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学者自古以来都反对“以德报怨”

    何以报怨？古籍所载主要三种:即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不可取，而对“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的理解、解释、取舍，有同有异。本文试作初步分析。

    恩怨情仇是人生中难以逃脱的纠葛，若人人相爱，则天下其乐融融，但结仇结怨的情形却并非少见，如何处理已发生的“怨”呢？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概括，主要有三种:“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

以怨报怨

《礼记·表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说文》说:“怨，恚也”，“恚，恨也”。“以怨报怨”就是以怨恨来回报怨恨，亦即世俗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人们都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仇怨并不会因报复而减少，反而越积越深，害己害人，后患无穷。虽然《礼记》认为“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但古人大多仍取否定态度。

以德报怨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这句话见于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故很多人认为是老子提出的，理解为老子或道家的主张。现代有学者经研究证明《道德经》中存在错简，此说并非老子原意。

“以德报怨”也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德”，恩惠的意思。“以德报怨”的原义即是以恩惠回报怨恨。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实质上是对“以德报怨”的否定。《论语注疏》:“此章论酬恩报怨之法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者， 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问。孔子曰:‘以恩德报仇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者，孔子答言，若报怨既用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者，既不许或人以德报怨，故陈其正法，言当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也。”

自此以后，古代学者大多同意孔子的见解，不赞成“以德报怨”。如《论语集注》:“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德，谓恩惠也。言于其所怨既以德报之矣，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二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朱熹:《论语集注》)

根据上文可见，传统儒家学者是反对“以德报怨”的，其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认为这种做法不“诚”。缺乏原则性，具有目的性，并非发自内心。“宽身之仁”，郑玄注:“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怒，非礼之正也。”孔颖达:“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都认为“以德报怨”缺乏原则性，是一种滥施感情的行为。为了苟息怨祸的“德”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不可谓真正之“德”；也不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的原则，“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第二，认为是“取怨之道”，对社会形成不良影响。对待怨恨、仇怨时应以率直、坦诚、理性的精神予以回报，或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皇侃说:“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他认为“以德报怨”是种对社会的不良导向，表示反对。

第三，认为“以德报怨”的背后实质上是私欲在作祟，朱熹曾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明确的说，“以德报怨，亦是私”。

第四，认为“以德报怨”陈义过高，事实上难以实行。朱熹的弟子亚夫问学于朱熹，问到《论语》中“以德报怨”之处，朱熹的回答是:“‘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无一件可以报德。譬如人以千金与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当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与之，却是何理？视与千金更无轻重，断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报怨

《论语？宪问》中我们看到，孔子不仅反对“以德报怨”，而且还明确提出“以直报怨”的观点。所谓“直”，《说文》:“直，正见也。从∟，从十，从目。”“正见”，就是正视、直视。孔子还曾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样看来“以直报怨”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其基础在于儒家的“直道”。

然而，这种“直道”的内涵，却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乞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

孔子“直道”的这种“实诚”特征，在另一则材料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立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看来，孔子是不赞成直躬的行为的。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似乎有害“直道”，但清人程瑶田却给了很好的解释。

他说:“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也。”这就是说，“出于其心之诚”，甚至不掩饰私心，也属于“直道”的表现。这种直，当然与“实诚”有联系，它以率直为其特征。

“直躬”的故事也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这就是说，“孝”并非要一意曲从、是非不分，而是要明白何为大义，以“信”为前提，在父母未为不善时，力谏；父母已为不善时，勇于自己承担。父亲做了坏事甚至犯了法，儿子出于“直”要指证父亲，但儿子要遵守孝道，出于“孝”要替父亲承担责任。这是法家对“直”的人格要求。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孔子的“直道”是以实诚率直为特征，而法家的直道是以信义公正为特征。孔子的“以直报怨”是指率性而为，以不违背自己的本意为原则。但孔子的观点，却被后代许多经学家所误解，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言曰:“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也。”又引包咸言曰:“诬枉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人以正直立身，所以对待情感也应当以正直的态度处置，这马融、包咸、何晏等所理解的“直”。

朱熹《四书集注》也说:“直道，无私曲也。”“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那就是说，一方面要“善其善”，另一方面则要“恶其恶”。对待仇怨，要“恶其恶”，要用不偏不倚、正直无私的态度去响应。

朱熹《论语或问》还说:“或问:‘以德报怨，亦可谓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许何哉？’曰:‘德有大小，皆所当报，而怨则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圣人之教，使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当报则报，不当则止，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然而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朱熹对“以直报怨”理解与解释，体现出明辨是非、大公无私的公平、公正的原则。这种解释，与孔子的初始意义相去甚远，而与法家的观点若合符节。

同样，佛家就此所作的解释，也有微妙的变化，“以直报怨”变成了“以直忘怨”。明代智旭大师说:“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怨’宜忘，故报之以‘直’，谓不见有‘怨’也；‘德’不可忘，故报之以‘德’，谓知恩报恩也。”他所理解的“以直报怨”重在怨亲平等，直心而忘怨，泯灭恩仇，它包含了“坐忘”的禅理禅意，体现了“平等”的观念。

总之，古人对“以怨报怨”多取否定态度，而对“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理解、解释、取舍，有同有异。这些现象，固然反映出文献理解的正误，但同时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普适性。了解这些，不仅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今人处事、处世，具有借鉴意义。