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学模式”应该缓行（原创） - 三槐堂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论“教学模式的缓行”

近日读《时代学习报·教研参考》上记者采访凌宗伟兄《模式化之风，可以休矣》一文，很有些同感，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关注着我国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但，尤其是近年来，一桩桩不可思议的事情悍然在神州大地发生着，就拿“教学模式”的构建来说，不仅“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就连一些传统名校也公然“失身”，趋之若鹜。本来，这些非正常的流行早就应该由大学教授们（他们应该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来以正视听的，但教授们似乎并无心于此；一些学术报刊也有责任进行科学分析，但实际上却成了某些模式的“帮凶”。害得凌兄等“弱势群体”在摇旗呐喊，演出了一出出壮阔的悲剧！

噢。对了，我要申明，我这里提出要“缓行”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备受追捧的“洋思模式”“杜郎口模式”“东庐模式”等，并不反对学校自我建构属于自己的“模式”，即使对于这三大模式，也不是一概否定，只是对于其传播途中的非科学现象予以揭露。

“洋思”、“杜郎口”、“东庐”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三三六”、“讲学稿”，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瞄准了学生的“学”，这一点是符合新课改精神的，但他们的“成功”绝不是“瞄准学”所能达到的，我曾撰文《“洋、栟、杜、六”秘诀之私聊》，分析了他们“成功”的七个要素：“捆绑式”的考评制度；苛严的班级管理；具体而微的“前学习”任务；“以学定练”、“分层训练”的作业布置；高密度的考试手段；精致的试卷分析；强力的思想动员。这些手法的运用最直接瞄准的是学生成绩，记住，是“学生成绩”，而不是人的发展，打个比方说，瞄准的是GDP的提高，而不是低碳与生态发展。

对于农村学校，限于崔其升们的认识水平，能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了，但很多人硬把他们往“素质教育典型”上靠，这大概是出于“应试”这个词名声不大好，其实这三所学校就是应试典型，至多是科学应试典型，你没有看到诸多的报道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他们的高升学率，家长趋之若鹜的最后一个原因无疑还是升学率高。与“素质”、“课改”并无直接联系，硬说是“素质教育”，那只不过是记者们的发表需要和教育经济的需要，而已，而已。

“教学模式”的推广有四种危害。

危害一，“教学模式”构建的本身必然伴随着“贤人专制”，模式的推广的同时，“专制”同时也被推广。我有一次在河南讲学，一位名师向我诉苦：说全市在推广“高效课堂”，校长说，不换脑筋就换人。作为省名师，她的课堂教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模式，校长几次谈话，让她“自废武功”，成为新模式的带头人，她说，“自废武功”并不难，难在要学一个自己并不认同的模式。一位名师尚且如此，普通老师何以堪？该市还请来了一位某报纸的记者，据说是某某模式的推广专家，谈到学生自主学习时，有老师提问：“萝卜烧萝卜还是萝卜，肉烧萝卜才够味，我们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呀。”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这位专家回答说：“万一你是一块烂肉呢！”那位老师跟我交流时，眼睛里依然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模式”在推广中到底发生了多少类似的“血腥”，只有老师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本人非常敬重蔡林森、崔其升、陈康金，他们对于教育的热爱与执着令人感佩，他们是“贤人”，我们学习，要学习他们的教育情怀，“专制”能迅速达成“模式”的推广，且不说“模式”的科学性，仅“专制”本身就是“反教育”的。经济发展上“不换脑筋就换人”至多再穷上几年；教育上有可能耽误的是整整一代抑或几代人，我们输不起了。

危害二，“模式”的推广会让我们更加偏离本来就不太正的教育航向。应该说，这几所学校“成功标志”是中考成绩一流，所有的模式都伴随着对于个性的压制，而这一点正是素质教育所反对的，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用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评价教师乃至评价学校，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这几天，2010诺贝尔奖陆续揭晓了，依然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华裔也没有，我们已经反思过若干次了，仅反思是没有用的，残酷的基础教育断送了一个个创新人才，貌似繁荣、公平的基础教育完全置民族命运与不顾，简单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真相。“模式”培养下的学生的确有超强的解题能力，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能否担当起民族创新的重任。

危害三，醉心于模式的构建，教育容易走向“急功近利”。教育是一种“慢艺术”，有些校长，却急于构建起某种模式，似乎模式一来，一切皆有可能了，他们不去指导老师们读书、不去请名师大家来讲学、不要课程专家指导，却浩浩荡荡地带领自己的团队去农村取经，我丝毫没有轻视农村的意思，但必须说明，学术的土壤一定发生在师范院校，缘木求鱼，“求”到的不是“辟邪剑谱”就是“吸星大法”，胜利一时，贻害终生。老师们呢，不用读书、不用看报、不用写论文，只要能成为流水线上操作工就可以有骄人的成绩，这种视教师的教育为简单技术的“模式构建”让教师走向弱智。

危害四，推广过程中发生太多非教育的事情。先说媒体，杜郎口模式的推广是与《中国教师报》的长篇累牍的报道分不开的，应该说，是媒体打造了一个教育神话，杜郎口出了名，报纸也跟着沾光，同时沾光的还有记者。我知道一些记者总喜欢把眼睛盯在一些“名校”或“准名校”上，他们善于包装、提炼，自己也一跃成为专家，还能到处推广，有的干脆自己开了公司，专干“名校推广”的勾当。再说“名校”，我定期会收到某著名“教育服务公司”的广告，每期都有这几家校长登坛讲法的广告，我并不嫉妒他们有不菲收入，但我绝对担忧“被培训”的人食而不化，也担忧校长长期讲学而荒芜了学校管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冈中学一举成名，我的无锡的很多老同事就是黄冈地区的，他们说，那年代，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操作点“黄冈密卷”就能一夜暴富，而今，黄冈神话不再，却又新的黄冈在发着教育经济的财，吴非老师说，他们在吃小孩！

热衷于模式构建的校长们，多去读读圣贤的书吧，陶行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杜威的、还有孔子的。至于“教学模式”，理应缓行!

