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茗公：民族灾难与“民族被骗奸”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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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茗公：民族灾难与“民族被骗奸”命题时间:2010-11-05 10:03 作者:李茗公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45次
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
一
当年，马克思是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站在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研究“民族被骗奸”这个重大社会命题的。
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但是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个人作用却不可忽视，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正面例子当然很多，伟人们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一个民族的历史因为他们而辉煌；反面的例子当然也很多——世界上多次出现痛心的历史悲剧：几个政治骗子在人民群众的沉默或支持下，公然拉历史的倒车，使民族又陷入苦难的深渊。“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2］这种历史大倒退，就是“民族被骗奸”命题的实质。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但拉开历史帷幕的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上台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强了。言论自由被禁止了，民主思想遭到禁锢，其严厉程度比之革命前的专制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3］法国大革命是人类18世纪的辉煌，但革命后又出现复辟，拿破仑在人民默许下发动政变当了皇帝。［4］如果说拿破仑政权还有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一面，那么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被民众选为总统并且进而也当上皇帝，则是百分之百的封建倒退。［5］马克思逝世后，“民族被骗奸”的历史耻辱仍在许多国家不断出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罪恶滔天，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众在战争骗子煽动下的支持和参与，起了决定性作用。希特勒的纳粹党不仅是以1378万张选票的合法手段登上政坛的，而且纳粹党的主要成份也是广大中下层民众。［6］没有民众参与和支持，希特勒那一小撮是成不了气候的。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中，农民、工人和学生就占了52.7％。［7］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在封建专制传统和广泛群众基础上产生的恶魔，周溯源先生指出：“仅有东条英机，没有日本人民，能侵略中国吗？只有希特勒，没有德国人民，法西斯能横扫欧洲吗？”［8］这话猛一听尖锐剌耳，几乎让人无法接受，但冷静想想，却正是敢于正视历史真实的令人痛心的大实话。恩格斯谈到德国侵略罪行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9］作为伟大的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正是这种伟大无私的爱，使他们能够正视祖国的耻辱和人民的历史局限，冷静地分析病因，精心地研制药方。更让革命导师在天之灵感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悲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清洗”。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披露：苏共十七大代表被杀被关占50％多；中央委员被杀被关高达70％！据统计，苏军元帅被清洗60％，集团军司令被清洗86％，军长被清洗67％，师长被清洗56％，旅长被清洗54％。［10］苏共280万党员中，至少有122万党员分别被逮捕、流放和杀害；普通公民被抓的约近800万人。［11］这绝不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一桩桩冤案，一堆堆尸体。我国三年大饥饿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占82.6％，军委副主席占85.7％；中央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占75％。从1978年到1984年3月，政法部门就平反冤案1090748件，绝大部分是文革冤案。其中林彪、四人帮集团诬陷729511人，迫害致死34800人。仅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判刑的案件就20,053件。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12］经济损失也非常严重，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3］
耻辱过后，人们就愤怒谴责那几个罪魁祸首，以把他们送上历史审判台而结束。谴责和审判当然非常必要，但仅仅这样却很不够。我们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那几个坏蛋竟能得到广大民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们的罪恶行径当时为什么不能得到民众的全面抵制？一些清醒者挺身而出的反对和揭露，为什么得不到广大民众的群起响应？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众多的批判文章往往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毫不留情的追根溯源和剖析研究。正如恩格斯批评的那样：“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14］
是啊！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国和德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苏联和中国，这些对世界文明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和人民，怎么会被几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欺骗，甚至进而被他们当枪使呢？拉历史倒车是不容易的，而那几个家伙竟把历史列车拉倒退了！骗子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不是什么神话中的无敌凶魔，有的骗子看上去甚至弱不禁风或非常笨拙。例如托马斯.曼就这样嘲笑过希特勒：“他是个天生的大笨蛋。男人们所能干的一切，他什么也不会。不会骑马，不会开车，更谈不上驾驶飞机，也没有生出孩子来。”［15］但就是这样一个大笨蛋，却能够拉历史倒车，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越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越值得人们去“思”去“议”。马克思的思考是极其深刻、尖锐的：“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16］
