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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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作者：于振波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18 15:20:18发布) 阅读300次
［内容提要］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井田制 名田制 爵制
The Ming-tian System of Qin Period in the Bamboo Documents
YU Zhen-bo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ming-tian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in possessing farmland and curtilage according to one’s title. Under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farmland as salary was stable and could run in the family because the aristocratic titles were hereditary.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farmland and curtilage were not stable because the titles must be awarded to those who had contribution or achievement, and would be demoted when the titles were inherited. The farmland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was not divided into public farmland and private farmland, but the land tax paid by means of forced labor in the name of shuzi and renhe remain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was not replaced by wage labor and tenancy until Han Dynasty. Despite many differences,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g-tian system, such as regarding each family as a unit and basing on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Qin Period to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名田制，然而，对于这一制度在秦国和秦朝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尚少。龙岗秦简尤其是张家山汉简中有大量秦汉时期名田制的资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秦名田制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我们对井田制与名田制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尝试。
一、春秋时期井田制的嬗变
秦国的名田制脱胎于井田制，名田制与井田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讨论名田制之前，有必要了解井田制在春秋时期经历了哪些变化。
如所周知，井田制既是与农业生产排水和灌溉密切相关的一种土地疆理制度，也是建立在农村公社或家族公社基础上的授田制，它把各级贵族的“禄”和公社农民（庶人）的赋税徭役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把井田作为禄田赏赐给公、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井田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公田”和“私田”，私田被分授给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家一户的庶人，作为他们的份地，而庶人则无偿地代耕公田，提供劳役地租。据《国语·鲁语下》记载：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1]
孔子所说的先王之制，应当属于井田制下的赋税徭役制度。“籍田以力”，即借助庶人的力量来耕种公田，这是庶人向国家及各级贵族提供剩余劳动的主要方式。“赋里以入”、“任力以夫”分别指庶人还要承担一定量的军赋和劳役，“赋里以入”的情况见于《司马法》：
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乃有马四匹，牛十二头，是为革车一乘。[2]
“季康子欲以田赋”，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左传》中也有记载，杜预注曰：
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3]
很显然，季氏的“以田赋”既不是以新的赋税制度取代旧的赋税制度，也没有触及土地制度本身，而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情况下再增收新的军赋。孔子批评季氏，不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先王的“法”，还因为其“苟而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春秋·哀公十二年》将鲁国正式实施“用田赋”一事记录下来，“以示改法重赋”[4]。
就鲁国而言，在“用田赋”之前更早的时候，还推行了“初税亩”和“作丘甲”。“初税亩”发生在鲁宣公十五年，杜预是这样解释的：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屦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5]
又《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孔颖达疏：藉者，借也。民之田谷出共公者，不过取所借之田。欲以丰民之财，故不多税也。既讥其税亩，言“非礼”，乃举正礼言“谷出不过藉”，则知所税亩者，是藉外更税。故杜氏以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验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6]
不论是杜预所说的“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还是孔颖达所说的“藉外更税”，都表明鲁国此时并没有打破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格局，而是在保留“藉田以力”的公田的基础上，又对私田“履亩而税”。此后，鲁国农民既要无偿耕种公田，提供劳役地租，又要把自己份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实物税上缴，相当于承担了双份田税，负担自然是加重了。到春秋晚期，这样高的田税率也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了，于是鲁哀公发出了“二，吾犹不足”的叹息。鲁国君主的贪婪，遭到了有若的斥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7]古人对于初税亩的评论，主要批评这一举措增加了赋税，并没有提到它是否破坏了井田制，而公田与私田的划分正是井田制与战国以后授田制的一大区别。
“作丘甲”开始于鲁成公元年，杜预曰：
《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8]
“四丘为甸”，鲁国把原来应由甸承担的军事负担改由丘来承担，显然是一种增加军赋的措施。杜预认为《春秋》记录此事的目的是为了“讥重赋”。
同鲁国一样，春秋以降，随着诸侯之间掠夺兼并战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统治者为了自身的享乐和战争的需要，先后以各种名目增加了赋税。例如，郑国在子产的主持下“作丘赋”，见于《左传·昭公四年》。服虔认为，《司马法》所记载的古制（即“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已经很久不再实行了，子产是在“复修古法”。与服虔不同，杜预认为子产“作丘赋”与鲁哀公十一年的“以田赋”一样，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基础上“别赋其田”。孔颖达对服虔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质疑：
案春秋之世，兵革数兴，郑在晋、楚之间，尤当其剧，正当重于古，不应废古法也。若往前不修此法，岂得全无赋乎？故杜以为今子产于牛马之外，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9]
应该说，杜预和孔颖达的说法更符合实际。郑国的“作丘赋”也是一种增加军赋的行为，并没有触及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格局。
再如楚国的“书土田”，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书土田”的目的是为了“量入修赋”，而这里的“赋”明显是指军赋和兵役，并非指通常的田税，更不是各种赋税的统称，因此，“书土田”同样是扩大军赋征收范围的举措。“井衍沃”一语表明，当时仍然实行井田制。