 链接一  

我看“教学模式”

贾书建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的争论由来以久。《教育时报》近期刊登了瞿德泉（5月19日“创见”版）、常作印（6月23日“关注”版）、李镇西（6月26日“聚集”版）等老师的相关文章，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对“教学模式”的各自见解。日前南通市二甲中学凌宗伟校长在《中国教育报》（6月17日第7版）上撰文，题目是《模式化是教育的最大敌人》，文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其观点。

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教学模式呢？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教学模式？它有什么功能？有何特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教学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吸取各家合理的因素，我以为所谓教学模式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依据一定的教学原理（教学思想、教学理论或教学经验等），为教师进行课前教学设计和师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课堂基本结构。它可以促进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的转换，促进教学经验向教学理论的转换，促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化素质可持续发展。例如，杜朗口中学“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根据地处农村欠发达地区、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生源差的现实，杜郎口中学确定了“学为主导、学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发展”的教学改革思路，在专家的指导下概括出了独具特色和相当影响力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第一个“三”为自主学习三特点，即“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第二个“三”为自主学习三模块，即“预习—展示—反馈”；“六”即展示模块“六环节”，分别是“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个性化是教学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正是人们对教学模式产生诸多歧见的根源所在。无论哪一种教学模式，都是立足于本人、本校或本地的具体情况，为了解决本人、本校或本地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核心问题而提出来的，带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跟风、赶时髦是国内教育界的嗜好，这是中国教育整体浮躁、发育不全的表现。如果一味地生吞活剥、照抄照搬他人的教学模式，其结局往往是半途而废、无果而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取向，而是对他人的教学经验起疑心。仍以杜朗口中学的教学经验为例，它早已被定性为“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欠发达农村地区教改经验；《中国教师报》（2006年3月22）的长篇报道，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杜朗口中学的非典型教改》；曾任茌平县教育局副局长，杜郎口教学改革的亲历者谢金国先生提醒世人：“杜郎口可以学习，但硬性的照搬照套是危险的。”头脑发热的人们，对这样的文字视而不见，对这样的声音充耳不闻。

研究教学模式时，首先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之间的关系。教师有依法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每位教师的教学活动都是极具个性化的，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课堂教学，就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这正是课堂教学的魅力所在，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也正体现于此。因此，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强行普及推广某种教学模式，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硬性规定所有学校、所有教师必须采用某种教学模式（也就是凌宗伟校长所说的“模式化”吧），都是不可取的甚或是违法的；而且势必形成千校一面、千师一面、千课一面的教学景观，就像当代中国大都市里的“火柴盒”式楼群建筑一样，个性哪寻？风格何存？教学模式是对某种教学原理的反映，相同教学原理之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完全可以建立不同的教学模式。

其次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某种教学模式不必然导致某种教学质量结果，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取决于教学模式本身，而是由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一种教学模式应用得当，定会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如若应用失当，则无疑会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换一个角度来说，同样的教学质量结果，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模式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无限夸大某种教学模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再其次要理清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是科学的教学方法辩证观。“教学有法”讲的是课堂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无定法”说的是达成某一教学目标不可能事先规定好采取哪种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贵在得法”意指课堂教学不能有悖于教学的规律、原则和原理，各种教学方法本身（也包括教学模式在内）并无优劣之别，选择恰当与否、应用正确与否，就看是否合乎教学的规律、原则和原理。另外，实践证明达成任何一项教学目标，都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在课堂上应用的是一套教学方法体系，教学模式也概莫能外。

如此看来，问题并不是出在教学模式本身，而是应用教学模式的人出了问题。李镇西老师建议人们“不妨善待杜朗口”，而我要吁请人们要善待教学模式！

链接二：

教学，应当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

——谈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

凌宗伟 

不知不觉中，教学模式成了一个备受追捧的名词。很多学校大兴“课堂教学模式”建构之风，甚至好多教师就靠他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师”，就到处去讲学，还有许多教师在不断地复制那些模式。除了媒体，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主管部门都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一时间，“模式之风”大有吹遍神州大地席卷教育之势！君不见，有许多学校有这样的规定：一堂课，教师只许讲15分钟，其他时间都要给学生去练习，去探究。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还以此来衡量一堂课是不是好课。我却觉得这种现象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不仅会导致教育教学的刻板化，甚至会影响下一代创造思维的发展。

我们知道，教学论是强调教学模式的，因此建构模式，看来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谈它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说从教育的真本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到了我们的教育，面对着成百的教师、成千的学生就非要有统一的模式呢？ 