拂去岁月积尘，再现当年情景，那种失去理智的愚蠢和疯狂，使这些民族都为之羞愧，使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们都感到内疚。能够不忘民族耻辱当然非常珍贵，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必须弄明白：那种奇耻大辱为什么竟然发生？
二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被马克思尊为老师的智慧老人黑格尔提出的这个哲学命题，是极其精辟深刻的。世界上凡是能够出现和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出现和存在的原因。有了种子伪劣、旱涝风霜、病虫害、管理失误等因素，粮食减产就是“合理的”，增产则是“不合理的”；若没这些因素或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增产就是“合理的”，减产则是“不合理的”。虽然牛的力气比人大、马速度比人快，但因为是“蠢牛笨马”，智商比人类低得多，所以它们给人犁地拉车当坐骑就是“合理的”；如果牛马不仅力量比人大，而且智商也比人高，却仍然被人类奴役驱使，就是“不合理的”。研究“民族被骗奸”这个命题，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民众为什么识不破骗子们的阴谋诡计，甚至被野心家驱使着侵略兄弟国家、镇压阶级兄弟起义？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乍一听,这话很鼓舞人，冷静想想就会产生许多疑问：如果说人民群众的意志不可抗拒，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上，总是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如果说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会出现“民族被骗奸”的悲剧？实际上，从陈胜吴广起义装神弄鬼和冒充皇太子扶苏，到张角、朱元璋、洪秀全、白莲教、义和团利用宗教，还有外国的辛德巴德等许多农民起义必须借用神的名义，都说明群众眼睛不是雪亮的。其实上述传统观点，既无法解释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马克思说：“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17］统治者夺取王位或扩大版图的战争，实际上是穷兄弟之间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恩格斯也不认为历史完全是人民推动着前进的。他说：“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18］列宁则直接了当地说:“创造历史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19］这些论述令人沉思。
因为奴隶只能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工农群众“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才被那些野心家逼迫着去卖命当炮灰，给民族和历史留下了耻辱和羞愧。人民群众的力量当然巨大。他们团结起来可以排山倒海翻天覆地。当他们被统治者逼得走投无路时，农民起义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吼声，谁能不为之一振？可惜由于他们处在沉眠不醒状态，所以常常不造反或造反不成功；偶然成功也仍“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20］
罗丹著名的雕塑《行走》很有象征意味：那个健壮有力的巨人迈着大步，但巨人竟没有脑袋！没有脑袋的巨人就有可能走错路，没有脑袋的巨人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但这个力量又是无固定方向的。可以被调动起来建设两个文明，也可用来破坏两个文明；可以用来创造人间奇迹，也可用来自相残杀。”［21］无数痛心的历史事实，无情地证明着这条真理。
由于精明的统治阶级长期的欺骗宣传，导致蒙昧落后的农民和无产阶级都极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农民和手工业者时，竟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2］虽然导师也认为他们觉悟后会加入革命队伍，但是在觉悟之前他们是反动的。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和《法德农民问题》等文章中多次强调指出：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英国的资产阶级落后，所以德国的无产阶级也比英国的无产阶级落后。［23］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法国农业无产阶级用普选权把压迫他们的地主选到国会去。［24］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把波拿巴送上权力宝座，结果使法国人民大吃苦头。［25］这些论述太深刻了。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只能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去创造。人民当然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但如果还处在革命导师所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那就有可能被迫给恶棍当枪使或者自愿为几个骗子卖命。其主要原因是：
(一)落后生产力的制约。1848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广大贫苦农民把选票投给拿破仑的侄子，使这个骗子以绝对优势登上权力顶峰。为此马克思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农民的反动投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占法国人口五分之三的贫苦农民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是那种互相隔离的小农生产和落后生产力的制约。由于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利益欲求相同，可以说农民是一个阶级；但农户与农户就像袋子中的马铃薯一样互不联系，形不成全国性政治组织，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没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6］正是受这种落后意识的驱使，才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荒谬绝顶”的现象：穷苦农民们高举着旗帜高呼着“皇帝万岁”的口号走向投票箱。于是，资产阶级代表卡雅芬克只得到100万张选票，而封建皇帝的候选人波拿巴却得了600万张选票，是对方的六倍！［27］封建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倒退。
