重长者。《学记》认为，这七个方面，乃是教学管理的最高原则。
5. 《学记》关于求师与尊师的观点
《学记》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教学之盛衰的原因，他就有资格去当一名教师了。因此，称职的教师不仅懂得教学的基本原则，还能根据这种原则而实施自己的教学。
《学记》认为：治学的人知道追求最高学问的难易且知道所治学问的优劣，就具备了旁征博引的说理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够做老师。只有具备了做老师的能力，才有能力做官长。只有具备了做官长的能力，才能够做一方之君。因此，教师在本质上是为学习做君主做准备的，故选择老师，就不能不慎重。
另一方面，治学的人最难做到的是尊重老师。只有真正尊重老师，“道”才能为人所尊信。也只有“道”为人所尊信之后，普通民众才知道治学。故此，贤明的国君是不把老师作为自己的臣下的。
同要求教师需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一样，作为学生，他在从事学习时也需要懂得学习的技巧。善于学习的人，老师教的轻松，却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善于学习的人则刚好相反。善于向老师求教的人，先问简单的问题，然后再问复杂的问题。善于回答老师提问的人，亦根据问题的大小进行回答。
6. 《学记》关于学业安排的观点
学业的安排，不仅在常时课程上有规范的学业，而且在正课之外还有课外学业。课外的学业实是完善课内学业的基础，就如同不学习练习弹奏杂曲，就不能熟练把握弹奏规范乐曲的技巧；不了解譬喻比方，就不能理解诗歌表达的技巧；不学习各种服饰的意义和用途，就不能领会正规典礼对服饰的要求。因此，如果学习者本人对所学的内容一无所知，就不能够“乐学”。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学习，一方面在正课上认真修习，另一方面在课外进行广泛探讨，所以安于学业，亲近老师，与同学相处融洽，而对“道”信奉不疑。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老师在旁，也不会离经叛道。
相反，如果教师只是照本宣科，频繁提问，急于求成，自己既对教无所用心，又不能根据学生的才质高下而教导之，教法不正确，却要求达到好效果，只会导致学生厌恶学习，痛恨老师，害怕学业的艰难而不知道学习的益处，虽然学完了课程，但很快就会背离老师所教的一切。而这一点，正是教学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7. 《学记》关于学制的观点
《学记》借述古之名，构筑了一个包含家塾、党庠、术序、国学在内的学校体系，虽然它没有对学校本身进行具体的描述，却对国学的教育阶段进行了划分。按照它的说法，国学每年招收学生入学，隔一年进行考试。在学第一年，考察学生分析经书章句、辨析字句之义的水平；第三年，考察学生是否专心学业、团结同学；第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习经书、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学生讨论学业、选择益友的能力，叫做“小成”；第九年，考察学生的类推水平和通达道理以及临事不惑的能力，叫做“大成”。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够去感化民众，养成良好的风俗，而得到周围民众的拥护和远方之人的向往。《学记》认为，这就是“大学”（大人之学）所追求的目标。
（摘自《中国教育史话》）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郭齐家
一、当今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各级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人才规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在21世纪我们国家、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因此，上到党和国家领导层，下到普通大中小学各级各类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亿万学生及其家长都对素质教育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这就是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孔子说的“性”，是人们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习”就是习染，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获得的基本品质。“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当代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把中国传统教育中“性与习”的关系称之为“性修不二”。熊先生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第622页）意。是说，人如果没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为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习”，即不从事于修为，则天性也不能显发。所以说，“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据，而“习”是成人的后天根据，二者是内在地统一的。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们根据当今世界变化和发展潮流，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当今国际社会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为了抢占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挑战。日本较早提出了“国际人”的人才培养要求，日本提出“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活能力的日本人，应加强国际理解的教育”。美国一个由33位大学校长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迎接挑战委员会在一份致总统的建议书中“建议”：1．支持并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学习；2．鼓励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互换；3．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4．帮助美国高校与外国高校开展教育与科研的合作交流。1994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四个支柱，即学知、学做、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
第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亦带来了对社会的危害和负面的影响。人类社会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与飞跃，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道德滑坡等等。“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善和恶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方面。
第三，文化时代的到来。其特点如下：一是知识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并处于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识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并且成为一种产业；三是知识已成为权力的象征，成为能影响财富、政治权力的最重要权力的来源。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
当前提出“素质教育”，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积极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培养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从消极方面说，是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而言的，其主要表现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向功利主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甚至是畸形发展。有些学生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局限于课本知识内，通过各种机械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取考试成绩的高分，但作为现代人应有的素质却非常贫乏，手拿高分成绩单，却缺少应有的适应社会的能力。重理轻文造成学生素质的低下。学生只看重自己的学习成绩，缺少对他人的和社会的关心。学生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素养，甚至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学生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贫乏。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终究是需要一种媒体，知识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最重要媒体之一，包括经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处理，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观：一是重知识，认为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质。这一观念在教育中被逐渐强化了，并影响到学生，使他们的学习较多地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二是重能力。相对而言，人的能力远比知识重要。因此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他们将接受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三是重素质。能力一方面不能覆盖人的全面素质，容易导致对非智力因素的忽视。另一方面，能力和素质比较而言，素质更内在、更根本，而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因此教育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落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注意整体的人格的提高，把以往重知识、重能力的教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人的素质的新水平上来。