课堂要不要一个固定的模式

张文质先生在《保卫童年》中说“课堂教学，包括老师的语言和形体的行为，都应该形式多样，学生学习的方式，合作、交往的方式，甚至课堂上让孩子表现的方式都应该形式多样。”我的理解就是：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特别是“当下”的课堂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我们一直提倡“生命化课堂”，提倡“课堂生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生本互动。模式一来，就形成一种冲突，课堂的“生命化”就不利于达成。

从培养民族的“创新”能力来看——这肯定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不利的，这种现象容易形成一种形而上的风气。

到处都搞课堂教学模式，其实也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他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讲学，甚至在其他学校开始复制这个模式，好像他们的模式就是“灵丹妙药”，其实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现状当中，我们搞教育的，尤其是搞教学管理的，一定要克服这种浮躁的心理，要埋下头来，回到教育的真本。

我个人认为教育的真本就是“使人成为人”。这个“成人”的过程中，不仅仅有知识，他还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比如适应生活、独立生活、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如果从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上来说，还应当“拓展生命的厚度”，我们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丰富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再让学生的生命反过来成全教师的生命。这个当中，师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绝非单向的。从教育的真本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们非要往人家的模式里钻呢？

我觉得教育和课堂应该是沉下心来研究的，它不能搞“运动，我还认为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到处学那些媒体认可的名校，好像把他们的“模式”一搬过来，教学质量就上来了，这样导致了很多的学校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回过头来讲，我反对“一哄而起”，反对“复制”，但是并不意味着排斥“学习”。洋思”也好，“杜郎口”也好，“ “东庐”也好，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肯定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在哪里？就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抓得比较“实”，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是“实”，弄得不好就是“死”，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我的管理理念叫做“同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自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灵动的范式可能更好一些

有人觉得，模式可以促进新教师的成长。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我更倾向张文质先生在《保卫童年》里所说的观点：“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有差异的，要让孩子有机会，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展示才能和智慧，这是其一。其二，老师也要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天赋、才能和个性，有个性的人才能成全孩子的个性。教育，通过成全学生的个性，最终才可能成全整个民族与社会的创造力。” 课堂其实就是师生的一种生命的相遇，一种生命的润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流给对方以启迪和帮助，学生在这种帮助中，认识渐渐提高了，学养渐渐丰富了，生命也就渐渐丰厚了；随着学生生命的丰厚，教师个人的生命也就丰厚了。由于学生一天天的长大了，认识加深了。所以教师对课堂、对教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他就不会死板的重复教案和原有模式。

所以我的想法是，新教师要让他掌握基本的方法和基本的环节，比如说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方法等，而不是一下子要掌握什么“模式”。过分强调“模式”的危害在哪里？因为这会使他思维变得固化了、呆板了，他的个性就被磨灭了。我们需要是给新教师，包括广大教师提供一个“范式”，这只是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是可以在大环境下根据教学实际而灵活变化的，而且是提倡改动、提倡创新的。我有个管理理念叫做“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都可以自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教师，工作三年以后就应当引导他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的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而现在时髦的“模式”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度，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就可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性的角度上来看教育，这样对所谓的“模式”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为了帮助我们的教师解决课堂教学的效率问题。我们也为教师提供了课堂的一些范式，比如说预习课的范式、自习课的范式、复习课的范式、讲评课的范式——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范式”，重要的是我们更为强调的是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各个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基本框架下自己再进行设置、调控。因此我们前前后后组织了好多次类似于“沙龙”的活动，比如对二甲中学以学定教的“学教案”的设计、使用进行了研讨；对要不要课堂模式进行了研讨；对如何构建尊重学生个性的生命化得课堂进行了研讨。这些活动，除了我们本校的老师之间发表见解，还邀请了著名专家，如孙绍振、成尚荣、张文质、王灿明、许锡良这些学者、博导、教授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所以我们计划最近还要对“学教案”的使用做一个反思性的、推进性的研讨活动。也许，范式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有一些很个人的观点，我们有的教师是可以不写备课笔记的，因为备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实，备课最重要的是“用心”！所谓“用心”就是心上想着学生，想着课堂，想着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成人”的责任。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每个教师都可以把课上好。我们二甲中学尽管有“学教案”，但是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人弄各人的。但是“用心”随处可见，在我校的“教育行者”博客圈中，会发现我们的老师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的研究的博文是相当多的，也就是我们是把如何建构生命化课堂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而不是为建立一个模式来研究的。 

教师要学会摆脱“模式”的诱惑

大搞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其实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有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推销，甚至在其他学校复制某个模式，好像有了模式就有了改变现状的“灵丹妙药”。其实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

我以为教学应该是“遇物则诲，相机而教”的。在生命化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应当是灵动的，同时又是沉稳的。所谓的“灵动”，就；类似于教育理论上讲的教育机智，我的理解就是教师的“课感”，也就是教师驾驭课堂的灵感，他在课堂上能够迅速发现、捕捉那些对课堂教学有帮助和有推动作用的瞬间，也能够及时消解那些不利于教学、不利于课堂生成的那些负面因素。

我有一个不太合时的观点，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师，你就不要在乎什么模式，但要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

我常常跟我的老师讲，比如说教语文，同样一篇课文，有的老师朗读好，有的教师板书好，有的教师课件做得好，有的甚至还能唱、能跳，像这种既能写又能画又能唱又能读又能跳的老师是有，可少之又少，所以你说用统一的模式让所有人去上，可能吗？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的教案设计的再好，课件做得再好，拿给我徒弟上，他也是上不好的。为什么“上不好”是？就因为我对文本的理解，他未必知道，或者他未必认同，另一方面，我的特长未必就是他的特长；反之，他的特长可能正是我的缺点。