(二)封建专制制度的遗毒危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落后的国家，政治上也容易落后。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是：经济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即封建主义遗毒——“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8］封建专制思想不但能使群众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无可奈何地任人宰割，甚至还能驱使人民群众助纣为虐。恩格斯就曾经严厉批评德国人民说：“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29］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法西斯充当炮灰的各国人民，也是受了封建专制的毒害。朱光庭主编的《法西斯新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期间，主要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30］德意日三国是这样，西班牙、葡萄牙也是这样，而在英美法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较早、封建遗毒较少的国家，法西斯就很难得逞。当时“束棒”之类的法西斯组织在法国也猖獗一时，但终因缺乏封建主义基础而形不成气候。同样，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独裁专制思想浓厚，加上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健全，所以导致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形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31］所以他要求“现在应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
(三)政治阴谋的欺骗。美妙的海妖之歌使水手们心醉神迷，造成了无数船毁人亡的悲剧。神话英雄奥德赛用蜡封住伙伴们的耳朵，又让他们把自己捆到桅杆上，这才免遭覆灭。政治骗子都知道口蜜腹剑的威力。所以他们用最动人最“革命”的语言，把广大群众煽动得热血沸腾，替他们冲锋陷阵。100多年前法国贫苦农民之所以兴高彩烈选举波拿巴，除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的侄子外，他那本《论消灭贫穷》也太吸引人了。“法西斯”现在是残暴行为的代名词，但在二战以前它却是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名称。墨索里尼不仅担任过社会主义政党机关报的主编，而且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处处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而使“德国人民心里激起一股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热潮。”［33］他当上总理就露出狰狞面目，颁布《新闻紧急法令》，几天内就逮捕十多万人。但一年后进行是否同意他任国家元首兼总理的全国公民投票时，4500万选民中仅有87万人撕了选票，425万人投反对票，他竟获3800多万张赞成票！德国民众使“希特勒成为一个身兼国家元首和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法西斯大独裁者。”［34］斯大林著作里不但没有一句破坏民主与法制的话，而且有许多虚心听取批评、努力改正错误的精彩论述。林彪不仅是战功赫赫的十大元帅之一，而且“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红海洋”和“忠字化”运动。四人帮的讲话和文章则比谁都“革命”。
(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局限。人生聪明识字始，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愚昧无知，很容易上当受骗。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35］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6］就像没通过培训考核而莽撞驾驶汽车飞机，肯定会导致灾难一样，没有文化往往无法深刻理解和接受真理，无法正确参与政治操作。当然，民众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完全是统治阶级故意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解放前全国80％多的人是文盲。外国反动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故意使教育事业雕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的无知状态。”［37］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使有普选权也不会正确运用。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38］墨索里尼、希特勒上台的选票，一次次证明着导师论述的正确。到了20世纪90年代，竟还有农民认为：上级让老百姓投票选村长是上级怕得罪人，上级不给老百姓作主！［39］所以邓小平说：“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40］
三
马列主义原理认为，国家是个祸害，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也仍是个祸害。
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文章中有段重要论述：“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41］说反动统治的国家是个祸害容易理解，但说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国家还可能是祸害，就很难理解。问题的答案是：在理论上，胜利之后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在事实上人民不经过学习和培训不可能马上就会管理国家。列宁在1917年指出：“任何一个粗工和任何一个厨妇都不是马上可以管理国家的。”［42］国家是一头猛兽，优秀驯兽师也不敢和狮子老虎同一卧室，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兽性大发？因为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求迅速培训群众管理国家，同时还强调“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43］这些思想由于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结果导致了“大清洗”的灾难。中国也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44］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族被骗奸”的政治灾难呢？根据革命导师们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各级领导层实行投票决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献中，总结酿成“文革”灾难的制度原因，是“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45］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46］
