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憋尿训练

陈赐贵
先是校园集体舞，后是公务员集体太极，中国人似乎做什么事都好个“集体”。动不动就成千上万人，排得整整齐齐的，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与力量，又能让上级领导过把“挥斥方遒”的瘾。
可惜，这种精神一直无法为个别人所理解。前几天，青岛的一些家长还向报社投诉说，某小学组织学生参加区里一项集体舞比赛时，要求学生穿着夏天的短裙短裤参加比赛，结果在现场一些女生只好抱着肩膀发抖，男生则不停地上下蹦跳来取暖。对此，老师解释道：区里比赛统一规定穿夏装，这样跳起舞来才好看，才能获得好名次。（12月4日《青岛早报》）
或许在老师们看来，这种活动能充分地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能力，培养集体荣誉感，而这些家长也未免太不体谅上级的苦心了。要知道，日本的小学生在冬天还一律穿着短裤短裙上学呢。以前天天嚷着要素质教育，要跟国际接轨，如今好不容易接日本接了次轨，却又冒出这么些不晓事的家长！——这下中国愚民论的支持者恐怕又要为找到新的论据而欢呼了。
我们已经听惯了这样的声音：要是人人都像他们那样，那学校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国家的建设又怎么进行？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强大的“集体力量”，我们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奇迹：有云南临沧的千人甩头舞，有深圳罗湖的万人齐刷牙，有浙江舟山的“万鱼大巡游”……（8月23日《南方周末》）很难想象，要是离开了强大的“集体力量”，我们还会有这么多“壮观”的场面吗？我们还会有这么多“世界第一”吗？
当然，我们还不是做得最好的，因为在我们前面还有更重视“集体荣誉感”的国家，那就是朝鲜。这个国家尽管屡受灾荒困扰，却在今年8月15日组织了一场有10万人参加的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冲刺“世界第一”，令各国官员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中国的民众似乎不怎么热衷这样的“世界第一”了。在林林总总的集体活动中，出现“唱反调”的情况越来越多。记者们毫不客气地拍下活动中那些打着呵欠的孩子，记录下小组成员和家长们的满腹牢骚，采访质疑活动劳民伤财的群众……
然而，这些声音还太微弱了，并不足以影响各地官员开展类似活动的热情，更无法阻止这类活动接二连三地上演。或许真像某些人所说的，这只是一些极个别的“破坏分子”吧。如是反复几次，大家也就习惯了。
直到上个月网上惊爆贾平凹对学生淋雨无动于衷的照片时，人们麻木的神经才被重新刺激起来。但是纵观之下，大家反复讨论的并不是为何学生们为了不影响领导观看表演就得集体淋雨，也不是为何官员们可以对此无动于衷，大家只是关心：为何这些官员中会有贾平凹？毕竟，这种场景实在是太常见太常见了，常见得就跟救人后会被反咬一口一样，都快够不上成为新闻的标准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贾大作家才会勃然大怒，抛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主席台上的其他人都没说什么，我还说什么？”
郭巍青先生曾评价华南虎事件道：“按理说，各种坑害老百姓的‘人间老虎’被揭发，应该更引人关注才对。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读这些新闻，越读得多，越感觉‘无力’。少说也有10年了吧，总是一成不变的老桥段在上演：某官员步步高升，或某企业家背靠政府大山，获社会荣誉无数。到了万众仰望之际，才发现其人原来坑蒙拐骗，作风下流，于是呼喇喇似大厦倾，凄惨惨似灯将尽。开头还有人问，为什么不早点发现呢？为什么有关方面总是严重判断失误呢？为什么不堵上制度漏洞呢？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问多了之后便不再有人问，因为年复一年，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是华南虎事件突然展现了一块新土地，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是发现自己有力量可以做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郭巍青《华南虎事件的新闻价值在哪里》，12月3日红网）
同样地，这类集体活动（包括学生们集体淋雨）也是以“一成不变的老桥段”上演了一遍又一遍，演得观众都失去了关心的兴趣，失去了追问的耐心。如今，人们发现这种“老桥段”中冒出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贾大作家，于是又兴奋起来，呼啸一声，卷入其中……至于那些淋雨的孩子们，早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以配角的形式出现的。
