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多音节形貌词研究 ——以《诗经》、《楚辞》为例

上古多音节形貌词研究 ——以《诗经》、《楚辞》为例 ○、引言 0.1 现代汉语形容词中的两大分野——性质和状态。除非谓形容词外，现代学者大都同意把现代汉语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大类，从构成方式上，状态形容词是性质形容词的复杂化。这种划分始于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1）。朱先生把性质形容词称为“形容词的简单形式”，即形容词的基本形式，包括单音节形容词（大、红、多、好）和一般双音节形容词（干净、大方、糊涂、规矩、伟大），简称“甲类成分”；把形容词重叠式（小小儿、远远儿、干干净净）、带后附成分的形容词（黑乎乎、慢腾腾、黑不啦叽）、 “煞白、冰凉”一类的形容词和以性质形容词为中心构成的词组（很大、挺好、那么长）等统称为“形容词的复杂形式”，简称“乙类成分”，朱先生分别从定、状、谓、补语四种位置上考察了两类成分在语法功能方面的区别。后又有沈家煊从认知的角度来论证性质、状态两范畴之间的差别，把朱先生的乙类成分称为“状态形容词”，并根据“标记理论”从作定语、作谓语带不带“的”标记进一步论证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不同——性质和状态形容词与句法功能之间客观存在着关联标记模式：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和状态形容词作谓语都是无标记的，也就是说，性质形容词具有定语性而状态形容词具有谓语性。（沈家煊《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1997.4，《认知语法的概括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1）；郭锐先生把乙类成分干脆从形容词中划分出来，称之为“状态词”，将其看作归不进动词、形容词的谓词的剩余类，他认为状态词一般都带有程度的意味，这是与形容词不同的地方（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以上各位无论使用什么命名，两类成分之间在语义、语法上的差异是得到公认的。由于乙类成分中“很大”、“挺好”在严格意义上只能算作词组而不能看作“形容词”，所以本文在下文论述中仍取朱先生形容词“甲类成分”和“乙类成分”的说法。各位学者的考察和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中性质和状态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形容词系统中的甲乙两类成分就正是反映这两种对立概念和语法范畴的语言形式。汉语形容词反映的性状跟一定的量相联系，即都具有程度性，但性质和状态所呈现出的量的特征是不同的。量性特征的不同是性质与状态范畴之间的最大差别，同时也是造成现代汉语形容词甲乙两类成分语义上最大差别的原因。对此，石毓智提出了“量幅、量点”的概念（详见石毓智《形容词的数量特征及其对语法行为的影响》，世界汉语教学，2003.2），沈家煊提出了“有界、无界”的概念（详见沈家煊《“有界”和“无界”》，中国语文，1995.5），对分别反映性质和状态范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两类成分的量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性质是恒定、客观的，可以据此对事物进行分类，是对某一区别特征各种程度的一种概括，反映在其语法表现形式——形容词甲类成分上，则它所反映的性状在程度上是“无界”的，即在量上不受限制，如“白”是对各种程度的白的概括,代表一个不定的“量幅”，其程度性是潜在的、可塑的，能用程度词“有点儿、很、最”三个序列加以修饰来显示不同的程度意义；而状态是事物具有明显程度意义的性质，不是对事物的客观分类而是主观描述，是对某一特征特定程度的一种确认，反映在其语法表现形式——形容词一类成分上，则它所反映的性状在程度上是“有界”的，如“雪白”只是“白”这个量幅上的某一段或某一点，由于它本身已表明一定程度，所以不能与程度词“有点儿、很、最”组配，同时，由于它自身有了量的确认，描写性较形容词的甲类成分更强，不再是对性质的说明，而是对状态的描述。当然，性质和状态范畴之间的差别主要在量上而不在质上，他们之间是联系是紧密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游走。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量的确认与否的区别以及由量的确认与否引发的性质、状态凸显侧面的区别，所以性质要向状态转化，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性质的具体的量的表达，要确认性质特征的具体程度就需要融入人对事物性状的主观评价和描述，自然状态侧面也就得到了凸显。形容词乙类成分本身意义就有量的表达，在形式上也通过各种手段显化程度，故常常凸显出状态侧面；而甲类成分意义本身无量的表达，在形式上也无表示量的标记，其程度性是隐性的，侧重凸显性质侧面，语用上只起分类、区别作用，要想转化为一类成分，只有通过采取标明程度的手段实现隐性量到显性量的转变，从而凸显出状态侧面。从构成方式来看，大部分乙类成分也正是甲类成分的复杂化，即是通过赋予甲类成分以明确程度性成分的手段形成的，李宇明曾对此作过深入考察，他将乙类成分记作“F+Ax”，Ax表形容词的甲类成分，F表附加在甲类成分上的成分，包括F1、F2、F3，F1是附加在甲类成分前、中、后的一些有词汇意义或无词汇意义的成分（如黑乎乎、冰凉中、花乎溜哨中的乎乎、冰、乎溜），F2是重叠手段（如小小儿的、远远儿的中的音节重叠），F3是程度副词（如很大、挺好中的很、挺），F的语义作用就是赋予性质形容词以明确的程度性，使甲类成分由表示性质变化为表示状态，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语法功能上的变化（详见李宇明《程度与否定》，世界汉语教学，1999.1）。可见，性质和状态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并可通过一定手段互相转化的范畴，现代汉语形容词内部的两大分野正是这对范畴的语法表达形式，它们在语义和语法上体现出性质和状态范畴的差别。 0.2 上古汉语形容词系统对现代汉语（包括北京话和方言）形容词内部性质和状态的对立，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且对两类成分在语义上量性特征的不同及由此决定的两者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别也有深入和相对完善的研究（见上0.2节），但是，学术界（无论是传统语言学家还是现代学者）对于古汉语形容词的内部系统探讨目前还很少，远达不到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规模和深度，而且由于过分注重意义的划分，至今未能取得十分明晰的结论。形容词内部两类对立成分的区分是否只是现代汉语的特性？状态和性质范畴的对立是从何时开始体现在汉语的形容词系统中的？古代汉语形容词系统中是否也存在着两个次类且分别体现着不同的语法特征？这一系列问题对我们进一步准确认识汉语形容词系统都非常重要。实际上，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对立不仅北京话有，各种方言都有，不仅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也有。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探索一下这种对立在上古汉语中的具体表现，并谈谈与上古状态形容词有关的几个问题。 0.2.1 上古汉语形容词的分野——单音性质形容词和多音节形貌词杨建国在《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一文中曾对先秦汉语中与单音形容词相对的所谓“先秦状态形容词”从内部结构、意义特色、用法几个方面作过专门的探讨（中国语文 1979.6），开始关注单音性质形容词之外的其它不同类形容词；而最早以分类为目的而对上古形容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的当属赵国铭，赵先生在《〈诗经〉中的形容词研究》一文中将《诗经》中的形容词分为两大类——单音形容词和复音形容词（包括部分复音结构），并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探讨，他认为这两类形容词语法意义不同，单音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而复音形容词（或结构）则表示性质的状态或情态，由于语法意义不同，两者语法功能也存在一定差别（论文详见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两位学者的研究都侧重客观描写而未进行深入解释，但他们的研究至少表明，性质和状态两大范畴在上古汉语的形容词系统中已经有所体现，且分别用不同语法形式表示，这说明我们对上古汉语形容词系统进行分类并深入探讨其中的次类具有一定意义。远古汉语形容词极少 ，它们以单音节为主，主要是对简单性质的说明。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人类思维日渐繁复、精细，人们要求词汇能对社会生活的各种形式、各种角度进行准确地反映，且能体现各种感情色彩和美感，西周以后至春秋战国时期汉语的词汇结构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形容词系统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单音形容词在数量上大量增长，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的形态，呈现出崭新的面目。这一时期的形容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 单音节形式A： a. 直、洁、寒、大、美 b. 濛、菀、颙、霏、忡（2） 叠音形式AA或AABB： 青青、潺潺、依依、习习、战战兢兢、穆穆皇皇、颙颙卬卬（3） 双音节形式AB： a.朴素、憔悴、正直、永久、劳苦 b.犹豫、潺湲、流离、燕婉、缤纷（4） 带附加成分形式(x)A或A(x)： a.有皇、凉彼、彼茁、咥其、其凉、思媚、斯皇 b.