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21:39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着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
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
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着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
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
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三）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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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 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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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世界第三经济的中国，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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