［内容提要］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井田制 名田制 爵制
The Ming-tian System of Qin Period in the Bamboo Documents
YU Zhen-bo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ming-tian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in possessing farmland and curtilage according to one’s title. Under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farmland as salary was stable and could run in the family because the aristocratic titles were hereditary.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farmland and curtilage were not stable because the titles must be awarded to those who had contribution or achievement, and would be demoted when the titles were inherited. The farmland under the ming-tian system was not divided into public farmland and private farmland, but the land tax paid by means of forced labor in the name of shuzi and renhe remain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was not replaced by wage labor and tenancy until Han Dynasty. Despite many differences,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g-tian system, such as regarding each family as a unit and basing on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Qin Period to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square-fields system; the ming-tian system; the system of aristocratic titles.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名田制，然而，对于这一制度在秦国和秦朝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尚少。龙岗秦简尤其是张家山汉简中有大量秦汉时期名田制的资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秦名田制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我们对井田制与名田制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尝试。
一、春秋时期井田制的嬗变
秦国的名田制脱胎于井田制，名田制与井田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讨论名田制之前，有必要了解井田制在春秋时期经历了哪些变化。
如所周知，井田制既是与农业生产排水和灌溉密切相关的一种土地疆理制度，也是建立在农村公社或家族公社基础上的授田制，它把各级贵族的“禄”和公社农民（庶人）的赋税徭役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把井田作为禄田赏赐给公、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井田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公田”和“私田”，私田被分授给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家一户的庶人，作为他们的份地，而庶人则无偿地代耕公田，提供劳役地租。据《国语·鲁语下》记载：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1]
孔子所说的先王之制，应当属于井田制下的赋税徭役制度。“籍田以力”，即借助庶人的力量来耕种公田，这是庶人向国家及各级贵族提供剩余劳动的主要方式。“赋里以入”、“任力以夫”分别指庶人还要承担一定量的军赋和劳役，“赋里以入”的情况见于《司马法》：
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乃有马四匹，牛十二头，是为革车一乘。[2]
“季康子欲以田赋”，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左传》中也有记载，杜预注曰：
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3]
很显然，季氏的“以田赋”既不是以新的赋税制度取代旧的赋税制度，也没有触及土地制度本身，而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情况下再增收新的军赋。孔子批评季氏，不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先王的“法”，还因为其“苟而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春秋·哀公十二年》将鲁国正式实施“用田赋”一事记录下来，“以示改法重赋”[4]。
就鲁国而言，在“用田赋”之前更早的时候，还推行了“初税亩”和“作丘甲”。“初税亩”发生在鲁宣公十五年，杜预是这样解释的：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屦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5]
又《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孔颖达疏：藉者，借也。民之田谷出共公者，不过取所借之田。欲以丰民之财，故不多税也。既讥其税亩，言“非礼”，乃举正礼言“谷出不过藉”，则知所税亩者，是藉外更税。故杜氏以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验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6]
不论是杜预所说的“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还是孔颖达所说的“藉外更税”，都表明鲁国此时并没有打破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格局，而是在保留“藉田以力”的公田的基础上，又对私田“履亩而税”。此后，鲁国农民既要无偿耕种公田，提供劳役地租，又要把自己份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实物税上缴，相当于承担了双份田税，负担自然是加重了。到春秋晚期，这样高的田税率也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了，于是鲁哀公发出了“二，吾犹不足”的叹息。鲁国君主的贪婪，遭到了有若的斥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7]古人对于初税亩的评论，主要批评这一举措增加了赋税，并没有提到它是否破坏了井田制，而公田与私田的划分正是井田制与战国以后授田制的一大区别。
“作丘甲”开始于鲁成公元年，杜预曰：
《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8]
“四丘为甸”，鲁国把原来应由甸承担的军事负担改由丘来承担，显然是一种增加军赋的措施。杜预认为《春秋》记录此事的目的是为了“讥重赋”。
同鲁国一样，春秋以降，随着诸侯之间掠夺兼并战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统治者为了自身的享乐和战争的需要，先后以各种名目增加了赋税。例如，郑国在子产的主持下“作丘赋”，见于《左传·昭公四年》。服虔认为，《司马法》所记载的古制（即“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已经很久不再实行了，子产是在“复修古法”。与服虔不同，杜预认为子产“作丘赋”与鲁哀公十一年的“以田赋”一样，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基础上“别赋其田”。孔颖达对服虔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质疑：
案春秋之世，兵革数兴，郑在晋、楚之间，尤当其剧，正当重于古，不应废古法也。若往前不修此法，岂得全无赋乎？故杜以为今子产于牛马之外，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9]
应该说，杜预和孔颖达的说法更符合实际。郑国的“作丘赋”也是一种增加军赋的行为，并没有触及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格局。
再如楚国的“书土田”，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书土田”的目的是为了“量入修赋”，而这里的“赋”明显是指军赋和兵役，并非指通常的田税，更不是各种赋税的统称，因此，“书土田”同样是扩大军赋征收范围的举措。“井衍沃”一语表明，当时仍然实行井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