沃若、顺而、褎如、宛然、潸焉、永言从功能上看，可以将这些形式分为两类，其中（2）、（3）b、（4）属于一类，它们与单音形容词（1）a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首先在音节形式上，与单音形容词相比，它们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在意义表达方面，它们不仅仅能说明性质，还能作生动的情态、状貌描述，凸显的是性状的状态侧面，我们将形容词系统内产生的这种新形式称之为多音节形貌结构，它们基本凝固成词或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对此正文中的第一章将进行说明），所以我们进一步将其称为多音节形貌词，从而与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区别。（1）b和（2）a在系统中比较特殊，需要特别进行交待。很多人把(1)中b类称为单音状态词 ，也归入形貌词的行列，其实不然，它们只是带描绘色彩的字，除了在一些特殊的格式中为配合句式、节奏单独出现之外，一般情况下它们不单用，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其为词。它们常常通过叠音或其它形式与其它音节组合形成一个双音节结构从而体现出与多音节形貌词相同的特征,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将其称为“单辞形况字”，这一措辞相对比较准确。正因此，我们在说到单音形容词时并不包括这类单音粘着语素，同时也不把它们归入形貌词之列，而只是将它看作多音形貌词的构成成分；（2）a在形式上属于多音节，但在意义上它却在性质、状态间游走，有时呈现出与单音形容词一样的功能，有时又表现出与多音形貌词相同的特性，所以我们将其当作两类成分的中间产物，在下文具体讨论单音形容词和多音形貌词时将会对其进行探讨。本文并不想受制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类思维过早将我们暂称为多音节形貌词的这些语言单位定性为与单音性质形容词相对的状态形容词，这是因为由于语境消失，我们不能仅仅靠外部形式和我们对其在现代语感下的语义理解而轻率将这些新的形式归为同一类结构并对其词性做出定论。本文的思路是对这些我们初步认为具有同一性的结构在古汉语语境中的语法分布进行严谨考察，然后再断定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共性，同时考察它们与单音性质形容词的关联和差别。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正确断定它们是否属于我们常常理解的形容词，即它们与单音性质形容词是属于上古形容词系统中的两个次类还是根本属于两个不同词类，从而使我们对上古汉语词类系统的局部有一个准确、清晰的认识，而不受现代汉语的影响。 0.2.2 传统语言学对多音节形貌词的研究实际上，从汉代到清代，经师、小学家和注疏家们对多音形貌词关注甚多，并能把它们从单音形容词中分离出来讨论而不是与其混为一谈，只不过传统语言学对多音形貌词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意义方面，对于它们特征的表述上多集中在描绘性上。汉代开始多音形貌词已被经学家们所重视，汉注对这类词的训释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学者对它们的认识。对于各种形式的多音形貌词，汉注大都以“……貌”、“…然……”来标明。以对《诗经》的注释为例，《卫风•氓》中“淇水汤汤”，毛亨注释为：“水大貌”；《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毛亨注为：“蔽芾，小貌”；《郑风•女曰鸡鸣》中“明星有烂”，郑玄笺：“明星尚烂烂然，早于别色之时”；《召南•小星》中“肃肃宵征”，郑玄笺：“谓诸妾肃肃然夜行”。以上一致的训释语言表明，汉儒们在实际理解中已将多音形貌词视为相对独立的一类词来对待，并认为状物拟情是这类词在意义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不过，我们还只能说这种理解是无意识的，只零散体现在训释语言上，未上升为有意识的系统合理论的阐述，且仅以朴素的意义理解为划分词汇类别的唯一标准。尽管如此，这种训释语言还是能正确体现多音节形貌词的基本特征，故直到唐宋时人注释十三经中多音节形貌次，所沿用的大多仍是汉注的术语与方法。宋元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汉语语词在语音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先后提出了“骈字”、“重言”、“连语”（下文将进行说明）等新术语，以此与单字相区别，且出现了收集复音词的专书，如宋代张有《复古编》下卷所附“联绵字”，明代杨慎的《古音骈字》、《古音复字》，朱谋仪的《骈雅》等。对于这类有特殊音韵关系复音词中的形容词，各位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在形式上，两音节有密切的语音关系，在词汇意义上，大多用来说明事物的形貌情状特征。其成果可以明代方以智的《通雅》为代表，书中把“崔嵬”、“裳裳”等描摹事物情状并具有语音联系的词称为“声通形状之词”（卷八），并认为理解这类词的意义不能以字形作为唯一依据。所以，在这一阶段，形容词研究实际已出现了所谓“声通形状之词”与单音节形容词的分界，对于“声通形状之词”的研究与先前的形容词研究交叉并进，并成为形容词研究的主要方向，所谓“声通形状之词”，即属于我们要讨论的多音形貌词中音节之间有语音联系的一类。至此，传统语言学对多音形貌词的理解上升到了系统和理论阶段。清代学者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在对形容词的系统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各家从不同认识角度给形容词正名，提出了“形容之词”、“形况字”、“状事之词”等术语，对形容词的性质、特征进行界定和揭示，虽意见不尽一致，但根据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来看，他们心目中认定的“形容之词”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大致相当于《通雅》的“声通形状之词”，它们都用来状写事物形貌，并大多采用“重言”、“双声叠韵”等特殊的语言形式作为形式上的标志。阮元、邵晋涵、王筠对此都有叙述，阮元以为“凡叠字皆形容之字”（《上研下手经室集》）；邵晋涵也指出：“古者重语，皆为形容之词”（《尔雅正义•释训》）；王筠多次强调“凡重言连语，即是形容之词”（《说文释例》卷七）。 另外一类是现在看来带“词头”或“词尾”的结构，用“其、有、而、然、若、斯”等字与单音节结合作为形式上的标志。对此类形容词结构的研究，清代王念孙、王引之可作为代表，王氏父子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经传释词》中，他们通过对形式标志的统一认知来考察些字，称其为“状事（物）之词”、“形容之词”，虽然起状事形容作用的，并不是有、其、然等字本身而是其与别的音节构成的整个双音节结构（下文1.3.1节将进行详述），但王氏父子对这类结构特征的认识却是正确的，以“其、有、而、然、若、斯”为标记的这类结构具有描绘性，功能同于重言和双声叠韵连语。 可见，清代学者所着力整理的所谓“形容之词”、“形况词”、“状事（物）之词”与我们受西洋语法影响所理解的形容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并不是我们常常所理解的形容词的全部，它不包括单音节形容词，反而和我们要探讨多音节形貌词比较吻合，是带描绘色彩的一类多音节形容词。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说文解字》中起描绘作用的字、词都标举出来，进行了全面的分类，分别称为“单辞形况字”、“重言形况字”、“双声连语”、“叠韵连语”，可以说朱氏所作的工作仍然只是对多音形貌词的内部的分类，不涉及单音节形容词，其所说的“单辞形况字”实际上是带上面我们所提到的王氏父子着意整理的附加成分的形容词形式。 0.2.3 小结可以说，传统语言学对多音节形貌词进行了长期、连续的探讨，并取得了深入的成果，但是他们采用的是以意义类别来辨别词类的方法，主要从意义特征上来识辨和认识多音形貌词，未考虑到语法分布方面的特征，这对于准确定性词类是远远不够的。单音形容词和多音节形貌词除了音节形式和意义上的差别之外到底还存在哪些不同？产生这诸多差异的根源又是什么？它们是应该被归为上古形容词系统中的两个次类还是根本属于两个不同词类，也就是说多音节形貌词是否属于我们常常理解的形容词？这些问题在传统语言学研究中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可见上古汉语形容词内部的细致、全面的分类研究是一片大可开拓和探索的新空间，本文就试图作这样的尝试，有意识地对上古形容词系统进行研究，对比分析单音形容词和多音节形貌词的异同。《诗经》和《楚辞》是上古汉语两部重要的韵文文献，《诗经》三百篇诗歌，产生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可以说为流传至今的春秋之前古中国语言的原声，其用词造句、协韵型式等，在语言学上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楚辞》产生于战国末年，是吴楚巫术文化孕育出的南方方言，体现出与北方不同的语言风格。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节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节词为主，经历了十分绵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诗骚所处的时期正是这个重要演化的开始，这两部文献形容词很多，同时多音形貌结构的运用也非常频繁，所以本文以这两部文献中的语言现象为主要语料，基本能达成我们对上古汉语多音形貌词以及形容词系统的研究意愿。不过，诗、骚分别代表先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语言，属于包含众多语言艺术的文学语言，由于诗体句式的限制、声律节奏的需要、修辞手法的运用，它所体现的语言现象与一般的散文典籍不会完全一致，与当时实际语言的运用也会存在一定差异的；同时，两者在成书年代也有一定距离，而且代表了不同地域的语言风格，所以两部文献所体现出的语言现象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都将对我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带来一定的困难，对此，在进行具体分析时，本文将尽力考虑修辞、文体等各方面综合因素，将误差降低到最低。