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身心潜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人格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种认识应当说既包括了对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也肯定了知识的基础作用。这种认识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江泽民主席1992年9月9日在北京师大庆祝校庆九十周年之际为师大的题辞：“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谱写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10月6日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7年9月12日江主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及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及其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历史联系。1997年11月1日江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论断不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价值，而且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根据江主席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我们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与当前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它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吸取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
二、孔子与“素质教育”
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美国考察时发表演说，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墨子。他说：“孔墨教育含有三种性质：（一）专门教育；（二）陶养德性；（三）社会教育。孔子有普通学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专门学四种：甲．修词学；乙．伦理学；丙．政治学；丁．文学。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其总的道德主义为中庸，与西哲亚里士多德相似，又极注重社会教育，故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9、425—426页）
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参阅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载《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马融注日：“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庶鄙等种类。西周的学校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是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这就是蔡元培先生讲的孔子“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
当今“素质教育”讨论很热烈，有人认为其重要精神就是：面向全体、全面培养、全面发展，人人有得，学会高质量地生存。湖南泥罗人归纳“素质教育”是：“从孩子出发，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所谓孔墨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
修己一一讲的是“德”。孔子无注意把握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忠。用否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要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恕。假如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称为黄金规则。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就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品德没有培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呀！
安人——讲的是“才”。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治国安邦的才干，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三个学生中挑选人才，孔子说：“由也果”（子路果断），“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均可在政位上独挡一面。（《论语·雍也》）孟武伯曾问孔子其弟子情况，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子路这个学生，如果有千动兵车的国家，可以叫他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冉求这个学生，千户人口的县份，可叫他当县长，百韧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叫他当总管）；“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西赤这个学生，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中，可以叫他接待外宾，办理交涉）。（以上见于《论语·公冶长》）
孔子还说，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论语·八份》）。“美”指声音，就艺术形式而言；“善”指内容，就艺术实质而言。还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认定掌握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应该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学习的主动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由此而来，“举一反三”成语亦由此而来。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四书章句集注》）
孔子还认为思考的主动性具体表现在遇到问题时就问“怎么办”，这意味着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孔子说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孔子经常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教育学生，例如当子夏读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几句诗（巧妙的笑容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啊！），问孔子是什么意思，孔子就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然后画花，作画须先有素洁的底子）。子夏领会到孔子是说“礼”须建立于“仁”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但于夏对这个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问孔子：“礼后乎？”（是说礼在后吧？）孔子听了很高兴，称赞说：“能够阐发我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论语·八份》）这首诗的原意如何，且不去究论，只是从教学法的角度分析，显然孔子在这里运用的是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他避免了用简单的道德说教，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动地去认识“仁”的意义，从而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
孔子通过长期的私人讲学的实践，创造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把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结合起来，即从学生的个人实际出发，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宋儒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由于孔子注意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所以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往往学生问同一样的问题，而孔子回答却不尽相同。如孟前子问孔子：“怎么才算孝？”孔子答：“无违。”意思是说，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潜越，这才算是孝。孟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生活还注意照顾，于是就提出加强对父母的恭敬，所以说：“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回答曰：“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论语·为政》）
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三、《学记》与“素质教育”
《学记》是《小戴礼记》49篇中的一篇。《学记》成一书于战国后期，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体系比较严整而又极有价值的一篇，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更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学记》在具体分析教学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教育与教学的原则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也是当今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应认真参考。细心体会的。
1．教学相长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