这个原则也是当年革命导师们一直坚持的原则。例如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海牙会议上提出总委员会职权应该扩大的议案，以36票赞成15票弃权和6票反对而顺利通过。但恩格斯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提议却引起了很大争议，大会决定对这一提案分两次表决：先表决是否需要迁移，以26票赞成的微弱多数通过；再投票表决是否迁往纽约，以30票赞成而顺利通过。［47］列宁在重大问题上，也坚持投票表决的原则。特别是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表决时，开始不少人反对。列宁的意见虽然正确但是少数，他坚持不破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直到德国打到苏联时，经过耐心的说服，决策层中又有两票同意了他的意见，他的提议才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48］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决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二)用制度来保护不同意见。领导层意见有时不大一致是正常现象。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会议上说了一番感慨至深的话：“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49］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在不违犯四项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赞扬、批评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这里特别强调“不同意见”，是因为不论历史还是现实，赞扬言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对于政治操作来说，善意的不同意见更为重要。但这需要制度来保障，需要主要领导胸襟宽阔。唐太宗表扬魏征说：“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而魏征却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大实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50］在1989年5月31日那个非常时刻，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提出了他“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开阔的，对第三代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51］中央领导胸襟宽阔，各级领导更要胸襟宽阔。
(三)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革命导师认为：伟人也有伟人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伟人也无法克服或战胜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连歌德也无力战胜歌德身上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52］既然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战胜，那么就只有从外部来监督和制约了。别忘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英美法等国家的权力制约机制，也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53］十四大报告就开始要求“强化法制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54］但是至今没有实现这一预定目标。
(四)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公民素质。必须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每个民族都有精英，但一个民族只有精英而没有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其进步必然艰难。列宁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55］然而，要让广大人民行使现代公民的最高权力，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只有现代教育才能把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现代人；也只有全体公民成为现代人时，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到教育的重要性时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6］只有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达到了一定水平，政治骗子的阴谋才会被识破，拉历史倒车的行为才会被制止，“民族被骗奸”的悲剧才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才会在长治久安中走向繁荣昌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5页
3.《世界史．近代史(上)》55页人民出版社
4.《世界史.近代史》（上）263页
5.《世界史.近代史》（上）399页
6.《法西斯新论》150、151、518页重庆出版社
7.《法西斯新论》31页
8.《关于历史创造者的新思考》《新华文摘》1989年6期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305页
1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1.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195页
12.王年一《大动乱年代》623页
13.《大动乱年代》6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501页
15.《走向绞架——二次世界大战》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8页
17.《马克思选集》1卷599-60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42页
19.《列宁选集》3卷491页
20.《毛泽东选集》2卷588页
21.《新华文摘》1989年6期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26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50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28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9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428-42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06-2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305页
30.《法西斯新论》263页
31.《邓小平文选》2卷329页
32.《邓小平文选》2卷335页
33.《法西斯新论》263页
34.《法西斯新论》239页
35.《列宁全集》33卷59页
36.《毛泽东选集》3卷91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9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169页
39.乔典运《问天》中原农民出版社
40.《邓小平文选》3卷242、22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336页
42.《列宁选集》3卷318页
43.《列宁选集》4卷408页
44.《邓小平文选》2卷333页
45.《邓小平文选》2卷330页
46.《邓小平文选》2卷341页
47.弗．梅林《马克思传》625页
48.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56页
4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4页
50.《贞观政要.任贤》
51.《邓小平文选》3卷299页
52.《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254页
53.《邓小平文选》2卷333页
54.人民出版社《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31页