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力求做到对这两部文献中的多音形貌词作客观、全面的描写，准确呈现出它在两部文献的运用状况，并不仅仅从意义上更从语法分布上对它们与单音形容词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语义和语法特征进行一定归纳，并作出必要的解释，使整个分类研究更科学和具有说服力。 一、 多音形貌词的类型 上古汉语中多音形貌结构主要包括叠音形式、双音节AB形式和带附加成分形式三类。如果对这些结构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作用都相当于一个词，且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又与单音形容词截然不同。但是，对于重叠形式的界定和形成、对于AB式双音节的语素构成、对于带附加成分形式中的附加成分的属性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上仍不够明确或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其一一进行讨论和正名。 1.1 叠音AA式形貌词。叠音形式由两个相同音节重叠而成（由于它由两个完全相同的音节构成，下文举例用AA代替），主要活跃于上古汉语时期，在此期最具代表性的韵文文献《诗经》和《楚辞》中大量存在，经过统计，除去重复出现的，《诗经》中共有叠音形式353个，《楚辞》中共有226个（统计结果来自于对北大中文系CCL语料库中《诗经》、《楚辞》中“AA模式”的检索再除去重复出现的情况。） 1.1.1 叠音形式的内部构成类型——A与AA。 AA内部构成分多种情况，一般从清代学者邵晋涵说，从单字字义与叠音形式意义关系的角度将AA分为 “单举其文，与重语同义者”和“单举其文，与重语异义者” ，今人赵克勤将它们分别称为“叠词”和“叠字”，认为“叠词是由词组转化而成的合成词，而叠字则是与连绵词性质相同的单纯词” 。从考察重言构成成分与重言之间的关系来理解AA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样的分类和分析过于粗略和笼统，AA与组成它的单字A在语义和语法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没有“单文”与“重语”完全统一的现象，所谓“单举其文，与重语异义者”实际上也分多种情况。所以，本文准备对AA的构成情况再进行一下梳理，对重叠前的A和重叠后的AA之间在可否单说、语义、语法性质几方面的关系进行考察，从而准确认识AA的类型。首先，根据组成重言AA的单字A是标音还是表义我们可将AA划为两类： (1)作为单纯词的AA 单纯词AA是为模拟某种声音，完全不考虑意义，只是取发音接近或类似要模拟声音的音节重叠形成的一个拟声词，两个音节共同构成一个词素。单字A在结构中只起标音作用，不参与构成，单用时的意义与叠音AA的意义完全不相干。如： 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 2）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周南•伐檀》） 3）楚辞例例1）中“关关”，汉代毛亨《毛氏诂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注释为：“和声也”，宋代朱熹《诗集传》（以下简称《集传》）具体解释为：“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而单字“关”的意义是关门，《说文》：“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可见单字义与叠音形式的意义无关。同样，例2）中“坎坎”，《集传》解释为：“用力之声”，坎坎在此模拟伐木声，而“坎”的单字义却与此无关，《说文•土部》：“坎，陷也”，， 拟声词是描摹事物具体声音的一种词，以前人们将它列为形容词一类，但现代大多数学者均主张将其从形容词中分离出来。本文主要侧重对具有表形貌意义的结构进行讨论，所以这类叠音象声形容词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2)作为合成词的AA。合成词AA中的A分别是独立的语素，参与AA的意义构成，属于叠音合成词的词素。根据词素A的性质不同，此类AA又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 A有意义，但不能单说，属于粘着语素，AA音节重叠后成为合成形貌词。如：粼粼、霏霏、忡忡等 。 ② A本身是单音节形容词，是自由语素，重叠之后A降格为词素，构成了新的双音节形貌词AA，其词汇意义在原单音形容词A的基础上增附了色彩意义，如：好好、温温、青青、明明等。 ③ A是自由语素，可单说，但非形容词，音节重叠后AA的语法性质发生改变，称为带描绘色彩的形貌词，其词汇意义虽源于A但在概念义和附属义方面又都有所改变 ，如跃跃、依依、罩罩等。下面一一进行详细说明。第一种情况中的A属于我们在引言0.2.1中提到的（1）b类描绘字，之所以称其为字而不是词，是因为它们只能作为词素出现在重叠或其他结构中，一般不能单用，如： 1） 扬之水，白石粼粼。（《唐风•扬之水》） 2）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3） 极劳心兮忡忡。（《云中君》）经考察，粼、霏、忡在《诗经》、《楚辞》和先秦其它文献典籍里都从未单独使用过，我们知道，这类语素在现代汉语中也不能单用，因此此类AA常常被处理为单纯词。但实际上A并非仅仅代表一个音节，而是兼有表义的作用，只是属于不可独立运用的粘着语素而已，如《说文》中就有对例1）叠音词单字意义的解释——《说文•<<部》：“粼，水生涯石间粼粼也，从<<，粼声”。对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这类粘着语素与其它衬字连用表达与叠音相似的意义的情况得出进一步有力的证明，上面提到的单音忡、霏字均有与衬字结合的形式，表达与忡忡、霏霏一样的意思，如《邶风•北风》中有“北风其喈，雨雪其霏”，《邶风•击鼓》中有“我不以归，忧心有忡”，且注家们对于单字霏、忡都曾有解释——《说文心部》：“忡，忧也。”、《毛传》：“霏，甚貌”，《集传》：“霏，雨雪分散之状”。所以，我们断定这类叠音形式的单字属于有意义的语素，由它们重叠形成的叠音结构不应被看作单纯词而应看作合成词，只不过是由两个相同的粘着语素构成的合成词。第二类AA的词汇意义源于构成它的单字A的意义，不过，这里所说意义源于单字A，主要指词汇的概念意义，而不指附加意义。AA在音节重叠后获得了A没有或不明显的状态意义，从而增添了形象色彩和情感色彩，达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如： 1）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卫风•淇奥》）“青青”《楚辞•九歌》 2） 而牛来思，其耳湿湿。（《小雅•无羊》） 3） 龙旂阳阳，和铃央央。（《周颂•载见》）季春兮阳阳，列草兮成行。（《楚辞•九怀•尊嘉》）以上AA与和它相对应的单音节形容词A相比，对A表达的性状有加强加深的作用，已不是对性质的简单说明了，而以重叠的音节来烘托事物的具体状况或情态，带有更强的描述性质。如上例1），“青”本是对一种颜色的说明，叠音“青青”则带有满眼青色、绿得耀眼的意味，在简单的颜色表述基础上增加了茂盛、众多的主观感受，青翠茂盛的情景立刻映入眼帘；例2）中“湿”与干相对，是对事物水分程度的一种认识，《集传》：“湿湿，润泽也。牛病则耳燥，安则润泽”，可见，叠音不仅强化了湿的程度，还增加了主观感受——因湿润而润泽、而安闲；同样，例3),《说文•阜部》曰：“阳，高明也”，《毛传》：“阳阳，言有文章也”，洪兴祖《补注》：“阳阳，三月温和，气清明也”。可见，相对于单音“阳”，叠音“阳阳”的义域宽广了很多，在原有的“高、明”基础上突显了视觉上鲜明有文采、触觉上和暖的主观感受，所包含的意义内涵更富于生动形象了。许多人将此类AA看作是形容词叠加形成的词组，其实不然，我们将此类AA看作已凝固的合成词，A单用是一个词，但在重叠之后，便只是构词成分而已，它们是构成叠音词AA的两个相同词素。AA的意义主要来自于语素A，但却不是A与A的简单相加，而是增添了比A丰富得多的色彩和修辞效果，在下一章的语法分布分析中我们还可看出此类AA和组成它的单音形容词A表现出不同的语法特性。在上古汉语中，常用形容词一般不能叠用，在诗骚中没有“大大”、“小小”、“远远”、“近近”这样的说法，以上我们提到的这种由可充当常用形容词的语素构成的叠音形式实际上也很少，不是叠音形式构成方式的主流，诗骚中也只存在“青青”、“高高”、“温温”、“明明”、“湿湿”、“阳阳”少数用例。第三类AA中，非形容词性的单音词A因为重叠产生了功能变化，词性改变了，AA的意义也在A的意义基础上引申而发生改变。其中A本身为动词的如： 1）好乐无荒，良士休休。（《唐风•蟋蟀》） 2）跃跃镵兔，遇犬获之。（《小雅•巧言》） 3）志恋恋兮依依。（《楚辞•九思•伤时》）例1）中“休”，动词，意为人倚木而歇，而《集传》曰：“休休，安闲之貌”，“休”对动作的叙述在重叠为“休休”后变为了对事物动态的描绘和评价；例2）中，单字“跃”为动词，《玉篇》解释为：“跳跃也”，“跃跃”，《集传》曰：“跳疾貌”，转化为对跳跃的一种情态——快速反复跳跃的具体描述；例3）中单字“依”为动词，有依靠、依赖之意，“依依”，心里依恋不舍的样子，是对内心心理状态的一种刻画。总之，叠音后A对动作的说明变为了AA对动态的描述，重叠具有具有强调、突出单音A所代表的动作多次、迅速反复或动作体现的具体情态的作用。 A本身为名词的情况如： 1）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小雅•节南山》） 2）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小雅•南有嘉鱼》）例1）中，“岩”为名词，巨大的石头，“岩岩”，《集传》曰：“积石貌。”，即巨大的石头堆积的样子，为形容词；例2）中，《毛传》、《集传》：“罩，上竹下榷的右边也，编细竹以罩鱼者”，可见“罩”为名词，罩罩，多人都认为“非一词也”，戴震在其早期未定稿《诗经补传》曰：“《毛传》‘罩罩，上竹下榷的右边也’”并后补：“上竹下榷的右边捕鱼笼也，…或以竹或以荆为之”，将其看作名词性词组，可是在后来他作为对《补传》进一步修正的著作《毛郑诗考证》中他又把“罩罩”解释为“叠字形容之辞，不当为捕鱼器”，认为它已经具有了形容词性。可以说，戴震在后来《毛郑诗考证》中才真正领会到了叠音词拟情摹态的特质。正如王念孙《广雅疏证》引王肃说：“罩罩，鱼游水之貌，故以兴燕乐。《尔雅》‘上竹下榷的右边谓之罩’，自释捕鱼器，非释《诗》之‘罩罩’也”。上述各例表明，叠音形式AA描述名词A所代表的事物众多、堆积等所显现出的的具体性状，具备了形貌词的描绘色彩无论A为名词或动词，在叠音结构中它们只是合成叠音词AA的构词成分，即词素。