所以，我一贯主张的是，好教师应该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个观点，在我的拙著《语文教师的使命——点燃生命的激情》中有一段阐述，我所说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作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使之渐入佳境；三是要“得课堂之意”，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一个好教师，首先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的状态，越是在纷繁、热闹的气氛当中，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用吴非先生的话来说，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只要肯读书”就好办， “哪怕读点闲书也是好的，哪怕知道一些掌故也是好的，即使自己读书不多，听听别人说读书也行”。因为阅读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丰富阅历；阅读可以触发联想，产生灵感；阅读还会使我们发现不足，调整方向。

当我们阅读了，思考了，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其实，教学不存在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由于时间场景在变化，教育的“变数”是永恒的。既然“变”是永恒的，“不变”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热衷于用一种“模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课堂呢？

链接三：

模式化之风，可以休矣

《时代学习报·教研参考》

外国的月亮是不是一定是圆的？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对研究、推行各式各类的课堂教学模式非常热衷，很多人认为这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凌宗伟：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当下的课堂的状态，决定了这一点。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与现在提倡的所谓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会形成一种冲突，不利于达成我们“生命在场”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追求。

当然，“模式”是可以有的，但只能是基本的框架。各种模式，说到底只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比如说巩固性练习，原来是教学“五环节”中的最后一个，其实这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用的，比如说刚刚让学生掌握了一个知识点，你就可以即时训练。所以我觉得大家与其把功夫放在建立所谓的“教学模式”上，还不如多研究研究课堂教学究竟有哪些基本环节，这些基本环节中哪些对激发学生思维、提升学生学习热情、帮助学生自主探究起关键性的作用上来。

现在到处都搞课堂教学模式“建设”，其实也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了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校”。他们的校长、老师就到处去讲学，甚至在其他学校开始复制这个模式，好像他们的模式就是“灵丹妙药”。这件个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现状当中，我们搞教育的，尤其是搞教学的，一定要克服这种浮躁的心理，要埋下头来，回到教育的本真。我个人认为教育的本真就是“使人成为人”。这个“成人”的过程中，不仅仅有知识，他还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比如适应生活、独立生活、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从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上来说，还应当“拓展生命的厚度”，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丰富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再让学生的生命反过来成全教师的生命。这当中，师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绝非单向的。而传统教育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灌输”，但这也是“伪传统”的！孙绍振教授对“传统教育”的有这样的一个独到的观点：“灌输”的教育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就是个性化的、一对一的，从孔夫子到后来的私塾，都是如此。其实我们现在提出的“提倡个性、张扬个性”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不是外来的。我们现在留学回来的专家好像认为这都是欧洲的教育学、心理学所提出的，更进步些。其实，现在的“灌输”法，是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班级授课制”带来的，由于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个人来上课就必要要有固定教材、教案，而这个教案其实是单一的，他没有考虑教育对象的个性。而我们过去的“师带徒”、私塾其实是根据弟子的天资来调节的，是最经典的“一对一”的教育。他给我的启发是，我们对“课改”的理论，尤其对欧美的教育教学理论的选择和应用，还是应该回归到自己的本土上来，回归到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来认识。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不是一无是处？外国的月亮是不是一定是圆的？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大家便一哄而上，教学模式研究，还大有席卷神州之势，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模式之风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其实，国内的学校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我们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名校。我一直为北京四中、南开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名校的被淡漠感到不平哩。

凌宗伟：是啊！像山东和我们江苏的一些新名校，大家都趋之若鹜，媒体连编累牍地报道，我觉得这不是好现象。这就好像回到“大跃进”了，搞“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了。所以有人说，类似的这些学校好比农村的村办厂，有一两个能人带着一帮人在那里拼命地搞，也有了一定的收益；但是像吴仁宝那样具有国际眼光的，我看还不多。所以我就担心所谓的“教学模式”会形成一种“教育霸权”。比如说一些学校搞“教育集团”，一些学校拼命地扩张，一些地方打着“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旗号，拼命地进行整合。为什么要搞整合？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花钱或少花钱，进行教育资源的集约化处理，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考虑到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和选择。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搞教育的人要慎重思考的。

我对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和推行，是有个人的想法的。我们也搞课堂教学改革，我们搞的“学教案”有人就认为只不过是那个“讲学稿”、“教案/学案一体化”的翻版或是一种变式。其实，你们若是认真的研究我们的“学教案”会发现它由这几个板块组成：教学目标要有的，教学方法要有的，还有学习方法，还有关背景资料，包括自学指导，这是课前的。课堂的部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课堂的预设性问题，也就是教师要想到在课堂中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应对；更重要的是，就是课堂的生成性引导，这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要在充分考虑到学情的前提下设计的。说穿了，就是备学案为主。不是整个年级都用一样的东西。

我常常跟老师们讲，比如说语文，同样一篇课文，有的老师朗读好，有的老师板书好，有的老师课件做得好，有的甚至还能唱、能跳，像这种既能写又能画又能唱又能读又能跳的老师是有，可少之又少啊，所以你说用统一的模式让所有人去上，可能吗？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的教学设计再好，课件做得再好，拿给我徒弟上，他也是上不好的。我说“上不好”是指什么？就是我对文本的理解，他未必知道，同时我的特长未必就是他的特长；反之，他的特长可能正是我的缺点。