55.《列宁选集》3卷498页
56.《资本论》1卷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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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
一
当年，马克思是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站在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研究“民族被骗奸”这个重大社会命题的。
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但是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个人作用却不可忽视，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正面例子当然很多，伟人们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一个民族的历史因为他们而辉煌；反面的例子当然也很多——世界上多次出现痛心的历史悲剧：几个政治骗子在人民群众的沉默或支持下，公然拉历史的倒车，使民族又陷入苦难的深渊。“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2］这种历史大倒退，就是“民族被骗奸”命题的实质。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但拉开历史帷幕的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上台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强了。言论自由被禁止了，民主思想遭到禁锢，其严厉程度比之革命前的专制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3］法国大革命是人类18世纪的辉煌，但革命后又出现复辟，拿破仑在人民默许下发动政变当了皇帝。［4］如果说拿破仑政权还有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一面，那么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被民众选为总统并且进而也当上皇帝，则是百分之百的封建倒退。［5］马克思逝世后，“民族被骗奸”的历史耻辱仍在许多国家不断出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罪恶滔天，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众在战争骗子煽动下的支持和参与，起了决定性作用。希特勒的纳粹党不仅是以1378万张选票的合法手段登上政坛的，而且纳粹党的主要成份也是广大中下层民众。［6］没有民众参与和支持，希特勒那一小撮是成不了气候的。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中，农民、工人和学生就占了52.7％。［7］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在封建专制传统和广泛群众基础上产生的恶魔，周溯源先生指出：“仅有东条英机，没有日本人民，能侵略中国吗？只有希特勒，没有德国人民，法西斯能横扫欧洲吗？”［8］这话猛一听尖锐剌耳，几乎让人无法接受，但冷静想想，却正是敢于正视历史真实的令人痛心的大实话。恩格斯谈到德国侵略罪行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9］作为伟大的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正是这种伟大无私的爱，使他们能够正视祖国的耻辱和人民的历史局限，冷静地分析病因，精心地研制药方。更让革命导师在天之灵感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悲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清洗”。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披露：苏共十七大代表被杀被关占50％多；中央委员被杀被关高达70％！据统计，苏军元帅被清洗60％，集团军司令被清洗86％，军长被清洗67％，师长被清洗56％，旅长被清洗54％。［10］苏共280万党员中，至少有122万党员分别被逮捕、流放和杀害；普通公民被抓的约近800万人。［11］这绝不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一桩桩冤案，一堆堆尸体。我国三年大饥饿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占82.6％，军委副主席占85.7％；中央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占75％。从1978年到1984年3月，政法部门就平反冤案1090748件，绝大部分是文革冤案。其中林彪、四人帮集团诬陷729511人，迫害致死34800人。仅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判刑的案件就20,053件。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12］经济损失也非常严重，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3］
耻辱过后，人们就愤怒谴责那几个罪魁祸首，以把他们送上历史审判台而结束。谴责和审判当然非常必要，但仅仅这样却很不够。我们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那几个坏蛋竟能得到广大民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们的罪恶行径当时为什么不能得到民众的全面抵制？一些清醒者挺身而出的反对和揭露，为什么得不到广大民众的群起响应？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众多的批判文章往往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毫不留情的追根溯源和剖析研究。正如恩格斯批评的那样：“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14］
是啊！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国和德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苏联和中国，这些对世界文明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和人民，怎么会被几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欺骗，甚至进而被他们当枪使呢？拉历史倒车是不容易的，而那几个家伙竟把历史列车拉倒退了！骗子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不是什么神话中的无敌凶魔，有的骗子看上去甚至弱不禁风或非常笨拙。例如托马斯.曼就这样嘲笑过希特勒：“他是个天生的大笨蛋。男人们所能干的一切，他什么也不会。不会骑马，不会开车，更谈不上驾驶飞机，也没有生出孩子来。”［15］但就是这样一个大笨蛋，却能够拉历史倒车，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越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越值得人们去“思”去“议”。马克思的思考是极其深刻、尖锐的：“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16］
拂去岁月积尘，再现当年情景，那种失去理智的愚蠢和疯狂，使这些民族都为之羞愧，使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们都感到内疚。能够不忘民族耻辱当然非常珍贵，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必须弄明白：那种奇耻大辱为什么竟然发生？