AA的意义源于A，并在A原本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引申，不仅概念义发生改变，也增添了形象和情感方面的色彩意义，同时语法属性即词性也发生了改变，由单音的非形容词变为叠音的形貌词。 1.1.2 使用假借字的叠音形式AA 有一部分叠音合成词常常被看作单纯词，因为它们往往不用本字而假借其它的字来代替。如： 1）裳裳者华，其叶湑也。（《小雅•裳裳者华》） 2）蓼彼萧斯，零露泥泥。（《小雅•蓼萧》） 3）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邶风•二子乘舟》）例1）中，“裳”本义是古代人穿的下衣，《说文•巾部》：“裳，下裙也”，与上下文意无关，《毛传》：“裳裳，犹堂堂。”此处“裳裳”意为美盛貌，实为“堂堂”的假借字。“堂”本指古代房屋的正屋，《说文•土部》：“堂，殿也”，由名词“堂”具有的特征“大”引申出“堂堂”魅力盛大的意思；例2）中，毛传：“泥泥，沾濡也”，言露之盛多，与单音“泥”的意义毫不相干，实际此处“泥”为“苨”的假借字，《广雅•释训》：“苨苨，茂也”，此句李善便引作“苨苨”：“毛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苨苨。’”（出处）；例3）中“养养”，《毛传》曰：“忧不知所定”，其义与单字“养”的意义没有关系，本文猜想“养养”实由重言“翔翔”语转而来，《楚辞•东方朔七谏•谬谏》中有“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翔翔”，飞不已忧不薄也。以上这些使用假借字的叠音形式从语素构成来讲实际仍属于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合成词，本字自身有意义并与叠音结构的意义有关，参与叠音结构的语义和语法构成，但是由于它们常常弃本字不用而使用与其在发音上相同、相近但意义上完全无关的借字，所以从字面上看，由借字A构成的叠音合成词的词义与假借字A的意义并无直接联系，极似单纯词。对于此类AA，我们必须通过考释本字来对其意义和构成加以辨析，否则就很容易把它们与叠音单纯词混淆起来。叠音形式不用本字而用借字情况的大量出现是具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看，《荀子•正名篇》曰：“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这是汉语音节双音化的基本动力。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最初的双音化都以单音节为基础，依靠音节重叠、读音相近、意义相似的单音词连缀、添加音节等方式完成，因为相近、相同的单音节词在以单音节为主的语境中更易被认可为一个整体结构，有利于最初的双音化，叠音形式就是其中的典型格式之一。它们在外部语音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即同音节的反复，这种外部形式上的突出特征往往使人更容易从语音上辨识它们而不是文字，通过语音而不通过文字来联系它的意义，故常常出现同音、近音文字假借的情况。久而久之，本字逐渐隐没，其意义通过许多其他写法的假借字承担下来，形成了很多写法不一但意义一样的叠音形式，这些叠音形式常常能够通过语音上的联系找到同一源头，语转而表一义。由于以上原因，许多不用本字的叠音形式的意义无法单从表面上的字得到任何启发，常常被处理为单纯词，对其意义理解的多样、训释的分歧也大都为此。实际上，这些AA在通过语音联系找回本字后都能从单语素判断出其意义 。 1.1.3 小结经过以上考察和分析，从语素构成来看，本文对叠音AA持一下看法：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纯词，二类是合成词。除了拟声词属于单纯词之外，其它的AA全属合成结构，并已固定成词。由于拟声词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进入本文所探讨的“多音形貌结构”范围的AA均为叠音合成词。 1.2 双音AB形式形貌词此处要讨论的AB形式主要指0.2.1中提到的（3）b成分，（3）b类AB式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连绵词中的一种，音节之间存在双声、叠韵、双声叠韵的关联，同时具有描绘色彩，我们称为连绵形貌词。（3）a类AB式我们暂不讨论，因为其作为形貌词的特征、功能还不完全，同时它们音节之间没有联系。《诗经》中联绵词90个，其中连绵形貌词27个，占连绵词的30%，《楚辞》中联绵词70个，其中连绵形貌词49个，占连绵词的70%。材料的差别源于文体和时代，从文体看，《诗经》属叙事作品，语言朴素，不务修饰，名词多而描绘性词少。《楚辞》则是抒情性作品，词藻华丽，爱用修饰，故描绘性形貌词多；从时代看，《诗经》产生于西周到春秋这段时间，《楚辞》产生于战国末年，两者相隔了一段时期。描绘性多音形貌词是思维进一步抽象化、精细化的结果，相对名词和动词以及单音形容词来说较为后起，《诗经》中联绵词名词多，是当时描绘性语言尚不发达的表现，《楚辞》时代，形貌词比例连番。不过，两者加起来，连绵词中描绘性形貌词仍然最多，占47.8%。不过我们所说的“连绵词”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等同传统“联绵字”，同时其性质也并不是像现代人常常理解的以语音上有联系、意义连为一体分不出语素为特点，下面将进行说明，同时也将对相关的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骈字”、“连语”、“琏语”进行简单的梳理。 1.2.1 连绵形貌词的界定在对传统“连绵字”与当今“连绵词”概念的理解上，今人常常发生混淆，认为“连绵字”即今天的“连绵词”——音节之间大都有语音联系的复音单纯词，其实不然。传统观念的“联绵字”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宋代张有，明代朱郁仪、清代王念孙，再到民国符定一，联绵字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张有《复古编》下卷其一曰“联绵字”是这一概念的源头，但张有只是列出了58个双音节例词，并未对“联绵字”进行具体界定。根据他的注解和我们现代的语素观念来分析他列出的例词，发现他所指的“联绵字”除了不可分析的单纯词之外，还包括由两个意义结合成的合成词（反义联合如“坎坷”，偏正式入“千秋”、“空候”，主谓式如“目宿”，类义联合如“襁褓”）；明末朱郁仪著《骈雅》，提出“骈字”概念，所收语言材料实际就是“联二为一，骈异而同”（朱氏《自序》）的双音节词，若用语素观点来分析，则其中既有单纯词又有合成词而以并列复合词为多。可见，朱氏“骈字”与张有“联绵字”无异，即与单字相对的偶字，也就是复音词，朱氏“骈字”概念的提出着眼于双音词以表一义，而不在于词内的语素构成；明代方以智《通雅》将复音节词作了义类以外的下位划分，提出“琏语”的概念与“重言”并列，“双声相转而语连楼（言旁）”（《通雅》卷六），“琏语”即在音节上有关联的复音节词。可见，方氏只考虑语音联系，至于内部语素是单纯还是合成，似乎并不是其判断标准；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六》提出“连语”概念，并提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此处所说的“不可分训”，是指上下字同义，不可异训，而后世常常误解为上下两字不可分开训释，以单字无义、不可训释作为连绵词的根本特征，但凡论及“连绵词”的单纯性，定要举出“不可分训”作为理论根据，实际是误解了王念孙的意思，同时也造成了对连绵字特征和本质长期的误解。王念孙并不是全面谈连绵字，而只是传统联绵字中的小部分——连语，即同义并列复合词。王国维、符定一（见中国语文） 。综上所述，联绵字概念从开始提出，到民国符定一，就总体认识上说，未发生什么本质变化，都是跟“单字”、“只字”、“奇字”等单音节观念相对立的，指的是复音节词。且“连绵字”、“连语”、“琏语”、“骈字”均分别属不同的概念，它们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词汇体系中，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且有些类的划分都不是自成体系的（没有与它们相对立或并列的类别，如“连语”、“琏语”），只是学者们从各自角度对“连绵字”中某个有价值的特殊类别的认识，他们的论述也正是为阐明这些类别的特点，而不是针对整个“连绵字”的。在论及“连绵形貌词”之前，我们作出了以上必要的叙述，目的就是为了对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连绵形貌词”进行清晰明了的界定。“连绵形貌词”与叠音词共同组成传统“连绵字”中有语音联系、带描绘色彩的部分，即它是用来摹情拟态、具有描绘色彩的“琏语”，它以音节之间是否具有语音联系、整个意义是否带摹情拟态的描绘性为标准。因此，连绵形貌词的特质在于语音上的密切联系，而不在于语素的多少。 1.2.2 连绵形貌词的形成及内部构成类型。下面，我们将根据形成途径对联绵形貌词作大致分类。通过探求语源，我们将连绵形貌词分为以下两类：（1）衍音联绵形貌词：衍音联绵形貌词在原单音节语素基础上向前或向后衍生一个音节而成，其基式像构成重言的成分一样，可是各种词性的词，也可是带描绘性的粘着语素——单音描绘字，衍生的音节与原单音节有语音联系，或双声、叠韵或双声叠韵。这种形成连绵词的途径王国维归纳为“转语说”，单音舒缓延长则为重言，重言声转则构成音节之间有语音联系的连绵词，同时也就带有了与重言形貌词一样的描绘色彩，形成衍音连绵形貌词。因此，衍音联绵形貌词和其相应的叠音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叠音效果一样，衍音也可凸显描述色彩，既然单音节不足以表情达意，就增添音节以加强拟情状物的气势。如： 1） 二之日栗烈。（《豳风•七月》）冬日烈烈。（《小雅•四月》） 2） 黾勉同心。《邶风•谷风》勉勉我王。（《朴》） 3）例1）《小雅•四月》中的“烈烈”《郑笺》解释为“烈烈，犹栗烈也。”，可见“栗烈”、“烈烈”意义相通，栗、烈古音皆属于来目，“栗烈”属于双声连绵形貌词；例2）《邶风•谷风》中“黾勉”《释文》解释为：“黾勉，勉勉也。”，“黾勉”、“勉勉”相通，勉、黾古音皆属明母、且真、文邻韵，“黾勉”属于双声叠韵连绵形貌词；例3） 从语素构成来看，衍音连绵形貌词并不是两个音节都毫无独立意义可言，不能将其看作单字无意义的单纯词。像叠音形貌词一样，它们源于一定基式，但与重言不同的是，它不是将基式重叠形成新词而是在基式上衍生出一个相近的音节，这一音节只标音不表义。所以，记录衍音连绵形貌词的两个汉字，一个表示语源意义，另一个则只用来记录衍音音节而不表示意义，它只是语转的近音借用字。