然后知因。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这两方面辩证的统一的互动过程，是教与学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教也是学，教即是学。教与学是互相促进、提高教的水平。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学习的努力，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学记》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都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在今天推进“素质教育”来说，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
韩愈后来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相互为师”的观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既肯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明确提出“相互为师”的新思想。教人要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向他学习，建立新的相互为师的师生关系。提倡这种原则的即在现代世界教学论著中亦属罕见。这个原则对于我们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师生关系，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藏息相辅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学记》认为课外活动是课内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作业在内，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学习。正课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辩证的统一，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学习与休息之间辩证的统一，“亲师”与“乐友”之间辩证的统一，这些朴素的教育辩证法，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是锤炼不出来的。
目前教育领域学生超负现象严重，许多学校的减负工作方向和措施是正确的。但也有的走进了误区。该减的不减，不该减的减了。如课业负担不减，把课外活动、兴趣班如绘画航模先减了；收费的减不收费的也减，一减永逸；只向45分钟要质量，下课放学赶学生走，关门大吉。把学生一味推向家庭和社会，游戏机厅及社会收费活动场所红火起来。一课一书不是不要课外书，有的学生课余连课外书也不读了。其实真正的素质教育无处不在。“减负”是手段，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才是目的。为此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全方位教育目标观，不能因课程、教育途径、方法和每个人的工作分工不同而把全面素质的和谐发展割裂开来。要树立全程教育观，从入学到毕业，从活动开始到结束，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到社会劳动实践，从学校到社会、家庭、宿舍等都要进行教育。
3．预时孙摩
预：“禁于未发之谓预”，“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即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教师要注意加以预防，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这就叫预防不良倾向产生的教育原则。
时：“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即抓住适当时机，及时地进行教育，把握最佳学习时机，因势利导，便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就叫及时的教育原则。
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即孟子讲的学习如流水，“盈科而后进”，反对“堰苗助长”。亦即不越级，要按照次序地进行教育，这就叫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
摩：“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就叫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的原则。
4．善喻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率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记》说，一个优秀的教师总是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教育学生，那就是：要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要激励学生，而不强制使之顺从；要启发学生，而不一下把结论和盘托出来。引导他们而不牵着走，则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就会和谐融洽；激励而不强制使之顺从，学生学习起来感到安易、容易；启发而又有所含蓄，就可以让学生去独立思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是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能够举一反三。这个“一”是能够迁移的，能触类旁通、自我扩散的知识点。教师优秀与否就是看他教的是“一”还是“三”。在教育教学方法上要遵循“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启发教育原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轻学生的不适当的负担，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
5．长善救失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学习存在着四种缺点，教师必须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学生在吸取知识过程中，有的缺点表现在贪多务得，过于庞杂；有的缺点表现在单打一，知识面流于狭窄；有的缺点表现在对学习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浅尝辄止；有的缺点表现在畏难而退，缺乏攻关的勇气。这四种缺点类型反映着学生对待学习不同的心理状态。教师只有了解了学生这些心理状态，才能矫正这些缺点。良好的教育方法就在于：它既善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善于克服学生的缺点。
多与寡，易与难并非固定不变的。得与失，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礼记·章句》卷十八）
“长善救失”，发扬优点以克服缺点，这也就是运用矛盾的转化规律，运用动力定型的改变规律，从依靠优点入手，发扬优点，逐步巩固，克服缺点，使缺点降级或完全克服。这便是使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互换位置——转化。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学生，一定要辩证地看问题，看到学生身上的优点、积极因素，即使次要的隐蔽着的也要看到。用自身的优点、积极因素克服自身的缺点、消极因素，这就是长善救失、扬长补短。这个原则既包含有重视正面教育的意思，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
6．善教继志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学记》认为优秀的歌唱家会使听众不约而同地跟着他歌唱，优秀的教师会使学生自觉地跟着他指引的方向去学习。教师讲解能引人入胜，就在于其语言简练而道理明彻，叙述浅近而含义深远，举例不多而富于启发。
这说明教师应该是为一定的社会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测量教育效果的尺度，不只是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的增进，最根本的乃是理想志向给予他们的影响的深度。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是《学记》所反映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精义之所在，是令人回味的。
《学记》认为教学是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互动的过程。非拔苗助长一蹴而就。教育如同制造可塑性极强的材料，而不是做现成的器具。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植物或动物甚至是容器，把教育教学理解成盛装东西或育苗的工具，是随意或机械加工原料出产品的工厂模式。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并促进素质发展提高的一种活动，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方向、可能性，有无限丰富的个性，教师要积极启发，因势利导，这是我们的学生观。《学记》很多可贵的教育思想都有助于我们建立“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观和学生观。
四、书院与“素质教育”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在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校书的场所，相当于一个图书馆或博物馆。书院也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徒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授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书院。宋初含教育性质的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茅山书院（江苏江宁）等。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之久。
书院的类型有官办的，有民办官助的，也有私人办的。书院的创立，可以补官学之不足，书院的办学的目标，首先是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人仕为官作为主要目标。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样化，不只是为了应考科举，可以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
书院教育德行、学问并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为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之要义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问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灵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