关于课堂模式的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倒想给这种风气泼点冷水，这种现象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从国外引进的教学理论，其中就有谈课堂教学模式的，看来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只是说从教育的本真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的教育就非要有统一的模式呢？所以我的观点是，新教师要让他掌握基本的方法和基本的环节，比如说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方法等，而不是一下子要掌握什么“模式”——这种危害在哪里？因为这会使他思维变得固化了、呆板了，他的个性就被磨灭了。我们只是需要给教师提供一个“范式”，这只是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是可以在具体教学情景中根据教学实际而灵活变化的，而且是提倡改动、提倡创新的。三年以后就应当引导教师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是“风格”，这是他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东西，而现在的“模式”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就可怕了。

我在今年第五期《教师月刊》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谈有多少课堂充满了恐惧。我曾经到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去听课，它就充斥着这种恐惧。比如说，老师督促学生读书之后开始巡视，一会儿喊张三，你怎么看这么慢，一会儿又说王五你在干什么，人家都已经看了三页了！这充分的说明了老师掌握着语言霸权，而学生都是被奴役的工具。学生的45分钟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会点他的名啊！ 

对“模式”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这样的课堂的确充满了恐惧。这样的教师没有充分尊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教育理念。

凌宗伟：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性的角度上来看教育，这样对所谓的“模式”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我帮我们的教师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为教师提供了课堂教学的基本范式，比如说预习课的范式、自习课的范式、复习课的范式、讲评课的范式——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范式”，这个提出来以后，我们的要求是各个学科、各个年级、各个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在基本框架下自己进行设置、调控。因此我们前前后后召组织了好多次类似于“沙龙”的活动，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进行了研讨；对要不要课堂模式进行了研讨；对如何构建尊重学生个性的生命化得课堂进行了研讨。这些活动，除了我们本校的老师之间发表见解，还邀请了著名专家，如孙绍振、成尚荣、张文质、王灿明、许锡良这些学者、博导、教授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所以我们计划最近还要对学教案的使用做一个反思性的、推进性的研讨活动。

我觉得教育和课堂应该是沉下心来研究的，它不能搞“运动。我昨天还在想一个问题：那些新名校为什么能够风靡？我私下里认为个别学校颠覆性的神话的产生，是学校、媒体、企业三者结合起来的产物，也许当初这样一所学校在校长的带领下办学质量迅速的上升是一个奇迹，但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样来运作就可怕了。

我再谈个别的教育集团，所以质量高，原因是它都是买的落后地区最好的学校，然后在优化教育资源的前提下，整个区域的教师完全由他挑选。所以我认为教育是没有神话可言的！可是我们有些同仁还就相信有神话。当然，那些学校，那些集团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成就，毕竟他们考试成绩上来了。回到 “原点”上来讲，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评价的标准没有改变。我们的课改推行了十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就说那些个名校，动不动就讲自己考得怎么好啊，由全县最差的学校变成最好的学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可他们就是不说他们收的都是当地学生中最优秀的。这就好比种庄稼一样，你光靠勤快没有用，还要靠天，还要有好种子，还要有好土地啊。这个“好土地”我认为就是整个区域、当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教育是不可复制的，关键在“用心”

记者：你说得非常有道理。古诗有云：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种时候来谈名校，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有些名校，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当初原生态意义上的办学特色了。

凌宗伟：我认为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到处学杜郎口中学、到处学洋思中学，好像把“杜郎口”和“洋思”的模式一搬过来教学质量就上来了，却很少意识到，这样会致很多的学校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其实，杜郎口与洋思是不能复制的。我上周到山东北宋一中去看了一下，这个学校搞的是“零作业”，《中国教师报》等媒体也做过宣传。令我感动的是，这个学校的课前预习做得很到位，学生对教材的预习很到位，学校的管理也很到位。当你走进校园里，你就发现整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有点像杜郎口中学。我就很直率的跟他们的校长说，你要搞你的特色，而不能让人有第二个“杜郎口”的感觉。你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校的文化特色是独有的，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我们从办学追求到办学目标、校训等，都是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追求，而不是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类的空洞口号。

记者：您的观点非常独特。您刚才讲的北宋一中不能成为第二个“杜郎口”，但是您看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搞课改，大家都在学，都有自己的教学模式，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可能也很独特，但也很固执，甚至很热衷。包括有些媒体。

凌宗伟：现在从上到下不仅是媒体，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官员都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

记者：坦率地说，现在媒体的作用很重要。杜郎口中学从一开始就在报上做了好多期“八版”，不断地从各种角度来宣传自己，后面又不断地搞研讨会、搞活动、成立教师培训基地，组织全国各地来这儿学习、研讨，这样一来，品牌、名气就都出去了，于是大家就跟风一样的不断来学。

凌宗伟：我可以这么讲：我们二甲中学的“行为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色。好多东西你是可以搬过去的，譬如说我们的“厕所改造”，我们过道、教学楼中张贴的“励志故事”、我们的班旗是可以模仿的。但是这些后面的文化追求却是是无法复制的。我们的文化追求是什么？就是“今天第二”。好多人不理解这个“今天第二”，张文质、许锡良对“今天第二”都有过专门的解释和阐述，我觉得这个“今天第二”的追求真的是太奇妙了。