如以上两例“栗烈”、“黾勉”中的“烈”、“勉”、“”都是有意义的语素，它们是衍音连绵形貌词意义的主要来源，而“栗”、“黾”、“”则没有实际意义，只充当表音音节。（2）义合连绵形貌词。义合连绵形貌词由两个同源或同义语素结合而成，两个语素的语音之间有双声、叠韵或既双声又叠韵的联系，它既可归为方以智所为“琏语”，又可归为王念孙所谓“连语”，如： 1） 心犹豫而狐疑。（《离骚》） 2）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楚辞》） 3） 婉娈董公，维亮天公。《汉书•叙传》 例1）中 “犹豫”，音节均属以母字，王念孙认为其由两个能够单音表义的语言单位合成：“犹豫，字或作犹与。单言之则曰犹，曰豫，合言之则曰犹豫”（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篇），它们也常写作“犹与”、“夷犹”等。“犹豫”，《释文》释为：“疑也”，《吕氏春秋•论威》：“心有虑”，高注：“有由豫之虑”，“犹豫”即“迟疑不决的样子”之意。“犹”、“豫”也常常单用，也可以重叠为重言，都带有“迟疑不决的样子”之意，如《楚辞•九章》中有“一心而不豫兮”（王逸注为：“豫，犹豫也。”），《老子》中有：“与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注释），《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击其犹犹，陵其与与”（注释“犹犹、与与皆犹豫之义”），它们的顺序还可以颠倒，如《楚辞•九歌》中有：“君不行兮夷犹”；例2）中“缤纷”，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盛貌”，“缤”、“纷”均属上古帮母字，且是真、文旁韵，两者均可在上古文献中单独使用，意义与“缤纷”相似，如《离骚》中有“九疑缤其并迎”、《九歌•湘夫人》中有“九疑缤兮并迎”，王注“缤，盛貌”，《九章•涉江》中有“霰雪纷其无垠兮”、《离骚》中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例3）中“婉娈”，“婉”、“娈”均属元部，是叠韵词，《齐风•猗嗟》中有“猗嗟娈兮，清扬婉兮”，《毛传》：“娈，状好貌，婉，好眉目也”，在《齐风•甫田》“婉兮娈兮”中，《毛传》：“婉娈，少好貌”，说明婉娈这一连绵词由两个语义相似的语素婉、娈构成。衍音连绵词重在语转衍音，义合连绵词注重音节之间的语音相联，它们在外部语音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即语音上有密切联系的音节的连缀，由于两音节之间语音联系紧密，在单音节为主流的语境中，它们比一般双音结构（如0.2.1中提到的（3）a类AB成分）更容易凝固、认可为一个整体语言单位———词，同时由于两字联系紧密，当它们凝固为一个连绵形貌词后，一般都不拆开解释，各语素意义更易被认同为融合为一个整体。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后世常常将它们看作单语素单纯词，实际上通过从我们以上对连绵形貌词的语源分析来看，连绵形貌词的语素构成并不是这样的。 1.2.3 同音、近音通用或假借的连绵形貌词AB。连绵形貌词之所以常常被看作单纯复音词，与它们重音不重字、常常同音或近音通用或假借有关。衍音连绵词通过音转衍生出来的单字只是用来标音而不充当有意义的词素，它赖以表义的手段是“音”而不是“形”，所以常常可以同音、近音文字通用，于是产生大批词义与词中其中某单字无关的连绵词。如以上我们提到的衍音连绵形貌词“黾勉”，其中的衍音字“黾”也常常写作“单人旁加黾”（如《文选陆机文赋》中有“在有无而单人旁加黾勉”）、“单人旁加免”（如贾谊《新书道术》中有：“单人旁加免勉就善谓之慎”），再如。这些通过音转衍生出来的单字只是用来标音，没有本字，所以他们的写法并不是固定的，同时其字的意义与连绵词的意义完全没有关系。义合连绵词的各单字本来都是有意义的语素，但是如同重言外部形式以同音节重叠而语音特色明显一样，由于连绵词在音节方面双声、叠韵或既双声又叠韵的特点，人们往往更容易从语音上辨识它们而不是文字，通过语音而不通过文字来联系它的意义，所以在很多本有本字、语素义明确的义合连绵词固定以后，人们常常会以该连绵词作为一个整体依照双声或叠韵的规律分化和派生出新的连绵词，从而形成许多组声近义通而形体各异的同源连绵词。如在上面我们提到过的“犹豫”基础上，又通过同音通用或语转借字产生了犹与（如《礼记•曲礼上》中有“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犹夷（《楚辞•九歌•湘君》中有“君不行兮犹夷，蹇谁留兮中洲？”）、由夷（《后汉书•马融传广成颂》“或由夷未殊，颠狈顿左足右质”）、优与（《管子•小匡》“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容与（《楚辞•九章•思美人》中有“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储与（《楚辞•严忌哀时命》中有“衣摄叶以储与兮，左祛挂于扶桑”）等新的连绵词，这些新分化和派生出来的连绵词字形上发生了变异，这种分化和派生曰进行到后面，连绵词的意义就越无法从字面上求得，形义关系完全脱节。它们和最初的连绵词一起共同形成了一组声近义通的同源连绵词。在连绵词系统中，许多连绵词都可以通过探源的方式连缀起来形成多组同源连绵词。连绵词属于口语色彩很浓的一类词汇，是古代口语化的生动记录，连绵形貌词起源于人们对事物形容描摹的表情达意的需要，由于同音、近音字通用、假借的情况非常经常，同理解叠音词不能单靠字面意义一样，在理解它们的意义时，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能以字形作为唯一依据，只有通过语源的研究才能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理解重言和连绵词时，探源、求本的工作非常必要，今人王宁先生就特别强调：“科学的汉语词源除探讨单音节派生词的造词理据外，还必须完成以下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探求后代已成为单纯词的连绵词与叠音词的词源…… ”。 1.3 带附加成分的(x)A或A(x)式形貌词我们把带附加成分的多音形貌词分为两类，一种属于《诗经》语言独有，一种是上古汉语中通用的，我们分开来叙述。 1.3.1 《诗经》中带衬字的多音形貌词《诗经》语言在摹声拟态时常在单音节×的前面或后面衬上一个没有实在词汇意义的字，我们将其称为衬字。这种衬字结构属《诗经》语言独有，在《楚辞》和其他先秦文献中很少见到，主要包括： a．有:有栈、有杕 b. 彼:洌彼、郁彼、彼美、彼茁 c. 其:凄其、咥其、其凉、其姝 d. 思:思娈、思媚 e. 斯:斯皇、斯兑由“有”、“其”、“彼”、“思”、“斯”等构成的衬字结构虽然和其相对应的叠音形式“××”在构成上略有差异，但其意义和功能都是类似的，常常被当作相同的语言单位使用：首先，这种结构在他书的引文中常引作相应的叠音形式，如《邶风•北风》中“北风其凉，雨雪其霏”《列女传》引作“雨雪霏霏”，《卫风•硕人》中“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玉篇》引作“硕人颀颀”，历来的注书也常常将其直接作为重言进行注释，如《大雅•韩奕》中“韩侯顾之，烂其盈门”，《郑笺》：“烂烂，聚然鲜明且众多之貌”，《卫风•硕人》中“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郑笺》解释：“言庄姜仪表长丽佼好颀颀然”；其次，这种结构常和它相应的叠音形式同时使用，有时出现在同一篇诗的前、后句，如《邶风•终风》第三章有“不日有噎（日字旁）”，第四章有“噎噎其阴”，有时候出现在不同的篇目的相同句式中，如《小雅•采薇》中“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与《邶风•北风》中“北风其喈，雨雪其霏”，《周南•草虫》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与《邶风•击鼓》中“我不以归，忧心有忡”；再者，这种结构常常和叠音形式相对出现，《小雅•斯干》中有“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有觉”与其他叠音结构相对应出现在同一首诗中连续着的同一种句式的同一位置，其意义和语法功能应该具有一致性，“有觉”即可理解为“觉觉”。可见此类衬字结构和叠音形式虽然语言形式不一样，但在语义、语法上却类似。因此，我们将这些摹情拟态的衬字结构视为同于重言的整体语言单位——是词而不是词组，它属于我们所讨论的形貌词的其中一种形式，我们称为带衬字的形貌词。前代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其中清代学者王筠更是作了系统整理和理论研究，其《毛诗重言》分三篇，上、中篇论述一般意义的重言，即本文1.1节所讨论的，下篇即考查此类衬字结构，“其或单词即同重言者……，故辑为下篇”，王筠在下篇的序言中清晰表明了他对这种衬字结构与重言关系的看法：“法当用重言而缩为一字，他经罕有，前人未言，然《关雎》、《桃夭》、《黍离》、《兔爰》、《车粼》、《蓼莪》、《楚茨》、《湛露》诗皆重言而篇目则摘一字，是陈风之时作为标题……又况《绵》《抑》《板》《荡》《桓》《駉》”（出处）王筠认为这些衬字结构由重言紧缩再加“有”、“彼”“其”、“思”、“斯”构成，它们与重言关系密切，在功能上是基本一致的。当今学者中也有人基于它们与重言之间本质上的相同和形式上的不同，将叠音形式称作重言正格，而将衬字附加形容词称为重言变格 。对于衬字的功用，学术上历来有两种看法：词缀说和助词说。“词缀说”以王引之为代表，他将这些衬字称为“状事（物）之词”、“形容之词”，认为其具有使结构带有摹情拟态的描绘色彩的语法作用，即是标志和确定形貌词的形式标记，吕叔湘、王力、杨伯峻等都倾向于这种看法；而持“助词说”的学者则认为这些衬字在衬字结构中只起衬足音节的凑词作用，并不参与任何词汇或语法意义的构成，黄侃、郭绍虞、杨树达等倾向于这种看法，黄侃先生他在《诗经序传笺略例》中归纳出14种足词的音节衬字，其中五种是“状词本字上加有字”、“状词本字上加其字，状词本字下加其字” “状词本字下加彼字。状词本字上加彼字”、“状词本字上加斯字”、“状词本字上加思字” ，即我们所说的和重言性质相似的一类衬字结构。黄先生所谓“状词”即王筠所说的由重言紧缩而来的单字，也就是我们在1.1中谈过的构成重言形貌词的具有各种性质的单音语素，“加某字”即指在其基础上加上音节衬字——衬字替代音节重叠形成与重言一样具有形貌色彩的语言单位，郭绍虞在论及带“有”衬字的形貌词中的“有”时，也认为它“似乎只有音节作用”（出处）。本文倾向于后者，把衬字看作音节助字，而不把这些衬字看作标明形貌词的词头或词尾。