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同情起贾大作家来。这倒不是因为我认可他的想法，也不是同情于他受到了不公的对待，只是同情于他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不过反过来想想，在这么多令人麻木的事情当中，也只有贾大作家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或许是对他的另一种安慰吧。
躬身自问，从小到大，我也没少参加这类的集体活动，小到欢迎上级领导视察、集体扫大街，大到参加县里的公捕公审宣判大会、乡镇企业剪彩活动。可以说，哪里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哪里就有我们整齐的身影、响亮的口号。记得初一那一年，我们学校在镇政府的安排下频频参加镇上的剪彩活动，最多的时候一天参加了三场！
一般遇上这种事，学生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当是放一天假，再搭上几星期的课余时间。运气好的话，活动当天上级领导还让发几个馒头、赏顿饭吃。不过，参加这么多活动以来，我最深的感受还是中途不能上厕所。课落下了，可以补；训练累了，可以回去后早点睡；中途饿了，可以自己带点零食，可中途不能上厕所这一条实在让我无法容忍。
大概是从上小学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没了上厕所的自由了，一切得由铃声或老师管着。不过那时还好，一节课也就40分钟，上几个月学之后也就习惯了。初中时一节课也不过是45分钟，对我来说，“挑战难度”不大。不过慢慢地，老师们越来越喜欢拖堂、连着上课——我们到了升学的前夕了。这时，我便难免觉得难受了。不过，按老师的话来说，那就是：上厕所有比上大学更重要吗？没办法，忍着！
随着年龄渐长，我们要参加的会议和活动也越来越多，迎新大会、年级大会、全校大会、领导视察会议，还有前面提及的各式“涉外”活动。时间上是一个比一个冗长，但其规则却大抵相同，其中永远不变的就是不能中途上厕所。就这样，我们憋尿的能力慢慢地被训练出来了，先是40分钟，然后是45分钟，接着是1小时，现在是两三个小时……现在要是叫我参加一连串大会的话，我能坚持半天不用上厕所。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及高中时参加的一次市旅游节开幕式。由于这次活动是在我们县里举办，县领导特别重视，下令附近的中学都要组织学生参加，或充当观众，或参加表演。据说活动相当重要，还要现场录像，上面遂要求全体学生在整个活动的四五个小时内，不能随便走动，不能交头接耳，甚至不能明显地向旁边倾斜，当然，更不能中途上厕所。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被一次次地停课训练，甚至早上只能吃干饭，不许喝汤，训练时不许带水。训练休息时，学生们疯狂地向厕所跑去，却发现自己尽管肚子胀得厉害，便站在便槽边，半天也尿不出来——憋太久了！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说广州的一家中学“为了能让学生好好利用自修的时间专心学习”，规定晚自修的两小时内不许上厕所，可谓“用心良苦”。（11月23日《羊城晚报》）
或许，学生和家长们都应该理解高层的苦衷，学会“变坏事为好事”，让孩子们多参加这样的训练。毕竟上大学、参加工作以后，他们要开的会还有很多，要参加的集体活动更是不少。如果不提前进行憋尿训练，以后怎么适应得了这个社会？至于要进入官场的，更是要勤加训练。虽说现在已不像当年那样，能称你中途上厕所的时候把你选为右派，但你要是中途这么一走动，肯定给正滔滔不绝的领导留下极不好的印象。为前途计，还是抓紧进行憋尿训练，最好能从娃娃时候抓起。
针对集体表演，王跃文先生说道：“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团体操水平越高，离贫穷和饥饿越近。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团体操人数之多少，同民主开放成反比。”（王跃文《北京不必阿里郎》，11月30日其个人博客）在这里，我也套用一下他的说法：一个人的憋尿能力越高，便越容易习惯这个社会，尤其是官场；一个国家的憋尿训练越频繁，便说明这个国家的“集体荣誉感”越强，也离朝鲜越近。
当然，你还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衡量标准，比如说酒量与职务的关系、领导发言的时间长短、官员中出身秘书和司机的比率……总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能顺利通过中国各种千百万的“训练”，那么你便离成功人士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