二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被马克思尊为老师的智慧老人黑格尔提出的这个哲学命题，是极其精辟深刻的。世界上凡是能够出现和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出现和存在的原因。有了种子伪劣、旱涝风霜、病虫害、管理失误等因素，粮食减产就是“合理的”，增产则是“不合理的”；若没这些因素或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增产就是“合理的”，减产则是“不合理的”。虽然牛的力气比人大、马速度比人快，但因为是“蠢牛笨马”，智商比人类低得多，所以它们给人犁地拉车当坐骑就是“合理的”；如果牛马不仅力量比人大，而且智商也比人高，却仍然被人类奴役驱使，就是“不合理的”。研究“民族被骗奸”这个命题，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民众为什么识不破骗子们的阴谋诡计，甚至被野心家驱使着侵略兄弟国家、镇压阶级兄弟起义？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乍一听,这话很鼓舞人，冷静想想就会产生许多疑问：如果说人民群众的意志不可抗拒，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上，总是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如果说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会出现“民族被骗奸”的悲剧？实际上，从陈胜吴广起义装神弄鬼和冒充皇太子扶苏，到张角、朱元璋、洪秀全、白莲教、义和团利用宗教，还有外国的辛德巴德等许多农民起义必须借用神的名义，都说明群众眼睛不是雪亮的。其实上述传统观点，既无法解释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马克思说：“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17］统治者夺取王位或扩大版图的战争，实际上是穷兄弟之间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恩格斯也不认为历史完全是人民推动着前进的。他说：“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18］列宁则直接了当地说:“创造历史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19］这些论述令人沉思。
因为奴隶只能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工农群众“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才被那些野心家逼迫着去卖命当炮灰，给民族和历史留下了耻辱和羞愧。人民群众的力量当然巨大。他们团结起来可以排山倒海翻天覆地。当他们被统治者逼得走投无路时，农民起义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吼声，谁能不为之一振？可惜由于他们处在沉眠不醒状态，所以常常不造反或造反不成功；偶然成功也仍“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20］
罗丹著名的雕塑《行走》很有象征意味：那个健壮有力的巨人迈着大步，但巨人竟没有脑袋！没有脑袋的巨人就有可能走错路，没有脑袋的巨人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但这个力量又是无固定方向的。可以被调动起来建设两个文明，也可用来破坏两个文明；可以用来创造人间奇迹，也可用来自相残杀。”［21］无数痛心的历史事实，无情地证明着这条真理。
由于精明的统治阶级长期的欺骗宣传，导致蒙昧落后的农民和无产阶级都极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农民和手工业者时，竟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2］虽然导师也认为他们觉悟后会加入革命队伍，但是在觉悟之前他们是反动的。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和《法德农民问题》等文章中多次强调指出：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英国的资产阶级落后，所以德国的无产阶级也比英国的无产阶级落后。［23］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法国农业无产阶级用普选权把压迫他们的地主选到国会去。［24］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把波拿巴送上权力宝座，结果使法国人民大吃苦头。［25］这些论述太深刻了。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只能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去创造。人民当然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但如果还处在革命导师所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那就有可能被迫给恶棍当枪使或者自愿为几个骗子卖命。其主要原因是：
(一)落后生产力的制约。1848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广大贫苦农民把选票投给拿破仑的侄子，使这个骗子以绝对优势登上权力顶峰。为此马克思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农民的反动投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占法国人口五分之三的贫苦农民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是那种互相隔离的小农生产和落后生产力的制约。由于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利益欲求相同，可以说农民是一个阶级；但农户与农户就像袋子中的马铃薯一样互不联系，形不成全国性政治组织，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没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6］正是受这种落后意识的驱使，才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荒谬绝顶”的现象：穷苦农民们高举着旗帜高呼着“皇帝万岁”的口号走向投票箱。于是，资产阶级代表卡雅芬克只得到100万张选票，而封建皇帝的候选人波拿巴却得了600万张选票，是对方的六倍！［27］封建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倒退。
(二)封建专制制度的遗毒危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落后的国家，政治上也容易落后。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是：经济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即封建主义遗毒——“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8］封建专制思想不但能使群众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无可奈何地任人宰割，甚至还能驱使人民群众助纣为虐。恩格斯就曾经严厉批评德国人民说：“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29］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法西斯充当炮灰的各国人民，也是受了封建专制的毒害。朱光庭主编的《法西斯新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期间，主要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30］德意日三国是这样，西班牙、葡萄牙也是这样，而在英美法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较早、封建遗毒较少的国家，法西斯就很难得逞。当时“束棒”之类的法西斯组织在法国也猖獗一时，但终因缺乏封建主义基础而形不成气候。同样，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独裁专制思想浓厚，加上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健全，所以导致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形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31］所以他要求“现在应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