记者：怎么“奇妙”？不妨展开讲讲啊！

凌宗伟：第一，他意味着前面永远有个目标，它永远对“第一”具有威胁，“第一”只要稍有松懈就会掉下来。它讲的是我们二甲中学永远有着不懈的追求。第二，它还提醒我们，今天“第二”，明天说不定就是“第三”、“第四”了。只要你不奋发、不努力，就有可能掉进万丈深渊。“今天第二”就是鞭策着我们时时刻刻记住前有阻击，后有追兵。这样也就可能“明天第一”。所以，你有这样的文化追求，你的东西才有可能是个性化的。

回过头来讲，我反对“一哄而起”，反对“复制”，但是并不意味着排斥“学习”。“杜郎口”也好，“洋思”也好，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肯定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抓得比较“实”，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是“实”，弄得不好就是“死”，这又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我的管理理念叫做“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之下，各个部门、各个班级、各个教师可以各行其是，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有这样的管理理念，有的教师可以不写备课笔记，因为备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个人认为备课最重要的是“用心”！所谓“用心”就是心上想着学生，想着课堂，想着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成人”的责任。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每个教师都可以把课上好。我们尽管有学教案，但是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人弄各人的，可能我们教师的课你看了还会觉得挺老练的，在这一两年中，我们的中高考的成绩也是明显上升的，我们并没有模式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用心”。

你可以上网看看我们“教育行者”的博客圈，你会发现我们老师对学教案的设计、使用的研究的博文是相当多的，也就是我们是把如何建构生命化课堂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而不是为建立一个模式来研究的。因为我是教语文的，我还是以语文为例，比如我们语文七改八改，是所有学科中改革力度最大的，“花头”最多的，但无非就是研究几个问题：一篇课文怎么去读？写的是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有哪些地方精彩？对我有什么帮助？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学生还要有疑问。我认为学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一堂成功的课。我曾经在六年前写过一篇《警惕——新课程下的程式化教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的，我看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十分猖獗，甚至愈演愈烈。这个现象其实很可怕。

课堂其实就是师生的一种生命的相遇，一种生命的润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流给对方以启迪和帮助，学生在这种帮助中，认识渐渐提高了，学养渐渐丰富了，生命也就渐渐丰厚了；随着学生生命的丰厚，教师个人的生命也就丰厚了。由于学生一天天的长大了，认识加深了。所以教师对课堂、对教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不是死板的重复教案和原有模式。

记者：确实，太多的学校都在搞模式，而且很多学校自己也是希望能把模式介绍出去。

凌宗伟：我们现在也在思考和摸索，比如当初我们这里学钱梦龙，我也上过不少研讨课，那时我的师父就跟我说：钱梦龙是钱梦龙，你凌宗伟是凌宗伟，你只能学他的“神”，不能学他的“形”。所以我上的那些研讨课都是凌宗伟式的，不是钱梦龙式的，就是具有自己的想法的课。所以，你与其说我现在对教育具有独特的想法，不如说我的那些想法是我从事教育以来就一直就思考着的。 

一味的强化模式，是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的

记者：像您说的对教学“模式”的顾虑啊，值得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因为大家现在都特别热衷于各种“模式”，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现象？

凌宗伟：这么做下去会有一个很恶劣的影响：从培养民族的“创新”能力来看，这肯定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不利的，这种现象容易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形而上的风气。

记者：这又跟我们今天课改的目的产生矛盾了，因为课改所提倡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对吧？

凌宗伟：更重要的还有对教师的创新精神的湮灭。这个后果大家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它很有可能带来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浅层的、低层的炒作。我甚至可以预言：好多学校还可能会把这一届用的教案，拿到下一届继续用。在不同的学生身上反复用同一种教案，这种现象其实已经有了。现在一些所谓的名校就在编、印、卖这些课堂设计。这种简单的复制还有可能使教师的教研能力弱化，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认为不应当给人家发那些所谓的优秀教案啊、导学案啊，看看可以，但不能简单的复制。

记者：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却在很多地方盛行着。

凌宗伟：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备课能力、教研能力都很差，为什么？因为现成的东西就在那里，包括网上的，都有。过去你还要买书，现在都实现“无纸化”办公了，网络上一“百度”，一复制一粘贴就结束了。教师的学习能力、教研能力就在这种“信息化”的背景下给磨灭了。

因此，媒体应当反思：在这种“模式化”盛行的教育背景中，它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呢还是起引领的作用？如果我们今天的担心将来成为现实的时候，媒体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对不对啊？

记者：的确，我们的媒体一直在这方面有所缺失。

凌宗伟：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是我这样的教师，还是你这样搞教育传媒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浮躁的状态，越是在纷繁、热闹的气氛当中，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我认为生命化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应当是灵动的，同时又是沉稳的。所谓的“灵动”就是我们以前教育理论上讲的教育机智，我的理解就是教师的“课感”，也就是教师驾驭课堂的灵感，他在课堂上能够迅速发现、捕捉那些对课堂教学有帮助和有推动作用的瞬间，也能够及时消解那些不利于教学、不利于课堂生成的那些负面因素。譬如课堂上出现了种情况，麻雀飞进来了，你怎么办？一种是把它赶出去，一种是不闻不问，还有一种——如果是语文教师——就会相机引导，跟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前两者情况就是没有及时的消解不利因素，而后面一种就是具有课堂的灵感，为我所用。

