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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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2010-06-05 21:36:54)转载 标签:康德
中国
杂谈
分类: 评论与对话
不过,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康德为什么会对中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被有的论者概括为“绝对否定”。
我们知道,莱布尼兹(G. W. Leibniz)、沃尔夫(C.Wolff)、毕尔芬格(G. Bilfinger)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也是康德的启蒙老师,他们都曾以肯定、积极的态度发表过关于中国的作品,或作过关于中国的演讲。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思想的实践品格、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社会的温和多彩、中国世俗政治的开明稳定等等,是欧洲所欠缺的。所以,正如伏尔泰那样,中国成了他们改造欧洲的一个积极的参照系。然而,从康德开始,几乎所有的德国启蒙哲学家都一反“颂华”态度,几无例外地对中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中国不仅不再是未来欧洲的参照样本,而且成了比现实的欧洲更需要否定与避免的对象。简单说,对于康德及其后的德国哲学家来说,中国不再是将来的,倒是已然成了过去了的。这是为什么呢?
去年在北大“德国哲学与文献和文本国际会议”上,我曾向德国莱布尼兹文献档案馆专家李文潮教授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记得他当时的回答大意是:这跟当时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的最后“定论”有关。
所以,这里我们首先要交代一下,何谓中国礼仪之争?
我们知道,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耶稣会士们在中国传教过程中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一方面他们试图善意地从基督教立场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以发现中国古典文献中隐含着的关于上帝的信息与启示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主张把中国传统礼仪当作一种约定俗成的伦理习俗,而不是宗教仪式,因此,皈依基督教之后的中国人仍然可以行传统礼仪而祭祖尊孔。正是这些耶稣会士们把有关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积极信息系统地传回欧洲,这使得像莱布尼兹、沃尔夫这些通过他们传回来的中国报道去理解中国的思想家们把中国作为一种积极的形象来加以想像和定位。但是,耶稣会士们这种文化适应策略却在罗马教会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议。从1770年开始,从禁止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到1707年禁止中国礼仪的多罗禁令的颁布,这场争论最终以耶稣会士们的“失败”收场。禁止中国礼仪意味着把中国传统礼俗视为一种宗教性的异教礼仪,因而是邪恶的、不可容忍的。
所以,莱布尼兹之后,欧洲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异教的、沉迷于迷信的腐败而停滞的国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态度无疑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兹之后的康德对中国的评价。这是有关欧洲启蒙思想家与中国关系的学术史研究中持有的主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