(三)政治阴谋的欺骗。美妙的海妖之歌使水手们心醉神迷，造成了无数船毁人亡的悲剧。神话英雄奥德赛用蜡封住伙伴们的耳朵，又让他们把自己捆到桅杆上，这才免遭覆灭。政治骗子都知道口蜜腹剑的威力。所以他们用最动人最“革命”的语言，把广大群众煽动得热血沸腾，替他们冲锋陷阵。100多年前法国贫苦农民之所以兴高彩烈选举波拿巴，除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的侄子外，他那本《论消灭贫穷》也太吸引人了。“法西斯”现在是残暴行为的代名词，但在二战以前它却是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名称。墨索里尼不仅担任过社会主义政党机关报的主编，而且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处处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而使“德国人民心里激起一股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热潮。”［33］他当上总理就露出狰狞面目，颁布《新闻紧急法令》，几天内就逮捕十多万人。但一年后进行是否同意他任国家元首兼总理的全国公民投票时，4500万选民中仅有87万人撕了选票，425万人投反对票，他竟获3800多万张赞成票！德国民众使“希特勒成为一个身兼国家元首和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法西斯大独裁者。”［34］斯大林著作里不但没有一句破坏民主与法制的话，而且有许多虚心听取批评、努力改正错误的精彩论述。林彪不仅是战功赫赫的十大元帅之一，而且“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红海洋”和“忠字化”运动。四人帮的讲话和文章则比谁都“革命”。
(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局限。人生聪明识字始，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愚昧无知，很容易上当受骗。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35］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6］就像没通过培训考核而莽撞驾驶汽车飞机，肯定会导致灾难一样，没有文化往往无法深刻理解和接受真理，无法正确参与政治操作。当然，民众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完全是统治阶级故意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解放前全国80％多的人是文盲。外国反动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故意使教育事业雕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的无知状态。”［37］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使有普选权也不会正确运用。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38］墨索里尼、希特勒上台的选票，一次次证明着导师论述的正确。到了20世纪90年代，竟还有农民认为：上级让老百姓投票选村长是上级怕得罪人，上级不给老百姓作主！［39］所以邓小平说：“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40］
三
马列主义原理认为，国家是个祸害，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也仍是个祸害。
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文章中有段重要论述：“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41］说反动统治的国家是个祸害容易理解，但说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国家还可能是祸害，就很难理解。问题的答案是：在理论上，胜利之后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在事实上人民不经过学习和培训不可能马上就会管理国家。列宁在1917年指出：“任何一个粗工和任何一个厨妇都不是马上可以管理国家的。”［42］国家是一头猛兽，优秀驯兽师也不敢和狮子老虎同一卧室，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兽性大发？因为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求迅速培训群众管理国家，同时还强调“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43］这些思想由于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结果导致了“大清洗”的灾难。中国也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44］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族被骗奸”的政治灾难呢？根据革命导师们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各级领导层实行投票决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献中，总结酿成“文革”灾难的制度原因，是“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45］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46］
这个原则也是当年革命导师们一直坚持的原则。例如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海牙会议上提出总委员会职权应该扩大的议案，以36票赞成15票弃权和6票反对而顺利通过。但恩格斯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提议却引起了很大争议，大会决定对这一提案分两次表决：先表决是否需要迁移，以26票赞成的微弱多数通过；再投票表决是否迁往纽约，以30票赞成而顺利通过。［47］列宁在重大问题上，也坚持投票表决的原则。特别是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表决时，开始不少人反对。列宁的意见虽然正确但是少数，他坚持不破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直到德国打到苏联时，经过耐心的说服，决策层中又有两票同意了他的意见，他的提议才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48］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决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二)用制度来保护不同意见。领导层意见有时不大一致是正常现象。