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2010-06-03 21: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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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一篇《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引发了大家对收入分配的再次关注。事实上，贫富差距扩大已是老话题，只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我国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世界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据世界银行公布，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之非常严峻，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在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就指出，最高收入 10% 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 倍；近年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目前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

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本应属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一个主要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其结果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首先，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以几年前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计算过，如北京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 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被称之为“现代包身工”。他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的原因，简单的答案是成本。在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元，而在这 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工资则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而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不独于出租车行业。比如在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举行一场演出竟然集资 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数百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从中，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是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虽然像上述案例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渠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超过2万亿，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比如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千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便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旅美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为中国绝大部分人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么极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对国家公产与民众利益进行盗窃和抢劫。

其次，中国的政府官员为了拉动GDP不断高涨，“崽卖爷田心不痛”，肆意糟践属于全体国民的财产，将国民公产“惠赠友邦”。比如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有记者曾问中国某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这位领导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中国某市领导的回答，虽然将中国官场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但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种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

但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长期以来，很难确切的计算中国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 20％。送出去那么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么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而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第三，中国官场一边对“友邦”直接馈赠，一边却对“家奴”冷酷与刻薄，直接压制他们的应得收益。在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五十分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南方的一个出口工厂中，许多任务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中国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不管其原因何在，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为此，有人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国际上普遍统计，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 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则为70%。所以，近日在深圳富士康频发员工跳楼事件后，老板郭台铭安抚对策之一，就是将工人工资上调30%。可令人愤慨的是，最近南方爆发日资工厂加薪工潮，中国的官方工会居然出面威胁、殴打罢工工人！

但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绝大多数老百姓应有财富外流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在经过31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就是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人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这种体制为中国的庞大人口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在数年前，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而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四分之一！撇开世银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 2007年，中国的贫困线划定在1067元。而按2008年的贫困线划定在1300元的新标准，也才勉强达到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一半，但就是一半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也由此前的4000万增加到8000万！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日前，温家宝在日本访问时回答媒体提问指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会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并强调：“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看来，温家宝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问题是，他的认识能否在体制内形成共识，在他最后两年的任期内，不说能否解决而是能否有所缓解，将中国本属于老百姓的财富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人们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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