带衬字的形貌词的摹情拟态的描绘色彩是类似重言的双音节结构具有的，而不是衬字的语法功能使然 ，衬字在词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代替一个音节的重复，附在某个单音节前或后衬足音节，使其衬足的复音节格式成为一个临时性的双音词从而等同于相当于重言（当然，我们并不认同黄侃先生将与衬字结合的单音节称为“状词”，因为所谓状物拟态的形貌色彩不是它本身具有的，而是通过音节重叠或衬托后形成的与重言等同的衬字双音结构具有的）。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定衬字只起音节衬托作用，而无词汇和语法方面的意义。那么，为何《诗经》中常选用“有、其、斯、思、彼”这几个字作为衬字构成同于重言的双音结构呢？观察一下民歌中衬字的用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曾谈及（出处），福建民歌中经常有“呃~~~”的拖腔，其他地区民歌中也有这种情况，但发音稍微有变化。周代“有”字属匣母、之部，正与现代“呃~~~”的发音相近，“思”字本身可作叹词或语气词，用它做衬字，正如民歌中经常在不需要语气词的地方衬上“啊、哪、呀”等字一样。至于“其、斯、彼”三字，他们都是代词，用作衬字也很自然的，现代民歌中也常用“太阳那个一出，满山那个红”这种句式。这样分析起来，正如上段所说，衬字所起的作用在于衍声，它凑足的双音节结构可以达到与音节叠一样的表达效果。 “有”、“其”、“彼”、“斯”、“思”作为衬字代替音节重叠来衬足音节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特定格式下的局部存在，属《诗经》语言之特有，我们一方面对它们进行讨论，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不能将此用法武断地推及整个上古汉语。下面对这些衬字形式的形貌词一一进行讨论：（1）有+× “有”可以放在某些单字×前面，形成类似“××”的衬字形貌词“有+×”，表某种情态或状貌，其中，×可为形容词、名词、动词，也可为粘着语素。如： 1）载获济济，有实其积。（《大雅•常武》） 2）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小雅•何草不黄》） 3）有洸有溃，既诒我肆。（《邶风•谷风》） 4）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例1）中，“实”本身为形容词，义为“满、足”，与衬字“有”结合后表达收获众多、堆积得满满的情境，描述色彩更浓了；例2）中，“栈”本为名词，栈车，《集传》：“栈，役车也。”《正义》曰：“有栈是车状，非士所乘之栈车也。”，衬字“有”使“有栈”具有了形容词性，带有明显的描述色彩；例3）中，“溃”本意为水冲过堤坝，是动词，《集传》注为：“溃，怒色也”，实际并不到位，“有溃”其实是形容暴力、刚狠的样子，从而描绘出水激怒而溃决的情境；例4）中“有忡”，《毛传》：“忧心忡忡然”，上文提过，“忡”属于粘着语素，必须和其他语言单位一起使用，它不仅可以通过音节重叠用“忡忡”表达一种忧愁的内心状态，也可以通过添加衬字“有”形成“有忡”来表达相同的心理状态。王引之曾对“有”的这种语法功能作出过判定：“有，状物之词也，若《诗•桃夭》‘有蕡其实’是也”（《经传释词》卷三）。虽然这种说法并不精确，因为起状事形容作用的并不是“有”而是“有”和单音节形成的“有+×”结构，但王引之对“有+×”意义特征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有”主要起衬托音节的作用使结构类似重言，本身无实在意义。带衬字“有”的形貌词只作谓语和定语，不作状语。作谓语如《齐风•南山》中“鲁道有荡”、《小雅•隰桑》中 “其叶有沃”，作定语如《卫风•淇奥》中“有匪君子”、《小雅•何草不黄》中有“有莞者狐”。需要指出的是，衬在单音节前形成类似重言××的带衬字形貌词并不是“有”在上古汉语中的唯一用法，“有”放在有些单音节之前，并不起构成形貌词。如“有”衬在某些单音名词之前形成的“有+×”仍带名词性（例5）），衬在某些动词之前形成的“有+×”仍然带动词性（例6））： 5）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周颂•有客》） 6） 有来雝雝，至止肃肃。（《周颂•雝》）有怀于卫，靡日不思。（《邶风•泉水》）对于5）中“有”的功用王引之也有叙述：“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经传释词》），这“一字不成词”的说法虽不够科学，但说“加‘有’以配之”还是可取的，“有”在结构中起加强语调或衬托音节作用；大多数人认为6）中的“有”没有任何意义，只作音节助词 ，也有人认为其有表示“过去、完成、已经、存在”的意思 。正因为“有”在单音节前具有的语法功能不止一项，“有+×”形式内部是不同质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时就不能将其他的“有+×”与本文要讨论的相当于重言的衬字结构混淆。简单从表面形式或单音节×的词性无法准确判断“有+×”的属性，所以我们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分辨和进一步考察。通过考察是否存在相对应的叠音形式来分辨不同“有+×”可算作一条较为可行之道：非形貌词的“有+×”结构一般都没有相应的叠音形式××，如“北”就没有“北北”的说法，“怀”也没有“怀怀”的说法，而我们上面提到的“有实”、“有溃”、“有忡”就有与其相对叠音形式“实实”、“溃溃”存在，如《诗经》中有“¤宫有¤，实实枚枚。”、《诗经》中有“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经》中有“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它们就相当于衬字结构“有实”、“有溃”、“有忡”。当然，这并不是屡试不爽的完全检验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衬字结构都能在现存文献中找到相对应的叠音形式，且衬字也不止“有”一个。所以，在判断“有+×”语法特征时，我们需综合考虑其出现的具体语境和其语法位置等情况，是否有对应的重言只能作为可参考的依据之一，（2）彼+×和×+彼 “彼”可以衬在某些单音节×前面或后面形成类似××的衬字形貌词——“彼+×”或“×+彼”。 ① “彼”衬在单音节后的如： 1）依彼平林，有集维鷮。（《小雅•车？》） 2）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小雅•沔水》） 3）郁彼北林。（《秦风•晨风》） ×可为形容词，也可为名词、动词或粘着语素，例1）中，“依”本为动词，《集传》解释为：“貌木貌”，这实际上是“依彼”整个结构反映出的意义，描述树木多而相依的情态，表达效果与“依依”一样；例2）中，“沔”，沔水，为名词，《集传》解释为“水流满也”，形容水多而流淌的情态，实际也是“沔彼”两音节结合在一起后的意思；例3）中，单音节为形容词，衬上“彼”后的结构仍为形容词，意思相当于相对应的重言“郁郁”，《楚辞》中有“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注释。与“有”字一样，“彼”衬在单音节×后形成类似重言××的衬字式形貌词并不是“彼”在上古汉语中的唯一用法，所以应该注意区分在形式上无差别而在本质上不同性的其它情况。“彼”作为后衬字的形貌词均充当定语，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前，故它常常出现在《诗经》四字句的前两位，“彼”在第二个位置。然而，即使是此位置上的“彼”字也有多种功能，需要分辨：当“彼”前的单音节为介词“于”、“在”或疑问词“何”时，我们可以快速判断它们不是我们要考察的“彼”作衬字的形貌词，如“雄狐绥绥，在彼淇梁”（《卫风•有狐》）、“皇皇者华，于彼原隰”（《》）、“何彼襛矣”（《召南•何彼襛矣》）等，这些情况下的“彼”属于远指性的指示词(这是“彼”在上古汉语中最常见的功能)，它们指示跟在它们后面的体词，整个句式结构为×/×××，表“在那个…”或“为什么那样…”之义。 而当“彼”前单音节为动词时，要判断“彼”的功用就不那么容易。如“依彼平林，有集维鷮。”（《小雅•车？》与“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叹，念彼周京。”（《曹风•下泉》）中加点的“彼”在句子都处于动词之后体词之前，但是它们功能并不同，所在句子的句式也不一样：前者所在的句子是××/××结构，“彼”指是作为音节衬字衬在动词“依”之后构成相当于“依依”的形貌词，再与后面的体词性结构构成偏正关系，而后者所在的句子是×/×××结构，“彼”属远指性的指示词，它们指示跟在后面的体词，再与前面的动词“在”构成动宾关系，这种用法在《诗经》中也非常多，如“我姑酌彼金垒，维以不永怀”（《》），“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等。要对这种跟在动词后面不同的“彼”进行辨别，看有无相对应的叠音形式是检测方法之一，如有“依依”，无“浸浸”、“念念”、“酌酌”、“召召”，不过这也不是万全之法，像“泛彼柏舟”中的动词“泛”，就有相对应的叠音形式“泛泛”存在，如《楚辞》中有“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诗经》中有“泛泛杨舟，载沉载浮”，但我们并不因此将“泛彼”看作形貌词在句中充当定语修饰语，而是认为“泛”、“彼”分别均是独立的词分别充当句子动宾结构中的动词和宾语的修饰语。之所以将此处的“泛”视其为动词，是因为其后句“亦泛其流”中的“泛”是动词，前后句式呼应。所以，在考察有无相应叠音形式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具体上下文的表达来考察动词性音节在句中的句法功能从而判断“彼”的语法意义。正因为任何一判断方法都不是绝对精确的，历来对于“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泛彼柏舟，在彼河侧”句中“泛”和“彼”及句式的分析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泛”为动宾结构“泛/彼柏舟”中的动词，“彼”为指示代词，一种认为“彼”作为后衬字与“泛”结合为组合“泛彼”充当偏正结构“泛彼/柏舟”中的修饰性定语（举例出处），“泛”又作“汎”，从上下文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和依据，难断优劣。 ② “彼”衬在单音节后的如： 1） 彼美孟姜。（《郑风•有女同车》）彼美淑姬。（《陈风•东门之池》） 2） 彼姝者子。（《齐风•东方之日》又《鄘风•干旄》）彼苍者天。（《秦风•黄鸟》）一般情况下，前衬“彼”只与单音形容词结合，与后衬字彼字形貌词一样，带前衬字“彼”的形貌词一般处在《诗经》四字句中的前两个的位置充当定语。在充当定语时，它要么直接修饰双音节中心语，如例1），要么与“者”结合修饰单音节中心语，如例2）。很多人对这两种情况下“彼”的理解有不同意见。