所以，我有个教学观点就是“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其实，教学不存在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由于时间场景在变化，教育的“变数”是永恒的。既然“变”是永恒的，“不变”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这么热衷的用一种“模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课堂呢？这里我讲的是教师要灵动、善变。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沉稳。所谓沉稳就是不能浮躁，我们现在课堂教学当中有种很不好的现象，尤其是低年级，他们就是动不动就表扬，鼓个掌啊，“你真聪明！”、“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等等，这其实就是比较浮躁的教学现象。同时教师还不能急躁，比如当学生在思考、回答问题、完成练习、在于教师的互动当中，出现了思维、语言、表达有“顿滞”、阻塞的时候，我们教师就会拉下脸来“这个我都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所以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是有道理的。也就是一方面不要廉价的表扬，另一方面也不要动不动就棒喝，换句话讲，当表扬的时候才表扬，当棒喝的是就棒喝，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教育，要为人的生命张本

记者：这是一种教育的精微境界与尺度的把握了。坦率地说，现在鲜有人能像你这样去思考教育了。

凌宗伟：这听起来很玄乎，对不对？其实教学当中对“度”的把握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要么设置的过深，要么过浅，火候把握得不够。这需要教师有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而这种“修炼”过程需要有懂教育的人来引导。我所讲的“懂教育”的人并不仅仅是指有师范文凭的，而是指对教育有热情、有思考、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思想的人。他不一定是有自己的思想，但至少是对当下的教育有清醒认识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引领教师们去迎接真教育、真教学，而不是喊几句口号，仅仅关心中考、高考的升学率。他的着眼点应该是在使学生成人、为学生未来的终身发展奠基、为学生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增色上。教育，是为人的生命张本的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强调的是“生命化教育”，不是“生命教育”。可以把“生命教育”看成一种课程，有他的教材、教法，也有他特定的内容，比如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而“生命化教育”是一种教育立场，一种教育追求，它更体现在成全生命、润泽生命——当然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老师主张的——我以为它代表了我们未来教育的一种追求。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少把学生当人看，或者是不把学生当人看的现象更加普遍，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地提倡“以学生为主体”，但是进入课堂，我们看到那里充满了“训斥”、“苛求”、“责备”。

记者：生命化教育，其实是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凌宗伟：我们在做教育，我们就必须要思考。我一直有个观点：“想我们能够想到的，做我们能够做到的”。“想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说我们尽可能要想远一点、想多一点、想深一点；但是“做”，因为有方方面面的限制，想到的，未必能做到，但是即使不能做到，却万万不能“不想”，你“不想”，你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扼杀学生的生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你“想”了，所以你在你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免那些扼杀学生个性、生命的言行。

记者：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说到课堂教学中很少能真正的把学生当人看的，课堂充满着训斥、责备，其实这又跟我们现在提倡的一些理念是违背的，比如说“以人为本”。

凌宗伟：那仅仅是一个口号。你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名校其实你也去过，你看那么大的一所学校就只有一个厕所——当然，那边缺水可能是个原因——但是，我就以某一个名校来讲：你以后去，我建议你看看他们师生的面容，是不是很亮丽、很阳光？是不是充满了倦意，是不是行色匆匆？还有你问学生问题时，能不能听到真话？我以为如果不能问到真话，这个学校就已经在扼杀学生生命了。

记者：确实，他们的教育已经变味了，每天、每月来迎接前去考察、学习的学校太多了。学生忙于应付这些事情，学生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快乐，生命的本真状态受到了压抑甚至压制。这非常可怕。

凌宗伟：对。我早在十来年前就讲过，学校的封闭式管理、军事化管理是不合理的。可是现在出了杀童案以后，更在强调封闭式管理，其实这就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校一旦封闭了以后，你想想学生的个性怎么去张扬？至于军事化管理就更无道理了，学校毕竟是学校，他不是军队，我是极力反对的。孩子是要允许他犯错的，我们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帮助孩子在错误中成长。

记者：您刚才提到“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号”阶段上，您觉得根本的理由是什么？

凌宗伟：还是浮躁。

记者：是指教师吗？

凌宗伟：有教师，但主要还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理解的躁带来教师的浮躁，从而又导致了学校的浮躁，学校的浮躁又导致了学生的浮躁——而这些浮躁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的浮躁造成的。因为学校不是真空啊，它就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自然也就变得浮躁。比如说昨天我看了个帖子：温家宝在答凤凰网的记者问的时候就谈到对杀童案，要从深层上剖析。这话说得多么到位！但多少人深刻理解总理的话了？现在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针对学校的，比如学校要装摄像头，要加强周边警戒，要增加保安，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其实这个杀童案纯粹是一个社会矛盾，转移到我们这些弱势单位、弱势群体上来了，还要我们学校来承担责任，这不是笑话吗？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没有能够将总理的话落实到精髓上。

你想想看，一个校长天天还在为学生的安全担心思，还怎么抓教育，还怎么组织教学？校长变成了“治安大队长”，教育还怎么搞？

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心浮气躁的状态，沉下心来，思考教育的问题，思考教学的本分。教学的本分是什么？是教会学生怎么独立的去学，而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去考。你是搞教育媒体的，你看看那些名校的宣传里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而我们二甲中学除了这些，至少还有人家还知道这里厕所好。看起来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是人的生命的基本需要之一。你的“进出口公司”都不能满足师生的要求，还谈什么“人的生命”呢？所以我历来有个观念：首先是要有生命，然后才可能有自由、有尊严。生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其他。你天天在这里喊口号，你能活得下去吗？

