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解放军镇压“无为金丹道”暴乱始末

王仲笃，山东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叫王延湖，原先是个中医，后来借行医之便组织发展了一个叫“圣贤道”的道会组织，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会门头头。王仲笃自幼好逸恶劳，只念过2年书就宁死不读书了，此后务过农经过商，但均因嫌苦嫌累而作罢。王仲笃虽说是个花花少爷，但为人有心计，很会笼络人心，脑袋瓜子灵活。他东奔西走了几年，发现像他父亲那样传道收徒，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于是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他凭借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广收门徒，逐渐成为“圣贤道”最有势力的人物。

为了实现他的“天皇”野心，王仲笃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反革命党羽。除在当地几十个村子发展一批批爪牙外，还派得力干将到外地活动。
王仲笃根据道徒的分布情况，确定了9个分坛。他的父亲王延湖是总坛主，名为巽风会坛主。分坛有金斗、五挂、九峰、双喜、八德、五凤、青云、瑞瑶、金山等9个，分坛主均是当地道会头目。根据会规，一旦总坛主有事，分坛主必须马上派人联系，效忠效力。这些做法在发展道会势力，巩固王仲笃在道会中的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装暴乱惊全国，军民合力灭叛匪
1951年8月初，王仲笃以博兴县的汾王村和傅园村为基地，联络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县的一批道徒，组成了所谓的“中华人民革命建国义勇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匪徒首先在傅园村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笃亲自指挥，有匪徒100多人。他们从傅园村出发，直奔临淄县北境。在大柳树屯，匪徒们砸开了供销门市部，把店里的雨衣、胶鞋、手电筒、副食品抢劫一空。据事后俘虏交待，这些东西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需品。大柳树屯抢劫之后，这伙匪徒又窜到大夫店、房家庄，在房家庄内奸的配合下，匪徒们竟残忍地将不肯跟随他们的一名小学教师和一名村干部杀害。
北路的匪军一共有兵力近百人，这伙匪徒从傅园村出发，第一站到了驸马村。该村公安员杨延先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笃拉上关系而被任命为大队长。杨见匪徒已到，马上把枪交出，在他的指挥下，村内几个叛乱分子立即把村长抓起来，用砖活活砸死，然后扔进井内。这伙匪徒在驸马村闹腾了半夜，又去兴和益乡公所，欲杀害乡干部和夺取枪支弹药，幸亏乡公所同志有所防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匪徒们离开兴和益后，又窜到利城区的刘耿村。王仲笃的表弟韩秃子公开响应，并引路包围了村民兵队部。守夜的两名民兵寡不敌众，只能看着这伙匪徒把七八枝大枪抢走。匪徒们在村中折腾了一番，在村小学后墙上张贴了反动标语，看看天将拂晓，才匆忙打了两枪，撤出了刘耿村，欲与王仲笃的匪军会合。
事后，匪徒们在供词中写道：“原拟南北两股集结以后，北上赶往辛安农场。通过此地内线，再缴下该单位的几条枪，然后进城。入城后首先进攻公安局，夺取枪弹，即动手劫狱，劫走王之父王延湖和心腹王登荣等人。”只因天色已亮，没有实施。
事发之前，中共博兴县委曾专门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防特防盗的夏防工作。兴福区委书记陈树榛会后还没来得及与区长研究如何落实，王仲笃就开始行动了。兴福区委和区政府一面调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报县委，要求火速增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情况，认为事态相当严重，马上将消息转告了山东省军区，山东省军区又马上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潍坊军分区各派一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往博兴剿匪，同时命令山东省附近的其他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惠民军分区陈司令员受山东省军区委派，在博兴县兴福区成立了临时剿匪指挥部，陈司令员任指挥，博兴县长马怡亭任副指挥，成员包括博兴县公安局长赵子安及陈树榛等人。
不久，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兴福区，并将匪徒们藏身的大片的青纱帐包围起来，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匪徒们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也无心恋战了。他们一个个心慌意乱，不少人脱掉衣服，扔出枪支子弹，只穿短裤逃出青纱帐。战斗仅仅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从俘虏口中得知，俘虏中没有王仲笃，王仲笃在附近驸马村有个干姐姐，他可能带领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获得这一线索后，指挥部立即派部队缉拿王仲笃。在驸马村经过一番激烈枪战，王仲笃终于束手就擒。王仲笃在押期间，经过多次审讯，才将部分未落网的同伙供出来。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匪徒一一缉拿归案。

博兴县政法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先后数次召开公判大会，将王仲笃、王延湖父子等29名骨干分子处以死刑，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余人，其余胁从者被释放回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至此，这个反动透顶、愚不可及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组织终于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