书院的山长（院长）或主讲，往往就是知名学者或是一个学派的大师，一般来说即成为该学派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基地，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建象山书院，明代王守仁、湛若水各标其学术主旨，纷建书院，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发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精神，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阮元建诂经精舍，重经史训诂，倡汉学。清末俞樾主持治经精舍（杭州）、王阁运主持尊经书院（成都），黄以周主持南青书院（江阴）都培养出一些博识通才、成绩卓著的学者。古人说“务学莫如务求师，”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内容，重视自己的特色，这是很重要的。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并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宋代已倡“会讲”，类似今天的学术讨论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争论，但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曾请陆九渊去讲学，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众感动有流涕者。朱熹把陆所讲的刻在石碑上。朱陆学派不同，请不同学派学者来讲学，并且这样重视，既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风，也表现出学术上互相尊重的高尚风格。明代书院从“会讲”发展为“讲会”，即将会讲制度化，形成组织，并订会约，类似今天的民间学会、民间学术研究团体。
书院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宋以后流行的各家语录，即是师弟子间回答的纪录。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师生朝夕相处，同学互相切磋，从起居生活到学习研究都在一起。大师以“人师”自律，学生则以“醇儒”自策。弟子视师长如父兄，师长视学生如子弟，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团结和睦，亲如一家，这也是书院制的特点，很值得我们今天教育上重视。
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它虽未用书院之名，但颇具书院的性质，延聘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烙。赵元任“四大导师”。虽然只办了四年，但培养出好些知名学者。
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O年4月）
1925年3月6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清华周刊》第36O期，1925年11月）
同年，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现代评论》第二卷39期，1925年9月）
任、陈《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中心思想是取西方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中国古代书院教学之精神，使二者合而为
钱穆先生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68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要求教师“教书”与“育人”并重，所以书院的特点与优势，应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4月的《清华学校》第13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一解》，此期是（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梅是首批“庚款”留美生，留美学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回国后任教清华，长期教数学、物理、英文等课，1926年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经教授选举为教务长。1928年开始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常驻美国。1931年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学的专业是科学，而不是“人文”，更不是“中国人文”，他曾长期生活于、实践于美国高校，深知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历史和理论。可是梅氏总结中国大学教育经验，却鲜明地、坚定地选用中国人文经典《大学》的原理，而不是选用他亦深知的美国西方的原理，始终贯彻前者，而将后者放在比较、参考的地位上。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由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演化而来，而是自西方移植而来。但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不同，精神相通，这是中外古今相通的教育的最大目的。教育的最大目的，属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相通。在梅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之树立楷模与学子之自身修养。他说：“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号，1931年12月）这一思想，在《大学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懦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奏远哉！”此语若出于章太炎、梁启超，或者马一浮、梁漱滇，一点也不奇怪，而出之于中国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口，则非同寻常。他掌握的事实，是现实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文与科学的统一。
总之，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
我们希望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想能够实现：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国之人格教育，德国法国之专深研究，美国之服务社会。但在此之前，如何协调西方教育体制与东方传统精神、政府行为与民间学术、人文修养与专才教育、大学规模与教学水平、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乃至大学的结构与主体、功用与义务等等，值得认真研究。（参阅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五、中国传统师德与“素质教育”
所谓“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包括教师的道德品质、思想信念、对事业的态度和感情以及有关的行为习惯等等。
现就其中一些著名教育思想家论述过的“师德”，作一简略介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陶冶学生的品德，教导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专长等等，都是教师的重大职责，用今天的话来说，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这是教师的重大职责。孔子根据自己教育实践的体会，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正派，就是不发命令，学生也会执行；如果教师的道德行为和作风不正派，就是发命令，学生也不听从。孔子还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自身不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孔子的学生子贡称赞孔子教人“正身以俟”。荀子颂扬孔子“早正以待”。（《荀子·儒效》）
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教师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他认为可以同学生谈，进行“有言之教”，而不去同他谈，这叫做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只能进行“元言之教”，却去同他谈，这叫做浪费了言语。一个聪明、合格的教师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语。应该采用“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两种方式。
“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不言教”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行动。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孔子强调的是身教，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给学生作出榜样，教师提倡要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教师所说和所做的一致，证明所说的是正确的，所做是合理的。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的榜样才能发挥作用。孔子对学生说过：“予欲无言”，他的学生说：“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传述的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所谓“无言之教”，就是通过暗示、榜样去影响学生，潜移默化，“其德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是说教师对自己则要努力学习，永不满足；教师对学生则要勤奋教导，不知疲倦。
《论语·述而》引孔子的话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去尔已矣。”他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我只不过是学习和工作从不厌倦，教诲学生总不知疲倦，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他的学生公西华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正是我们学生所难以学到的啊！
《吕氏春秋·尊师》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怎样称道您老人家？孔子说，我何足以称道呢？一定要说时，算做好学不满足，好教而不知疲倦，大概就这样吧！
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3．爱护学生，无隐无私