如对于例1）中的“彼美庄姜”、“彼美淑姬”，朱广祁认为应理解为“那个美丽的庄姜、淑姬”，彼是远指代词修饰中心语庄姜、淑姬 。而本文则认为例1）中“彼美”属于衬字形貌词，修饰后面的双音词庄姜、淑姬。淑姬、庄姜为专有名词，一般情况下，上古汉语单音形容词是不能直接修饰专有名词或双音词的，只有形貌词才能直接修饰（下文3.2.？还将详述），所以我们将句子作出了“彼美/孟姜”、“彼美/淑姬”的划分；同样，对于例2）中的“彼姝者子”、“彼苍者天”，赵金铭认为应理解为“彼/姝者/子”、“彼/苍者/天”，“姝者”、“苍者”是转指的名词性修饰成分分别作“子”、“天”的定语，“彼”作远指性代词 。而本文则认为句子应按“彼姝者/子”、“彼苍者/天”来划分，这是形貌词修饰单音名词的一种典型格式（下文3.2.？将详述），类似于“皇皇者华”（《小雅•皇皇者华》）、“有卷者阿”（《大雅•卷阿》，“彼姝”、“彼苍”是带衬字“彼”的形貌词。（3）其×和×其： “其”可衬在单音节×前或×后，形成类似于重言的形貌词，与其组合的单音节大都带形容词性，也有少数不是： 1）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静女其栾，贻我彤管。（《邶风•静女》） 2）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卫风•氓》） 3）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大雅皇矣》）例1）中“姝”，《毛传》：“美色也”，王先谦《集疏》曰：“《韩》说曰：姝姝然，美也”，用具有描绘色彩的叠音形式对其进行解释，《通释》曰：“其姝、其栾，皆状其美好之貌”，更鲜明地指出“其×”的形貌色彩；例2）中“咥”本为动词，意为大笑，《毛传》：“咥咥然笑”，将其视为叠音词训释，“咥”与“其”结合对大笑这种动作情态进行具体描述；例3）王引之《经义述闻》提到：“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辞”，并引以《小雅•出车》“杨柳依依”证之，可见“兵盛貌“并不是“依”之意，而是“依依”或“依其”之意。对于此类带衬字“其”的形貌词，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指出，“‘其’为‘状事之词’…有先言其事而后言其状者，若‘击鼓其瞠’‘雨雪其雱’‘零雨其濛’是也。…有先言其状后言其事者，若…‘凄其以风’”（会次）。如上文我们所说，起状事形容作用的实际上并不是其字本身而是其与别的音节构成的似重言的双音衬字结构，但王引之对这种衬字结构特性的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以“其”字作前衬和后衬的形貌词“×其”和“其×”语义上具有统一性，均是对具体态貌的描绘，但它们的语法功能却有一定差异。“其×”只能充当谓语，如：“北风其凉，雨雪其雱”（《邶风•北风》）、“硕人其颀”（《卫风•硕人》），而“×其”只能充当状语，如：“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大雅•韩奕》）、“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秦风•小戎》）、“翩其反矣”（《小雅•角弓》），正如王氏所说“先言其事而后言其状者”与“先言其状后言其事者”（会次），“其×”和“×其”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几乎不作定语 。同样，作为衬字形成形貌词并不是“其”在上古汉语中的唯一用法，所以应该注意区分在形式上无差别而在性质上不同质的其它情况。看是否有相应的叠音形式是验证方法之一，但同时也应辅以其他方式以助准确判断。带前衬字的形貌词“其+×”结构常在谓语位置，即在《诗经》四字句中的后两字，应该注意分辨以下不同情况： 1） 温温其恭。（《小雅•宾之初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周颂•载上草下役右边》） 2） 言采其蕨…言采其薇。（《召南•草虫》）若句中前两字是重言形貌词或其他带衬字的形貌词结构而不是体词性结构，如例1）中各句，则之后的“其”并不是衬字，而是表特指的指示词，充当紧跟其后单音节的定语；若句中前两字是不带宾语的及物动词结构，如例2），则之后的“其”也不是衬字，而是作为指示性修饰语修饰其后的单音节并共同作为前面动词结构的宾语。带后衬字的形貌词“×+其”结构常在状语位置，即在《诗经》四字句中的前两个字，后两个音节应带谓词性，若后两音节为体词性，如：“出其东门，出其上繄下口阇”（《郑风•出其东门》），则“其”不是衬字而是指示词形成“出/其东门”的动宾式。（4）思×、斯× “思”、“斯”也常常衬在某些单音节上形成类似于重言的形貌词，数量比以上提到的衬字结构稍少。“思”一般衬在单音节前，如： 1）旨酒思柔。（《周颂•丝衣》） 2）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女。（《大雅•思齐》）带衬字“思”的形貌词主要作定语，也能充当谓语，不作状语。作定语如《小雅•车？》中“思栾季女逝兮”、《•泮水》中“思乐泮水”、《•》中“思文后稷”，作谓语如《周颂•丝衣》中“旨酒思柔”。 “斯”可衬在单音节前或后，如： 3）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小雅•采芑》） 4） 王赫斯怒。（《大雅•皇矣》） 带前衬字“斯”的形貌词一般在句中充当谓语，如《大雅•皇矣》中“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周颂良？》中“其镈斯赵”；带后衬字“斯”的形貌词很少，在《诗经》中只发现两例，一般在句中充当谓语，除例4）外，还有《大雅•召旻》中“赙（三点水旁）斯害矣”一例。 1.3.2 带词尾的多音形貌词先秦“若、而、如、然、焉、言”放在单音节后面，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具有明确确定形貌词词性的语法意义。这种用法在先秦典籍中很普遍，如： a.×+若: 沃若、婉若； b.×+而: 顺而、舒而； c.×+如: 赫如、褎如； d.×+尔: 莞尔、燕尔； e.×+然: 宛然、賁然； f.×+焉: 怒焉、潸焉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有一类字必须肯定是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那就是‘如、若、尔、而、然’”，他举的诗骚中的例子有：“褒如充耳”《邶风•旄邱》，“其叶沃若”（《卫风•氓》），“颀而长兮”（《齐风•猗嗟》），“惠然肯来”（《邶风•终风》）（举一些楚辞的例子），词尾是构词法方面的内部形态的概念，说它们是词尾就意味着它们附加在其他语言单位之上会形成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新词，它们和与其结合的语言单位在新形成的词中都作为词素存在。但王先生又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将“宴尔新昏”、“潸焉出涕”看作“宴”、“潸”单字绘景（出处），以为绘景词“宴”、“潸”分别在“尔”、“焉”的前面，这又分明把它们看作了两个词。实际上，“宴”、“潸”自身并不能绘景，整个结构所谓的绘景效果是“尔”、“焉”赋予并在整个词“宴尔”、“潸焉”中体现出来的。以上这些字和上节我们考察的衬字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它们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其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凑足音节，而是具有明晰确定和标明形貌词词性的语法意义，它们不仅可以和单音节结合形成形貌词，也能跟多音形貌词结合标明形貌词，与它们结合的多音节一般都是形貌词，与它们结合后其形貌词词性得到明确标明，与它们结合的单音节语素特性各异，有带形容词性的也有其他词性的，在与它们结合后，形容词性的从性质的说明走向状态的描述，更加生动形象，非形容词性的则发生了词汇和语法意义的双重改变，具有了鲜明的形貌色彩。因此，我们将“若、而、如、然、焉、言”称为形貌词词尾，将以它们作为词尾的词称为带词尾的多音形貌词。这几个字在上古具有语音联系，如“如”、“若”、“而”、“尔”、“然”均为日母字，“如”、“若”分属鱼、铎二韵部，可以对转，“而”、“尔”分属之、脂二韵部，可以旁转，“然”、“焉”同属元韵部。王力先生认为它们是 “一个词的变形”（《汉语史稿》），应属于同源词尾。基于这些作为形貌词词尾的字紧密的语音联系，对于这些词尾和上节我们所讨论的衬字关系，本文暂且作出一个称为“转化论”的推测：以凑词为目的的音节衬字本身独立性差而附着性、辅助性强，由于经常附在某些单音节的前面或后面，和这些单音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附着性越来越强，很自然和容易“被附加上”或者说被认为和某种语法意义或词汇意义“相结合”，从信息论的观念来看，就是结构中所潜在的信息容易以它为载体而表达出来，所以，有些音节助字就逐渐分化出来并转化有语法意义的词尾，与其附着的单音节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因为衬字和词尾有一种转化关系存在，所以对它们性质的判断往往存在两可之辞，如对衬字持“词尾说”的王力认为上节我们所说的作为音节助字的衬字作表明形貌词词性的词缀，单是又说：“以上所述各字算不算词头、词尾，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也像语气词，即使算是词头、词尾，它们在后代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基于这种设想，我们将带衬字和词尾的形貌词放在一个部分来讨论，将它们合称为附加式形貌词。通过考察这些带词尾的多音形貌词，我们发现它们主要在句中充当谓语或状语，少数可以充当定语：带词尾 “然”、“而”、“焉”的形貌词多作状语，如“賁然来思”（《小雅•白驹》）、“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楚辞》）；“惠而好我”（《邶风•北风》）、“铤而走险”（《左传•文公十七年》）； “潸焉出涕”（《小雅•大东》）、“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荀子•议兵》）；有时也充当谓语，如《庄子•知北游》中“昔者吾昭然，近日吾昧然”、陶渊明诗中“静言孔念，中心怅而”。带词尾“如”的形貌词多做谓语，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周易•屯上六》）、“色，勃如也，足，左足右矍如也”（《论语•乡党》），有时也充当定语，如《大雅•蒸不要上民》中“穆如清风”、《鄘风•君子偕老》中“展如之人”。 