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会议上说了一番感慨至深的话：“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49］言论自由的实质是在不违犯四项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赞扬、批评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这里特别强调“不同意见”，是因为不论历史还是现实，赞扬言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对于政治操作来说，善意的不同意见更为重要。但这需要制度来保障，需要主要领导胸襟宽阔。唐太宗表扬魏征说：“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而魏征却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大实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50］在1989年5月31日那个非常时刻，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提出了他“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开阔的，对第三代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51］中央领导胸襟宽阔，各级领导更要胸襟宽阔。
(三)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革命导师认为：伟人也有伟人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伟人也无法克服或战胜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连歌德也无力战胜歌德身上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52］既然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战胜，那么就只有从外部来监督和制约了。别忘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英美法等国家的权力制约机制，也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53］十四大报告就开始要求“强化法制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54］但是至今没有实现这一预定目标。
(四)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公民素质。必须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每个民族都有精英，但一个民族只有精英而没有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其进步必然艰难。列宁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55］然而，要让广大人民行使现代公民的最高权力，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只有现代教育才能把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现代人；也只有全体公民成为现代人时，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到教育的重要性时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6］只有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达到了一定水平，政治骗子的阴谋才会被识破，拉历史倒车的行为才会被制止，“民族被骗奸”的悲剧才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才会在长治久安中走向繁荣昌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5页
3.《世界史．近代史(上)》55页人民出版社
4.《世界史.近代史》（上）263页
5.《世界史.近代史》（上）399页
6.《法西斯新论》150、151、518页重庆出版社
7.《法西斯新论》31页
8.《关于历史创造者的新思考》《新华文摘》1989年6期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305页
1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1.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195页
12.王年一《大动乱年代》623页
13.《大动乱年代》6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501页
15.《走向绞架——二次世界大战》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08页
17.《马克思选集》1卷599-60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42页
19.《列宁选集》3卷491页
20.《毛泽东选集》2卷588页
21.《新华文摘》1989年6期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26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50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28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69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428-42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06-2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305页
30.《法西斯新论》263页
31.《邓小平文选》2卷329页
32.《邓小平文选》2卷335页
33.《法西斯新论》263页
34.《法西斯新论》239页
35.《列宁全集》33卷59页
36.《毛泽东选集》3卷91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29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169页
39.乔典运《问天》中原农民出版社
40.《邓小平文选》3卷242、22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336页
42.《列宁选集》3卷318页
43.《列宁选集》4卷408页
44.《邓小平文选》2卷333页
45.《邓小平文选》2卷330页
46.《邓小平文选》2卷341页
47.弗．梅林《马克思传》625页
48.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56页
4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4页
50.《贞观政要.任贤》
51.《邓小平文选》3卷299页
52.《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254页
53.《邓小平文选》2卷333页
54.人民出版社《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31页
55.《列宁选集》3卷498页
56.《资本论》1卷530页
通讯地址：474350河南省内乡县衙博物馆李茗公
电子邮箱：lmg001@126.com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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