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教师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师德的重要内容。孔子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论语·颜渊》）孔子说仁者爱护人、关心人、把人当人对待；智者善于了解人，识别人。孔子爱护学生、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品德学业的增进和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爱护他能够不叫勤劳吗？忠于他能够不教诲他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是丘也。”（《论语·述而》）学生们以我会隐瞒什么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不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孔子对学生为学与为人毫无保留，做到了“无隐无私”。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对于年轻一代，孔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这里包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发展观点，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担当时，年青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即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
孔子很重视学生的特长，并且虚心向他们学习。据《论衡·定贤》载，孔子曾说，颜渊的仁德，子贡的口才，子路的勇敢，子张的庄重，都胜过自己。但他能够吸取学生们的长处而避免他们的短处，所以他能够做学生们的老师。可见不断地虚心向他人学习，也包括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以众人为亲，以众人为师，这是一个教师应该具备的品德。
就《论语》上记载的材料看来，一方面表现出孔子对弟子们的关怀爱护，另一方面表现出弟子们对老师的敬爱尊重，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而又亲切自然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的关系，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优秀传统。热爱教育，忠于学生，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毅力，对青少年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关怀，这是教师应具备的情感意志品质，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4．讲究教法，循循善诱
孔子认为教师要讲究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的心智。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提出“不愤不启，不诽不发”、“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正如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多方面的知识，又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规范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这说明孔子教育技巧之高超，它像一块磁性很强的吸铁石，把学生紧紧吸在自己的周围，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导发出诱人的魁力。由此可见，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技巧，讲究教学原则方法，是教师必备的一种心理品质，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也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的乐事。
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认为当教师是君子的责任，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把教师凌驾于君之上，所谓“是王者师也”。（《孟子·股文公上》）
孟子说：“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孟子·离娄下））认为道德修养高、有才智的教师不断以自己的德行、才智培养、影响他人，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贤才。突出了教师的育才作用。“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教师教导学生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在正确道路之中站住，有能力的便跟随着来。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教师不能包办代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起引路人的作用。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此出发，孟子主张教师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用正道教育学生，“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孟子“正己”的标准是仁义道德，如果自己不能按仁义道德行事，就会威信扫地，更不用说教育别人了。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还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孟子指的是那些自己懂不了多少却偏想摆教师架子的人。孟子是尊重教师的，是乐于当教师的，他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人，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地位，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他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宣称“天地”是生物之本，“先祖”是族类之本，“君师”是统治人民之本。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如果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就会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的局面。（《荀子·王制》）由此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荀子对教师道德品质提出了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荀子·致仕》）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威信，德高望重是为师必备的条件之一。第二，“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教师首先要具备善的品质，然后才可以教育他人。
《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所谓师，是用具体事例教导并用它说明各种德行的人。所谓保，是以自己谨慎的言行来辅佐世子使之归于正道的人。
《礼记·学记》由于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因此《学记》要求给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重道，师是道的代表，道的代言人，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学记》一方面要求给教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对全社会提出了尊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是故挥师不可不慎也！”《学记》严格要求教师“教学相长”，要求教师不断求得自身业务的进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记》指出凡做教师的必须深切明了教学所以成功和所以失败的原由，“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学记》指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还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对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五》上有一句话：“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西汉扬雄的《法言·学行》上有一句话：“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晋人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以徐特立同志说：“我们的教师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两种人格合二为一，这应是教师的完全人格。”“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42—243页）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所谓传道，是指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儒家的道统、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受业，是指当时读的古籍文献，掌握一定的解读古籍文献的能力；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重在传道，受业是为传道服务的。古文、经文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而传道又是通过受业完成的。如果教师只是“习其句读”而不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因“小”而失“大”，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他这样分析教师的任务是有意义的，把“传道”当作第一任务，把“受业”当作第二任务，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样排列顺序是明确的。分析“传道”与“受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受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智育之中，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智育进行的思想。对今天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借鉴意义。
我们今天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分负担、培养创新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