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看法

　　张明：最近美国政府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施压，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动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迫切需要通过提振净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当务之急。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80%以上，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施压的一个重要由头。

　　同时，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近来显着下降，为提高选民支持率，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拿人民币问题开刀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其次，今年6月19日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到9月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不到0.5%，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增速太慢，因此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最近两三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加快，约达到1.4%左右，这也被美国方面看作是施压成功的标志，因此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会更大。

　　《21世纪》：温家宝上周四（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表示，人民币汇率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症结所在。汇率在中美贸易关系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美方是否能凭借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关系的逆转？

　　张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常账户失衡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一国国内储蓄投资缺口，一般来说，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存在持续的逆差，这是美国的情况；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就会产生持续的顺差，这是中国的情况。温总理所说的汇率不是解决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另一方面，实际有效汇率的高估和低估也是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因素。美元汇率高估是美国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出现顺差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指责中国，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到底是储蓄投资缺口还是汇率失衡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争议很大，并无定论。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共识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持续改善经常账户，都必顺从两方面同时着手：美国方面要提高储蓄率，让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中国方面要降低储蓄率，让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21世纪》：80年代美国也曾对日元施压，美日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给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的伤害。您认为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避免汇率升值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张明：日本国内经济学界将“广场协议”和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主要归纳为两个层面：

　　首先，正是因为日本在1970与1980年代前半期的15年间一直拒绝让本币汇率升值，才有了广场协议，使得三年内日元大幅度升值50%；其次，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担心危害经济增长，从1985年起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当前如若一方面拒绝升值，另一方面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不但是没有吸取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反而是在重蹈日本覆辙……因此我们应尽快让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特别是应尽快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让本币汇率渐进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是大方向。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主动的做法，不应该让汇率问题成为外国政府施压的结果，更不应该任由美国人在这方面予取予求。对此，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做法：第一种策略是在汇改初期，采取一次性升值10%左右的幅度，之后再放开波动区间，这样能比较好地避免持续升值的压力，但对出口部门冲击较大；第二种策略是设置一个时间表，每年让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3%，限定升值的幅度，但不向市场宣示升值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在一年内陆续完成升值任务，也可能在一年中的任何时点一次性完成升值任务，从而打消市场单边升值预期，也可以给外国政府一个交代；第三种策略是公布一个时间表，把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降到3%以下，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一次性升值、渐进升值或其它方式完成这一目标。

　　否则，一旦让市场建立了以下这种预期，即外国政府一施压人民币就升值，不施压就不升值，反而容易导致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21世纪》：今年以来，出口的恢复抵消了投资的下滑，支撑了高经济增速。随着人民币汇率争端重启、贸易摩擦加剧，出口行业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对出口行业和宏观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明：升值对于出口行业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也有倒逼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出口行业只能做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是因为生产这种低端产品有钱可赚，这是汇率扭曲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从前三种策略来看，对出口行业冲击最小的是每年规定一个升值幅度，如3%，这有利于出口商在年度谈判时，把升值因素纳入到报价中，减少对出口商利润的冲击。但未来，中国肯定要改变出口导向策略，低利润率、低附加值的企业肯定会受到冲击，我们只有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应对。既想成功实现结构转型，又想出口保持原有的格局，这是很难办到的。

　　《21世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遵循怎样的目标和路径？利率改革与汇率改革应把握怎样的节奏和先后顺序？

　　张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增强弹性，这意味着央行应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向。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双向波动；另一方面，央行外汇储备增速应有显着下降，这表示央行干预程度在下降。

　　利率改革比汇率改革要难得多。利率市场化改革，会损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利益，因为他们是最大的贷款者；也会损害商业银行的利益，因为意味着利差的缩小。在中国目前状况下，利率改革谈何容易。所以很多人说汇率不能动，要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再动，是非常不现实的。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我们只能期望两者同步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汇率改革有可能反过来促进利率改革。

　　《21世纪》：通胀和经济下滑风险正考验着宏观决策。您如何看待未来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

　　张明：我认为短期内通胀风险不大。根据我们的估计，CPI同比增速会在9月份触底，之后通货膨胀率会下滑，今年全年通胀率不会太高。我们担心的是中期的通胀风险，特别是明年下半年后，如果全球经济能够恢复较快增长，同时国内通胀压力加剧，CPI会上升得非常快。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显着下调，未来比较适合的增长率是7%-8%左右。如果非要坚持9%-10%的增长率，就意味着必须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会加大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因此，我认为未来GDP增长数量应让位于增长质量，中国政府应该让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从根源上防范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

　　当前我们看到政府对信贷方面的控制越来越强，特别是今年下半年，对商业银行的表外贷款进行了限制；但也要看到，负实际存款利率和偏低的实际贷款利率仍然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老百姓始终有很强的通胀预期，资产价格有很强的上涨压力。因此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光要动贷款，还要动利率，数量和价格两方面都要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