带词尾“尔”的形貌词能作状语、谓语、定语，作状语如“子路率尔而对”（《论语•先进》）、“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作谓语如“如有所立卓尔”（《论语•子罕》）、“君子盖犹犹尔”（《礼记•檀弓上》）；作定语如“蠢尔蛮荆”（《大雅•采芑》）、“宴尔新昏”（《邶风•谷风》）。带词尾“若”的形貌词多作谓语，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孚颙若”（《周易•观》）。 二．多音形貌词的语义特征 ——兼谈形貌词音节重叠、繁衍、衬托、附加的意义 2.1 形貌词的语义特征本节我们将对上节提到的各种形貌词在语义方面体现出的共同特征进行叙述，并顺带探讨一下与此有关的双音化问题。 2.1.1形貌词的意义特点。我们在1.1.1中讨论过，除了拟声词之外，我们将其它的叠音AA全看作合成词。通过词素A和词AA词性、意义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词素词义和词性如何，叠音词AA都为形貌词，带描绘色彩 ，对此现象，有学者称之为A到AA的词性上的“极强衍生性”和语意上的“合成变异性”，从A到AA，任何词性都一律衍生为形貌词，词义和感情色彩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异 。由此可见，上古汉语的音节重叠不仅仅达到了当时语言环境所要求的双音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反映事物状态的一种手段，无论内部结构如何，词素性质、意义如何，叠音词AA的表达效果均如此。从历代训诂学家们对叠音形式最常用的“AA，…貌”或“AA然…”训释体例，到清代学术界“凡重言词皆形容之词”的定论，传统语言学在实际理解中已将叠音形式视为相对独立的一类词来对待，并认为状物拟情是这类词在意义上最为突出的特点（详见上文0.2.2）。因此可以说语音重叠这种语言手段产生的效果是强大的，不仅能发生由非形容词性单音到形容描述性叠音的转变，更能使叠音后的形容词的特征有别于单音形容词，在形象色彩或感情色彩方面附加或引申出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而将与单音形容词表现出的性质范畴相对的状态范畴凸显出来，它不再是对某一事物或属性的区别、概念性叙说，而是对某一场景、情态的形貌进行多重立体的主观形象烘托，反映的是一种综合意象，更增添了主观的描述和评价色彩，如： 1） 十亩之外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魏风•十亩之间》 2）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九？•卜居》例1）中，“闲闲”，《毛传》：“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集传》：“往来者自得之貌”，《十亩之间》是一首劳动诗，描写采桑人一路同伴采桑的悠闲、快乐场面，可以说，“闲闲”相对“闲”来讲，在反映人与人之间表情愉快、心情舒畅、仪态从容的情景方面更具有优势；例2）中，“昂”本表示为翘首的一个动作，“昂昂”，注释，“昂昂”相对“昂”对动作的单独说明来说，踌躇满志、气宇轩昂的意态更容易体现出来。叠音形貌词靠音节的重叠获得了状态意义，其他类型的多音形貌词也在单音节语素的基础上采取其他手段使状态层面得到凸现，连绵词依靠音节繁衍，衬字结构靠附加衬字，带词尾的结构靠附加词尾，这些手段不仅达到双音化效果，同时凸现出了结构的状态、形貌色彩。通过不同的造词方式，以上的几类形成了一个具有内部同一性的多音节形貌形式的系统，即我们所说的多音节形貌词。语法范畴一方面要以逻辑范畴为基础，一方面又要有语法形式作为他的物质外壳，在上古汉语语境中，音节重叠、音节繁衍、音节衬托、音节附加就是能反映状态范畴构成多音形貌词的几种语法形式。在下文中，我们统一用(A+X)来标记它们，A即多音形貌结构的基式——单音节字，X即在基式基础上采用的一些改变结构属性的造词手段——音节重叠、音节繁衍、音节衬托或音节附加。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形成多音节，对事物或情境的状态进行描述和说明。当然，它们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等同的，像在上面1.3.1和1.3.2中讨论过的，不同的带衬字的形貌词和带词尾的形貌词在语法分布上都有特定的分工，并不是像其他形貌词一样可以出现在任何语法位置上，不过一旦它们出现，所具有的功能就完全等同于其他形貌词，均起摹情拟态作用。词类的划分不单单以意义为标准，但同类的词总会表现出一定意义范畴的共同特征。由音节重叠、繁衍、衬托、附加等手段形成的形貌词主要凸现状态色彩，从意念上看，它与单音形容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主要用于摹情、绘景、拟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有一段话说明了这个道理：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刘勰言称的对象正是包括叠音（如灼灼、依依、杲杲、瀌瀌）、连绵（如参差、沃若）和附加式（如嘒X ）在内的形貌词——(A+X)，“状鲜”、“尽貌”、“为容”、“拟状”、“穷理”、“穷形”的叙述既是对其特性作出的朴素总结。相对于单音形容词，形貌词主要是对具体状态的描绘，而不是对某恒定的性质的说明，正如刘勰“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徘徊”之说，其义域中既包含事物状态的客观因素，也渗有人们感受的主观因素。因此，在理解和训释时就无法用客观性的判断、度量性的思维和严密的语言对形貌词进行精确的限制说明，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表达效果是通过文字的衍生和语音的延长让人在头脑中浮现出鲜明的形象和情境，所以，对形貌词意义的理解和训释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有多样性和模糊性。这种情况正体现出了多音形貌词在意义方面与单音性质形容词不一样的特征——状态范畴相对于性质范畴表现起来理所当然需要更多意会。 3.1.2 形貌词音节重叠、繁衍、衬托、附加的意义上段提到，在进行状态描述时，上古汉语往往采用多音节而不是单音节形式，它通过音节重叠、繁衍、衬托、附加等手段形成多音节形貌词来凸现状态色彩，这是汉语表达日趋生动的一种表现。语法范畴一方面要以逻辑范畴为基础，一方面又要有语法形式作为它的物质外壳，在上古汉语语境中，形貌词音节重叠、繁衍、衬托、附加就是能反映状态范畴的几种典型语法形式，用王力先生的话说，就是用比平常更繁的语言来达到生动有力的目的。在仍以单音节词为主流的汉语双音化初期，为了更容易被认同为一个整体的语言单位，双音词的产生主要诉诸语音，即造词时常常会侧重考虑语音联系，利用同音或近音音节的自然延长、重复形成双音单纯词；在此基础上逐渐从语音造词向语法造词过渡，既沿用语音造词中的重叠或部分重叠形式，又类似语法造词中同义联合，形成由同义或近义的单音词组成的重叠合成词或部分重叠（双声叠韵）合成词；最终进入语法造词阶段，即运用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虚词和词序两种方式构成合成词。多音形貌词也经历了由语音造词到语法造词的漫长阶段，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古多音形貌词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既有语音造词的产物，如衍声连绵词，也有过渡时期的产物，合成叠音词、义合连绵词、带衬字的形容词，同时也有语法造词的产物，如带词尾的形貌词。 2.3 多音形貌词的组合能力以上提到的多音形貌词的内部语义特征制约了(A+X)的组合能力，与单音形容词相比，在组合力上(A+X)呈现出以下特点：（1）(A+X)不能被程度副词修饰。 (A+X)不能被“孔、甚、绝、大”之类的程度副词修饰，这与其凸显状态范畴、具有形貌色彩有关，能否被程度修饰正可反映出性质和状态两个不同范畴之间的区别，对此我们已在引言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陈述中进行过说明（见0.1节）。(A+X)不是对恒定不变的单一事物或属性的区别、客观、概念性叙说，而是对处于变化过程和非恒常的动态序列中的某一具体、临时的场景和情态进行具体形象的烘托，它描述的事物以及事物性状的程度都是有界的，是某一特定时间和场所种的具体状态，在程度上相对静止，故(A+X)不能再在量上被修饰。单音形容词则具有时间和场所的可变性，其量的程度是有一定弹性的，它们是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的，如： 1) ？兮杳杳，孔静幽默。（《楚辞》） 2） 志？憾而不？兮，路幽昧而甚难。（《楚辞》） 3） 终逾绝险。（《小雅•正月》） 4） 无已大康。（《唐风•蟋蟀》）（2）(A+X)不能被否定词“不”修饰。 (A+X)不能被“不”修饰的原因源于它摹情拟态的语义特征。多音形貌词主要是对某种情景的进行描绘、感受和烘托，故它们并不适合被带判断色彩的否定词“不”来修饰。相对的，单音形容词主要是对事物性质进行说明，它是可以用带判断色彩的“不”进行修饰从而表示否定的： 1）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 2）视尔不臧，我思不远？（《鄘风•载驰》） 3）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楚辞》） 4）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楚辞》）（3）(A+X)不能出现在比较句式中。 (A+X)不能出现在比较句式中的道理与其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原因相同，因为(A+X)在程度上表达一个量点，是固定不可变的。而单音形容词表达的程度范围很大，容许有一定幅度的升降变化，可出现在比较句式中，如： 1）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庄子•秋水》） 2）故与人善言，暖于玉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 2.4 小节由此可见，在语义方面多音形貌词之于单音形容词的特点在于其摹情拟态性，具体表现为其描写对象存在状态的临时、具体性（而不是恒定、概括性）、描写对象性状程度上的定量性（而不是可变性），评价的主观性（而不是判断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