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民主的障碍在哪里(南方都市报 20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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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障碍在哪里
2007-11-03 09:16:33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知道分子 之邵建专栏
网易近日转载北京日报《读报告,谈民主》的专家文章,认为今天的执政体制“绝非昔日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可比’”。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当然搞民主。然而,民主的口号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就开始谈,屈指数来,今天已是第90周年。90年过去,民主依然还是一个鼓动人心的口号,依然还在谈,这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那么,今天如果不是谈民主而是实践民主,障碍在哪里?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许多报刊文章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文化素质低。”这果然是中国民主迟难推进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不过这种论调其来有自,不妨从历史的角度作一剖析。
回顾20世纪早期的北洋时代,这是整个亚细亚第一个实行了英美议会制度的时代,面对本土议会实践中的种种弊病,鲁迅很生气:“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对国民素质的失望,转而导致对议会制度的否定。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当然,时人也有不认同鲁迅的观点,认为共和制度本身就能造就好公民。民主是立地可行的,无需等到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之后。这样的观点,却遭到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张尉慈的反对,他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对此,张颇不以为然,声称“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张鲁看法一致,都认为民治制度须以国民文化素质为基础。这种“素质论”便由那时开启,一直沿袭到今天。
不过,即使那个时代,也有反对张鲁观点的声音,比如胡适。实在地说,张上述所指出的观点其实就是胡适的观点。在制度论和素质论的排序中,胡适认为制度优先,因为制度本身就有培育公民素质的能力。胡适和张的商榷中,紧紧围绕“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而展开。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胡适甚至列举了他在美国留学的例子,因为不懂大选,胡适现场请教投票选民。“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这就是胡适的经验。民治作为制度,“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同上)。因此,胡适的结论是,“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
在胡适、鲁迅、张尉慈等人的看法中,我们今天无疑应该认同胡适的看法。胡适的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与其高头讲章谈民主,不如立即去做。民主就像游泳一样,只能在游泳中学会。如果一件事所需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马上去做。所谓从“幼稚园”下手,就是从民主的最起码处开始。民主的时间表已经耽误了近一个世纪,没有任何理由再延宕。素质论的要害在于它把民主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其实阻碍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原因。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1103024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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