记者：你说得非常到位，现在，很多名校，最后还是落到了“我们考得好”的模式中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升学的，还是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凌宗伟：我讲的是除了考得好，你还能拿出什么？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排斥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去学习，我跟我们的老师讲还是应该多到一些名校去走走，去看看，走了，看了就会有思考，就会有发现，就会有改善，否则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可以注意下我们趋之若鹜的那所名校，包括他们的上课，包括他们在食堂的吃饭，你就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我们思考哪些凝重的问题。你再想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可我们却在做什么？因此，管理者一定要是个思想者，一定要懂教育啊！我现在最担心、最痛切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自以为内行的外行人来管理内行。什么叫“自以为是内行”的人呢？就是自以为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或者自己做过一段老师就认为自己可以对教育指手划脚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接受过师范教育和做过老师不等于你就懂得教育，因为你对教育没有思考，没有研究，没有形成你的认识和判断，这种指挥是最可怕的。

                                                                                                              （录音整理：本报记者姜广平）

链接四：

教育模式化之忧 

常作印  

近年来，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非常热衷搞所谓的模式，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时间，模式之风大有吹遍神州大地之势。6月17日，江苏的凌宗伟校长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指出，“模式化是教育的最大敌人。”此文观点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说明了一些地方的教育教学完全刻板化了。其实，大搞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是当下教育功利色彩在作祟，因为好多学校就靠所谓的模式，成了“名校”。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其利就必然有其弊。这就像太极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矛盾对立而又和谐统一。模式有其好的一面，比如有利于青年教师的快速入门和成长，有利于学校或地方教育的包装和宣传；但模式对于有个性、有思想的优秀教师，则是枷锁和紧箍咒。

教育的本质是成长和解放，教育应该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给人更多的精神枷锁，过分强调模式会使教师的思维变得固化、呆板，其个性也会被磨灭，甚至会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少学校为了顺利推行某种模式，依靠行政强制，一刀切，大跃进式的进行“政治运动”，粗暴地剥夺教师们在教学思想和模式方面的选择权。而这些模式的推行都不是教师民主讨论决定后实施的，也不是教师可以反对的。在这些模式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学术霸权”和“威权专制”。

上个世纪80——90年代，全国各个地方很多教师都有自己鲜明的教学个性，所以，那是一个名师辈出的年代。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思想有个性的教师越来越少，教育的模式化就是罪魁祸首之一。面对这一现象，著名教育家于漪老师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教育会议上曾痛心疾首：“大家用一个模式，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标准化的教师。标准化的教师就无法张扬个性，你这个人的才华和潜能自然也就显示不出来了。我们很多中青年教师很有才华，但是被框住了，潜能出不来。因为一个模式定型了以后，已经是死水一潭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靠模式化打造的所谓名校为什么没有名师。

国学大师、文史泰斗陈寅恪先生教课有四个“我不讲”。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他这种自信力，使他每堂课都有新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令人崇敬。而我们现在的许多课堂，相当程度上是被模式所左右，再也不可能出现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了。

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对象。怎么可能用一个模式套住呢？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上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从教育的本真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节课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班级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每一所学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课堂应该是一师一模、一课一模，而绝不是某种模式的永久使用。

现在很多地方和学校都在推广或翻新“高效”模式，一些学校甚至把孩子的“课堂精力流失率”都列入评价课堂和教师的标准。对这种做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几十年前就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在课内不放过一分钟、一刹那，一直要学生积极进行脑力劳动——在教育人这样细致的工作中，还有什么能比这么干更为愚蠢的呢。教师对工作抱着这样的目的，简直就是要榨干儿童全部的精力。”

教育教学不能不讲究效率，但也不能太强调效率。

我们讲得所谓的“高效”，其实是借鉴工业化的一个概念。工业面对的是机器，生产的是标准件，所以必然要强调效率。但教育面对的毕竟不是机器，生产的也不是标准件。当我们像工业那样太强调高效的时候，就会拔苗助长，违背教育的规律，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有个性的问题学生。

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急不得。教育就像农民种庄稼，必须按大自然的规律和作物生长的规律来办事。不同的农作物有不同的生长季节，有不同的栽培方式，有经验的农民都懂得要适时播种追肥浇水，适时除草松土；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强制它不生长。我们不能为了追求高效，早上种了种子，晚上就想收获，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带来高效，只能造成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教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必须摆脱模式的诱惑。现在有个很不好的苗头，就是一些校长盲目移植照搬那些经媒体包装的所谓名校的教育模式，而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训抛到脑后，这恰恰是严重缺乏思考力的表现。更悲哀的是，有的校长今天推行“洋思”模式，明天实施“杜郎口”模式，后天又搞起来“XX”模式，折腾的学校“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实在是学校的灾难。这正如当年夏丏尊先生所批判的：“学校教育如果单从外形的制度与方法上走马灯似地变更迎合，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

英国思想家怀特海说：“教育培养人是个极其复杂的题目……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决没有普遍适用而简单易行的办法。”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学问，从来就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不要盲目相信媒体制造的“教育神话”。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说得好：“凡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传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指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我们教育要想大发展，首先要搞清本原性问题，从教育的原点出发，继而多研究些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孩子的成长心理，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